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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三月二十八日，海淀区文联在圆明园管理处召开了“圆明园与大观园”的座谈会，我有幸应邀与会，该会由海淀区文联主席、区委宣传部长卫汉青主持，会议以三月六日、二三月十三日《海淀报》连载的方金炉、王学仁撰写的《<红楼>园址在海淀，暗将圆明作大观》二文的论点为中心议题。该文的主旨已在文中点明，即“最终要在圆明园和大观园之间划上一个等号”，阻全文尚末刊完，我们尚不知文章的后半部还要抛出哪些更有力的材料和更加掷地有声的结论，仅这“等号”二字已颇出语惊人了。《海淀报》首刊该文时，还写了一则编者按： 本文独辟蹊径，就园论园，从《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地理方位、环境特征、总体规划、造景题材配置、园林水系、社会属性、历史背景等宏观侧面和整体特点入手，本着忠实于原作，尊重历史事实，独立思考，以证取胜的原则，在大量宏观历史资料的有力支持下，探寻了大观园的原址。大观园的十多个主要景区景点——稻香村、潇湘馆、武陵源、正殿、蓬莱仙境、凸碧山庄，凹晶馆、栊翠庵、藕香榭、芦雪庭、秋爽斋、怡红院、滴翠亭等，都以翔实可靠的历史资料为依据，找到了它各自对应的原址。从而证实了《红楼梦》大观园的原型，就是座落在北京西郊海淀附近的一代名园——圆明园。这一研究成果作为红学史上的新发现，将促使红学对自身历史的反思，为《红楼梦》研究找到新的突破提供了新思路……” 座谈会发言踊跃，气氛热烈而和婉。意见大体分两派，我与胡文彬、胡小伟是持相反意见的。 我之所以被邀请与会，大约因为我是红学界唯一一个学建筑的，同时我又是上下两大厚册、洋洋百万余言的《圆明园》档案史料的编者，对《红楼梦》，对大观园与圆明园都比较熟悉，但今天我就大观园能不能和圆明园划等号，有无必要去划这一等号时，我不想把视野局限于园林，它既是红学范畴内的问题，免不了还要从《红楼梦》这部小说谈起。 一、大观园是演出怀金悼玉的红楼梦的大舞台 无论你认为《红楼梦》是哪一类小说，它的主题思想是什么，你都不能不承认这部小说以其主要的篇幅描写了一个悲剧性的爱情故事，一曲“怀金悼玉的红楼梦”。这一曲“怀金悼玉的红楼梦”几乎全部是在荣宁二府和大观园中上演的。在前八十回中，第一、二两回是个引子，事出于江南的苏州和扬州；第十五回事出于秦可卿出丧的途中；第六十五、六十六两回事出在小花枝巷贾琏偷娶尤二姐的外宅中；第八十回事出在薛姨妈家和王道士的天齐庙。除此六回外的七十四回，大体上二十三回以前的故事发生在荣宁二府，二十三回以后的故事发生在大观园(其中仅个别事发生在荣宁二府，如乌庄头进租，贾珍聚赌发生在宁府，变生不测凤姐泼醋发生在荣府，除夕祭宗祠发生在宁府的贾氏宗祠)。所以说大观园是演出红楼梦的大舞台，可这个舞台是个很不一般的舞台，它最重要的职能是为宝黛爱情故事提供一个特定的环境。 从中国文学史上看，要想定出一个跨越男女之大防的、建立在自由恋爱之上的爱情故事，聪明的作者会想出许多巧妙的办法，或借助于神仙精灵的超现实法力——《天仙配》、《白蛇传》；或巧妙地安排为先结婚后恋爱——《孔雀东南飞》；或利用妓女与嫖客的合法关系——《李娃传》、《霍小玉传》、《桃花扇》、《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或女扮男装同窗三载——《梁山伯与祝英台》……；除去以上种种办法之外，作者就须刻意安排一个特定的环境，如西厢记的崔莺莺与张君瑞，一个是相府千金，一个是西洛贫儒，若不是那“普天之下更没两座的普救寺”广开善门，普渡众生，任人皆得随喜，这一双痴男怨女到哪儿去了结这一段因缘呢?那时只有寺庙是青年男女的公共活动场所，张生莺莺只有到了普救寺才能从佛殿相逢，墙角联吟，到西厢下成其好事。又如元代南戏《拜月亭》中秀才蒋世隆与兵部尚书的爱女王瑞兰的相爱与结合的故事，作者特意安排了一个战乱的环境，使尚书家的千金王瑞兰与家庭失散，孤身一人从幽静的闺房一下沦入颠沛流离的社会底层，在患难中结识了秀才蒋世隆。并与之播种爱情。 一曲怀金悼玉的红楼梦如何塑造它的特定环境呢?作者首先安排了男女主角宝玉、黛玉间的表兄妹关系，然后以黛玉幼年丧母，从而寄居于贾府(外婆家)，黛玉进府时年方六岁，宝玉长黛玉一岁，彼时皆处于童年，青梅竹马，无所避忌，还谈不上什么男女之大防，到第二十三回宝玉、黛玉和众姐妹搬进大观园时一个十三岁，一个十二岁，都正值性觉醒的开始。处于贾府这样一个钟鸣鼎食的诗礼之家，哪能再让他们像童年时代一样“耳鬓厮磨”、“一桌吃、一床睡”呢!因此作者熬费苦心地为他们创造了一个特定的环境，一个逍遥法外的世外桃源，一个不受封建礼法桎梏的伊甸园，一个自由恋爱的特区——“大观园”。 从表面上看大观园因元妃省亲而建，但省亲于全书，仅占一回，而发生在大观园中的“怀金悼玉的红楼梦”却将近一百回。庚辰本第二十三回的一则眉批，指出了作者创造大观园的真意是： 大观园原系十二钗栖止之所，然工程浩大，故借元春之名而起，再用元春之命以安诸艳，不见一丝扭捻。己卯冬夜。 脂批揭示了作者建造大观园的用意，而所谓用元春之命以安诸艳，这诸艳既包括了十二钗也包括了书中的男一号贾宝玉。第二十三回中的原文是这样写的： 如今且说贾元春，因在宫中自编大观园题咏之后，忽想起那大观园中景致，自己幸过之后，贾政必定敬谨封锁，不敢使人进去搔扰，岂不寥落。况家中现有几个能诗会赋的姐妹，何不命他们进去居住，也不使佳人落魄花柳无颜。却又想到宝玉自幼右姐妹中长大，不比别的兄弟，若不命他进去，只怕他冷清了，一时不大畅快，未免贾母王夫人愁虑，须得也命他进园居住方妙。想毕，遂命太监夏守忠到荣国府来下一道谕，命宝钗等只管在园中居住，不可禁约封锢，命宝玉仍随进去读书。 正是这一道贵妃娘娘的谕旨，压倒了贾府的家规，荣国府的卫道者贾政，纵使千百个不愿意!也岂敢违背娘娘的谕旨?他只得以自欺欺人的解嘲维护他的父道尊严，他只好向宝玉发出一通色厉内荏的训斥： 娘娘吩咐，说你日日外头嬉游，渐次疏懒，如今叫禁管你，同姐妹在园里读书写字，你可好生用心习学。若再不守分安常，你可仔细。 果不其然，宝玉自从搬进了大观园这个世外桃源，他成了大观园女儿国中唯一的男性，有这么多“水做的骨肉”，见了“便清爽”的女儿们陪伴着他，避开了外面世界中的一切男子的龌龊气味，他们一起结社吟诗，赏花听曲，这一曲“怀金悼玉的红楼梦”才能在大观园这一派污秽中的孤岛的一片清净地中上演。正是这个作者借口元妃省亲建造的大观园，构成了宝黛爱情的摇蓝。 二、曹雪芹以情景交融的手笔建造大观园 八十年代中期，上海、北京各建了一座大观园，两座大观园各有千秋，但去过这两座园子的人一致的反映却是：“好虽好，但都不及《红楼梦》书中描写的好”。 曹雪芹用他的出色的笔所建造的大观园确实太吸引人了，与曹雪芹同时代的明义看了《红楼梦》以后曾为大观园写下了一首赞诗： 佳园结构类天成，快绿怡红别样名。 长槛曲栏随处有，春风秋月总关情。 明义这首诗真是说到点子上了。为什么人们认为书中描写的大观园比一切现实中的园林都好呢?关键就在一个“情”字，曹雪芹巧妙运用了一枝情景交融的笔，把刻画人物，叙述故事和描写景物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大观园内每一处景点都有相应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活动，都有各自独具的、与某一人物性格一致的艺术特征与鉴赏情趣，形成寓情于景、景中有情的总体效果。譬如贾宝玉居住的怡红院，书中描写它粉垣环护，绿柳周垂，院内小小五间抱厦厅，一色雕花隔扇，回廊上吊着各色鸟笼，养着各色仙禽异鸟。院内一边种着几棵芭蕉，一边是娇如女儿的西府海棠。这里给人总的印象是处处显示着雍容华贵的艳丽色彩，回荡着一股香艳的脂粉气。以致第四十一回酩酊大醉的刘姥姥误入怡红院，竟错把书房当绣房。更为传神的是第三十六回写宝钗在一个盛夏的中午所见的怡红院内的景象： 宝钗独自行来，顺路进了怡红院，意欲寻宝玉谈讲以解午倦。不想一入院来，鸦雀无闻，一并连两只仙鹤在芭蕉下都睡着了。宝钗便顺着游廊来至房中，只见外间床上横三竖四，都是丫头们睡觉。转过十锦槅子，来至宝玉的房内。宝玉在床上睡着了，袭人坐在旁边，手里做针线，旁边放着一柄白犀麈。 这里描写了怡红院的室内外，更写了怡红院的主人，那个绰号“富贵闲人”、无事忙的贾宝玉，那个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的宝二爷。在怡红院中，凡是“水做的骨肉”的女儿们都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午间横三竖四地大睡其觉，什么尊卑主奴的界限都不存在了。这儿是真正的女儿王国、女儿天地，而怡红院内又种植了“女儿棠”，都一再渲染着这里的女儿色彩，这里的主人也只能是奉行“女儿主义”的怡红公子，富贵闲人贾宝玉! 再看潇湘馆，那一带粉垣，数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的清幽的小院落，处处洋溢着孤高的雅趣，于清幽中暗寓着几分凄凉，再加上“斑竹一竿千滴泪”的联想，使它更笼罩了一重淡淡哀愁的薄雾。而住在这里的林姑娘，她孤高、任性、蔑视世俗，喜欢用嘲笑确立自尊。她有一付“病如西子胜三分的外貌”，她喝的药比吃的饭还要多……这一切都与潇湘馆凄风苦竹的环境气氛极其融洽地融汇于一体，互相衬托与呼应。但最为画龙点晴的描绘是在第四十五回中，黛玉卧病于潇湘馆，在一个凄风苦雨的黄昏时分独坐苦吟，写下那首《秋窗风雨夕》。原文是： 这里黛玉喝了两口稀粥，仍歪在床上，不想日未落时天就变了，淅淅沥沥下起雨来，秋霖脉脉，阴晴不定，那天渐渐的黄昏，且阴的沉黑，兼着那雨滴竹梢，更觉凄凉。 以上这几笔白描，写了一个凄风苦雨的小庭院中的一个萧索景象，把充满了淡淡的哀愁的环境气氛和黛玉内心的孤独、忧郁、苦闷和吐不尽的烦恼，都融汇于一体了。而黛玉灯下苦吟的《秋窗风雨夕》中写下的“已觉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助凄凉”，有如使人看到了潇湘馆的竹林再不是大观园初建成时的“竿竿清欲滴，个个绿生凉”的篁林修竹，自从林姑娘住进了潇湘馆，竹林也变成了“斑竹一竿千滴泪”的凄风苦竹了。环境的性格和人物的性格就这样天衣无缝地融予一体，潇湘馆的主人只能是潇湘妃子林黛玉姑娘，潇湘馆这一大观园中的景点，也正是作者专为林姑娘精心设计的。任何一个现有的园林，现有园中园景点，圆明园也罢，恭王府也罢，随园也罢，不仅找不出怡红院与潇湘馆，也找不出一处能与之仲伯的素材原型。你纵使发现了略有形似的景，也绝找不出寓于景中的情，因为这个情不是一般的情感、情绪、情调，而是小说《红楼梦》所特定的情，是和《红楼梦》人物故事交织在一起的“情”，是又名《情僧录》的“情”，是太虚幻境“孽海情天”的“情”，是红楼梦十二支曲子中唱的“开辟鸿蒙，谁为情种”的“情”。也是明义诗中说的“春风秋月总关情”的“情”。而这个情在大观园是无所不在的，大观园内的景点无一不是性格化的，如衡芜院的冷荫，秋爽斋的旷达，稻香村的恬淡，大观楼的遵章应制，每一处景点都和那里主人公的身份、性格相合。曹雪芹之所以把《红楼梦》的故事安排在大观园中，并把这座“景夺文章造化工”的大观园作为一个保护一批纯洁少女的理想世界，正是由于他非常懂得园林建筑完全不同于那些轴线对称主从分明、处处体现着封建的礼制与伦理秩序的宫殿、府第，它是建立在另一种文化土壤之上，处处沉浸着神话的自由气氛和诗的艺术精神的体型环境。园林中常见的虚实对比、曲折变幻、楼台掩映、花木扶疏、移情换景、曲径通幽的诗情画意，使人置身其中忘却了一切人世间的烦恼与困顿，进入超尘脱俗的清淡天和。因此园林特别能唤起人们解放身心的欲望，特别能唤起青年男女的青春觉醒。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许多爱情故事的关键情节都演出于园林之中(今天青年男女谈恋爱也最愿意去颐和园、北海)。像汤显祖的《牡丹亭还魂记》中的“惊梦”一折，写了多情美貌的少女杜丽娘在春光明媚的园林中得到一个甜密的梦，就在这个梦中，她获得了柳梦梅的爱情。而白朴的《裴少俊墙头马上》更写了裴尚书家的公子裴少俊和少女李千金相爱后，二人在裴家花园中同居了七年。至于许多民间讲唱文学中后花园私订终身的例子就更多了。 曹雪芹之所以要把《红楼梦》的悲剧性爱情故事安排在大观园中，原因就在他深深地懂得一个“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气”的“天然图画”，是最不受礼教的制约，最适合播种爱情，最适合于上演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我想当你看清这一重道理时，你会觉得找出大观园是圆明园还是恭王府，并不具备红学研究的真正价值，《红楼梦》毕竟是一部小说不是纪实性的报告文学，而且曹雪芹的创作思想也并不崇尚自然主义。这有见于第四十二回写惜春画大观园时的一段话： 如今画这园子，非离了肚子里头有几幅丘壑的才能成画……你就照样儿往纸上一画，是必不能讨好的。这要看纸的地步远近，该多该少，分主分宾，该添的要添，该减的要减，该藏的要藏，该露的要露。这一起了稿子，再端详斟酌，方成一幅图样。 在这一段话里，曹雪芹借惜春之口申述他的创作主张是：成功的创作首先由来于创作者胸中的丘壑(第十七回众清客称赞大观园大门内的翠幛也说：“非胸中大有丘壑，焉想及此。”)他反对“照样儿往纸上画”，主张剪裁、加工、提炼，经过藏露处理后还要再端详斟酌，这充分说明自然主义不是曹雪芹的艺术主张。如果我们一再强调找出了大观园是某某园，可以和某某园画等号，并据为伟大发现，岂不对曹雪芹太歪曲、太强暴了吗！ 三、曹雪芹以丰富的现实素材创造大观园 大观园是曹雪芹的艺术创造，但绝非向壁虚构的超现实的空中楼阁，作者之所以能创造出一个大观园来，既在于他拥有广博精深的学识(包括造园学、建筑学)和非凡的艺术创造力，也在于他生活的时代——康熙末至乾隆中叶，正是中国造园史上大规模园林建设的巅峰时期，而且这些园林建设都集中在曹雪芹生卒的四十余年及其前后，当时在承德建造了避暑山庄，在北京建造了包括畅春园、圆明园、静宜园、静明园和清漪园(颐和园的前身)的三山(万寿山、玉泉山、香山)五园。畅春园、静明园建于康熙朝，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经监修畅春园所属的西花园、圣化寺各处工程。圆明园原系雍亲王的赐园(雍正未即帝位前封雍亲王)，雍正二年开始大规模扩建，至乾隆朝继续扩建，静宜园虽旧有来青轩、洪光寺等处，但内中最著名的二十八景都是乾隆十年至十一年间建造的。颐和园前身的清漪园则建于乾隆十五年至二十九年，五园中的四园的大规模修建活动都正值曹雪芹生年，而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恰好住在“日望西山餐暮霞”(敦诚《赠曹芹圃(即雪芹)》诗)的邻近三山五园的西山一带(今海淀区界内)。 再者，自明至清初，随着江南经济的繁荣与富足，私家园林也进入了鼎盛时期。曹雪芹的曾祖曹玺，祖父曹寅，伯父曹颙、父亲曹頫，先后就任于苏州、江宁、扬州，都是名园汇萃之地，曹家的金陵旧居江宁织造署就有很大的花园。因而曹雪芹在江南渡过的童年已有过园居的经历，这不仅为他描写《红楼梦》大观园女儿国的园居生活积累了素材，也为他创造大观园积累了胸中的千丘万壑。 再看《红楼梦》书中对大观园的描写，众多景物南北混杂，有的是皇家苑固体制，有的又现私家园林状貌。那潇湘馆内凤尾森森、龙吟细细的千百竿翠竹遮映；那藕香榭山坡上盛开的两株桂花，那走起来咯吱咯喳的曲折竹桥；那栊翠庵的成林的大株红梅，全是典型的江南景色。而王夫人屋内的临窗大炕，那搓绵扯絮一般的一尺多厚的大雪，又都是地地道道的北方景色。此外，“一尺多厚的大雪”与“十数株红梅，如胭脂一般”，同时出现；“茅檐土壁，槿篱竹牖，推窗便可垂钓”的“盖在临水河滩上”的芦雪庵，却又笼着地炕，又都纯属自相矛盾子虚乌有之谈。因此一些红学家，包括持自传说的红学家，对《红楼梦》的地点向题多数持“亦南亦北”说。例如： 我的答案是：曹雪芹写的是北京，而他心里要写的是金陵，金陵是事实所在。而北京只是文学的背景。 ——胡适《考据红楼梦的新材料》 结论是：红楼梦所记的事应当在北京，却参杂了许多回忆想象的成份，所以有很多江南底风光。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 像大观园这样的园林岂北京本地风光所能范围。看元春题诗，“天上人间诸景备，芳园应赐大观名”，至少是全国性的，而且是理想性的。……此外还有一条可以帮助说明大观园为南北园林的综合，即有正本第四十九回的目录作：“白雪红梅园林集景，割腥啖膻闺阁野趣。”作者明知北方不可能有这样风景的，所以才说“集景”；若非会合南北风光，何谓集景呢。 ——俞平伯《读红楼梦随笔》 证明大观园印随园旧址并不是小说中所有故事均在南京发生。……我们已经指出：作者摆脱时间限制，有时把相隔数十年的事融合为一。同样的，作者摆脱空间限制，把影片叠印起来，产生一种和谐而不是互相矛盾的效果。 ——吴世昌《红楼梦探源》 以上诸家所持的亦南亦北说各有不同，有的以南为主以北为从，有的以北为主以南为从。但一个大家都不能不接受的现实是：任何一个单个的园林拿出来与大观园相较量，都相形见绌。大观园实际上是我国造园极盛的清代众多园林实践的文学再现，堪称这一时期造园艺术的最高的代表作。那时通行构景手法，如虚实对比、曲折变幻、楼台掩映、花木扶疏、移情换景、曲径通幽……，都在大观园得到极纯熟、极自如的运用。以至当《红楼梦》问世不久，一些人在营造园林时，竟以大观园为蓝本，一时出现若干分处异地规模不同的大观园式的园林。甚至时至今天，我国的一些造园专著也对《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和曹雪芹在小说中通过贾宝玉之口阐述的造园理论多方征引。如童隽的《江南园林志》、陈从周的《说园》都征引了《红楼梦》中的原文，就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卷中，也在“造景”条目引征了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趣的原文，在“园林植物配置”条目则例举了大观园的、“把田园风光搬进园林，设置稻香村”的实例。使小说《红楼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一部造园学的作用!可见曹雪芹创造大观园既有深厚的现实基础又非仅按某一园(如圆明园、恭王府花园)依样摹写，照画葫芦，而是集中反映了我国造园学的最高成就，否则焉能产生如此巨大的指导实践的作用呢?! 四、大观园的已然、当然与所以然 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中说： 范成大的《州桥》，注释引了范成大自己的以及楼钥和韩元吉的记载来说明诗里写的事情在当时并没有发生而且也许不会发生。这是另一种反映方式的例子，使我们愈加明白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的事实（“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的事实”下有着重号），因此不能机械地把考据来测验文学作品的真实，恰象不能天真地靠文学作品来供给历史的事实。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真正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不安本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务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则它就没有尽它的艺术责任，抛弃了它的创造的职权。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当然和测度所以然（“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当然和测度所以然”下有着重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 以上钱先生这段话涉及到文学的一些根本问题，殊如文艺与现实的关系，史实与文学作品的真实，艺术的责任与创造的职权等等。可惜众多从事《红楼梦》考据和所谓考据的朋友都不大理会这些道理，不大思考“已然、当然和所以然”的问题，从而拾到一只空箱子就自以为获得了百宝箱，并沿着穿凿附会的路愈陷愈深，终至不能自拔。 “已然、当然和所以然”简而言之是三段论，若以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又是一个三层面的认知模型；最外层是以然，中间层是当然，核心是所以然。参照这一认知模型来透晰一下大观园与圆明园的问题，我们不难看出，纵使方、王二位先生对大观园即圆明园的考订全未丧失严谨，不存在点滴穿凿附会，这将大观园七多个主要景点一一找到了它们的原址，也不过是在断定“已然”，在我们面前仍然存在着当然和所以然的问题，这对文学鉴赏来说，是比断定已然重要得多的认识论上的核心问题。以下谈谈我对大观园与圆明园的已然、当然和所以然的看法： 已然： 曹雪芹创造大观园时，从当时最大的园林实践三山五园吸取了大量的素材，其中尤以圆明园为多，可以说圆明园是创造大观园的主要参照物。说它是主要参照物，因为确实还参照了别的如怡红院和潇湘馆院中种植的芭蕉，藕香榭山坡下种的桂花，栊翠庵中的十数株红梅，以及藕香榭的竹桥，正月十五元妃省亲在湖上泛舟，比比皆江南风物，非圆明园所能见，不过就大观园的规模体制、规划布局、景区划分、构景手法以及个别工程作法来看，它的创作确实是以圆明园为主要参照。主要可见于以下数点： 1、大观园与圆明园都采用集锦式、园中有园的布局，此类布局仅见于皇家苑囿。 2、大观园内省亲正殿大观楼——如圆明园内的朝政建筑正大光明，勤政勤贤，是一般私家园林、王府花园体制中所不见的。 3、大观园中的稻香村，这一组人力穿凿扭捏而成的假农舍，只能从皇家苑囿中找到参照原型；如中南海的丰泽园，圆明园的北远山村，多稼如云，杏花春馆，这一类皇帝沽名钓誉扮演装腔作势的课农、亲耕的假农舍、假田庄。 4、大观园中有栊翠庵，这种园中之庙不见于私家园林，仅见于皇家苑囿，如圆明园中的慈云善护、舍卫城、日天琳宇，长春园中的法慧寺、宝相寺，绮春园中的正觉寺。 5、大观园的规模远远超越了私家园林、王府花园。《红楼梦》第十六回中说：“借着东府里花园起，转至北边，一共丈量准了，三里半大”，我以为三里半大不能解释为三里半长更不能据此与圆明园东西三里半长画等号。因前有“转至北边”，显见这里说的是方园三里半，即四周总长三里半，若按长宽1：1．41的黄金比计算，其占地面积为176亩，它比北京最大的王府花园醇王府花园(45．5亩)和恭王府花园(41亩)都大四倍左右，就规模而言大观园已远远突破了私家园林而趋同于皇家苑囿。 此外还有大观园的围墙作法——“雪白粉墙，下面虎皮石”与当年圆明园的作法完全相同；大观园的命名也与圆明园清晖阁内的圆明园图上的乾隆御题的“大观”二字完全相同。而探春理家时对大观园兴利除宿弊的种种举措，又全系套用内务府奉宸苑对皇家苑囿的管理办法。这比比事实都使我们可以判定圆明园是曹雪芹创造大观园的主要素材和主要参照物。 当然： “已然”是仅就作品与史实梳理一些表面的迹象，“当然”则须进一步就作品说出个中道理，就“已然”的现象再回答一个为什么? 大观园之所以取材于圆明园，首先大观园作为省亲别墅，从体制上已超乎一切私家园林与王府花园之上，必须从皇家苑囿的圆明园中去找素材；其次，曹雪芹创作《红楼梦》之际，居住在西山，他的内务府包衣世家的身份和祖辈长期在内务府供奉的关系，使他有可能对包括了圆明园在内的三山五园身历其境，从中直接吸取创造大观园的素材。 这一个必要和一个可能便回答了“当然”的问题。 所以然： 要回答所以然就是要就作者的角度分析其创作构思、章法与手笔，讲出盐从哪里咸?醋从哪里酸? 《红楼梦》一书为什么一定要建造一个大观园?就在于大观园是演出“怀金悼玉的红楼梦”必不可少的大舞台，是小说结构所必需，也是曹雪芹写作智慧的体现。 杨绛先生唯一的一篇谈《红楼梦》的文字《艺术是克服困难——读<红楼梦>管窥》，论及宝黛的爱情故事时，例举了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说“男女主角是在许多男女一起的舞会上相逢的”，“在男女没有社交的时代，作者要描写恋爱，这就是最便利的方式”。而曹雪芹为《红楼梦》宝黛的爱情故事采取的便利方式是“辟出一个大观园，让宝玉黛玉和一群姐妹、丫鬟同在园内起居，比西欧十八、九世纪青年男女在茶会、宴会和舞会上相聚更觉自然家常。这就突破了时代的限制。”因此杨绛先生在这篇文章的结尾说： 《红楼梦》作者描写恋爱时笔下的重重障碍，逼得他只好去开拓新的境地，……这就造成作品独特的风格，异样的情味。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应用十六世纪意大利批评家卡斯特维特罗(CastiLvetro)的名言：“欣赏艺术，就是欣赏困难的克服”。 以上一段话也回答了我们面前的“所以然问题”，那就是曹雪芹为克服《红楼梦》写作的困难，被逼出了一个大观园。 我以为看清大观园是被逼出来的，远比“在圆明园和大观园之间划上一个等号”具有更大的鉴赏价值与研究价值。而划等号之举既不能为《红楼梦》研究找到什么新突破，也提供不了什么新思路。 最后我想再征引一段鲁迅的话，是他在《出关的“关”》一文(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中说的： 然而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例如《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曹霑，《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 鲁迅在这里指的是小说中的人物，我想同样也适用于小说中的环境。纵使大观园的模特儿确确实实是圆明园，读者之所见仍旧是与圆明园不相干的大观园．除非是那些并不以为曹雪芹“手腕高妙”的特种读者! 原载：《红楼梦学刊》1996年第1期 原载：《红楼梦学刊》1996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