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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笔下之奇书．才子书，值得大呼其妙、妙、妙者，《红楼梦》 应算上一部。可惜《红楼梦》如程伟元序中所谓“不胫而走者矣”时，金圣叹已经“痛快痛快”的杀头而死。然而《红楼梦》虽无此“锦心绣口才子”的大评，却仍不失为一部好书。但小说中，《西游记》、《水浒传》、《 儒林外史》，我最喜欢，《红楼梦》，我也是最为喜欢，因这几部书各擅其妙故。而我尤其喜欢的是《 儒林外史》 与《 红楼梦》两书。至于《三国演义》，我讨厌那些“关公”“关某’”的称呼，——太过于“关圣帝君”气味了（这“关圣帝君”不消说还是这部书造成的），而“孔明先生”也不该把来糟蹋得草头军师之状可掬。《金瓶梅》 得太大的删削，我以为那些所谓“淫秽”的部分倒不必定要删，那些大开筵宴的部分必须大删特删。光是摆酒就摆出一个“员外”来了么，何许子之不惮烦也。 这野马跑的一远，写《〈红楼梦〉的对话》而来泛论旧小说，颇近于编《屈原》 的史剧而大作其白话文《 橘颂》和《 伯夷叔齐论》，自己实在不好意思“甚感愉快”，于是下文就得言归正传。 《红楼梦》 并不郑重其事的安排下一个大场面用全力去写一个人物，而只是零零碎碎的写宝玉，写黛玉，写宝钗诸人。同一个时间，同一个空间一有机会，就写一笔凤姐的精明能干恶毒泼辣，一有机会，就写一笔黛玉的口舌尖刻情意绵绵，一有机会，就写一笔宝玉对于水做的女儿们之体贴入微爱护备至。而全书四百余人中，有一大部分就在这些零碎介绍中加深加浓，终于在读者印象中活生生了。这和《水浒传》之写人物适得其反。《水浒传》写人物，总是连续的用好几个回目来对付。武松、鲁智深、史进、林冲，何莫不然。作者用全力写鲁智深时，鲁智深是活生生的，过此以往，便成为衬托别的英雄好汉们的附属工具，少有生气，甚至变为陈死人了。这恐怕也有例外，我记不清爽，因手头没有《水浒传》。但无论如何，数不到智多星吴用，吴用只是一个草头军师的类型，不是人物典型。 《 红楼梦》 ，手头也没有这部书，此刻算是借了一部来，却也没有多多翻寻。只就记忆所及，按图索旗，举出《红楼梦》 对于人物描写最讨好的一些片段，― 这就是现在所拟谈到的“对话”。而《红楼梦》的精华．也就是那些对话，犹之《儒林外史》的精华是人物动作的描写一样的各有千秋（内容方面这里不说）。 大家都说《 儒林外史》 只是许多短篇拼凑拢来的，我于此说并无异议。然如就描写人物性格说．《水浒传》 亦只能拆散开来作为若干短篇，此意大约会有人举手赞成，甚至已有人说过也未可知。只有《红楼梦》，无论就主题的表现论，就题材的发展论，或就人物的描写论，都是有机的，打成一片的。《红楼梦》第八十回以下，据说是高鹗续书。拿八十回后的黛玉之死，跟八十回中的晴雯之死相比，在写他人的反应和环境氛围，相差何舍霄壤，这便足以判定续书的说法之非诬。可是这并不会十足妨碍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应触的有机性，因高鹗续书时曾经煞费经营，此点请参看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 评《红楼梦》者，有护花主人、明斋主人、太平闲人及蝶萝仙史诸人。他们的评语，宜脱略掉那些刻舟求剑、胶柱鼓瑟的屁话。虽说这些屁话还从《红楼梦》 一书中之“甄士隐”“贾宝玉”而来。比方“刘老老会凤姐，忽插入贾蓉借屏一段，是村‘牛’会趋‘奉’, “凭’仗借‘容’意”之类（第六回）。再如“讥失教也”的迂腐之论，也与《红楼梦》风马牛。去掉这些，则多有论得甚好的地方。关于《红楼梦》的对话，他们亦已指出其妙处。这里一一抄出，暂作一下文抄公，所抄均见石印本卷首。 书中多有说话冲口而出，或几句说话只说一二句，或一句说话只说两三字，便咽住不说。其中或有忌讳不忍出口，或有隐情不便明说，故用（缩句法）咽住，最是描神之笔。（护花主人总评。按：这一节并不重要。而四十二回黛玉说到“又要― ”两字时．便咽住了，不在此两个“或有”项下。） 《石头记》 一书，脍炙人口，而阅者各有取得。…… 或爱在描写口吻，一一逼肖……（明斋主人说评）。 所引俗语，一经运用，阁不入妙。（同上） 《石头记》 人甚多，事甚杂，乃以家常之说话，抒各种之性情。（同上） 书中多有俗谚巧语，皆道地北语京语，不杂他处方言。〔 太平闲人《 石头记读法》) 这里．他们提及《红楼梦》 对话的成分，是京语，家常说话，俗语而技术方面，或则“描写口吻，一一逼肖”，或则“一经运用，阁不入妙”。终于就在家常说话中．抒写出各种性情来。但还有一点，他们没有举出，我这里不妨“遇缺即补”．然而又得抄书。 我在巴尔扎克的小说《鼓皮》中，读到描写银行家的宴会的地方．完全骇住了。差不多有二十个人，闹轰轰的嘈杂着，同时说话，我好像听见各式各样的声音。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巴尔扎克并没有描写一个聚集在银行家家中的客人的面影姿态，可是我却觉得不但实际在耳朵中听见谁怎样地说话，而且那些人们的眼波、笑影，以至于一举一动，都好像历历在目。（高尔基：《我的文学修养》〕 《红楼梦》 用言语描写人物的技术，把许多人的面影姿态从对话里透得活灵活现的技术，也就有这种高度的成功。《 红楼梦》 不太写人物的面影姿态，即写也不怎么对读者有用。却在对话中．把人物的“眼波、笑影，以至于一举一动”，都显现出来了。 空言无补，还是举证。 第三回林黛玉才进荣国府，和贾母谈话时—— : 一语未休，只听后院中有笑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 这凤辣子的口吻、性情、眼波、笑影、面影、姿态，和她在荣国府的身份地位，是不是完全从这几句话里透露出来了。后来她抹眼泪叫贾母止住，又是： 这熙凤听了，忙转悲为喜道：“正是呢，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她身上，又是喜欢，丈是伤心，竟忘记了老祖宗，该打该打。” 这就使我们对王熙凤的印象更其加深加浓了。子此，我们试拿这些对话跟那些面影姿态的描写对照一下，究竟谁最生动。看怎样写凤姐这人的姿态面影： 只见一群媳妇丫环拥着一个丽人，从后房进来。这个人打扮与姑娘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仙妃子。头上戴着八宝金丝攒珠髻，缩着朝阳五凤攒珠钗，顶上戴着赤金盘龙缨络圈。身上穿着镂金百蝶穿花大红云霞窄背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掉梢眉。身最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第三回） 啊，一大段一大段，给我们的形象纵其极也还是个平面的王熙凤。本来那些装束于我小辈今人有“隔世”之叹，自不如旗袍丝袜高跟鞋那么来得亲切，然光是这么死板板的叙述出来终于是无济于事，何况夹七夹八的还来了些空洞的主观的断语，什么“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之类。如此等类的大段文章，我平常读《红楼梦》的时候，总是跳过去不看。可是仅仅寥寥几句对话，就把王熙凤起死回生。不仅王熙凤是致命在姿态与装束等等的叙述上，而由对话负责起死回生。徐如宝玉诸人，滔滔者皆是如此。宝玉“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鼻如悬胆，眼若秋波。”于我们有几何印象？但如第十九回，宝玉撞破了茗烟和万儿的好事，对万儿，宝玉跺脚道：“还不快跑！”对茗烟之不晓得万儿的确当岁数，宝玉道：“连她的岁数也不问问，别的越发不知了，可见她白认得你了，可怜可怜。”这才是一个活的宝玉。焦大，第七回并没有写他穿的什么，脸如什么，眉如什么，然而从他的大骂声中，“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从而，我们可以看得出焦大的面影姿态来。 呆霸王薛蟠，在夏金桂撒泼．弄得天下大乱，母亲生气时，他又不好打，又不好劝，又不好央告．只是哎声叹气，抱怨说道：“运气不好！”这“运气不好”一句话，方是时也．于薛蟠那位大爷真是适如其分。 薛宝琴在我们的印象中，显得非常模糊，甚至不能说是“若存若亡”，简直不留痕迹。然而她出场时颇为声势浩大，像个很重要的脚色。形象之所以模糊，其故盖在薛宝琴说话太少，而这很少的说话中，又只是些“老太太找了这一件给我的”, “怪腌磺的”。（均见四十九回）实在无关宏旨。这可谓之为雷声大雨点小，是《 红楼梦》写对话失败的地方，也就是写人失败的一个。（尚有李纨，李纨也是若无其人）因为《红楼梦》尽有人说话少而成功大的，如上文所说的焦大，和惜春之流是。惜春在七十回中说了些赌气的话，单只看这么些话，她那小姑娘孩子气的整扭劲儿．就传神阿睹了。《红楼梦》那些具有个性的对话．我们可以闻声知人，无须乎提名道姓的。“今儿得罪我的事小，倘若明儿宝姑娘来，― 什么贝姑娘来，也得罪了，事情岂不大了。”“好姐姐，你要生气，只管在这里生吧，见了老太太、太太，可放和气些，若不这样，你就要挨骂了。” ，俗语道：‘瘦死的骆驼比马还大些’，凭它怎样，你老拔一根寒毛，比我们的腰还粗呢。”诸如此类，我们可以一一指出说话的是什么人来的。 《水浒传》—— 又是《水浒传》 ！― 除了几个重要角色，各个赋予一种性格之外，其他诸天是地煞，只各个赋予一点跑腿写字打石子之类的本事。而《红楼梦》乃不然，男男女女，上上下下，诸色人等，都各个赋予一种性格。人物的各种性格之特征、矛盾、转变，或发展，都交代给那些对话来理落。因为“描写口吻，一一逼肖。”“运用俗语，图不入妙。”“以家常说话，抒各种性情。”所以读者对个中人物，举凡痴男怨女，浪子淫娃，清客顽童，娇婢憨仆，老太太，少奶奶，与夫公子哥儿，一一跳跃出来。《水浒传》写的尚不脱“故事”胎子，叫人物跟着故事跑。《红楼梦》写的才是人物、情节都从人物性格上发出来。有些专写故事的书，记不鲜明才能够再看下去，《红楼梦》 越记得鲜明越想多看几遍，直到把那些对话记得滚瓜烂熟还不会满足。 不过，我得补充一下。傻大姐似不甚重要，但于大观园的盛衰是一大关键。这家伙傻里傻气．而傻劲之令人一见不忘者，倒不是几句对话的描写之功，而是动作的描写之功。林黛玉说出来的，多有尖利话儿，心里方面才见其情痴意真。傻大姐的动作描写，黛玉的心里描写，是《红楼梦》作者的聪明能干无所不可处。而这种聪明能干无所不可，施之于他人者，也还是不少概见，这多多少少帮助了对话描写的生动。 这一册大部头的好书，叫人爱不忍释却又不是以“故事”之曲折叫人“拍案惊奇”的好书。单就艺术方面说，己是古今中外少见的一部特出的作品。可惜卧病月余，才始痊可，不能久坐，又因这说的是“红学”，时下似不宜多嘴。所以，对这样一部好书，不能仔仔细细清清爽爽的好好钻研，唉，这真是― 运气不好！ 一九四二、五、二二，于邵阳 原载：（桂林《 文学批评》 创刊号，1942 年8 月） 原载：（桂林《文学批评》创刊号，1942年8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