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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四十年代，王昆仑先生就发生过这样的感触：“读了《红楼梦》关于贾母的描写，才使人忽然发现，原来中国历代那么多的史传和小说，竟找不出几篇完整美好的老太太传记。所有的多半是千篇一律的贤母传，或片断不全的言行钞，再不然就是寿序讣文一类的死文学。” （《红楼梦人物论》）贾母诚然是《红楼梦》作者提供的一个活生生的中国封建宗法家庭的“老太君”形象。在史传小说中固然找不出这样的人物，在戏曲文学中虽有也难与之比肩。象杨家将故事里的佘太君和《西厢记》里的老夫人，应该说也是各有特色的影响很大的典型人物。但就艺术形象的丰满完整程度而言，比之史太君，仍不免相映逊色。 旧时代的红学家一提到贾母常会发出这样的赞叹，称她是一个“福寿才德四字兼全”的老封君（见王希廉《红楼梦总评》）；当代的某些评论者则往往以“贾府的最高统治者”一语将其贬煞，以至把她看作贾府一切丑行的“黑保护伞”。这些看法当然各有根据、并无不可，但如若成为一个谥号或一张封条则同这个丰满生动的艺术形象太不相称，辜负了作者创造这个人物的一片心血。在小说中，史太君这个人物对于主人公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史太君形象的本身，也有其独立的为任何其他人物不能代替的典型意义在。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应忽视的。 先说第一个方面。 小说主人公贾宝玉性格的形成当然有其时代的社会的终极原因。而这些必然性的因素往往要借助偶然的机缘起作用。通常认为贾母对孙子的溺爱造成了一道缝隙，使之得到了发展个性的机会。其实，单是溺爱并不足以造成这条缝隙，这同贾母在这个宗法家庭中的地位以及家庭成员之间凭借宗法关系相互制约和矛盾的情况关联着。我们看到贾政和宝玉父与子的矛盾可以发展为“不肖种种大承答挞”那样惊心动魄的场面，而贾母和贾政的分歧可以紧接着演出那样令人难堪的活剧，贾母向儿子声称：“要打死他（指宝玉），先打死我”，立刻回南京去！这两种冲突看来南辕北辙，实际上反映了同一个东西，即在宗法家庭中亲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愈是在所谓诗礼簪缨的贵族之家，这点就表现得愈突出愈典型。鲁迅曾经说过，中国封建的传统观念从来认为父母养育儿女便是有恩于儿女，“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就如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之时，宝玉若直抒己见便被斥为“卖弄”，若不敢作声则又怪罪曰“还要等人请教不成”，左右落不是。至于挨打那次，几罪俱发，更毫无申辩的余地了。同样的道理，贾母盛怒之下又何尝有贾政说话的份儿？口口声声“儿子禁受不起”“儿子无立足之地”，只有躬身陪笑叩求认罪而已。可见，贾母作为这个宗法家庭中辈份最高、经事最多、地位最尊的“老祖宗”，其作用不仅限于如有些论者所说的是一尊偶象，而是在实际生活中笼罩全局举足轻重的一位太上家长。本来，溺爱宝玉的不止贾母一人，王夫人何尝不溺爱呢。所谓严父慈母，往往如此。但宗法家庭中的夫权使王夫人不足与贾政抗衡，天平的这一端只有加上“老祖宗”这个砝码才能相持不下，至少可以抵挡一阵。且看宝玉挨打之后，创伤渐愈，贾母怕贾政又叫他，特命人传出话去，就说打重了，得着实将养几个月，亲朋往还一概杜绝，连家庭中晨昏定省都随他的便。宝玉本来懒与士大夫男人接交，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应酬，如今得了贾母的话，愈发得了意，日日只在园中游卧，甘心为丫鬟充役。别人来劝，他反生气。这里的确存在一条不小的缝隙、一角自由的天地。贾母恰似一堵挡风的墙，客观上给他以某种保护，使得这株嫩苗不致很快摧折。可见单是“最高统治者”一类概念，难以解释和分析现实的人物关系。当然，宗法关系说到底也是一种阶级关系，它所规定的君臣、父子、长幼、亲疏等等一整套秩序，归根结蒂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这就是它的阶级性质。但在这个体系内部却又互相制约、互相矛盾、错综复杂。所谓统治与被统治、判逆与卫道的界划并非处处判然分明，而往往同宗法关系纠结在一起，呈现出多种复杂的形态，甚至产生出某种“空隙”。贾母对宝玉的思想情趣当然是不会理解的，但她对宝玉的庇护却是切实有效的。小说中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形成令人感到真实可信，同作者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宗法家庭内部的复杂关系、塑造了贾母这样一个老太君的形象很有关系。 贾母的这种‘屏障”作用不仅施之于家族内部她的嫡亲孙儿贾宝玉，而且还及于她的丫鬟鸳鸯。在前八十回中，我们看到贾母大发雷霆有两次：一次是上面提到的向贾政动气，为的是宝玉；另一次是向贾赦动气，为的是鸳鸯。贾政、贾赦都是她的儿子，但所作所为往往有悖于人子之道，违忤了老太太的心意。贾政素称孝顺，但因教子太狠，伤害了老太太的心头肉，气的登时要南归；贾赦一向荒唐，竟然看中了贾母的丫鬟，强要作妾，更气的贾母浑身乱战。“我通共剩了这么一个可靠的人，他们还要来算计。”老太太简直气糊涂了，以至把一家大小连与此毫不相干的王夫人等也怪下了。贾母留下鸳鸯，当然并不是为这个丫头的终身打算，而是因为离了鸳鸯寸步难行。老祖宗的起居饮食脾气性子贾府上下唯有鸳鸯料理得清，连玩乐斗牌饮酒行令离了鸳鸯都不成。贾母教训邢夫人说；“我有了这么个人，便是媳妇和孙子媳妇有想不到的，我也没得缺了，也没气生了。这会子他去了，你们弄个什么人来我使？你们就弄他那么一个真珠人来，不会说话也无用。我正要打发人和你老爷说去，他要什么人，我这里有钱，叫他只管一万八千的买，就只这个丫头不能。留下他伏侍我几年，就比他日夜伏侍我尽了孝的一般。”在这里贾母固然是为自己打算，贾赦更是为了满足一己兽欲，然而从宗法关系的大道理讲来，留下鸳鸯便是侍奉贾母、尽了孝道，强娶鸳鸯便是违忤尊亲、有悖孝道。因此理直词严的是贾母，自讨没趣的是贾赦夫妇。尽管贾母并不反对儿子买婢纳妾，但在这一特殊条件下却反对儿子纳鸳鸯为妾，从而遏止了贾赦的凶焰，回护了鸳鸯。可见，贾母这个老太君凭借她在宗法家庭里至高无上的地位，往往可以成为弱小者的屏障，她的存在客观上发展了宝玉离经叛道的个性、成全了鸳鸯抗暴自守的志向。 然而对于弱小者是屏障的到了权欲狂那里便成了拉大旗的虎皮、作威福的护符。只要看凤姐与贾母的关系便可了然。贾琏的心腹小厮兴儿说得好，这位凤奶奶“只一味哄着老太太、太太两个人喜欢。他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没人敢拦他，又恨不得把银子钱省下来堆成山，好叫老太太、太太说他会过日子，殊不知苦了下人他讨好儿。”凤姐能够当家理事威重令行诀窍就在搬了老祖宗作靠山，真有“挟天子令诸侯”的味道。她的聪明智巧很大程度上用来讨取贾母的欢心，就连贾母特意命众人凑趣为她做生日的时候，也“只看老太太的眼色行事”，一旦遇着贾母生气，只有她能用巧言戏辞逗老太太发笑。这一切做得那样纯熟巧妙，不由得贾母不夸赞，“到底是我的凤姐儿向着我”。对于凤姐来说，贾母是“上头三层公婆”的最高一层，她深知要营私弄权，必先取得“最高”的宠信。在这个宗法家庭里，上上下下对凤姐的邀宠卖乖即使心里明白，也是敢怒而不敢言的，因为凤姐的这些作为还顶着行孝知礼的美名。君不见“王熙凤效斑衣戏彩”么！“斑衣戏彩”又名“老莱娱亲”，原是封建社会妇孺皆知的二十四孝故事之一，七十多岁的老莱子还要穿上色彩斑烂的衣裳，拿着玩具装模作样地学小儿嬉戏使双亲欢娱。可见，不管是矫情的、做作的、虚假的、丑恶的，只要能博得尊亲的欢心便都是子媳晚辈的孝行。我们今天也提倡孝亲敬老，只是摒弃这类愚妄虚伪的感情。整个贾府，从贾赦、贾政以下，有谁能及得王熙凤这一手呢！小说关于贾母和凤姐关系的描写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宗法家庭的这一侧面，设若没有这个老祖宗，王熙凤这个人物便不会有现在这样的精彩。 在林黛玉身上情形还要复杂些。那株柔弱袅娜富于诗意和美感的绛珠仙草固然是她的象征，然而她的性格总还要植根于现实的人间关系的土壤中。在贾府，形成她地位和影响她性格的，贾母又是关系至大的一个人。可以这样说，林黛玉同贾母的关系既是极亲的，又是极疏的；极亲因而使她尊贵，极疏因而使她孤单。从血缘关系看，贾敏是贾母的独生女，黛玉又是贾敏的独生女，何况贾敏先贾母而亡，留下这唯一的骨血依托于外祖母，自然是极亲的。无怪贾母一见黛玉悲喜交集，想的是爱女先亡，喜的是外孙女千里来归。故贾母对他的疼惜怜爱除宝玉之外是无人可比的了。正因此造成了林黛玉在贾府一种特殊的地位，居处饮食无比尊贵，伺候奉承人人小心。看在老祖宗的面上，谁也不敢轻慢了林姑娘。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或表面。另一方面，从中国封建宗法的家族关系来看，这种亲又是很有限度的，亦即再亲也是外人。我们都记得凤姐初次见到黛玉时极口赞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这通身的气派，竟不象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这固然是奉承的话，又何尝不说明外孙女毕竟不比嫡亲孙女，是外姓人。续作在九十八回中对此点有所照应，黛玉临终贾母“不是不来送，只为有个亲疏”，可见是疏的了。当然这种宗法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并非那么纯粹，它还要受到财富权势的左右。如若有钱有势即便本无瓜葛也会“连宗”认亲，犹如狗儿之祖与王家、雨村与贾府；反之，即使本是至亲亦往往由于穷困而遭冷落，贾府那些住在“廊下”一带的本家当属此列。如今林黛玉既是外姓，且林家又人口稀少家业萧条，与同在贾府借住同是外姓论亲戚关系还要远些的薛宝钗相比，也是大大不如的。这点林黛玉心中十分明白，他曾向薛宝钗讲过心里话；“你如何比我？你又有母亲又有哥哥；这里又有买卖地土，家里又仍旧有房有地。你不过是亲戚的情分白住了这里，一应大小事情又不沾他们一文半个，要走就走了。我是一无所有，吃穿用度，一草一纸，皆是和他们家的姑娘一样，那起小人岂有不多嫌的。”在贾府上下都是“一个富贵心，两只体面眼”的环境里，林黛玉自然感到举目无亲。何况，贾母对黛玉的全部疼爱不过是冷暖病疼饮食药饵，何曾能够体察半点这个外孙女儿的心！黛玉在精神上感情上是那样的孤寂苦闷，以至于发出了落花柳絮谁舍谁收的深沉叹息。总之，贾母仿佛给黛玉造成了一个金丝笼，既供养了她，又桎梏了她。 在《红楼梦》的整个形象体系之中，贾母诚然不是一个主要的人物，但她对于书中主人公如宝黛以及重要人物如凤姐等等说来却是不可缺少的。如果取消贾母这个形象，那么主人公的性格和命运将无从展现。由于她老太君的地位，中国封建宗法家庭中各种复杂的关系得以在她周围展开。她并不仅仅是一个供奉起来的偶象，而是在现实的人间关系中时时起作用的因素，往往成为这个家庭里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的调节器。如在上述贾政和宝玉父与子、贾赦和鸳鸯主与奴之间的尖锐冲突中起到某种缓冲的作用。处于宗法家庭金字塔的顶端，“老祖宗”更多的是以仲裁者的姿态出现。试看贾琏偷情风姐泼醋那一场轩然大波，最后也告到了贾母那里才得收场，不过是戒饬贺琏、慰问凤姐、安抚平儿（鲍二媳妇的死活自然是不管的），于是各有面子、天下太平。其实贾母的“仲裁”被众人接受主要在于她的地位，而不在那裁决本身。连贾赦都认为老太婆“偏心眼”，中秋家宴所说的笑话便是有意无意的流露。在各房争权夺利的争斗中贾母并非超然，事实上向着凤姐、王夫人一边，是当权派的后台。不过贾母毕竟已不当家理事，只是因为封建宗法家庭的看重亲权，因而她的言行具有维系和调整贾府那个“虽未甚倒”的架子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了贾母，便没有了洋洋大观的贾府，也便没有《红楼梦》了。 以上旨在说明贾母这个人物与书中其他人物特别是主要人物的依存关系，但决不意味着这个人物只是为了构成主人公活动的典型环境而存在，除去“陪衬”别无作用。实际上史太君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艺术形象，有它自身性格的历史，有它独特的典型意义。单就篇幅而言，全书中有关史太君的描写也很可观，约略算来，前八十回贾母出场有将近一半回数，其中有重要描写或简直以她为主的约廿回上下，也算得一个基本上贯串全书的人物。至于后四十回似乎强调了她的冷酷无情，与前面不甚协调，但也还有某些符合她性格逻辑的描写。以下就来谈谈第二个方面。 粗粗看去，贾母的确是一个有福有寿诸般如意的老封君。其实，在她丰足奢华恣情惬意的享乐生活背后，埋藏着一种深深的隐忧。这种隐忧愈到后来愈藏不住，七十五回写到甄家获罪抄没，贾母闻知心中不自在，却道“别管人家的事，且商量咱们八月十五赏月是正经。”她何尝没有预感、不知焦虑？只是不愿说出不敢捅破，此刻只有强打精神抓住眼前的繁华热闹尽情一乐，以填补空虚的心灵和冲淡不祥的预感。已届垂暮之年的贾母，比谁都更害怕贾府的衰落、担心那树倒猢狲散的结局终有一天会降临。如同漫长的封建社会已经老天拔地，贾母的“晚福”也带有“末世”的特点，虽则繁华热闹却已是回光返照了。 贾府这个赫赫扬扬已历百载的贵胄之家里，亲见过当年的盛况、领略到缔造的艰辛、缅怀着往昔的荣耀的，唯贾母一人而已（焦大虽则“老资格”，然而是奴才）。从老太君八旬寿日的庆典里，还可以看到那全盛时代的余辉。寿庆之期荣宁两府筵宴齐开连绵八日，自皇亲驸马王公诰命以至大小文武官员无不亲来上寿。更有礼部亲赐贺仪，元春专送寿礼，那排场势派确非寻常可比。与此相连属，平时应候宫内呼唤听命朝廷宣诏，对贾母来说也非止一次，此中升沉变幻利害荣辱深所知晓，因此每当太监来临便心神不定惶恐不安，可见身虽显贵却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面对着子孙的不肖，她曾抚今思昔深为感慨：“我进了这门子作重孙子媳妇起，到如今我也有了重孙子媳妇了，连头带尾五十四年，凭着大惊大险千奇百怪的事也经了些，从没经过这些事”。续书写贾府得罪抄家灾祸陡起，也只有老太君倒箧翻箱筹措家计，颇有临危视事的气度，“你们别打谅我是享得富贵受不得贫穷的人哪！”她从自己走过的漫长的人生道路中、从所阅历的各种各样世态人情中经验到，“大凡一个人，有也罢没也罢，总要受得富贵耐得贫贱才好”。这也可以看作是贾母从她自己的生活经历中得出的一种顺天安命的人生哲学。不同于那些固守一隅的土财主或张牙舞爪的暴发户，贾母性格所包涵的东西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 遥想贾母当年，何尝不是“金陵十二钗”那样的人物，她当家理事的才干魄力不会弱于凤姐，她不是说过：“我如今老了，……当日我象凤哥儿这么大年纪，比他还来得呢”。单就才干而言可以这样认为，其实凤姐和贾母是很不相同的，如果要在金陵十二钗里找贾母的影子，恐怕薛宝钗在某些方面更接近些。贾母曾不止一次地称赞薛宝钗，夸她“受得富贵耐得贫穷”，她对湘云说：“你宝姐姐生来是个大方的人，头里他家这样好，他也一点儿不骄傲，后来他家坏了事，他也是舒舒坦坦的。……不见他有什么烦恼。我看这孩子倒是个有福气的。”事实薛宝钗也是薄命司的人物，她性喜素净不事雕饰，并不合贾母的心意，似乎是福薄之兆。但就主要方面说来，她待人接物循理有节，颇有老太君的风范。设想宝钗如果生逢其时，赶上贾母那个时光，几十年工夫不也是俨然一个薛太君么！宝钗的安分随时同贾母的顺天知命颇有相通之处，在那个封建宗法和礼教占据统治地位的环境里，她们都如鱼得水十分谐调。 贾府素称宽柔待下，贾母不失为一个豁达大度的长者，小说中那些苛虐下人的情节几乎都与贾母无关。诸如塞了焦大一嘴马粪的是宁府众小厮；用“香闺刑具”一丈青乱戳小丫头的是大丫头晴雯，对清虚观那个剪烛花的小道士扬手劈脸一巴掌的是凤姐，倒是贾母连忙止住道，怪可怜见的，叫人给钱买果子吃，别难为了这小孩子。类似这样的描写应当说切合贾母的性格和身分。列宁很欣赏屠格涅夫笔下“文明的人道的”地主形象，“在我们面前出现一个文明的、有教养的地主，他举止文雅，态度和蔼，有欧洲人的风度。……例如，他是那样的人道，竟不愿亲自到马厩去看看是否很好地处理了鞭挞费多尔的事。他是那样地人道，竟不关心鞭挞费多尔的棒条是否用盐水浸渍过。他这个地主自己对仆人不打不骂，他只是远远地‘处理’，他不声不响，不吵不嚷，又不‘公开出面’……真象一个有教养的温和慈祥的人。”过去有的评论也尝引用列宁的这段话，并且直指贾母就是这样的一个“伪善人”。这种分析似乎失之简单。如果顾及艺术形象的实际，就不能完全套用列宁的这段分析，把贾母就看作是葛伊甸式的地主。但是我们完全应当由列宁的话得到启发，懂得地主当中有粗野的、有文明的；有残暴的、有人道的；有的分明是虚伪、两面三刀，有的则自守清操笃信慈悲然而其实质仍然是虚伪的。贾母恐怕是真心诚意想积善修福，她恐怕也的确不曾动手打人滥施刑罚，然而她的这些善行并不能丝毫改变主与奴之间严峻的阶级关系。何况她在急怒之时也专横的可以，宝玉中了魇魔法命在旦夕，贾母一叠连声只叫把做棺材的拉来打死，宝玉为黛玉要南归这句玩话迷了本性，贾母连忙诅咒“林家的人都死绝了。”一次袭人热孝在身，逢到喜庆之日不能伺候，对此贾母大大不以为然，因为“跟主子却讲不起这孝与不孝。”可见贾母行善也是有限度的，主奴关系大于一切，就连封建阶级素所提倡的孝也因有碍主子而非取消不可，足见奴才对主子的依附关系。贾母房中作粗活的那个傻大姐，只因心性愚顽一无知识，竟作为一个发笑的玩物、解闷的工具供奉太君。至于刘姥姥的作为女清客，也具有同类的性质。在这里，作者完全不需要也不可能去写什么贾母个人的劣迹，只消依照人物性格的逻辑给以合情合理的刻 画和描写，这个老太君的形象就是有深度的、充分典型的了。 曹雪芹毕竟生活在封建时代，对于尊亲长辈不能象“五四”时代那些反叛家庭的逆子。作者对史太君不时流露出一种亲切爱重之情。值得注意的是在贾府主子之林中，贾母在识见、才干、情趣、修养诸方面都超过她的子息，不用说贾赦、邢夫人之辈，即便是贾政王夫人也远远不及。究其原因，恐怕同生活素材不无关系。曹雪芹的太祖母孙夫人是康熙帝的保姆，备受恩宠；祖父曹寅文采风流，官声甚好。作者对祖辈的眷恋钦慕之情，恐怕或多或少地熔铸在他笔下这个老祖母的形象之中吧。 这里还要顺带提出，《红楼梦》中关于贾母“享福”包括声色饮撰宴乐游赏的种种描写应当如何看待？是否因为它表现了地主贵族的寄生生活、闲情逸致因而视为糟粕、不屑一顾，或者只能充作反面教材？不错，这部分描写反映的是贵族阶级的文化和生活。然而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只有随着分工的发展、阶级的分野，一部分人才能不事物质生产专门从事于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其间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社会的财富，“把文明中间一切精致的东西——科学、美术等等，都当做有害的危险的东西，当作贵族式的奢侈品来消灭掉；这是一种偏见，是他们完全不懂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的必然结果。”《红楼梦》中的这部分描写不仅数量不少，而且是全书中精彩的、独特的、在别的文学作品中难得看到的部分。它所反映的园林艺术、建筑艺术、饮馔的艺术、品尝的艺术、陈设的艺术、欣赏的艺术等等，这些自然也都是“贵族式的奢侈品”，但它所包含的生活知识和艺术境界却能给人以智慧和美感，应当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加以继承和改造。 史太君的“会享福”除去有其养尊处优的生活条件作为物质基础而外，就还包括着这种“精致的东西”。这些东西，在那“新荣暴发之家”例如孙绍祖、夏金桂那样的人家是不会有的，只能产生于诗礼簪缨之家，只能同出身名门历经盛世的史太君这样的身分和教养相适应。她的“幸福观”与今人当然大不相同，然而同那时世俗的“地主婆”相比较也颇有些两样的，除去儿孙绕膝、金银满箱、爵禄高登之类，还追求一种更为高雅精致的情趣，贯串在起居、饮食、宴享、游赏各个方面。只消看元宵开夜宴之时摆设在贾母花厅上的那一副“慧纹”璎珞，便可窥见其欣赏趣味之一斑。绣手是姑苏女子、书香名宦之家的小姐，不仅绣工精巧、格式雅致，且已成了“绝活”，世间罕有，进上所余，不飨宾客，只在高兴时自己赏玩。这同那恶俗富丽只知炫耀的人家相比，格调自有高下之分。贾母平日居室高大势派，在刘姥姥眼中只见“老太太正房，配上大箱、大柜、大桌子、大床，果然威武。那柜子比我们那一间房子还大还高”。对于布置姑娘的闺房贾母又是内行，“我最会收拾屋子的……包管又大方又素净”，送了宝钗三样体已摆设，果然不俗。她对什么“霞影纱”、“软烟罗”的辨识连管家的凤姐也闻所未闻。居处如此，饮食更精。大厨房里天天按水牌轮转着给贾母翻新花样，各房还要额外孝敬，务求新鲜别致。书中用“特写”介绍的“茄鲞”和“莲叶羹”之类更是别出心裁，独具风味。所谓“茄鲞”是史太君两宴大观园时请刘姥姥吃的一道菜，普通的茄子倒要十来只鸡来配，程序繁复，工艺严格，怪不得有人说中国菜怎样才算臻于妙境？曰：荤菜做来象素菜，不腻；素菜做来象荤菜，不涩。或近此义。莲叶羹是宝玉点名想吃的，也是贾府的一项发明，所用的银模子“有一尺多长，一寸见方，上面凿着有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有梅花的，也有莲蓬的，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四十样，打得十分精巧”，用它作面印子，借新荷叶的清香作成汤。连薛姨妈都说“你们府上也都想绝了，吃碗汤还有这些样子。若不说出来，我见这个也不认得这是作什么用的。”可见，饮食在这里不光是为了饱口腹，还要看着新巧、闻着清香，都快成一件艺术品了。 西方人曾迷恋于所谓“中国固有文明”的魅力，陶醉于费数千年光阴建造起来的所谓“支那生活的美”。对于那些在旧中国的人肉筵宴上肆意啖食的帝国主义分子来说，他们的赞赏是可诅咒的，鲁迅当年曾狠狠的诅咒过（见《坟·灯下漫笔》）。如果是朋友，他们的赞赏和悦服怀有真诚的好意，那倒应当使中国人引以为自豪，应当从我们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包括生活习俗当中发现那些精致珍贵的东西给以保存和发展。《红楼梦》当然不是什么菜谱、戏单、园林学、服饰史，然而它所提供的要比这些生动、丰富的多，不仅给人以知识，而且给人以智慧。 听戏、说书、观景、游宴等等都是富贵人家的赏心乐事。贾母从她长期艺术欣赏的实践中，体会出一套颇为得法的经验。她以为鼓乐之声“借着水音更好听”；戏曲清唱自有雅趣，“若省一点力，我可不依。”五十四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一节可以看作她“艺术批评”的特写。贾母实在也是个“戏油子”了，那些老一套的书和戏听得她耳朵起了茧，看头知尾。因此她对“凤求鸾”之类作品的评论虽然反映了她在男婚女嫁问题上的封建正统观念，但从艺术批评的角度看则切中要害说到了点子上，“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那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胡编乱造，先言不搭后语”，用今天的话说就叫做公式化、不真实，不是颇有见地的吗！七十六回写到凸碧堂月夜品笛，虽则氛围凄清，但那境界出神入化。这一次也是贾母的主意，说是音乐多了反失雅致，只用笛子远远吹起来就够了。果然众人猛不防那壁厢桂花树上，呜呜咽咽，悠悠扬扬，吹出笛声来。趁着这明月清风，天空地净，真令人烦心顿解，万虑齐除，都肃然危坐，默默赏听。怪不得大家赞叹悦服道“实在可听，我们也想不到这样，须得老太太带领着，我们也得开些心胸。”的确，在艺术欣赏问题上，贾母较贾政、王夫人之辈要高明得多，她常常感到贾政在场大煞风景、拘束儿孙，因而索性把他支走好使大家随心畅意说笑取乐。可见老太太的情趣同这些青年人反倒接近。值得注意的是史太君似乎还有一种调理女儿的擅长。袭人、晴雯本是贾母的丫鬟，紫鹃也是从贾母这里出去的，鸳鸯、琥珀一直在贾母身边更不必说。主子小姐之中第一个“元春自幼亦系贾母教养”，这是书中明白交代了的；以下迎、探、惜姐妹都放在贾母这边，后来的钗、黛诸人也都归在一起，虽说是委托了李纨管带，但余风所及，处处仍体现了老太君的意旨风范。大观园这样一个女儿世界，是不是同贾母本人的教养情趣有一点关系呢？ 史太君虽则已经从治家的舞台上退了下来，顶多只能算一个“太上家长”，但她在贾府，仍如众星拱月，上下宾服，除了由于老太君地位带来的权威而外，恐怕同她的人生哲学、“享福艺术”很有关系。作者充分展现了她性格当中善于及时行乐这一侧面，把自己的广见博识、隽才绝艺、逸闻雅趣种种生活积累熔铸其中，写来自然浑成、丰富多采。今天读来依然能开拓人们的生活知识，提高人们的艺术修养。而且。展望将来，社会总要不断进步，“在所有的人实行合理分工的条件下，不仅进行大规模生产以充分满足全体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实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承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和促使它进一步发展。”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可以想见，为史太君和贾府的富贵闲人们独占的东西，迟早要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丰富人们的生活，促进文化的交流。从这个角度说，正确地对待《红楼梦》有关生活游宴的描写，不是没有意义的。 原载：《红楼梦开卷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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