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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云锦作为丝织品的贵重面料是红楼服饰的重要构成, 红楼服饰作为文学元素已织入小说的有机整体。云锦和红楼服饰的文化内涵值得珍视和弘扬。 明末清初大诗人吴梅村在《望江南》中赞道:“江南好,机杼夺天工。孔翠妆花云锦烂，冰蚕吐凤雾绡空。新样小团龙。”[1] 《望江南》是一套组曲，共十八首,此为第十一，“咏机丝之好”，寥寥数句，道出云锦烂漫，巧夺天工, 孔翠妆花，新样团龙,涉及云锦的色彩、工艺和花型。 云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枝奇葩，云锦中的妆花是我国丝织工艺的最高境界。云锦品种繁多，绚烂多姿，由她衍生、组合、点缀而成的服装饰物，更是美不胜收。本文仅拟从《红楼梦》文学创造的角度来领略云锦的风采和魅力。具体而言, 云锦是丝织品、贵重面料，闪现在《红楼梦》贵族家庭各色人物的穿着铺陈中;宽泛而言，云锦以及种种服饰精品，已被作家独出机杼、织入文学作品的有机整体之中;抽象而言，云锦又是一种符号和象征,她和红楼服饰不仅能唤起历史的记忆，其承载的文化内涵更值得当今珍视、传承和弘扬。 一 《红楼梦》第一回,开卷伊始在揭蘖本书“大旨谈情”时写道，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2]现代的读者都明白，这里作家并非一味宣扬“色即是空”的观念,而是一种借用，其中注入了自己的人生体验和感悟。这四个短语里每一个都包含了“色”字, “色”是大千世界的形形色色，是人间万象的绚烂繁华，小说的全部艺术描写告诉我们，色不是空，色是实在的、可感的,是生活的魅力。这里当然有超越、有提升，但首先是投入、是沉浸。也就是说，作为一部小说，它抒写人生,描摹生活,举凡衣食住行种种细节皆包罗其中，“衣”是首当其冲、举足轻重的。因此，当我们品尝《红楼梦》的人生盛宴时，自然也包括“衣”的盛宴、或曰服饰的盛宴、织物的盛宴、云锦一族的盛宴。 锦是丝绸织品中最绚烂多彩的产品。云锦是以纬线来显示和装饰花纹的丝织品，也称“纬锦”，大体包括“花缎”、“织金”、“织锦”、“妆花”几类。“花缎”又名“库缎”，因织成后入内务府库而得名, “织金”也因入库而又名“库金”。锦缎织品本身就富有光泽，再配上各色丝线的花纹图案,就更加光彩夺目、灿若云霞了。倘以金银线织出花纹则尤为富丽堂皇。“妆花缎”则为云锦的最高品级，挖花妆彩，图案丰富,曾用为帝后百官的礼服。《红楼梦》中，锦缎丝绸作为未经裁制的衣料,出现在宫中赏赐、豪门馈赠或大宗采购之时。如元妃省亲临别赐物，予贾母的就包含“富贵长春宫缎四匹，福寿绵长宫绸四匹”，还有赏给众人的“彩缎百端[3]”；贾母寿日,奉旨钦赐礼品中有“彩缎四端”，元春赠物中又有“彩缎十二匹”。又如江南甄府到京派人送来贾府的礼单开的是:“上用的妆缎蟒缎十二匹，上用杂色缎十二匹，上用各色纱十二匹，上用宫绸十二匹，官用各色缎纱绸绫二十四匹。”再如兴建大观园时，贾琏的采购清单中有:“ 妆、蟒、绣、堆，刻丝、弹墨各色绸绫大小幔子一百二十架”，一次凤姐叫宝玉帮她记账，劈头就是“大红妆缎四十匹，蟒缎四十匹，上用纱各色一百匹”。这些记叙，虽则只在字里行间带过,似不经意，但却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如此大宗的,成匹成端的各类高档丝织品，正是贾府“锦衣纨裤”生活之所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甄府的礼单,一则全部都是缎纱绸绫等丝织品，二则皆为“上用”即供应宫廷之用,三则点明来自“江南”。这就自然不过的联想到江宁织造曹家,我们不妨引一个内务府“曹頫送来缎匹如数收讫”的奏摺：“臣等查收，看得上用满地风云龙锻一匹, 大立蟒缎六十九匹,蟒缎十一匹，片金十四匹，妆缎一百四十匹,倭缎二十匹，金团龙缎三匹，金字缎十九匹，大立蟒纱十四匹,蟒纱二匹, 金团龙纱一匹，缎四百二十四匹,石青缎四十一匹,官绸十七匹，宁绸六十八匹，文绸一匹,金线纱一匹，碎小花缎五十一匹，洋缎八十八匹，总共缎匹等项九百八十五匹，已如数收讫，并将按类登记入档，谨此奏闻。”[4]两相对看,不仅透露出作者家世的消息,而且表明小说中贾府的衣著铺陈，其豪贵超越一般达官显宦，不乏“上用内造”之物，气派堪比宫廷。 以上旨在点明《红楼梦》“服饰盛宴”用料来源的规模之大和档次之高。现在来看“服饰盛宴”的本身，前贤时彦对红楼服饰已有许多专文甚至专著行世，加上有关的辞典注解甚详。这里只想就笔者印象深刻者举其要点略加申说,一曰丰富多采，二曰细密准确。全书有关服饰的描写最为集中的一是在开篇之初的第三回 黛玉进府之时，通过黛玉的眼睛来看主要人物王熙凤和贾宝玉的服饰穿戴及荣国府的居室铺陈,接着就是刘姥姥眼中的王熙凤（第六回）和贾宝玉眼中的薛宝钗（第八回）；还有一处密集的服饰描写是四十九、五十回雪中的“斗蓬大观”。这里先说前者，黛玉所见的王熙凤，人们已经十分熟悉这个亮相：“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带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这里有头饰两件、项饰一件、裙饰两件、上装两件、裙服一件，总计八件；以色彩论,有赤金、豆绿、大红、玫瑰、石青、翡翠；材质有洋缎、洋绉、银鼠，外加金、玉、珠宝；花型有百蝶穿花、撒花之类,工艺有缕金、刻丝之属，裁剪的“窄裉”是紧身的时尚的,合于凤姐的“身量苗条”。如此丰富多彩、华美贵重的盛装，自然会给黛玉也给读者以“彩绣辉煌，恍若神仙妃子”的印象了。接下来写年轻公子贾宝玉外面归来的装束，同样齐全、华贵，不再赘说,只看更进一层的宝玉转身出来已换了家常便装,“身上穿着银红撒花半旧大袄”“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绫裤褪，锦边弹墨袜，厚底大红鞋”。正是平居不必崭新，故大袄“半旧”，裤褪不用扎紧而散开半露，脚上也由“靴”换成了“鞋”。总之显得轻便随意,但仍不失贵公子和受宠孩子的本色，依旧服采鲜亮,做工考究，连袜子都有弹墨花型，以锦镶边。真可谓从头写到脚，由外写到内。再看小说对薛宝钗服饰首次较为具体的描写是在第八回宝玉眼中,其时宝钗坐在炕上作针线，头上挽着漆黑油光的zuan儿，蜜合色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葱黄绫棉裙”。宝钗小恙家居，素性不喜奢华，故其穿着最大特点是“一色半新不旧”，所呈现的色彩除去发髻是“漆黑”的单纯色而外,蜜合色、玫瑰紫、葱黄色都是调和色或中间色。密合淡黄如蜂蜜;玫瑰紫为紫玫瑰花色、紫中带红;葱本绿色,葱黄即黄绿色。这些颜色不强烈、不张扬，平和蕴藉,合于宝钗的个性和为人。我们真不知作家的调色板里能调出多少种千差万别的颜色来听候调用,使恰到好处。 可以这样说,此处对薛宝钗服饰的描写是准确的,但并不单调，依然是丰富的,有色彩的;而前述王熙凤和贾宝玉的服饰是丰富多彩的、同时也是细密准确的。 二 说到准确,不是卖弄博学、炫耀才华所能奏效的。文学作品中,人物穿什么,须得与其年龄、身分、节候、场所相吻合。记得八十年代初在校订《红楼梦》时，为了王熙凤一件服饰的细节，颇费斟酌。那是在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时所见,以程本为底本的通行本作“那凤姐家常带着紫貂昭君套”，我们所据的庚辰本作“那凤姐家常带着秋板貂鼠昭君套”，“秋板貂”还是“紫貂”，究竟取哪种文字呢，检阅庚辰本以外的其它重要脂本,也有作“紫貂”的,因而不能不慎重考虑。经查考并请教行家, 貂鼠皮毛轻暖,色呈黄或紫黑, 紫貂当然是贵重裘皮,细究起来，貂皮种类很多，“秋板貂”指秋季绒毛尚未长全的貂鼠皮毛，又称“秋皮”，较“夏皮”为佳，稍次于“正冬皮”。在这里,凤姐是“家常”穿戴，时令为秋尽冬初，尚未大冷,又在室内，会见刘姥姥这样一个乡间来的不速之客，十分随意, “秋板貂鼠”是适宜的。因而决定从底本庚辰本的文字。 深得“红楼”真传的现代作家张爱玲精于服饰，她说:“穿皮子，更是禁不起一些出入,便被目为暴发户。皮衣有一定的季节,分门别类，至为详尽。十月里若是冷得出奇，穿三层皮是可以的,至于穿什么皮,那却要顾到季节而不能顾到天气了。初冬穿‘小毛’，如青种羊，紫羔，珠羔；然后穿‘中毛’，如银鼠，灰鼠，灰脊，狐腿，甘肩，倭刀；隆冬穿‘大毛’，——白狐，青狐，西狐，玄狐，紫貂。‘有功名’的人方能穿貂。”[5]贾府不是暴发户，当家奶奶的衣装色色齐全,用不着刻意炫耀。王熙凤和这个“功名贯天”的贵族之家里的主子们自然可以穿紫貂，冬衣中紫貂频频出现，而在上举场合中“秋板貂”似更相宜，可以见出小说服饰描写之准确细腻。 皮毛貂裘和绫罗绸缎一起,构成四季服装的贵重材料,冬衣的面料也往往是丝织品,不仅轻暖,而且亮丽。上举张爱玲在谈服装变迁的《更衣记》里不仅见出她对皮毛的内行,更显出她对绸缎的喜爱，她对一年一度的晒衣裳感到“辉煌热闹”，穿行在竹竿间两边是“绫罗绸缎的墙”，可以闻到“樟脑的香”，可以暂时忘却忧愁。张爱玲笔下人物衣饰描写之详实细致，固然得之于生活,却明显系红楼家数。从《红楼梦》所见的远不止是“绫罗绸缎的墙”，那是活动的、变化的,随各色人物次第展现出来的有生命的“服装秀”。上节我们着重述及主要人物登场服饰给人的印象，笔力集中,色彩浓重。在随后的生活之流中,“衣”依旧是不可缺少的,虽则散落各处,只要写到,依旧精采。在贾府，绫罗绸缎不仅主子穿用,即便是姑娘丫环身上,也属常见。刘姥姥初进荣府，见到“遍身绫罗,插金带银”的平儿，错把她当成凤姐了,足见穿戴不凡。对丫环的服装，小说写的也相当具体细致，比如袭人是从贾芸眼中看出,“穿着银红袄儿，青缎背心,白绫细折裙”；鸳鸯是被邢夫人打量，“只见他穿着半新的藕合色的绫袄，青缎掐牙背心,下面水绿裙子”；紫鹃在园中,“穿着弹墨绫薄绵袄，外面只穿着青缎夹背心”。就算并非头等大丫环的雪雁也有“月白缎子袄儿”。以材质工艺而论,自然比不上主子考究，但在这一干人物身上,同样闪烁着丝织品的光彩。 关于《红楼梦》的服装，启功先生曾经写道:“本书中人物的服装，有实写的,有虚写的。大体看来，是男子的多虚写,女子的多实写。女子中又是少女、少妇多实写,老年、长年妇女多虚写。女的官服礼服更多虚写,写实的只是些便服。宝玉虽是男的,但书中所写他的年龄,只不过是几岁到十来岁的小孩。凡能代表清代制度的官服，一律不见。”[6] 启先生谙熟清代典章制度和生活风习，对《红楼梦》的校注多所关注，上引见解口头上也多次讲过。笔者以为，启先生的见解是符合《红楼梦》小说实际情况的,楔子中明白宣告此书不欲着迹于“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敷衍故事。作者这样做,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时代的、社会的、家族的、个人的等等。其中,包含着他意识到自己是在写小说，不是叙史传。写小说就离不开虚构、虚写。虚虚实实，虚实相生，真真假假，以假存真,成为把握一切文学作品尤其是《红楼梦》这样杰作的关键。启先生在各个环节上诸如年代、地点、官制、称谓，也包括服饰，都提醒我们要注意虚实真假、扑朔迷离的地方。男子服装的虚写,启先生提到“美服华冠，轻裘宝带”，“乌帽猩袍”“披莽腰玉”一类,老年、长年妇女的则有所谓“按品大妆”，究竟什么样子，并不具体,但读者可以意会到是华美庄重合于制度的礼服。该文中当然也论及实写的服装并详举了王熙凤贾宝玉等人的装束，这也是本文在前面着重谈到的地方。笔者以为虚写和实写应该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作者缺乏写实的功夫，不能把主要人物的关键亮相写的丰富细腻、光彩照人，由此引发读者的联类推想,则虚写不免流于空泛。反之,倘若实写精微出采,则虚写令人遐想，相得益彰。 关于服饰问题,同为前辈学者的郭若愚先生有不同的意见,认为《红楼梦》中的服饰不可能也不必要虚写,它真实具体地反映了清代前期的服饰面貌,不容置疑。郭先生的长篇论文《红楼梦人物的服饰研究》[7]对于由明入清和清代前期服饰制度的演变论述甚详，在这一背景下,把《红楼梦》中各种类别和各个人物的服饰逐一加以分梳、解析和论证，文章很有学术价值。笔者以为，郭先生较多地着眼于历史,看取《红楼梦》提供的服饰资料,肯定它的真实性，而启功先生也指明《红楼梦》中有大量的实写,高度评价作品描写生活的现实主义成就，在这方面与郭著并无大的抵牾。然而文学作品毕竟不是生活实录，变形，虚拟是必须的,启先生指出有实写也有虚写,强调“运真实于虚构”是值得记取的。 这种虚实相彰的写法不仅体现在人物服饰上,环境也同样，即居室铺陈的“衣著”也有详略虚实的映衬。详写的佳例在第三回,当我们跟随林黛玉进入荣府来到王夫人住房时,见炕上“正面设着大红金钱蟒靠背，石青金钱蟒引枕，秋香色金钱蟒大条褥”，炕沿上有“两个锦褥对设”；日常起居之所则用“半旧的青缎靠背坐褥”“半旧的弹墨椅袱”。这是精描细画一丝不苟的实写。再如大观园兴建时贾琏汇报筹备工作提到“椅搭、桌围、床裙、桌套,每分一千二百件”，这里数目十分具体,用量之大着实惊人，还仅是园中所需。由一斑可窥全豹，像国公府这样的高门大户,深宅大院，轩堂敞厅，上房内室，要消费多少帘幔屏帐，裙围套垫。书中写到省亲大典，寿庆祭祀等,多有“锦幔高挂、彩屏张护”“帐舞蟠龙,帘飞彩凤”“屏开孔雀、褥设芙蓉”一类略写、虚写,让人感到满目龙飞凤舞、彩绣辉煌，仿佛大片华美精致的云锦扑面而来。 三 一件衣裳成一件饰物当它被写入文学作品时总会和人物、事件发生某种关联,有助于描摹人物推演故事，这是常识，是一般作家不难达到的。而在中外名著中,一件衣服或饰品竟然能够支撑起整个作品，体现某种深刻的意义，例如果戈里的《外套》和莫泊桑的《项链》，至今不朽，这就有赖于杰出作家的文学天才了。这两个名作都是十九世纪的短篇小说，而较之早约百年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作家写到的服饰何止数十百件，其丰盛精微上文已有略及,以单件而论则不能不标举那晴雯织补的“雀金裘”了。 “晴雯补裘”是《红楼梦》中的著名章回,既可独立成篇,又常入画入诗，其文学价值可圈可点。这里只想就作家将这件服装文学化和审美化的角度，补说一二。 首先，“雀金裘”有充分的生活依据。这是一件以“乌云豹”做里子，“雀金呢”为面料的大毛狐裘。“乌云豹”是狐皮的一种，“雀金呢”何物？贾母解释说“这是俄罗斯国拿孔雀毛拈了线织的”，就连“雀金呢”的名目,也是贾母方识得。据清初叶梦珠《阅世编》卷八“冠服”记载：“昔年花缎帷丝织成华者，加以锦绣，而所织之锦，大率皆金缕为之,取其光耀而已。今有孔雀毛织入缎内,名曰毛锦，花更华丽，每匹不过十二尺，值银五十余两。”[8]以《红楼梦》作者对贵重衣物之广见多识，当有所闻见,以其罕有、特笔写出。至于说是“俄罗斯国”，则为小说家言，不能当真,孔雀为热带和亚热带鸟类,不产于俄罗斯。清·王士禛《香祖笔记》载“羽纱羽缎，出海外荷兰、暹罗诸国，康熙初入贡止一二匹,今闽广多有之，盖缉百鸟氄毛织成。”[9]可见当时有舶来的鸟羽织物。红学前辈吴世昌先生认为源于我国,著有《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羽毛贴花绢”到〈红楼梦〉中的‘雀金裘’》[10]长篇论文,考辨甚详。 其次，“雀金裘”有独特的华贵品质。宝玉第一眼看时只见“金翠辉煌，碧彩闪灼”；接着借贾母、王夫人之口强调“就剩下了这一件”，“仔细穿,别遭踏”，突出其独一无二，不可再造；随后，通过外间织补匠人、裁缝绣工都不认得、不敢碰,说明其希罕难得，人所未见。总之，多方铺垫，把“雀金裘”这件服饰的华美贵重推到了极致。偏偏这样一件人间“尤物”，陡然残缺,后襟上烧了指顶大的一个洞眼。这与其说是宝于的粗心,不如说是作家的匠心。 再次，雀金裘谁能补？谁肯补？成了火烧眉毛的当务之急。“补裘人”的角色谁属？晴雯成为独一无二的人选，具有“唯一性”。晴雯的针线女工素为贾母赏识，丫环虽多,只有晴雯会界线织补。偏偏此刻晴雯已卧病数日,脸面烧得飞红,身上热得烫手,鼻塞声重,头痛难忍，加之为坠儿小窃，动气受风,病上添病。尽管如此，她还是挣命咬牙，漏夜赶工,硬撑着把这个细巧活计，从拆开里子、钉牢竹弓、刮松破口,到分出经纬、界出地子、一针一线地织补完工，再用小刷剔出绒毛。真是何等精细，何等工巧,足可乱真。而此刻晴雯已经力尽神危、颓然倾倒了。 总之，“补裘”犹如一个聚集点,为解宝玉急难,晴雯殚精竭虑、一力承当、肝胆照人。较之全书中刻划晴雯的“撕扇”、“拒抄”、“诀别”诸节,“补裘”更有特点，更见精采。晴雯个性，犹如这件雀金裘一般高贵、闪灼生辉。 可以说,崭新的完好无损的雀金裘固然令人惊艳，自有其审美价值;然而被烧破的、经晴雯织补的雀金裘有了更高的审美价值。因为它对结撰故事情节、深化人物关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一件服饰，它的文学功能被发挥到了极致。恐怕只有在《红楼梦》里,我们才能看到这样的文学风景,即服饰作为文学元素的渗透力和能动性。 类似以服饰写人寄情的, 还可以举出“香菱换裙”。香菱此裙叫做“石榴裙”，是条刚上身的新裙子，在大观园中戏耍拖在一汪积水里污湿了半扇，十分狼狈,恰被宝玉瞧见。宝玉固然可惜这新裙子，更怜惜香菱其人,因出主意以袭人的同样裙子替换,帮助香菱排忧解难。在这里，宝玉出于一贯体贴女儿的本性,以尽心服役为乐,毋庸多说。值得注意的是宝玉说:“这石榴红绫最不经染”，宝玉是个不懂生计不管俗务的小爷，对绫罗之类丝织品的印染和落色倒颇为内行，这话说到了点子上。须知“不经染”，意为经不起沾染、污染。染，在此是“黵”的借音，织物易落色、形成水渍污点称“不禁黵”。作为服装面料的丝织品落色,可不是小问题, 《红楼梦》中出现这样的细节，亦非偶然。翻看曹家档案，其中就有因织物落色责令赔偿以至罚俸的记载。如康熙五十年十一月十五日《内务府总管赫奕等奏御用缎匹跳丝落色请令江宁织造赔偿摺》谓“江宁织造送来上用满地风云龙缎、蟒缎、妆缎（中略）宫绸、宁绸、纱等九百四十五匹，官用大立蟒缎（中略）等二千八百十五匹,两项共三千七百六十匹,其中跳丝及擦后落色之上用缎、明纱十二匹。……既都不能用,请令其补织赔偿送来。”[11]又如雍正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内务府奏御用褂面落色请将曹頫等罚俸一年摺》其中有“江宁织造·员外郎曹頫等，系专司织造人员，织造上用石青缎匹，理应敬谨将丝纰染造纯洁，不致落色,乃并不敬谨，以致缎匹落色不合。应将江宁织造·员外郎曹頫、司库八十五,各罚俸一年”。[12]足见缎匹落色,非同小可，蛛丝马迹，流于笔端。 “补裘”和“换裙”可以看作小说中单件服饰的特写，而层见叠出琳琅满目的服饰展示则是另一种写法。除本文第一节所述主要人物亮相的回次外,还有一处便是四十九、五十回雪中的“斗篷大观”了。这也是极见功力和富于审美价值的篇章，值得细加品鉴。 细读这一段,人们就会发现“斗篷”出现的频率很高,从四十九回的中间到五十回的前半,写到斗篷竟有十二次之多。不妨排列起来检阅一番：（一）“只见宝琴来了,披着一领斗篷，金翠辉煌，不知何物。”还是湘云识货，说是野鸭子头上的毛做的。（二）“正说着,只见宝玉屋里的小丫头送了猩猩毡斗篷来。”（三）黛玉“罩了一件大红羽纱面白狐皮里的鹤氅。”（四）“只见众姐妹已都在那边，都是一色大红猩猩毡与羽毛缎斗篷”。（五）“独李纨穿一件青哆啰呢对襟褂子”。（六）“薛宝钗穿一件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羓丝的鹤髦”。（七）“邢岫烟仍是家常旧衣,并无避雪之衣”。（八）“史湘云来了,穿着贾母与他的一件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子里外发烧大褂子……围着大貂鼠风领”，却一面脱了褂子，露出里头的装束，众人都笑他扮成小子样儿比扮女儿更俏丽。（九）“探春正从秋爽斋来,围着大红猩猩毡斗篷，戴着观音兜”。（十）“远远见贾母围了大斗篷，戴着灰鼠暖兜，坐着小竹轿……五六个丫环拥轿而来。”（十一）“忽见凤姐儿披着紫羯褂，笑欪欪（xi嘻）的来了”。（十二）“一看四面粉妆银砌，忽见宝琴披着凫靥裘站在山坡上遥等”，“背后转出一个披大红猩猩毡的人来，那是宝玉。” 清代的评点家早已体察到这一系列写斗篷的精细和高明,专有一段评语说:“此文线索在斗篷。宝琴翠羽斗篷，贾母所赐，言其亲也。宝玉红猩猩毡斗篷，为后雪披一衬也。黛玉白狐皮斗篷，明其弱也。李宫裁斗篷是哆啰呢，昭其质也。宝钗斗篷是莲青斗纹锦，致其文也。贾母是大斗篷，尊之词也。凤姐是披着斗篷，恰似掌家人也。湘云有斗篷不穿,着其异样行动也。岫烟无斗篷，叙其穷也。只一斗篷，写得前后照耀生色。”[13]这段心得反映了前人读书之细心，很有见地。我们应当从中得到启发和教益，领略到凭借一领斗篷，通过不同质地、不同形制、不同色泽、不同穿法……把各人的身份、地位、关系、个性、处境凸显出来，收到“一击两鸣”、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正如一位前辈作家指出的那样，斗篷仿佛一条丝线,把一颗颗珍珠连接起来，成为一串珍珠项链。本来上举各项有关穿戴的描写是散落在各处的,看上去似散漫随意,其实却有严谨的构想，一丝不苟。贾氏兄妹着一色的大红猩猩毡斗篷，而同中有异，着法不同,探春是围，宝玉是披，其映衬雪景的作用是一致的。分属每个人所着的斗篷其功能与特色已如前述，犹如一颗颗珍珠，映照出生活和个性的光彩。 斗篷的描写并不到此为止，还延伸到后面五十一回,袭人回家探母时王熙凤命平儿给她带上了一件雪褂子，平儿顺手多拿出一件建议给岫烟送去。这里既写了凤姐这个当家人关切袭人作为大丫环穿戴是否体面合适，更写出了平儿的善良和细心周到。这可以说是有关斗篷的一个“补笔”，同样起到因物及人以小见大的作用。 四 “当行本色”，人们读《红楼梦》的服饰描写都会如此称叹，也都会认同织造世家给予作品的深刻烙印。众所周知，自曹玺于康熙二年任江宁织造，至曹頫于雍正五年十二月被革职、雍正六年二月被抄家,首尾历时66年,其中曹玺死后曹寅曾回北京5年,又到苏州2年半,故曹家祖孙三代任江宁织造的实际时间是58年多,如加上曹寅曾任苏州织造的时间,则曹家在江南任织造的时间是首尾61年。在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专差久任。江宁织造一职原来规定三年更换一次,至曹玺才定为不再变更,一代接一代连续供职，时间之长当属空前绝后。再是恤商惠民。曹家忠于主子自不待言,但同时能顾及下情，清积弊、节浮费、少扰民,故士人、机户、匠役、丝商均称善政。 有此两端,可以推想织造这一专业性颇强的职务和相关的外部环境对作家的熏染和影响。虽则并无史料证明曹雪芹曾愔此道,但从小说的描写可以体会到.这样特殊的家世背景和生活环境,对作家知识结构和生活积累的深层渗透，非一般浅尝急就的作家所能达到。 织造曹家不仅尽职敬业,更兼文采风流、交游广阔。有学者[14]注意到当年名流在颂扬曹雪芹祖辈的诗文中不乏用“黼黻”二字,并查考举证，如熊赐履有“黼黻九重劳补衮，杼机二月念新丝”；纳兰性德有“于时尚方资黼黻之华,闾阎鲜杼轴之叹”；邵陵有“黼黻文章，听南国，讴歌腾誉”；尤侗有“国资黼黻，人叨帡幪[15]”等。小说第三回荣国府正堂有“座上珠玑昭明月，堂前黼黻焕烟霞”的联语。“黼黻”指古代达官贵人礼服上绣绘的花纹。黼为白与黑的斧形图案，黻为青与黑两己 相背形图案。下联的字面义是说衣饰华贵、灿若烟霞，其内涵也和上举名流称颂的用法相类,有功业卓著、教化有方、文章绚丽的意思。如此看来，“黼黻”几乎可以作为这个家族的标记和文化符号了。 其实,《红楼梦》的艺术描写本身，就已经包含有把“锦”作为象征之物或曰文化符号的意味了。在小说的第十九回和七十二回各写到过一个梦,梦中都出现了锦。十九回写宝玉问到一个同茗烟相好的丫头的名字，引出一段“新鲜奇文”说：“母亲养他的时节做了一个梦,梦见得了一匹锦，上面是五色富贵不断头卍字的花样,所以叫他的名字作卍儿。”宝玉听了笑道,“真也新奇，想必他将来有些造化。”是吉兆才说有造化，成匹织锦上的图案是吉祥的卍字纹样，民间以卍（万）字企盼富贵,五色卍字不断头象征富贵连绵不绝、生活多彩多姿。卍字锦确系云锦重要品种，深得民间喜爱。另一个梦则为七十二回王熙凤的梦，“梦见一个人,虽然面熟，却又不知姓名，找我。问他作什么,他说娘娘打发他来要一百匹锦。我问他是那一位娘娘，他说的又不是咱们家的娘娘。我就不肯给他,他就上来夺。正夺着,就醒了。”旺儿家的在旁解梦说“这是奶奶的日间操心，常应候宫里的事。”话音未落，宫里就有太监打发人来索要银子,可谓立时应验。这个“夺锦之梦” 所寓含的不祥之兆自然远不止宫中一两次的巧取豪夺，它预示着贾府“鲜花着锦” 的时光已到了尽头，而运终数尽和宫中娘娘失势直接相关，争斗夺抢，势所不免。这里姑且不论吉凶,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梦里都出现了“锦”，不论是五色富贵不断头的卍字锦还是宫中索要的一百匹锦，都见出锦之为物无处不在,见重于宫廷和民间。锦是作家过往生活中十分熟悉的事物，不仅存留在记忆中,而且积淀于潜意识内,不经意间便会流于笔端，以至出现在人物的梦境之中。应当说,梦中之锦较生活之锦更空灵、更有意味,它反映出,“锦”在作家心目中是实体也是意象，是物质也是文化,具有符号性、象征性。 《红楼梦》的创作得力于织造世家，这是没有疑问的;翻过来，织造世家却不一定能产生伟大的作品，或缩小而言不一定能写出这样的红楼服饰。关键在于曹雪芹的文学天才。他把得之生活得之织造家族的素材化为创作的养料,化为文学的元素，熔铸到了小说之中。 当今人们常常把《红楼梦》比喻为“百科全书”,其实并不切当,理由很简单, 《红楼梦》是文学作品。小说里的药方不能吃,菜肴照书也做不出来，现实中的大观园总盖得不满意，那些服饰依样葫芦未必能讨好…..。谁都承认曹雪芹广见博识、杂学旁收、多才多艺，但他从不卖弄、从不炫耀、从不堆砌。就本文以上的简略分析可以看出，书中任何一处服饰描写，都只是为了结撰故事、推演情节、刻划人物，深化思想,总之，为了创作的需要,他才调动“库存”，把他的所经所历、所见所闻、所感所悟、所思所想织入小说之中。这样的转化，即文学化、审美化最能见出作家功力和水准。本文正是力求从文学的视角看取《红楼梦》服饰描写给人的启示。 当然，“百科全书”作为一种比喻，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文学,尤其是小说，总要反映一定的时代风貌和社会生活,杰出的小说必定具有高度的社会历史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恩格斯说,从巴尔扎克的作品里“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16] 《红楼梦》中,王熙凤放高利贷和刘姥姥算螃蟹宴花费的经济细节同样为学者所看重,一切关于衣、食、住、行、典章、制度、礼仪、民俗等等的细节也为研究者重视。《红楼梦》诚然不是历史书、资料书,但可以当作历史来读,它提供的思想资源和生活形态成为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 正因此，多年来除了研究论著外,还形成了一个所谓红楼文化圈,举凡园林、建筑、饮食、服饰、工艺、音乐、书、画、茶、酒以至影视、曲艺等等都涵括在内，这对于普及经典名著、丰富民众的文化生活大有益处。服饰文化是红搂文化的重要部分,相对而言，较之园林文化(不止一处大观园的修建)、饮食文化(红楼宴、梦酒等)、音乐文化（大型红楼梦曲的联唱演出）等,对于《红楼梦》中的服饰资源的关注和发掘是不够的。如何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既有本有据又不拘不泥，对红楼服饰进行再创造,给以艺术的展示以至市场的开发,从而弘扬中国服饰文化,提高当代人的服饰审美修养。这方面应该是有很大空间和很多作为的。 中国是丝绸古国。丝织物中,锦代表了最高技术水平;云锦则集历代织锦工艺之大成。云锦中的妆花,最能体现云锦技艺的特色和风格，妆花缎吸收了缂丝之通经断纬、分段挖花的方法,达到了“锦上添花”的效果。花型饱满，布局严谨，色彩丰富,对比强烈,可以连续排列,也可通幅彻匹织成单独一个花型。《红楼梦》中,妆花缎不仅直接出现在赏赐、馈赠之中,而经过精工裁制的各色袍、褂、袄、氅，以及靠垫、坐褥等无不闪现着妆花的身影，让人领略了云锦的丰采和魅力。 云锦作为面料，自有它的实用性,又因工艺精湛、花案繁复，凝结着织工的智慧和巧思，是一种超乎物质的精神产品。加之云锦历史悠久，其图案和色彩具有丰厚的文化含量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如团龙、麒麟、日月星辰、江牙海水、黼黻文章等固然是权力的象征,也是民族历史的遗存,而蝙蝠、卍字、如意、祥云等图样包含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企盼。我们应当珍视这一份遗产，保护其精华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弘扬和创新。笔者记得1992年在扬州召开的国际红学研讨会期间,曾经有一场云锦的服装表演、典雅大方、品种多样,这应当是云锦工艺的一种新的展示,给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今年奥运期间,到处可见的祥云图案特别是祥云丝质领带,充分发挥了作为中国文化符号的作用。 云锦，成就了红楼梦的高贵典雅。云锦连同她承载的文化内涵，不仅可以唤起历史的记忆,而且正在焕发青春、再创辉煌。 2008年冬至日完稿,2009年春节修改。 注释： [1] 《吴梅村诗集笺注》，清·程穆衡原笺，清·杨学沆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845页。 [2]本文所引《红楼梦》原文均据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7月第3版。 [3]:端:作量词用,古代布帛长度名,二丈为一端。据《左传》杜预注。 [4]《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66页，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中华书局1975年3月第1版。 [5]《更衣记》见《张爱玲代表作》200页，中国现代文学馆编，华夏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6]《读红楼梦劄记》，见《启功丛稿》第189页，中华书局1981年12月第1版。 [7]载《红楼梦研究集刊》第十、十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8月、12月版。 [8]清·叶梦珠《阅世编》卷八“冠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第177页。 [9] 清·王士禛《香祖笔记》卷1，第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 [10] 见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第314-3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 [11]同[4]第93页。 [12] 同[4]第181页。 [13]《戚蓼生序本石头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五册，四十九回回后总评。 [14]严中,以下引述见所著《红楼丛话》第4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5月版。 [15]帡幪：帐幕之类的古称,亦解作庇护。 [16]恩格斯《致玛·哈克纳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3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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