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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文学艺术的民族性、民族化，本来是一个老题目了，老题目近来重新引起创作界、理论界的共同关注，并在报刊上进行深入讨论，足见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也足见它本身所具有的难度。多少年来，或者由于社会思潮的影响，或者由于人们自身条件的差异，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总是见仁见智，难以求得统一。人们经常会发现这样的现象，每当论及我国小说的民族传统时，在创作人员和理论工作者中间，潜在已久的认识上的裂痕，便清晰可辨地展示出来了。 本文无意参加这一讨论，只是想从《红楼梦》的一个侧面(即描叙大事件大波澜艺术经验)入手，为这场讨论提供一个例证。旨在说明，我国小说的传统表现方法，并不存在永恒不变的模式，也不象某些文章所嘲弄的那么单调。古典小说中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艺术经验，对于反映我们当前的复杂世态、复杂的人物性格以及复杂而又复杂的一切，并不见得已经过时。 “淡淡写来”，“淡淡带出”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重要章节，随你顺手拈来，便可改编成评书和戏剧，这是人们所共知的历史现实了。而《红楼梦》却不能。即使霍四究再世，想把《红楼梦》的大事件大波澜演说出来，并且忠于原作，恐怕也是困难的。以往的艺术实践已经证明，《红楼梦》的任何一个重大事件，都很难单独处理成“戏”。这原因之一，恐怕就与风格有关。《红楼梦》描叙大事大波的笔法，它的情节运动的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完成性格的手段等等，都太缺乏大起大落、大“奇”与大“巧”了。准确点说，它简直不露奇巧的痕迹。常言道，“无巧不成书”。说书演戏，通常总是靠一点出人意外的奇巧来引人入胜的，《红楼梦》的魅力却不在出奇制胜这一着上面。它写大事件大波澜，与写日常细微末节的小事一样，老是那么“淡淡写来”(第五回、十二回批语)，“淡淡带出”(第二回，甲戌本眉批)，一切韵味几乎全部浸沉在这种淡淡的描叙之中。换句话说，一切浓郁的，冷漠的，热烈的，苦痛的，高尚的，卑劣的，健康的，畸形的气氛和情绪，大都是借助于淡淡的笔调，以一种淡淡的格调，深沉完美地呈现出来的。这是《红楼梦》有别于其他古典名著的一个特色。 古往今来，凡听书的人，一般不习惯边听边寻味，他们更希望从出人意外的奇巧故事中获得快感。《红楼梦》却不追求这种成效，它从整体构思到语言风格都与“说话”艺术绝了缘。它是纯粹的书面文学。不止于此。作为书面文学，它甚至不能象《三国》、《水浒》那样赢得各阶层读者的赏识。对于相当数量的读者说来，《红楼梦》并不特别具有吸引力。位近年来获过奖的青年小说作者竟然说，他曾“硬着头皮读《红楼梦》，可是硬是读不下去。”他生活的“任何一个村子里的波澜，都比《红楼梦》里复杂得多”。可见，连如此有文学细胞的人，也没有理解《红楼梦》。这原因恐怕主要不在于内容，而在于艺术格调。透过浩浩无涯的淡淡的笔法，领略《红楼梦》特有的韵味，似乎需要某种素养，阅历，甚至年纪。我们自己就有切身体会。在《红楼梦》、《三国》、《水浒》争执不休的问题面前，我们至今仍有一种把握不住、琢磨不透的惶恐。 还是回到题目中来吧。 比曹雪芹晚了一百多年的莫泊桑说：“企图把生活的准确面貌描绘给我们的小说家，应该小心避免一切显得特殊的一连串的事件。”(《谈小说》)曹雪芹在莫泊桑讲这话的一个多世纪以前，就这样做了。他用“淡淡写来”的笔调，把生活的准确面貌描绘给世人看，“令世人换新眼目”(第一回)。这是很了不起的手笔。 生活细事自不必说。即便是那些包含着诸多矛盾的大事件大波澜，也不以奇巧怪异、变化莫测为长，而是象生活本身一样，写得自然，质朴，恬淡，含蓄。用今天的话说，它们是非常生活化的。作家以“淡淡写来”的笔调，把生活的准确面貌描绘给世人看，人们需要透过浩浩无涯的淡淡笔法，去领会它们那百味俱全的魅力。就以这些故事的“来龙”与“去脉”为例吧，全书除“宝玉挨打”(和后四十回的“宝钗出嫁”)外，几乎寻不见那种为吸引读者而精心设计，精心安排的轨迹。一概从平平常常的生活现象入手，犹如潺潺溪水，缓缓而来，并不着意渲染山雨欲来之势，然后，又从平平常常的生活现象结住，仍如潺潺流水，悄悄逝去，在人们不知不觉之中，拉开生活的新场景，大有暗中偷换的意趣。试看《茗烟闹学》。这是披露贾府教子无方的重要情节之一，正如脂评所说：“……学乃大众之规范，人伦之根本，首先悖乱以至于此极，其贾家之气数即此可知。”这场重要冲突从何写起?从宝玉秦钟相约入学、好事少年成言淡语写起。无非是纨绔间并不罕见的嬉戏口角。之后，就如生活中常见的那样，盛气少年相争，愈演愈烈，加上无知小厮受人蛊惑，挺身相助，于是乎，酿出一场小小武斗。之后，又以婆子女人间闲言碎语、家常寒暄结住。其中，璜大奶奶进宁府一段描写，淡淡几笔，漫不经心似的，既了结了“茗烟闹学”，又不动声色地实现了情节的转换，揭开了秦可卿事件的序幕。简言之，“茗烟闹学”事件，淡淡地开了头，而又淡淡地结住。结住的地方，又是另一事件的淡淡的开头。 “赵姨娘闹怡红”的风波，也是同样的笔调描摹出来的。这是反映嫡庶矛盾、婆子丫头纠纷的重要冲突之一。冲突的起因、发展与终结，都是在“淡淡写来”的琐屑细事中酿就的。事件的起因，无非是从一个小丫头托另一个小丫头捎点擦脸用的蔷薇硝给第三个小丫头开始的。这么一件极不起眼的琐事，引出了贾环要硝，芳官投以茉莉粉，赵姨娘借此寻衅闹事，夏婆子乘机点火煽风等一连串鸡毛蒜皮、婆婆妈妈，却又潜藏已久、大有深意的纠葛，终于酿成一场交织着多重矛盾的、哄动整个大观园的风波。正象脂评说的：“不意莺嗔燕怒，逗起波涛”，“婆子长舌，丫环碎语，群相聚讼”。 就是这样，在寻常事件的自然运动中，完成着一次又一次重大冲突。“淡淡写来”，复又淡淡写去，不刻意追求奇巧惊愕和大起大落。这种格调，无疑是对传统写法的一种补充，一种发展，一种突破。 我国小说的流传，一开始就与志怪、传奇有不解之缘；白话小说的产生，又与“故事性”特强的“说话”艺术密不可分。结果，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由此形成的人们的审美心理的制约，相当多数的作家，把心血花在情节的奇巧上；相当多数的读者，也能够从奇巧故事中获得满足。因此，首尾完整、可惊可愕、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大笔浓墨，大起大落、夺魂摄魄的风格，便成为我国小说传统的艺术特色之一了。平心丽论，这一传统特色是立了功勋的，时至今日，它仍有旺盛的生命力，仍能使许多阶层(包括知识界)的读者们赏心悦目，继续给人们以审美心理上的某种满足。然而，事情的发展总是有另外的一面。在小说兴旺发达的明清两代，刻意追求情节奇巧而流于浅陋和公式化的作品率，远比成功率高。明明写现实中人，却离人们准确的生活面貌越来越远；笔法的老一套，更是败坏着读者的口味。其实，古代读者的欣赏口味也不是那么简单划一的。随着时间的推进，一些阶层的读者已不满足于传奇故事给予的快感，他们更希望从似曾相识的人物关系和矛盾冲突中，去思索人生。《红楼梦》正适应了审美心理不断发展的要求，给了人们新的美感享受。 至此，似乎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 “淡淡写来”绝不意味着平淡乏味，令人昏昏欲睡。恰恰相反，这些大事大波越是描绘出生活的准确面貌，就越是同生活一样，透出鲜亮的个性光泽，具有独特个性所特有的魅力。 上面提到的“赵姨娘闹怡红”也能说明这一点。本来，寻衅闹事现象，在礼崩乐坏的贾府并不罕见，但闹法却各不相同。赵姨娘的闹怡红，由于受到事件性质和赵姨娘本人身份、才智的限制，自不可与凤姐之闹宁府相比拟，即使与那些身份相近的人物的闹事(如李嬷嬷闹怡红，司棋闹厨房等)相比，也有它自己独特的个性。它是一个被“淡淡写来”的具有浓郁个性的情节。李嬷嬷依仗着她的特殊身分，可以倚老卖老，指名道姓地排揎袭人，指责宝玉，但她毕竟是地道的奴仆，而且有一定的尊荣，她有她的具体的规定性，绝不可以太失体统而大打出手。因此，她的闹，有她的“度”。对这种人物的不软不硬的闹事，袭人只能哭，不能辩，宝玉虽能辩，却不宜过分；宝钗等人也只可寒暄式地劝慰，实际无济于事。解决李嬷嬷的“闹”，只有让凤辣子用哄捧劝拽方式，一阵风撮去了事。至于司棋，她依仗着大丫头身份，加上外婆是邢夫人陪房(这一点，我们是后来才知道的，但司棋本人心中有数)，也不免恃强凌弱，口出不逊，甚至率兵遣将，到后厨房动了武。但她毕竟是未出阁的女儿，她的闹，一是君子动口而不亲自动手，二是一旦有人出面劝解，便趁势偃旗息鼓。赵姨娘的“闹”则不同。她气质比前两人阴损，智能又比寻常人低下，她自恃是半个主子，别人却看她是半个奴才。因而，她的闹事，既没有李嬷嬷的那一种气派，也没有司棋的那一点自尊，更不具有凤姐那排山倒海般的聪明才智和万里挑一的伶牙俐齿，她的闹事只能是长舌碎语，泼妇骂巷，采用老拳横舞，抓挠滚爬方式。这是《红楼梦》所写闹事情节中最不堪入目的一种了。然而，乌鸦肚子里毕竟飞出过凤凰，管事的人出于“投鼠忌器”的考虑，都不能插手赵姨娘挑起的纠纷。于是，当她的“闹”达到不可收场的地步时，只能搬出从她“肠子里爬出来”的镇山太岁，用半安抚、半弹压的办法，结束了这场难堪的丑剧。以闹剧的形式开始，而以体面的方式结束，这便是特定身分、特定性格的赵姨娘大闹怡红事件的个性特征。可见，“淡淡写来”，并不意味着淡而无味。相反，由于准确地描摹出生活的本来面貌，就象生活一样地富有个性，富有魅力。这是要澄清的第一点。 再一点。“淡淡写来”也绝不意味着浮泛散漫，有头无绪。恰恰相反，《红楼梦》的大事大波，虽然象生活本身一样自然，但艺术化了的书件，却远比生活更集中，更凝炼。曹雪芹完全懂得，文学作品中的情节，即或是大事大波也好，总不可能与生活本身在广度与深度上进行竞赛。人们眼前可以植满着各式各样的生活之花，然而，有才能有识见的作家，却只是选择最必要的那几枝。 且以省亲为例。省亲无论从那一角度上说，都是一桩重大事件了，在全书中它占了整整两回的篇幅。这个事件，是极难处理的，写详了，写成流水账簿；写略了，又难以尽情表现这一重大事件在贾府上下，贾府内外所引起的震动。看得出，作家在这里是很花了一番脑筋的。但是，这一重大事件总的格调，仍是“淡淡写来”的。仅仅再现了几个寻常的生活场面，就把这一不寻常事件的不寻常气氛渲染出来了，而且渲染得十分浓郁。“赵妪讨情”就是其中淡淡勾出的一个“眼”。从脂砚斋到许多专家都特别注意到它，因为它圆满地完成了窥豹一斑，由小及大，引出通部脉络的艺术使命。这个场面，不是家庭席间寻常闲聊，先后五个人物之间那些看来无拘无束的体己话，都不是为消遣才来磨牙的。这个场面，恰如其分地烘托出省亲事件在贾府上下内外的反响是如何之强烈：它牵动着主子、仆奴和一应沾亲带故的人们的神经，许多人都不免为此奔波，许多人都企望从中捞到好处。这一类场面，都雄辩地说明了“淡淡写来”的格调与精心选材、精心构思之间的一致性。它告诉我们，淡淡写出的场面，也是苦心孤诣、筛选安插来的。不过，由于“得自然之气”，“有自然之理”，并能达到“天然”之境(十七、十八回正文)，一般读者就不容易发现它们曾经被“人工穿凿扭捏”过的痕迹了。它们保有生活本来的自然美，又如同歌德所说，把一种经过作家感觉过的，思考过的，比寻常生活更简洁凝炼的“第二自然”奉还给自然了。 《红楼梦》的大事件大波澜大都是这么“淡淡写来”的。明明是再现生活中不寻常事件，再现矛盾的交叉点，却不煞有介事地去写，不“山雨欲来风满楼”地去写；象生活本身一样的自然，一样的有个性，却比生活简洁凝炼。这种笔法，与《三国》、《水浒》的夺魂摄魄、明快犷放的格调相比，显然有所不同。作为叙事文学的《红楼梦》，不象有些古典小说那样，有那么浓重的传统戏剧的风味(这当然不意味着说它缺少戏剧性)，就它的风韵和格调而言，更接近传统的抒情散文和诗。 高潮，蜿蜒而来，又逶迤而去 我们说《红楼梦》不在情节的奇巧与否上下功夫，并不等于说它容忍沉闷与板滞。恰恰相反，它所描述的生活，也是很富有节奏感，层次感，并充满着矛盾的。那些似乎平淡得腻人的现象后面，同样不间断地积聚和酿造着各种矛盾的交叉点和爆发点。这些“点”，前后簇拥连贯，便造成了“文势跳跃”，“无数曲折渐渐逼来”，“如山阴道令人应接不暇”的气势。书中的大事大波，不正是从比较紧张、比较饱和的程度上，再现生活的节奏感、层次感和盘根错节的矛盾的吗?这些都是勿庸置疑的。 问题在于，《红楼梦》在描叙矛盾交叉点和爆发点的时候，采取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它的跳势，它的曲折，它的高潮，也大都“淡淡写来”，寓浓于淡，带着淡中见浓，浓淡相间的色调。在这方面，它的经验，是很值得引起注意的。它善于发掘平淡寻常现象电的不寻常性质，而在表现这类现象的时候，却又往往赋予它们貌似寻常平淡的形式，即一种最足以衬托出矛盾自身所固有的斑斓色采的、朴素淡雅的外衣。 众所周知，与《三国》、《水浒》相比较，《红楼梦》的各种矛盾激化得比较缓慢，它们以不惹人注意的姿态平稳发展着，类似“宝玉挨打”、“抄检大观园”那样来之迅猛的事件，并不是经常出现的。这就需要作家具有一种特别的才能，即在看来平静得有点腻味人的生活中，发现、把握、撷取一切突然显现的耐人寻味的东西，使之突出出来，描叙出来，不间断地为作品组织高潮。《红楼梦》正是这样做的。 从整体上看，作家“惯起波澜”的才能，集中地表现为善于化淡为浓，在寻常生活中发现并摄取一连串突发性事件，为全书架起脊梁。曹雪芹“懂得在无数日常琐事中，把对他无用的东西统统删去，并且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突出表现那些被迟钝的观察者所忽视的、然而对作品却有重要意义和整体价值的一切。”(莫泊桑《谈小说》)在百无聊赖的贵族生活中，一切突然出现的有“整体价值”的喜庆、灾变和亦喜亦悲、不喜不悲的事件，都被作家摄取了来，描叙得有滋有味，成了全书脊梁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在全书情节运动中，在全书的开端、发展、逆转、终结或尾声中，起不可或缺的作用。除了最醒目的“协理宁国府”、“元妃省亲”、“宝玉挨打”、“探春理家”和“抄检大观园”等提挈全书的“大过节、大关键”外，“茗烟闹学堂”、“姊弟逢五鬼”、“清虚观打醮”、“秋爽斋结社”、“两宴大观园”、“凤姐泼醋”、“鸳鸯抗婚”、“除夕祭宗祠”、“赵姨娘闹怡红”、“群芳开夜宴”、“独艳理丧”、“凤姐闹宁府”以及一些关系全局的过生日场面等等，也都是拽之牵动全书的事件和波澜。一部大书，正是以一连串“渐渐逼来”的重要事件为脊梁，以小儿女之间呢喃细语和“相见争呕之事”为筋肉，构成了一个浓淡相间、博厚绮丽的艺术实体。试想，假定没有这些较大的事件作脊梁，无论小儿女的感情波涛怎样汹涌起落，也难以产生“文势跳跃”(第一回，回末总批)、“百川汇海”(眷秋《小说杂评》)的气概，那会教人腻味得受不了的。 然而，这还不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红楼梦》在描叙重大事件和重要波澜的时候，善于寓浓于淡。整体设计如此，通部脉络如此，就某一事件而言，也可以发现作家善于寓浓为淡的才能。这主要表现在善于组织渐起渐落、节奏舒缓、层次分明、余韵隽永的高潮，却又不露精心组织的痕迹。 这部书的大事大波，多数不是飞来之峰，突兀而起，而是蜿蜒而来，又逶迤而去，象一带起伏联绵的丘陵。一个较大的高潮，一般总是由几个小的波澜簇拥而成的；高潮过后，也不是一落千丈，一泄无余。我们不引证那些众口交赞的事件，如协理宁府，宝玉挨打，抄检大观园等，而只说说鸳鸯抗婚。“鸳鸯抗婚”的高潮显然是鸳鸯哭诉和贾母震怒，这一高潮也并非天外飞来，兔起鹘落式的。在此之前，已有四个小小波澜为它作“引桥”，在此之后，还有层层涟漪。 凤姐顶撞邢夫人是高潮到来之前的第一个小波澜。邢凤关系一向疏淡，隔膜，此刻，如依照凤姐素日的性情心机，本可花言巧语敷衍搪塞过去，以求落得一身干净了事。可她竟然直言不讳，把其中利害明白无误地说给婆母听，对赦邢二人的此种打算公然非议，成了贾府晚辈中唯一当面亵渎尊长、冒犯亲权的人物。这一小小冲突，乍看去似乎出人意外，细想一下，仍在情理之中。凤姐，不是贾母肚子里的蛔虫吗?她自然深知鸳鸯对贾母的价值，也深知贾母对赦邢夫妇的厌弃，因而，不需要思索，便可断定邢夫人的这一行动，比“拿草棍儿戮老虎的鼻子眼儿”还要荒唐。她之所以敢于如此锐利率直地非议公婆，恰恰说明了，即将发生的这一场较量的双方，在实力上是多么悬殊。这一段描叙，正是为贾母的震怒作铺垫的，预告了赦邢的失利已经势不可免。 鸳鸯顶撞邢夫人，是第二个小波澜。这一段描写中，鸳鸯与邢夫人的言谈举止，也都失去了常态：“太太这回子不早不晚的过来做什么?”奇特的口气，这哪里是一个丫头迎接太太的用语。用如此口气与邢夫人寒暄的丫头，阖府上下也难找出第二个。掂量一下这口气，便可掂量出鸳鸯在贾府的份量，也可掂量出邢夫人在贾府的位置。接下去，是邢夫人的一篇劝导的辞令。这篇劝导竟然也异乎寻常。异乎寻常地有水平，异乎寻常地“得体”。统观全书，邢夫人那点有限的聪明才智几乎全部集中地发挥在这里面了。再下边，写鸳鸯的反映，竟然是令人难堪的沉默，石头般的沉默。任凭主人百般蛊惑，就是不言不动。这大概也可以叫做“于无声处听惊雷”吧。 鸳鸯顶撞平、袭二人，是第三个小波澜。借三个大丫头间的嗔恼嘻戏，透露出鸳鸯不落尘埃的心志：非但不与贾府老爷少爷作妾，就是太太这会子死了，老爷“三媒六证”地娶她作大老婆，她“也不能去”!心志是宁折不屈的，但客观上的依恃却主要是贾母。贾母将如何处置?又向高潮逼进一步。 鸳鸯顶撞兄嫂，是第四个小波澜。兄嫂虽无足轻重，但其嫂受邢夫人指派，顶撞其嫂，便是继续与邢夫人抗争；其兄又是贾赦指派，顶撞其兄，便是与贾赦作对头。当一个世代为奴的家生子儿，必无反顾地顶撞兄嫂那一对下流种子的时候，不是恰好表明她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么?她不畏惧大老爷的磨牙吮血。 以后，便是论者和读者们极为赞赏的高潮场面了。鸳鸯的哭诉与骂誓，贾母的震怒与庇护。于是赦邢预谋破了产，鸳鸯又暂且做稳了贾母的奴婢。然而，故事并没有就此终结。正象高潮的出现不是异军突起一样，高潮过后，也还有层层余波，象生活一样的渐息渐落，直到又恢复了比较平和、舒缓的寻常节奏。 贾母的迁怒干人，是高潮出现之后的第一层余波。赦邢惹祸，殃及池鱼。贾母震怒之中，不分青红皂白，迁怒于王夫人。乍看起来，似乎在扩大矛盾，加剧紧张气氛，其实不然。这是一个十分高超的转折。试想，当贾母震怒之际，主犯从犯恰恰都不在场(也不能安排他们上场，此是“避难法”)，继续震怒下去，也实在大煞风景。于是，作家便借助于一个急促、利落的急转弯，不露声色地收拢住这一场“缺席审判”。表面上看，由于贾母的迁怒，“风马牛不相及”的王夫人不幸受了株连，在场的大小人等都屏声敛气退出了现场，空气似乎愈见紧张了，其实，这种“紧张”，正是为了“舒缓”，是舒缓气氛的转捩点。没有这一转捩点出现，真不知如何使那一大群僵立在贾母身边的人物重新动作起来，更不知故事将如何进展下去。幸亏作家顺手拈来了“迁怒”。有了这层波澜，不仅故事有了新的开拓，贾母形象也变得更深厚丰满了。值得指出的是，“迁怒”的场面也很有生活气息，并不是臆想捏造出来的。作家准确地把握了一个极有身分的老年人的自尊而又多疑、精明而又混沌的气质和心理状态，语气逼真，很有概括性，时至今日，仍能勾起我们对类似情景、类似性格的联想。简言之，“迁怒”这一小小波澜，转换得恰到好处，与当时的气氛，与贾母的身分地位和派头，都极吻合。有它的出现，便可引出清明女儿探春的直言敢谏，便可引出贾母的恍然颖悟和连连自责，继而引出了宝玉的解颐，凤姐的调侃，薛姨妈的捧场，等等。瞬息间，令人窒息的那种空气，便雾消云散了。这样写，避免了情节的直线发展，造成有张有弛舒卷自如的节奏感。 邢夫人受申斥，被冷落，是高潮过后的第二余波。倘在鸳鸯哭诉，贾母震怒之际，邢夫人闯进门来，将不知作家如何处置。天才作家回避了这种写法，他把邢夫人的出场放在贾母息怒之后。此时，由于凤姐别开生面地曲意逢迎，贾母心情已趋平和，作出合乎身分、有理有节、恩威并施的训导，已成为可能。有意思的是，申斥过后，邢夫人便被冷落搁置在一边，作家便继续描写贾母等人的玩牌解闷场面去了。玩牌一段，又进一层证明了鸳鸯的须臾不可取代，同时，也出现一个新的悬念：邢夫人被不尴不尬地冷落在一旁，将如何收拾?于是，又有了贾琏的登场。 贾琏的被奚落是第三余波，也是尾声。鸳鸯抗婚事件，由赦之妻被顶撞开始，以赦之子被嘲弄而终结。整个故事，整个冲突，是由一串小小波澜簇拥而成的，给读者带来的不是大起大落的追魂摄魄的刺激，而是被层层揭开、步步深化的人物关系之谜。 这种丘陵状、层叠式、渐起渐落的波澜，正是《红楼梦》矛盾运动的主要形式。 在观察生活的时候，善于从“淡”中发掘出“浓”；在表现生活的时候，又善于寓“浓”于“淡”之中。把握这一艺术特色，对于理解《红楼梦》的艺术格调，是有意义的。 照应，在“无意随手”之间 照应，其实就是一种联系作用。文学作品中的情节场面，和实际生活中的事物一样，也是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的。照应，就是把前后情节场面联系起来，以收到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的效果。 《红楼梦》很注意前后文的照应。这一特点，与《三国》、《水浒》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红楼梦》的照应，比较起来，更加繁复细密而已。至于照应的手法，当然是多样化的，但主要的则是伏线，穿插，映带。凡是最能说明这类问题的例子，已多被脂砚斋一一点出，并被二百年来《红楼梦》爱好者们如数家珍般地烂记于心了。 尽管如此，也还有值得进一步琢磨、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总观《红楼梦》的照应，并不象有的评点家理解的那么浅露，或故作深奥，以致于处处埋伏着机关。不是的。《红楼梦》的前后文照应，一般说来，也带着一种“淡淡写来”“淡淡带出”的韵味，而不着意作出“照应”的姿态。伏线也好，穿插也好，映带也好，大都完成于“无意随手”之间，尽量不给人留下精心设计、巧于安排的印象(梦幻场面另当别论)。这样进行照应，自然分外浑厚，有伸展性，能打破时空的限制，能经得起细细咀嚼回味，能给读者以驰骋想象的余地。 就说“清虚观打醮”吧。这是以女眷为主体的一次规模宏大的府外活动，虽然只占半回篇幅，但在全书前后文起伏照应中的作用却不容忽略。其中，除继续穿插宝黛湘等人物的感情纠葛外，主要笔墨用于渲染荣府女眷外出的活动的赫赫扬扬气派，从而，令人不由自主地联想起秦可卿出丧、元妃省亲时的奢华秾缛景象。参与此项活动的，仅是点名道姓的，就近六十人。从喜欢热闹“没事来逛逛”的老祖宗，到“天大出不得门槛子”的大小丫环，“连上各房的老嬷嬷奶娘并跟出门的家人媳妇子”，都兴头得不得了。事先的筹备工作怎么花工费力姑且不论，只是出门那日，荣府门前竞“车辆纷纷、人马簇簇”、“乌压压的占了一街的车”，“贾母等已经坐轿子去了多远，这门前尚未坐完”。加上丫环仆妇们“咭咭呱呱，说笑不绝”，引动得满“街上人都站在两边”观看。清虚观里里外外，清了场，戒了严。贾母的轿子将至观前，“钟鸣鼓响”，早有法官“执香披衣，带领众道士在路旁迎接”。而当“宝钗等下车”之际，“众婆娘媳妇”更“围随的风雨不透”。事情还不止于此。贾府老太君的雅兴，惊动了豪门望族，“一应远亲近友，世家相与”都纷纷前来致意，“猪羊香烛茶银之类”，源源送到清虚观来，以至打扰得贾母兴致尽消，“懒得去了”完事。这是贾府“死而不僵”的又一次表演。它与前后文的联系，主要不在于伏线，不在于穿插，而是依靠场景与场景之间的遥相映照。它令人回想起省亲时的仪仗，甚至回想起秦氏丧事中“一带摆三四里远”的大小车辆和“浩浩荡荡、压地银山一般从北而至”的队伍。从而，再次验证了贾府“外面的架子”毕竟没倒。这样的效果，并不需要作家特别地提示，他只管“淡淡写来”，读者自然能够从那些相似或相异的场景中，去体会作家的苦心孤诣。此外，“打醮”中还“淡淡带出”神前拈戏的细节，在气势犹盛的时候，掠过败落的阴影，与后来的“除夕祭宗祠”、“中秋节家宴”等萧索冷落场面遥遥相对。“打醮”和前后场面间的先后照应，是比较内向的，潜在的，不易察觉的。所谓“无意随手，伏脉千里” (十九同脂评)。也唯有如此，才在更加广搏深厚的程度上，显现出作家“胸中大有丘壑”的构思才能。 除场景与场景间的遥相映照外，在大事大波之间，借助淡淡一语，便首尾贯通的现象，也俯拾即是。比如，贾珍父子与乌进孝之间关于荣府的几句漫不经心的闲话，便把读者的思路由“除夕祭宗祠”之前的拮据情景引到当年“元妃省亲”时的奢汰场面中去了。花袭人关于贾宝玉的“素色扇套儿”的一星半点的回忆，不费吹灰之力，把“独艳理丧”和“协理宁府”两桩大事衔接到了一块，使人不由得不进行一番比较。诸如此类，所在多有。 当然，照应并非大事大波间独有的。在大事大波与琐事微澜间，在琐事与琐事、微澜与微澜间，同样地存在着千姿百态的照应关系。在数不胜数的照应之中，就其手法而论，有些比较显豁明快，但多数则比较隐约委婉，即主要依靠相似或相异的情节场面，有意无意的穿插映带，勾动人们的思绪，启发出人们的联翩浮想。作家的深意，照应的魅力，就往往渗透在这种淡淡的、内在的联系之中。对《红楼梦》的照应手法，作过分浅俗或过分深奥的解释，都难以反映作品的本来面貌。 性格，贵在多层次皴染 《红楼梦》在描摹人物时，技法是多样化的。有速写，有素描，有工笔，有微雕……。但从总的格调看，却更接近水墨画法。它的重要人物，大都是被淡淡的，或浓淡相宜的笔墨，皴染出来的。有的人物，甚至要经过“千皴万染”。即便是次要角色，也尽可能充分利用有限的笔墨，给予多层次的描绘。 我们的题目是放在大事大波这个范畴之内的，自然还要从大事大波谈起。 古往今来，如果不是无知，如果没有门户之见，绝大多数作家都把刻画人物当作头等重要的事；情节，不过是人物性格的成长史。《红楼梦》的经验又一次明确无误地证实了：在比较重要的事件与波澜中展示众多人物性格，是一种最经济最见成效的手段。各种人物独有的、纯个性的、有典型意义的特征，在他们的相互吸引、相互比较、相互冲撞中，得到了最有生气的展现，“甚至人的形体风度，也只有通过在行动中对于其他人的相互关系，通过对这些人的影响，才能在作品中变得生动起来。”(《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1卷68页)天才作家曹雪芹最懂得充分利用大事大波这样绝妙的背景，不拘一格地，挥洒自如地塑造着、完成着他的人物群像。关于这一点，论者已多所阐发，勿需赘述。下面，仅从刻画人物的笔法和格调方面，补说一二。 (1)某些重要人物的某种潜在的性格质素，有时会在大事大波中“淡淡带出”； (2)某些次要人物或过场人物的性格全貌，有时会在大事大波中得到多层次的点染，从而能够一次完成； (3)作品的主人公，异样孩子贾宝玉的性格，有条件，在一系列大事大波中“千皴万染”，从而成为真正活的、立体的、多色彩的艺术典型。 歌德在论及理想的人物性格时，要求具备“丰富性”、“明确性”、“坚定性”三个特征。对于中外古典作家说来，让他们的人物具有“明确性”(即“应该有一个主要方面作为统治的方面”)，并不困难；让他们的人物具有“坚定性”(即“始终如一地”“忠实于它自己的情致”)，也是容易办得到的。比较麻烦的，是在明确性与坚定性的基础上，让人物性格丰富起来，让“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丰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宣言式的抽象品”，让人物“本身就是一个世界”。而要达到这样的境地，对中外古典作家说来，并不是很容易做到的。《红楼梦》的许多人物却毫不困难地达到了这一境地。贾宝玉、薛宝钗、贾探春、花袭人、平儿乃至贾母、刘老老、王熙凤等，都是难以用几个条条就能够说清楚的丰满生动的立体化人物。他们性格的各个侧面，除了在日常生活琐事中得到精心描绘外，在一系列大事大波中也都得到反复皴染和出其不意的突然展现。这里只说贾母。 贾母形象的内涵是很不简单的。似乎不是什么“封建宗法家族的宝塔顶”、“吃人宴筵上的主客”等可以概括得了的。这个老太太既安富尊荣，纵情享用，宠子溺孙，同时又惜老怜贫，识多见广，乐天达命，在知人论事时，还常常发表一些并不迂腐的见解。仅此一端，贾母这一形象就已经够饱满的了。准知，除此之外，这个封建家族太上皇的性格中，竟然还潜在着一种闪光的质素，一种唯有创业者才具有的闻过则喜和勇于自责的雍容磊落的气度。在“凤姐泼醋”，尤其是在“鸳鸯抗婚”中，不是就曾经闪现过这种质素吗? “凤姐泼醋”那一搅扰荣府的重要时刻，平儿无辜遭受琏凤的凌辱，贾母也偏听了凤姐的诬告，误认为平儿是“背地里使坏”之人，经尤氏等说明真象，点明贾母判断的失误后，贾母当即落实了改正措施，“叫琥珀来：你出去告诉平儿，就说我的话，我知道他受了委屈，明儿我叫凤姐儿给她赔不是“。次日，果然当着众人的面，“命凤姐儿和贾琏两个安慰平儿”。贾琏当众作了揖，“霸王似的”凤姐也“愧悔”、“心酸”甚至“落下泪来”。最能体现贾母心胸气度的，是“鸳鸯抗婚”这一冲突中连连自责的那一段描述。一个本来惯于颐指气使的老祖宗，在盛怒之际，犯了迁怒干无辜的过失之后，一旦被提醒，便翻然悔悟，当着薛姨妈和孙男孙女，用毫不含混的透亮语言，再三向儿媳致歉：“可是我老糊涂了，姨太太别笑话我”，“宝玉，我错怪了你娘，你怎么也不提醒我，看着你娘受委屈”；“快给你娘跪下，你说，太太别委屈了，老太太有年纪了，看着宝玉吧”；等等。一个年事已高，仍然实权在握的贵族老太婆，能这样清醒过人，说明她身上原有的创业者的性格，还没有完全泯灭。有了这一类质素的闪现，贾母形象的“丰富性”无疑又增强了。看来，不读完全书，不透过一层层浓淡相间的色彩，就不能把握这个重要人物的全貌。 人物的某种潜在性格质素，在平和缓慢的生活流中，往往不易展露，可在某一突发事件中，却往往被漫不经心似的“带”了出来。这应该说是大事大波对刻画人物性格的一点独特贡献。再者，在比较重要的事件和波澜中，某些次要人物，也有机会被置于人物关系的矛盾交叉点上，作家有可能借助广阔的背景，对他们进行多层次的点染，使他们较迅速、较充分地显现出特有的品质，从而留下最有个性特点的剪影。在这种场合下，作家对这一人物的塑造，有时可以收到以少胜多、事半功倍甚至于收到“毕其功于一役”的成效。比如金荣，这是一个着墨较多的过场人物，他前无踪迹，后无影响，完全是在“茗烟闹学”中被招之即来，一次塑成的。他在全书中的份量微乎其微，然而，在披露贾府家学内幕的冲突中，他却是主要角色之一。这个可恶而又可叹的小泼皮兼小孱头形象，正是在一次冲突中被多层次地勾画出来，赋予他以生命的。夏婆子也是这样。五十八回藕官烧纸时，她虽然出现过，但身份姓氏并不清楚。到六十回“赵姨娘闹怡红”事件酝酿过程中，她的身分姓氏一下子得到明白的交代，她那惯于摇唇鼓舌、拨弄是非、唯恐天下不乱的长舌妇性格，也被“一次性的”充分地展现出来，得到了完成。其他，如性格较鲜明、较有个性的王善保家、马道婆、鸳鸯嫂子、吴新登媳妇、傻大姐儿以及前面涉及过的璜大奶奶等，也都是被放置到某一事件或波澜的矛盾漩涡里，用最经济的笔墨，一次点染出来的。仔细琢磨一下“茗烟闹学”中关于璜大奶奶那一段文字，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淡淡几笔，情景场面，人心世态，宛在眼前，圆满地完成了璜大奶奶这个小人物的塑造。一个地位卑微、性情骄戾、善于随机应变的势利小人形象，被描摹得那么准确、精当、活灵活现。 此外，统观全书，凡是大事件大波澜出现时(凤姐闹宁府除外)作家都不忘皴染贾宝玉性格。如前所说，无论以何人何事为描叙中心，都要或顺或逆，甚至此呼彼应地将贾宝玉贯穿其间。贾宝玉无往不在，无时不有。在不同场面中，从不同角度，对他进行浓淡相宜的点染：协理宁府中，写他路谒北静王，并铺开他与秦钟的交游。元妃省亲中，先写他置若罔闻，继写他才华横溢，又写他虚怀若谷，还多次透露出他对君权礼法的态度。清虚观打醮中，出现了张道士提亲，以及因金麒麟引出的感情纠葛。两宴大观园中，有“雪中抽柴”和“栊翠庵品茶”的种种典故。凤姐泼醋中有祭奠金钏和平儿理妆。鸳鸯抗婚中，写他的同情、不满和爱莫能助。独艳理丧中，详写他与黛玉的神交默契，与贾珍父子兄弟的聚鹿乱伦形成强烈对照。在茗烟闹学、姐弟逢五鬼、宝玉挨打、秋爽斋结社、赵姨娘闹怡红、群芳开夜宴、抄检大观园中，他更是被多侧面反复点染，是不可须臾忽略的中心人物了。看来，作家有个明确的意图，这就是，把他的主人公尽可能放到一切重要事件中去“千皴万染”。贾宝玉之所以成为一个难以用套话概括的、和自然本身一样丰富复杂而且天然浑成的艺术典型，与作家的这种努力是分不开的。 以上种种，已足以说明，我国小说的传统表现方法，原本是丰富的。古代小说家们的艺术个性与诗人们一样，也是绚丽多采的。他们用不同的艺术个性，共同表现着我们这个伟大古老民族的历史，风俗，性格和心理。 “古人的性格描绘在我们的时代里是不够用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琢磨《红楼梦》的艺术经验，决没有故步自封的意图，也不意味着拒绝吸收借鉴外来文化及其表现手法。文学艺术的发展历史早已证明“拿来主义”全然不错，发展民族文化，与“世界识见之广博”程度应当是成正比的。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化”。食古不化者，固然要受到奚落，倘“仿外”而不化，其情形恐怕更糟，也更难以被我们这个有着灿烂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所容忍了。在吸取艺术经验的问题上，要门户开放，外为我用，但首先，要把根基深深扎入中华民族肥沃而广袤的土壤中。近来，有些理论工作者重申了这样的见解：越是有民族性的精神产品，才越能受到国际舆论的尊重。这是真理，一个被中外古今文学史、艺术史反复证明过，并正在继继证明着的真理。 多么希望某些有才华的中青年作家，硬着头皮，仔细琢磨一下《红楼梦》啊。这琢磨的功夫，不仅不是一种浪费，而且，肯定地说，会有益处的。 (本文作者刘敬圻，山东淄博人，1936年生，现为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原载：《红楼梦学刊》1984年2期 原载：《红楼梦学刊》1984年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