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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沽芹红史迹述考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孙建中 参加讨论

    关于天津与《红楼梦》及曹雪芹的联系,不少红学专家特别是长期寓居津门或关心乡邦文献的天津籍学者曾从不同角度作过探讨。笔者受到这些师友研究成果的启发,深觉有进一步挖掘那些资料线索及爬梳、整理有关芹红史料的必要。记得早些年,以收藏红学资料著称的徐恭时老先生曾对曹雪芹的一件文物进行寻踪索迹,结果寻到了居于津门的何遂,收藏有与曹雪芹相关的文物,当时草拟一短文,发表在1984年10月25日《今晚报》副刊上,题目就叫《雪芹文物津门迹》,可以覆按。然时隔经年,未见引起红学界的留意追寻。
    自然,雪芹文物或与《红楼梦》文本无涉,这且按下不表;但还有一条很重要的线索,应该说与《红楼梦》本身是有联系的。程甲本的刊刻者程伟元,早先人们误认为他仅是一介书商,觉得其事迹不足考论。自从文雷先生首次披露了他的相关材料以来①,人们才对他有了重新认识和评价,并对他的踪迹、交游继续探考。笔者注意到程伟元的友人孙锡有《赠程小泉诗》,其末联云“寄语直沽车下客,好将佳话续题襟”,这就是说,程伟元晚年曾客居津沽。回检厉鹗《樊谢山房集》,发现厉鹗提及许多与津沽水西庄有密切关系的材料。按,水西庄乃天津著名的私家园林,为清代盐商巨富查日乾、查为仁父子所建。他们“贾而好儒”,并喜结交名流,尝有文人学士雅集,互有诗文唱酬。水西庄名噪当时,查氏一门在京滓又颇具影响,以至乾隆皇帝在南巡时曾先后四次驻跸此处,并赐名“芥园”。今御碑虽毁,但其“文盛”,如前所述,除了厉鹗,还有大批著名的文人、画家亦慕名而来,“名流宴咏,殆无虚日”,一时成为天津的文化艺术中心。如果我们能进一步挖掘程伟元在津沽文化活动的线索,比如他作为一个能联“题襟”之续,能诗会画的文人,与津门水西庄文人交往中都做了什么?是不是谈到了《红楼梦》?水西庄的文化对他及有关红学的雅事有怎样的评价等等,或从孙锡等与程伟元有交往的文人作品中觅得相关的红学史料,对于《红楼梦》特别是后40回有关问题的研究,或可展开新的一页。
    上面谈到的还仅是与程刻本有关的关键人物程伟元,其实与脂钞甲戌本有瓜葛的重要人物刘铨福,也在津沽史料中略露端倪。目前国内红学界进行的有关脂本、程本孰先孰后的争论,因对《枣窗闲笔》、《春柳堂诗稿》、《绿烟琐窗集》等清人诗文、笔记中涉及到的红学资料有不同看法,有些问题双方各执一词,很难深入讨论下去。从争论双方的逻辑归宿来说,笔者倾向于脂本在前的结论,但我觉得应该从多角度来考虑问题,不要在现有的材料上兜圈子,最好从逻辑论证转向实证的发掘、考辨,靠新材料说话。比如樊彬这个人物,久住天津,他与收藏甲戌本的刘铨福有姻亲之谊。刘铨福有四位姊妹,二妹嫁吴福年,吴系清同治朝探花,杭州人,有传记材料覆按。三妹嫁乔松年,四妹嫁黄彭年,这两个人的史料就更多了。至于樊彬,娶的当是其大姐。铨福有《砖祖斋诗钞》(有人已整理发表在《文史资料》1986年第3期上),此乃樊彬集铨福唱和诗汇刻的,其小序末记“同治十年岁在辛未正月二十日,姻愚弟天津樊彬文卿识于香炉营寓室,时年七十有六”字样。据此,可觅得线索,刘铨福与天津有关系,而且从《砖祖斋诗钞》本身内容看,刘铨福也到过天津,即住在樊彬家。值得注意的是,清季直隶三大著名藏书家与金石艺术收藏家,其中就包括刘铨福与樊彬两人,而这两人又有姻亲关系。我们知道,刘铨福是很看重甲戌本的,且有题跋五则。再结合当时《红楼梦》争相传钞的情况,作为同是著名收藏家的樊彬,又与刘铨福是那样的关系,岂有不“通气”之理?我个人以为樊彬一定会有记载的。查《中国美术家名人辞典》,收录此人,然语焉不详。天津方志亦收载了这位乡贤,惜未涉及他与小说方面的联系。这倒可以理解,《四库全书》不录小说、戏曲,则地方志亦循此钦定条律;但樊彬的著作还是不少的,据《中国丛书综录》,尚有《燕都杂咏》、《历代旧闻》、《康熙嘉话》、《都门琐记》、《津门小令》等,这些书北京一些较大图书馆有收藏,天津也有一些,如果花些精力检索一下,一些与刘铨福有关的红学史料应该能再挖掘出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探讨脂程版本的先后问题,就有了更坚实的材料。
    前面谈及天津水西庄文化现象,其实,不仅与程伟元、刘铨福这些红学版本人物有联系,而且水西庄本身的“景观”与《红楼梦》也能寻找很多的相似点。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曾写过《藕香名榭在津门》一文,谈到水西庄也有个叫“藕香榭”的名胜,引起了天津红桥区从事地方史志研究的同志注意。有人将《红楼梦》中大观园轩馆的名称与水西庄清代景观进行了比较,如大观园有“拢翠庵”,水西庄就有“揽翠轩”;大观园有“西帆偻”,水西庄就有“数帆台”;大观园有“秋爽斋”,水西庄就有“秋白斋”;大观园有“芦雪庵”,水西庄就有“秋雪庵”;大观园有“逗蜂轩”,水西庄就有“来蝶亭”;大观园有“蓼风轩”,水西庄就有“蓼花洲”等等。[2]特别是还有一些匾额,也颇有相似者,如元妃省亲时提笔命名了“梨花春雨”,水西庄就有“一梨春雨”等,而且大观园面积也与水西庄差不多。当然,笔者并不完全同意天津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同志认为水西庄就是大观园的观点,因为中国园林文化中,园名相似或全同者是很多的,至于还有人认为大观园是“随园”,或是“恭王府”,或是“圆明园”等,也并不符合曹雪芹创作的实际。作为天津人,笔者也并不因为水西庄不是大观园就感到遗憾。因为大观园只能在《红楼梦》中,谁要是认为找不到“大观园”而遗憾,那就真有点像鲁迅当年批评的那样,应该“幻灭”了。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水西庄的这种“景观”现象是不是对曹雪芹创作有过启发?目前虽还没有直接文字材料证明曹雪芹到过天津,但水西庄查家与曹家及其亲属李士桢、李煦因盐务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还是有史料可查的。如著名诗人赵执信,正是曹寅、李煦从水西庄聘往苏州的。曹寅乃清代文化名人,雪芹祖父,因此,即使曹雪芹未去过水西庄,恐怕也会从先人那里得到很多信息。而且,曹雪芹经过了“繁华旧梦”后,从南京迁往北京途中在天津水西庄羁留,这种可能性也不是一点没有。津沽的红学史料中周汝昌先生就记载过这样一件查氏后人的口述:“曹家获罪后,雪芹年龄很小,曾寄居查家避难。雪芹的才学、手笔,高出流辈,因此给查家做过文牍一类的事务。雪芹后有一侧室,就是查家某女而嫁与他的。”[3]对这种传闻,当然不一定作为信史,但如果我们联系水西庄与《红楼梦》的全面关系看待这个问题,是能得到一些有益启示的。比如除了大观园与水西庄景观名称的近似。还有查家诗集《春日即事》中有“虚怜玉貌抛残粉,拒惜香魂葬落红”与“黛玉葬花”是否有关?又如“黛玉焚稿”,《查继佐年谱》中也有查氏女诗人临终焚稿记载:“太淑人熟精文选,工诗古文词……疾亟时,自以为风雅流传,非女子所宜,悉焚弃之。”特别是《红楼梦》中写了“金陵十二钗”,水西庄查继佐家也“买美环十二”,《红楼梦》中结的诗社有“菊花诗社”,其中的很多诗句与水西庄“菊花诗”颇近似,这一切真的都是偶然的巧合么?还有《红楼梦》中写了元妃省亲,脂批及红学家一般认为是“借省亲事写南巡”,殊不知孝贤皇后曾有巡幸水西庄之举,脂批直接点明“元妃”身份的,是庚辰本旁侧朱批:“文忠公之嬷”(16回),按,“文忠公”是乾隆时大学士、一等公傅恒、乾隆皇后的弟弟,其家大小姐自然是傅恒之姐——乾隆帝的孝贤纯皇后。这一点,《随园诗话》舒敦批语中也提到:“乾隆五十六、七年,见有钞本《红楼梦》一书,或云指明珠家,或云指傅恒家”,殆非偶然。[4]如果我们再联系史料,乾隆十三年二月初,帝后乘船顺运河东巡,途中路过水西庄,遂有巡幸之举。回京途中,孝贤皇后意外死亡。这样,我们说“孝贤皇后”或为“元妃”的原型,当不至于是完全捕风捉影罢。
    至于说到从天津文献资料中觅得《红楼梦》其他方面的影响,研究实绩也不少。例如我市青年红学家赵建忠研究《红楼梦》续书,他从清季津门诗人梅成栋文集中发现了署名“铁峰夫人”的续书《红搂觉梦》及相关的张船山新材料,并写成文章,在1995年2期《红楼梦学刊》上发表。这是一项新发现.从前在一粟所编的《红楼梦书录》等红学工具书中,关于这部续书及作者向未著录,这也可以说是补了红学续书方面之缺漏。而且,梅成栋是张船山入门弟子,关于张船山这个人,我们知道他与高鹗的联系是有史料可稽考的。尽管我们不能认定他的四妹张筠嫁高鹗,但他们确系“同年”,倘能进一步由此挖掘,或许最终能解决《红楼梦》后40回的作者问题,亦未可知。可见,有关芹红史料,我们还是能觅到线索,有进行挖掘的可能性的。笔者孤陋寡闻,仅是对与天津有关的芹红线索略作考索,而且也仅仅是抛砖引玉,诚望天津的红学家及海内外天津籍学者,多关心乡邦文献,以期在更大的范围内,将某些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倘能如此,本文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注:
    [1]参见文雷:《程伟元与红楼梦》,载《文物》,1976(10)。
    [2][3][4]俱见《天津文史》1997年8辑(总第20期)。关于[2][4]注大观园与水西庄的联系,可参见该辑韩吉辰文章:
    《水西庄与大观园探源》;注[3],可参见该辑周汝昌文章:《水西庄查家与曹雪芹》。
    原载:《天津师大学报》2000年第4期
    
    原载:《天津师大学报》2000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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