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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雨村是《红楼梦》中塑造得十分成功的封建旧官僚的典型，他性格复杂又有着一个发展的过程。尽管曹雪芹对这个人物持有鲜明的批判的态度，在艺术处理上，却没有失之简单化，而是具体地展现了人物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各个侧面。在曹雪芹调动的各种艺术手段落中，对比手法运用是十分突出的。它在反面人物的形象塑造上，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艺术经验。 表 里 对 比 曹雪芹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他描写贾雨村外貌雄壮英俊而内心卑鄙龌龊，通过表 里对比，揭示了反面人物形象的多面性，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 作者对贾雨村外貌之雄壮是着意强调的。在第一回，通过甄家丫环的眼睛写出了贾雨村的外貌： 那甄家丫环掐了花，方欲走时，猛抬头见窗内有人：敝巾旧服，虽是贫窘，然生得腰圆背厚，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权腮。这丫环忙转身回避，心下乃想： “这大生得这样雄壮，……怪道又说他必非久困之人。” 这里，“腰圆背厚”等十六字，十分令人注目地描绘了一副堂堂正正的长相。 随着情节的展开，作者逐步地引导读者认识到：贾雨村并不是人们所猜想的英雄豪杰，相反他是出于人们意料之外的忘恩负义、阴险狠毒的奸雄。这样，贾雨村外貌与内心不一致的矛盾就突出起来了。脂砚斋于“直鼻权腮”处批曰：“是莽、操遗容”、“最可叹世之小说中凡写奸人则用鼠耳鹰腮等语”，颇能启发我们窥见作者的艺术匠心。王莽、曹操(作为奸雄典型的艺术形象。不过到京剧舞台上，他的外貌被丑化了)都有好的长相。曹雪芹对当时的许多小说在外貌上丑化反面人物是不满意的，他用强烈的表里对比去刻画被他所批判的贾雨村，就是在创作实践中对这种倾向进行抗衡。曹雪芹按照生活本来的面貌反映生活，写出贾雨村这个形象的多面性、矛盾性，创造了真实可信的活生生的反面人物。 在《红楼梦》中，除了甄家丫环以外，作者还写了两个对贾雨村外貌颇为赏识的人物。其一是甄士隐。作者曾借丫环之口暗示：甄士隐因贾雨村长得雄壮而认定他“必非久困之人”，“每有意帮助周济”。后来甄士隐中秋设宴资助他登上了仕途。结果，甄英莲遭劫，甄士隐遇火，贾雨村皆不念旧情，视同路人，见死不救，甄家不得其报。其二是贾政。当贾雨村宦途蹭蹬投靠贾府时，贾政也因他“相貌魁伟”而格外赏识，保举了他重踏仕途。后来，贾府遇难，贾雨村落井下石，直接导致贾府被抄，贾家亦不得其报。(续书中的两个情书，从贾雨村性格发展的逻辑来看，是可信的。可以设想也是大体符合曹雪芹原来构思的。)甄、贾二人资助、举荐贾雨村，原因很多，“以貌取人”这一点，是共同的，贾雨村忘恩负义，以怨报德，造成的恶果也是共同的。在曹雪芹已散佚的八十回后原稿中，贾雨村 的下场与贪脏害命的贾赦一样，都恶贯满盈，成了被拘囚的罪犯(第一回《好了歌注》“目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句旁有脂评：“贾赦，雨村一干人。”)曹雪芹通过贾雨村这个艺术形象，告诉人们一条生活的真理：人不可以貌相，坏人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的，那种道貌岸然的坏人更可怕，我们不能被其好看的外貌所欺骗。 在外貌与内心的对比上，曹雪芹的现实主义与雨果的浪漫主义，各有其特色。在雨果的 《巴黎圣母院》中卡西莫多与法比(太阳神)，其外貌与内心均处于强烈的不和谐的对比中。表里对比的手法虽然相似，但由于创作方法的不同，区别是明显的。雨果赋予人物的外有鲜明的理想化色彩，带有作者明显的主观愿望，几个主要人物的外貌美丑都极而言之，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曹雪芹则坚持从生活出发，虽对贾雨村的外貌有所强调和艺术加工，但总的看不算过份，是不失其真的。雨果常把人物写成某种单一的思想或品质的化身，他的外貌描写和对比及其作用在整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也显得比较单纯，比较明显；曹雪芹则把人物的思想、性格、气质、风度、素养、外貌等等的多面性和复杂性糅合起来，作为一个总体来加以描绘，他的倾向性比较隐蔽。从艺术效果上看，读者对于那些外貌美好的奸人不但不会喜爱，反会更加厌恶，从总的方面来说，两种创作方法是殊途同归的。差别在于：如果说在雨果的浪漫主义对比中，更多的是给予了人们巨大的艺术感染力的话，那么在曹雪芹的现实主义对比中，则是使人们加深对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的认识，有助于提高人们的认识能力。 前 后 对 比 曹雪芹根据作品内容的需要，描写贾雨村落魄时豪爽豁达的英雄气概和发迹后虚伪奸诈的恶德败行，通过前后对比，揭示了反面人物产生的社会根源，深化了全书的主题，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作者对贾雨村发迹前豪爽豁达的英雄气概也是着意强调的。在第一回中，作者写贾雨村虽然羁留于葫芦庙以卖字作文为生，但在他与“当地望族”甄士隐的交往中却已处处显露出超众不凡的迹象。 中秋之夜，甄士隐“特具小酌”，邀贾雨村一饮，“雨村听了，并不推辞，便笑道：‘既蒙厚爱，何敢拂此盛情’。”脂砚斋在此有批曰：“写雨村豁达，’气象不俗。” 两人对酒赏月时，雨村趁酒意发狂兴，高吟“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使士隐听了大叫“妙哉”，以为“飞腾之兆已见，不日可接履于云霓之上”，因而慷慨厚赠，白银，送冬衣，让他买舟西上，雄飞高举。此时，“雨村收了银、衣，不过略谢一语，并不介意，仍是吃酒谈笑。”脂砚斋又有批曰：“写雨村真是个英雄”。 贾雨村得到甄士隐的资助后，并不拘泥于所谓吉日饯行等世俗的见解，“三更”，他从甄家得到银、衣而还； “ 五更”，他便不管“黄道、黑道”，连夜出走，不辞而别了。 这里作者写贾雨村虽然身份微贱，处境狼狈，对有钱有势的望族却不卑不亢，矜持自信。他饮酒吟诗能应之以礼，受人恩惠仍把持有度，操书生之意气，无阿谀之媚态。可见其志向之远大，气概之豪爽，城府之森严，举动之果断，脂评谓之英雄，不为过也。但这样的“英雄”，倘若心地险恶，灵魂卑劣，一旦得势，就会成为奸雄，在官场中玩弄手段，肆意作恶，比通常的庸碌之辈可怕得多了。曹雪芹写的也正是这样的人。后来贾雨村进入官场后，依附豪门的投机钻营，徇私枉法的虚伪奸诈，欺下拍上的厚颜无耻，恩将仇报的心狠手毒，这种种恶德败行与那些乍看起来象是为写正面人物才需要的描写，恰成鲜明的对比和 反衬。这样，作者就进一步引导读者对他所塑造的形象作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了。 作者通过前后对比，深刻地揭示了反面人物产生的社会根源。贾雨村从书生转变为官 僚，从“英雄”转变为奸雄，是一个发展中的反面人物。作者把贾雨村不同时期对立的环境 与性格加以强调，引导我们去探求对立中的联系和纽带。无庸讳言，转变的内部原因是贾雨 村追求名利地位的思想。此外，还有他的一些内在的个性特征，如较高的能力，自制力，果 断性，气质特征等。这些个性特征并不带有阶级性，但在贾雨村的社会活动中受到阶级性的 制约和影响，同时又反过来对其社会活动发生一定的作用。因此，当作者更深刻地揭示了其 外部原因时，我们的视野便从个人扩大到了社会。 书中写到“护官符”时说：“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 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作者用“凡”、“皆”、“各”、“皆”四字点出了这是全国性的普遍现象，又说明了其性命攸关的利害关系。贾雨村作为一个齿轮或螺丝钉处在这样一个严密控制的国家机器中，要想脱离其运行的轨道是不可能的。要么是参与进去，使它更有效、更高速地运转，要么是被机器本身轧得粉碎。贾雨村选择了前者。这就告诉我们，贾雨村这类封建官僚的产生，不完全取决于其个人的出身、品质，个人原因不是唯一的原因。这种现象也不是个别的、偶然的，而是封建社会必然的产物。进而言之，贾雨村在统治阶级的腐蚀下，在官场上为非作歹，却能得到统治者的青睐，步步高升，这种描写，又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种种不合理性。 除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致性以外，作者描写贾雨村性格的发展，也是置于封建统治 阶级内部矛盾的背景上的。贾雨村对贾家以怨报德，正揭露了封建官僚根据不同时期的利害 得失，或勾结庇护，或互相残杀；揭露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种种黑暗、罪恶及其不可克服的内 在矛盾。这样，贾雨村这个人物的升沉起伏，就与封建贵族家庭的兴衰荣枯，与全书对封建 社会的批判这一重大主题，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从曹雪芹对贾雨村的前后对比的描写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作者追求形式与内容统一的艺术观点。从人物性格上看，《红楼梦》中的凤姐与贾雨村有着共同的特点，都是口蜜腹剑的两面派人物。作者在描写凤姐时，也运用了对比的手法。不同的是，作者没有用前后对比的手法，即凤姐前后的性格基本上是一致的，没有明显的转变。凤姐与贾雨村，一个出身当今豪门，执掌贵族家庭大权，有恃无恐，舞弊营私，从内部搞垮了贾府；一个出身寒门，投机钻营爬上高位，恩将仇报，从外部搞垮了贾府。这两个形象都达到了典型的高度，从不同的侧面，表达了共同的主题。 由此可见，作者在运用某种艺术手法时，并没有把它公式化地到处套用。即使都是作者有所批判的人物，作者也是根据人物性格、情节构思，在全书中的地位和作用，加以通盘考虑，或同或异，同中有异，异中布同，分别选用最能表现内容的形式。贾雨村性格的前后不一，正和凤姐性格的前后一致一样，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 因此，曹雪芹运用前后对比写出发展中的反面人物，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反面人物的塑造，也要和全书主题统一起来。任何前人取得成功的艺术形式，都是值得借鉴的。但不能象形式主义那样把它看成是最完美的唯一的形式，不去研究其成功的原因，仅仅是简单的摹仿，公式化的套用。在反面人物的塑造上，公式化的倾向是尤其应当注意的。 言 行 对 比 曹雪芹注重艺术的辩证法，他描写贾雨村在判断葫芦案时言行不一，强调其冠冕堂皇的言辞，以反衬其徇私枉法、忘恩负义、玩弄权术的行为，通过言行对比，深刻地揭示了反面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加强了艺术效果。 对于凶犯薛蟠，贾雨村开始听到控告说“凶身主仆已皆逃走”，“告了一年的状，竟无人作主”时，勃然大怒，骂道：“岂有这样放屁的事”，于是要大动干戈，捉拿凶犯。加着重点的文字见于甲戌本。在程高本中，后人大概以为贾雨村既是进士出身，决不会在公堂上讲出“放屁”之类不雅的话来，因此删去了。其实，作者这样写，正如蒙古王府本脂批所言：“偏能用反迭法”即对比手法。当门子道破内幕，建议他包庇凶犯时，尽管他已经拿定了主意，仍然装模作样地说：“事关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复委用，实是重生再造，正当殚心竭力图报之时，岂可因私而废法?是我实不能忍为者。”(脂砚斋于此连批三个“奸雄”)直至最后，门子献出了完整的计策，贾雨村仍说：“不妥，不妥。等我再斟酌斟酌。”这样，作者就写出了贾雨村原先颇有仗义执法、剪恶除凶，为民请命、报效朝廷的所谓“清官”风度，反衬出以后他仅仅因为凶犯家在“护官符”上有名，不须凶犯家人任何幕前幕后的徇私活动，他就偃旗息鼓、包庇凶犯的奸臣真相。 当贾雨村听说受害者英莲，就是他的大恩人甄士隐的女儿时，他不禁“罕然”，失色。蒙古王府本脂批曰：“当心一脚，请看后文，并无蹴动。”假如贾雨村还有些许“良心”的话，这当心一脚是足以使他悬崖勒马的。但是尽管他曾依靠甄士隐的资助才爬进官僚行列，尽管他曾许诺要把英莲“务必寻回来”，尽管他已经知道了英莲的下落，而且知道将她“生拖死拽”去的薛蟠“姬妾众多，淫佚无度”，英莲此去，必不会有好结果，他仍然并无蹴动。作者写贾雨村先则把英莲的不幸归结于“孽障遭遇”，用“天命论”解释了这桩“人命案”，为贵族家庭开脱了罪责；继而结案以后“急忙”修书二封给贾政、王子腾去邀功请赏。趋炎附势、忘恩负义的真面目就暴露了。 对于营私舞弊的同谋者门子，当贾雨村不知内情，需要门子帮助时，尽管门子言语没有顾忌，他都暂时隐忍了。如： 那门子笑道：“老爷真是贵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记当年葫芦庙里之事了?”雨村听了，如雷震一惊，方想起往事。身份低微的门子，对自己上司所讲的这几句话，不管是否有意，都带有明显的讽刺意味，并戳到了对方的痛处，使贾雨村“如雷震一惊”。但是随后，贾雨村却好象并不放在心上，反而连忙同他“携手”，请他坐下，满脸堆笑地与他促膝“长谈”，态度极其亲近地把他尊为“故人”。脂砚斋因于此批曰：“全是奸险小人态度，活现活跳。”果然，一等到案件完结，他就惟恐门子泄露老底而留下后患，“后来到底寻了个不是，远远的充发了他才罢”。与密谈时的亲密态度相对照，冷酷无情、心狠手毒已是今非昔比。这就进一步揭露出贾雨村确是一个口蜜腹剑、善施阴谋的奸雄。 纵观贾雨村判案过程的全部描写，一前一后，一正一反，一言一行，层层深入，对比反衬，贾雨村老谋深算、阴险狠毒的本质就昭然若揭了。 反面人物的性格常常是复杂的，多侧面，多层次的。这矛盾的各个方面当然不是均衡地平分秋色而是有主有次。有本质的一面，有非本质的一面；有真实的反映了本质的一面，也有假象的一面。但在艺术描写上，并非是一味强调其本质的一面，才能达到艺术效果。相反，有时恰恰需要强调其非本质的一面，才能深化其本质的一面。曹雪芹对贾雨村的言行对比就是如此。在判断葫芦案一段中，作者对贾雨村虚张声势，冠冕堂皇的言辞用了大部分篇幅描写。这些描写，一下子都不容易看出其真意来。而对他断案的结果，仅以“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区区十一字作了交待。但字数虽少，却是不可或缺的本质描写，犹如画龙点睛之笔，使前面那些铺垫、对比的描写，一下子都成了活生生的了，都与其本质密切联系起来了。从份量上看，对比的两方面似乎畸轻畸重，但从艺术效果上看，正因为如此强调和反衬，其性格的复杂性，其隐藏在现象中的本质才得到了更深刻的表现。 从全书来看，贾雨村的外貌与其发迹前的豪爽气概，也是非本质的一面，用以反衬发迹后人物性格的本质的一面。通过这层层的对比和强调，直至展示其本质的重大事件——判案，贾雨村的形象得到了完满的塑造。由此可见，写出人物形象矛盾的各个方面，写出各方面的联系和转化，特别是以强调其非本质的一面，来深化其本质的一面，这是曹雪芹在对比描写中表现出的艺术辩证法。“做人要老实，作文要狡猾”，声东击西这一军事上有效的策略，成了曹雪芹艺术上成功的秘诀。 原载：《浙江学刊》1982年2期 原载：《浙江学刊》1982年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