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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时代真的是一个传媒大行其道的时代,而在众多的现代传媒手段中,最有影响力的传媒手段之一便是电视了。或许正是借助了电视这样一种现代传媒手段,借助了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这一强势平台的缘故,刘心武先生研究《红楼梦》的“秦学”才会在社会上形成如此巨大的影响,才会在红学界引起如此强烈的轩然大波。我们注意到,近一个时期以来,无论是在传统的纸质媒体,还是在现代的网络媒体上,围绕刘心武的“秦学”所引发的激烈论争已经成为了最具吸引力的文化事件之一。 说实在话,对于许多年前刘心武先生的读“红”心得,我曾经产生过强烈的认同感。能够以一位小说家的艺术敏感洞察到《红楼梦》中秦可卿之艺术描写的非同寻常,并由此而对秦可卿来历与身世的可疑之处有所发现,的确应该说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学术新见。从所谓“探佚学”的意义上说,完全可以断言刘先生的发现的确对于这门学问有所推进。 直截了当地说,对于刘心武先生最早的对于秦可卿身世之谜的发现,我是绝对认可的。但对于刘心武先生后来愈来愈“走火入魔”“变本加厉”了的所谓“秦学”研究,在我看来,他最根本的问题便是混淆了所谓“探佚”与“索隐”的界限,在自以为是的“探佚”研究中一步一步地踏入了新派“索隐”的泥沼之中而无法自拔。不仅无法自拔,而且还自以为很得计。 “探佚学”是红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探佚学”得以成立的一个根本前提乃是曹书高续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的存在。正因为学术界普遍地认定曹雪芹只是完成了前八十回,八十回后原稿遗失,后四十回乃是高鹗的续作,所以才存在“探佚”的可能。即如刘心武先生本人最初的关于秦可卿身世之谜的研究,也可看作是一个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探佚学研究成果。 然而,真理再往前跨出半步就是谬误。我觉得,刘心武先生后来日渐“走火入魔”“变本加厉”了的所谓“秦学”研究便属于这样一种情况。虽然刘心武先生一再以所谓“民间红学”自我辩护,并一再强调自己的研究乃是一种探佚研究。刘心武说:“什么叫佚,就是丢了,散失了,就叫佚。探佚就是把丢掉了散失的东西找回来,就叫探佚。……探佚有很大的一个空间,探佚的空间太大了,……我们可以根据自己对前八十回的文本理解,根据脂砚斋批语,以及根据我们自己的善察能悟,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去探索《红楼梦》或者说《石头记》在流传过程中丢掉的是什么,我们争取把丢掉的找回来,这本身就是阅读当中的乐趣。”(《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东方出版社)但是,与探佚学家谨小慎微地依据文本追踪曹雪芹原意的“探佚”研究形成鲜明区别的是,刘心武先生的“探佚”更多地发挥着一位小说家的想像演绎能力,更多地表现出了一种天马行空的色彩,以至于无以自拔地陷入了新派“索隐”的泥沼之中。所谓“索隐”,就是指研究者事先认定小说中的人物与事件在现实生活中是客观存在着的,然后将小说中的人物与事件同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与事件一一对应起来的一种研究方式。这是一种早已被研究者摒弃了的并无多少科学性可言的旧的研究方式,但刘心武先生却在有意无意之间再一次陷入了这样的学术泥沼之中。当刘心武先生断言秦可卿的原型乃是废太子胤初的女儿,断言贾元春的原型乃是曹雪芹的亲姐姐或者堂姐姐的时候,他的这样一种“秦学”研究不是“索隐”式研究,还能是怎样的一种研究方式呢?刘心武先生是小说家,应该知道小说的艺术规律是怎样的。他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理解曹雪芹的《红楼梦》,难道他自己在进行小说写作的时候,所遵循恪守的便是这样的一种写作原则吗?刘心武先生的真实想法自然只有他自己知道,但作为一位研究小说写作多年的批评者,我实在无法想像,假如真实的情况确如刘心武先生所言,那么曹雪芹还能够写出这样一部空前绝后的旷代巨著《红楼梦》来吗。 归根到底,一定限度内的“探佚”研究是有学术价值的,但逾越限度之后的新派“索隐”却属纯粹的无稽之谈。不幸的是刘心武先生后来的“秦学”研究恰恰踏入了“索隐”的泥沼之中。他的研究结论毫无科学性可言,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在纪健生先生看来,刘心武的研究实际上是“把一部‘大旨谈情’的《红楼梦》、充满悲悯情怀和悲剧气氛的《红楼梦》、一部中国文化百科全书式的《红楼梦》,变成了一部宫廷斗争政治小说的《红楼梦》、充满阴谋色彩和恐怖气氛的《红楼梦》、一部封建家族政治投机历史的《红楼梦》。”(《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载《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1期)既然如此荒谬绝伦,那么刘心武先生还是早点放弃自己“秦学”研究的好。这样,他或许还能再写出一两部像模像样的小说来呢。 2006年2月22日 原载：《山西文学》 2007年第02期 原载：《山西文学》2007年第0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