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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个金风送爽的季节，11月7日至11日，5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青年红楼梦研究者欢聚在风景美丽的文化名城——金华，参加本世纪最后一次红学盛会。在山青水秀的望湖度假村，旧朋新友他乡遇知音，一见面，就热烈交谈起来。是《红楼梦》这条红线，把几十颗年轻的心牵连在一起；是伟大的曹雪芹，为五湖四海的红友们聚首提供了契机，这是每个红学研究者一进入会场就感受到的气氛。 一 此次会议是由浙江师范大学与中国红学会、《红楼梦学刊》编辑部经过精心策划联合举办的，这是继98年在天津师范大学召开的首届全国中青年红学会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中国红学会领导、著名红学家冯其庸、李希凡、蔡义江、刘世德、张锦池、杜景华出席了开幕式。为中青年助兴、参加开幕式的还有知名的红学专家梅节、薛瑞生、周思源等；《文学评论》杂志社副社长张国星也应邀出席。开幕式由浙江师大副校长、青年红学家梅新林与中国红学会秘书长、青年红学家张庆善主持。 在愉快的气氛中，浙江师大校长徐辉博士致欢迎词，他代表学校对冯其庸、李希凡等老一辈红学家、对中青年红学研究者的到来表示欢迎!接着，中国红学会会长冯其庸致词，冯先生阐述了这次金华召开的全国中青年红学盛会的意义，认为在世纪之交，培养红学新人已是刻不容缓，这关系到红学研究在下个世纪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因此，中国红学会应该有战略眼光，通过多种形式(如在天津、金华召开的以中青年为主体的红学会议)，推出红学新人，发现人才，把我们的红学事业推向21世纪。中国红学会副会长李希凡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国红学会秘书长张庆善向代表们介绍了此次中青年会议的筹备情况及本次会议确定的主题，他代表学会秘书处对主办单位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首届全国中青年红学研讨会发起单位的代表赵建忠，代表天津师范大学及天津市红楼梦文化研究会向本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祝愿这次大会开得更成功!与会代表们感到鼓舞的是：中青年红学会议的火炬从天津传到金华，相信今后还要传遍祖国各地，我们的红学事业后继有人，大有前途。红学的希望寄托在中青年身上! 二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在面向21世纪的时刻，红学研究如何将文献、文本、文化研究三者之间相互融通和创新。这个主题以极大的包容性吸引了与会的代表。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中国红学会副会长、著名红学家刘世德在当天上午的发言中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希望中青年学者在红学研究中不要“一切从零开始”，要在红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前进。第二、希望能在大学里开设“红学概论”的课程，内容是介绍红学界已有的学术成果，讲义可以公开出版，面向广大读者。内容应当是客观的、公正的，所讲的结论应当是绝大多数专家学者公认的。第三、《红楼梦》版本研究的目的，不在于比勘一字一句的异同，那是一种机械的技术性的劳动。目的应是为了研究曹雪芹的创作过程，包括他的创作构思的种种变化。现存的十种以上的《红楼梦》早期钞本为这种研究提供了方便条件，这一点是其他古代小说无法比拟的，希望珍惜、利用这笔财富。浙江籍学者、中国红学会副会长、著名红学家蔡义江，向中青年代表谈了自己来参加这次会议的感受。蔡先生说，这次到金华来，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蔡先生曾在杭州大学任教，这次见到了很多老朋友，很亲切，很高兴。他在发言中谈到：改革开放，社会发展很快，但《红楼梦》这部伟大经典作品研究的发展，似与社会发展不大和谐，所以还要加强研究。他希望中青年一方面要重视前辈的研究经验；另一方面，更要解放思想，不要受权威人士的限制，才能突破前贤，不断取得新的红学研究成果。中国红学会副会长、著名红学家张锦池希望中青年红学研究者要出新成果，但又不要刻意求“新”，应以平常人的平常心去研究红学，在看似平凡的文章中显出不平凡来，这才是真功夫。张先生明确表示不同意红学有旧红学与新红学的划分，他认为应分为三大学派，即索隐派、考据派、批评派。张先生还指出：《红楼梦》是写心灵的艺术，在研究中应做到“三通”，即通向文献、通向理论、通向人生，并将三者贯通，才能更好地理解曹雪芹的这部巨著。著名红学家周思源提出：为了使《红楼梦》进一步走向世界，在21世纪初期的红学应进行“三大战役”。第一，编一部(多卷本)《红楼梦与曹雪芹资料汇编》；第二，编一部(多卷本)《红学论争症结与资料汇编》；第三，编一部雅俗共赏的《红楼梦入门》。 来自香港的著名红学家梅节先生兴致勃勃地与大陆学者进行了交流，他不仅向大会提交了一篇专谈版本的论文“评刘广定先生《红楼梦钞本钞成年代考》——兼谈《红楼梦》版本研究中的讳字问题”，还即兴发表了题为“《红楼梦》与东西文明冲突”的精彩讲演。梅节先生谈到：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肯宁顿提出了“世界文明冲突论”，即东西文明的冲突。对这场文明冲突，肯宁顿对西方文明不抱乐观态度，他认为东方文明拥有人口优势，因具有悠久灿烂的文化更具凝固力。肯宁顿很羡慕中国，认为这个伟大的国家正是靠深厚的文化凝聚了她的人民。梅节先生进一步指出，肯宁顿的“文明冲突论”，让我们看到了文化的重要。我们即将进入21世纪，作为反映我国文化综合成就的作品《红楼梦》，在这场文明冲突中的作用是什么，这是留给每位红学研究者应该认真思考的课题。 老一辈红学家们的精彩发言，使中青年研究者深受启发，大家有一个共同感受，这就是：红学的发展，离不开前辈的关心和指导。“落花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接着，几位中青年代表走上讲坛。首先发言的是浙江师大副校长梅新林教授。他的学术专著《红楼梦哲学精神》颇受红学界瞩目，已是一位很有成就的青年红学专家，为筹办此次会议，他更是竭尽心力。在身兼行政职务、公务冗杂的情况下，他不仅把会务安排得井井有条，而且在百忙之中还向大会提交了两篇高水平的论文。其中第一篇《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世纪之交红学研究的转型与前瞻》，作为大会发言。梅教授谈到：在红学研究中，仅仅停留于文本研究或文献研究都是远远不够的，在从文献研究回归于文本研究的同时，还必须超越文本研究而指向文化研究。而三者的关系是：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文本研究为轴心，以文化研究为指归，在回归文本研究中寻求以上三者的融通和创新，从而真正消除曹学与红学的分野，打破外学与内学的樊篱。为此，红学界同仁应该站到如何主动适应和推动21世纪红学研究转型、努力构建21世纪红学研究新格局的战略高度，密切合作，共同致力于这方面课题的研究。梅教授提交的另一篇论文是《旋转舞台的神奇效应——<红楼梦>的宴会描写及其文化审视》。文中提到：《红楼梦》中的“宴会”如同许多西方名著中的“舞会”一样，在小说中发挥着十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作为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宴会描写以及“宴会链”的精心设计具有“旋转舞台”的神奇效应，既动态性地直观于读者面前，又蕴含着深层的象征意义，通过双向交流与文化积淀，可以让读者充分领悟其中的神奇魅力。来自汕头大学的陈维昭副教授也阐述了自己对文献、文本、文化三者在红学研究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看法，他认为：20世纪的红学依然处于模仿的阶段。为了超越模仿，我们必须选择有效的中介，从《红楼梦》本身归纳、概括、抽象出一套规则、范畴。这些规则、范畴植根于中华文化土壤之中。因此，把握《红楼梦》与中国的价值思维传统、文章学传统的关系，是实现红学的创造性建构的第一步。而20世纪人类所创造的最有价值的理论应该成为《红楼梦》研究者的知识背景，融汇在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之中。现在的问题不是文献、文本、文化研究三者是否应该融通的问题，也不是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应该如何进行创造性建构的问题。为此，我们必须在今天的知识背景下建构《红楼梦》与中国传统的联系。安徽师大中文系副教授俞晓红做了题为《21世纪红学新路径：<红楼梦>接受史研究》的发言，她认为：“三文”融通的研究方法，不同程度存在于20世纪的红学历程，只是没有自觉形成方法沦的理论构架。面临21世纪，学者们呼唤观念和方法的更新。引进现代化阐释学和现象学的理论方法，以历史和现实读者为中心，引进《红楼梦》文本的接受史，不妨视作“三文”融通与创新的路径之一。《红楼梦》接受史研究的完整过程应有两个基本环节：文献学意义上接受史料的系统整理，批评学意义上的接受历程的现代理论阐释。《红楼梦》接受史研究，可以在三个层面上展开：效果史、阐释史、影响史，研究《红楼梦》接受史，势必要将文献、文本、文化诸多融合起来进行。 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胡绍棠教授作了题为《摆脱新红学的羁绊》的发言，他认为：新红学的观点及其思维论证方式，几乎影响着一代红楼学人。从1954年至今的半个世纪，《红楼梦》研究曲折坎坷，众多学者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但是从总体看，《红楼梦》研究仍然没有摆脱新红学派的影响。研究的内容、领域和思维论证方法却依然囿于新红学的樊篱而很少突破。相当大量的研究文章讨论的问题依然是家世、版本、脂批、成书过程等，方法上则依然是搜寻史料，助证己说。许多是在新红学所划定的研究领域或者说怪圈中徘徊。面对新世纪的红学，应该有一个新面貌，而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摆脱新红学的羁绊。 三 为了更好地利用宝贵的会议时间，使代表们有更多的发言机会，深入具体地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当天下午及翌日上午进行了分组讨论，后来还安排了二次大会发言，在美丽的望湖度假村，代表们各抒己见，不时还伴随着争论。不过，这样的争论可不是一百多年前的那种几挥“老拳”或“少拳”，而是友好善意的。尽管代表的学术观点不尽一致，但对本次会议确定的主题却取得了共识。由于是谈文献、文本、文化研究三者的融通与创新，因此不同观点的红学研究者从中找到了颇有价值的对话空间。 本次大会组委会根据论文内容将代表大体划分为两个小组。相对来说，第一组的代表谈版本、成书过程及红学文献的较多。 戏称自己为“红学界第一票友”的杜春耕先生，近年来致力于《红楼梦》成书过程的研究，他认为：《红楼梦》是由《原本石头记》与《原本风月宝鉴》二书，经曹雪芹二次创作而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上述两个来源可以看作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素材。“木石前盟”与“金玉姻缘”的对立关系是曹雪芹首创的，“木石前盟”属于《原本风月宝鉴》；“金玉姻缘”属于《原本石头记》，两者之间原来是没有任何瓜葛的。而《原本风月宝鉴》又是曹雪芹作“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工作前的少作，这样，“二书合成说”可谓从最大程度上确定了曹雪芹的著作权。而且曹雪芹的二次创作工作，又是作了多次大规模的修改，即“一稿多改”。“二书合成说”有两个步骤，一为“二次创作”，二为紧接着的“一稿多改”。 对于成书过程这个复杂问题，由于欧阳健先生近年来将研究领域扩展到了红学，所以对这个问题也有所涉及。这次他向大会提交了《“红楼”“十二钗”补考》和《己卯本脂评条辨》两篇论文，他认为：红学研究的最佳境界是将作者、时代、版本、本事的文学考证，同《红楼梦》的文本诠解及文化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他特别提到，《红楼梦》成书于康熙后期而不是乾隆时期，曹雪芹是曹寅之子，很可能是曹顺的笔名，而不是曹寅之孙曹天佑或别的什么人。以往把《红楼梦》看成中国小说史上独一无二的“反封建”的奇迹，是脱离了中国固有的文化背景的。通过新发现的一批史料，证明《红楼梦》确是孕育秦淮名姝所酿造的文学氛围之中的。这不是贬低了《红楼梦》的价值，而恰恰是可以更加历史地解释它的一种尝试。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沈治钧副教授的论文是：《“新宝玉”和“旧宝玉”——<红楼梦>成书过程初探》，他在发言中阐释了自己对《红楼梦》成书过程的一些看法，认为今本《红楼梦》是在《风月宝鉴》旧稿的基础上多次“增删”修改而形成的，其间有一个关键环节，即将男主人公贾宝玉形象一分为二，一部分演变为今本中的贾宝玉形象，另一部分则演化为今本中的贾琏形象。在《风月宝鉴》旧稿里，宝玉和凤姐不仅是一对男女主角，而且是一对夫妻。贾琏形象是后出的。 来自绍兴柯桥粮管所的干部胡文炜近年来业余坚持研红，发表过不少文章。这次也提交了关于版本研究的论文。该文谈到一般人认为的甲戌本(1754)早于庚辰本(1760)的看法并不可靠。现存甲戌本16回都很完整，庚辰本却有不少残缺，且甲戌本的文字也优于庚辰本，曹雪芹生前不可能将文字越改越糟，所以只能解释为庚辰本早于甲戌本。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李金松博士谈版本的论文则对甲戌本的跋语提出了质疑。 除讨论成书过程、版本问题外，两个小组的代表还分别涉及到了《红楼梦》的艺术成就、思想内涵等方面。 山东大学中文系王子教授的论文是《<红楼梦>的叙事修辞》。文章对《红楼梦》中“对仗”、“排比”、“谐音”、“比喻”、“反讽”等叙事修辞的方式、特点及功能作了探讨，对于把握《红楼梦》的叙事技巧提供了新的角度和视点。无独有偶，天津外国语学院郑铁生教授虽未能与会，也转来了《<红楼梦>脂评的叙事结构思想》的论文供大会交流。南阳师专学报王志尧先生这次提交了《<红楼梦>梦境描写综论》的长文，他认为：曹雪芹在书中写了大小数十种梦幻，说到底都是为表现“情”服务的。曹雪芹对梦幻写得细腻逼真、传神、变化多端，熠熠生辉。所揭示的情更是浓烈、厚重、合蓄、深沉，丰富多彩，耐人寻味。情与梦浑然一体，梦与情对表现人物、揭示主题可谓双峰对峙，相得益彰。滁州师专裘新江副教授的论文则是对《红楼梦》意境美的探讨。该文从传统的诗味说和意境理论切入，认为《红楼梦》是一部讲究诗味或“趣味”的意境小说，这是它区别传统旧小说和西方小说的重要艺术特征。来自内蒙古民族师院的刘永良教授向大会提交了《红楼梦笑话儿探微》的沦文，他认为：《红楼梦》中很多精彩的笑话不仅对突出主题思想、刻画人物性格、推进故事情节、完善叙事结构、增加审美情趣和构成幽默风格等，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而且还因本身具有很强的思想内涵、艺术价值和文化意义而显示独特的魅力。《红楼梦学刊》编辑张云女士在大会发言中阐述了她对程刻本后四十回的看法，她认为：应当把高鹗看作前八十回的读者，一个热爱红楼善于读书长于琢磨肯下功夫，又具备写作的才能，敢于以续书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前八十回的观点的特殊读者，并且设身处地地体会他的困难和为难之处——接续原作之难、续写红楼之难、比肩曹氏之难、尽合众意之难，充分正视他因难见巧和难能可贵之处。高鹗是读者之一，评论者之一，以续书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了他对原作作者的认同、整同、纠正和创新，续作恰好等于一部特殊形式的评论著作。可以说，有永远的《红楼梦》，永远的曹雪芹，也就会有永远的高鹗。 用文学比较的方法，将《红楼梦》与其它作品对比分析，或分析曹雪芹所受到的传承影响，在这次会议收到的沦文中也有不少。 《明清小说研究》编辑张蕊青女士向会议提交了《<红楼梦>与<浮生六记>的灵犀共识》及《<红楼梦>的思想新质及其特征》两篇论文。她从五个方面比照了《红楼梦》与《浮生六记》的相通之处，认为：两书作者心有灵犀，颇多共识，因而以其永恒天才的魅力博动了代代人的心弦。在另一篇论文中，作者重点挖掘了《红楼梦》蕴涵的思想新质，主要体现在：提倡和奖励竞争、强调效益、知人善任、打破封闭走向社会等，并认为这些思想新质是时代和社会进步的必然反映，对于走向世纪之交的今天，这些思想新质仍有着积极意义。从这个角度看待《红楼梦》，在以往文章中尚不多见。福州师专中文系邹自振副教授则将《临川四梦》与《红楼梦》进行比较，他在发言中谈到：汤显祖的时代，人生是污浊的，梦魇是虚幻的，出路又在哪里?汤显祖无法回答。时隔二百多年，曹雪芹也同样被这种巨大的悲哀所笼罩。《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也曾希翼从佛、道思想中寻求新的思想武器，结果，不是除了对现存社会更深刻的痛绝和对自身前途更深沉的迷茫之外，也找不到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说，《临川四梦》和《红楼梦》都是在那个时代根本不能写完的书。汤显祖和曹雪芹都经受了最深沉巨大的精神悲剧，无怪乎他们“伤心”无人“解其中味”了!甘肃教育学院王人恩副教授将《红楼梦》与屈原赋做了对比，该文指出：《红楼梦》与屈原赋的关系至为清晰，曹雪芹继承和发展了讽兼比兴的象征艺术，从古代神话的渊薮——楚辞中提炼出了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故事，并将其作为楔子写进《红楼梦》，石头的象征蕴藏着丰富的内涵。《芙蓉女儿诔》更是“师楚”的典范作品；其他如环境描写，花草的叙述，湘云的命运各都与屈原赋有着某些传承关系。湖南师范大学刘上生教授则重点分析了曹寅的“情”与曹雪芹的“情”，认为揭示包衣曹家的精神传承及其对曹雪芹的影响，是实现曹学与红学内在沟通的重要渠道。曹寅在《楝亭集》中表现的家国之恨、风月之情、爱石情结等，都在《红楼梦》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从文化视角对《红楼梦》进行解读、阐释，本次会议中也不乏其人。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苏涵副教授提交的论文是《“淡漠”的文化使命感与充盈的文化蕴涵量》，他在发言中谈到：小说家们往往有着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但是，《红楼梦》的作者恰恰在直观意识上“淡漠”了这种文化使命感，并且形成了另一种文化表现形态，使《红楼梦》反而具有更为充盈的文化蕴涵量。这种主观上的“淡漠”与客观上的充盈，意味着小说文化的深刻变化，对今天的小说也有更多的启示。江南大学副教授孙虹女士在发言中认为：《红楼梦》是一部集体累积型的著作，无论是作者、作品都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当然也是一种文化载体，发掘人物形象的文化内涵，是从本文出发由内而外的研究，这不仅能把握作者对文化的理解，也能体现研究红学的社会关怀。温州师院中文系教师饶道庆向大会提交了《<红楼梦>的“新伦理”价值关怀》的论文，他在发言中谈到：贾宝玉式的情与爱，大致可以称为悲天悯人式的痴情与博爱。这种“新伦理”价值关怀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传统的男女两性的观念、地位、价值的批判与颠覆，对女性“三变”以及变化原因的分析，并确立“女儿最高价值论”，其二，“贾宝玉式”的情与爱，包括谦卑感、忏悔意识、罪感和救赎意识等。他的文章重点是阐释“新伦理”价值关怀的内涵及其与儒家、佛教、基督教、希腊文化价值关怀的关系。吉林省红学会副会长、作家陈景河提交的论义是：《<红楼梦>中神灵人物的原型母题》，他发言中对自己的观点做了阐释，他认为《红楼梦》中的神灵人物都与萨满神教有关，他们共同展示了东北边地少数民族满族的文化风貌。浙江平湖师范学校高级讲师王正康在发言中阐述了他的《“场型语言”理沦与<红楼梦>研究》的论文，该文运用鲁枢元《超越语言》一书的理论框架，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观察《红楼梦》，引起了与会代表们的兴趣。 来自香港城市大学的洪涛先生提交的论文是《从西方文本观念看<红楼梦>的“作者本意”和“跨文化翻译难题”》。他认为：近代红学的一些争议，其实是由<红楼梦>本文传承的歧异处造成。由母本到子本，很难避免失真的情况。红楼故事在异文化领域传播，更难以本来面目呈现。他还论述了“跨文化翻译”这一问题。邢台师专教师乔福锦在发言中谈到：产生在西学正式“入侵”之前的“红学”，有其内在独特的质的规定性。红学研究应确立学术规范，要从西方引进的词汇、观念、范畴的梳理做起。我们不排除引进、翻译“西方”，但引进翻译要做到“信、达、雅”，不要失去文化自觉，母语自觉，至少在中西文明未最后“融为一体”之前应如此。 来自温州的蒋文钦先生及金凡平、蒋健女士也以各种形式介绍了自己对《红楼梦》的看法。南阳红学会副会长齐朝荣女士及南阳文联干部仝海天也参加了这次盛会，并向与会代表赠送了南阳红学会出版的红楼梦研究文集《采红集》。向大会提交论文并发言的还有青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赖振寅、云南艺术学院教师孙伟科等。著名红学家薛瑞生在发言中希望红学界在以往宽容的基础上再宽容一些，希望中青年这一代人中能成大器。贵州《红楼》杂志主编梅玫女士、浙江海洋学院副教授虞卓娅女士也在会议期间就红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谈了自己的想法。 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杜奋嘉教授特别谈到对红学新人培养的问题。她认为：如何在高校大学生中间播下红学的种子，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开设有关《红楼梦》课程，是一个有效的方法。杜先生从1989年开设了《红楼梦研究》选修课，选修率高达95％。此话题引起了代表们的共鸣。 值得特书一笔的是，这次中青年红学会，浙江师范大学一些研究生、大学生也撰写了论文，并登台阐述自己的观点。崔小敬提交了《石头的天路历程与尘世历劫——<西游记>与<红楼梦>石头原型的文化阐释》的论文。该文以孙悟空、贾宝玉出身密切相关的石头原型为中心，从神话学角度阐释了远古石头崇拜与石头神话在二书中的变形与重构，指出神话思维赋予了石头以灵性和生命。作者对悟空、宝玉的人生经历进行解读，指出二者以修成正果的天路历程和以彻悟情缘的尘世历劫为本体的不同生命历程。作者还探讨了二书在价值取向上对神话和宗教的背离与皈依，并简要总结了二书的神话重构对全书的意义。另一位研究生葛永海提交的论文是：《营构生命之幻——<红楼梦>与<金瓶梅>梦幻描写之比较》，该文通过对《红楼梦》、《金瓶梅》二书梦幻描写之文本的叙事分析，比较了两书结构功能、叙事笔法、审美风格之异同，并对两书的梦文化心理予以揭示，进而讨论《红楼梦》作为梦文学的巅峰之作，对《金瓶梅》之“梦”的继承和超越。两位研究生的论文，得到了与会代表的好评。还有大学生施牡丹的论文《焦大的悲剧》写得也颇有新意。大家高兴地看到：我们的队伍正在出现第三梯队、第四梯队……，“长江后浪推前浪”，红学代有新人出! 四 会议于11日上午举行了闭幕式。中国红学会副会长、著名红学家李希凡做了闭幕发言。副秘书长孙玉明代表中国红学会秘书处对这次会议做了总结，并对主办单位浙江师范大学的支持及有关方面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 难忘金华，难忘双龙洞、龙游石窟留下的深邃历史文化之谜，难忘望湖度假村的红楼情结! ’99全国中青年红学研讨会胜利闭幕了。这次会议，对于认真总结本世纪各种红学流派思潮的得失，对于开拓21世纪红学研究的新格局，都将会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当新世纪的晨钟敲响的时刻，让我们中青年红学同仁，都来为我们的红学大厦添砖加瓦罢！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1期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