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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康熙皇帝在一六八四至一七○七年之間，一共六次南巡，還不算其中因太子生病而中遼折回的一次。南巡的主要原因是視察河工。不過，不可否認的這其中也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康熙要趁此機會訪察南方的民情吏治，安撫明朝遺民。江南一帶許多不稱職的官員，都是康熙南巡以後被撤職的。不過這些都只造成一些一時性的影響。我們今天事後檢討，康熙南巡所產生的最長遠的影響，是為我國留下了一部最偉大的小說——《紅樓夢》。這其中的關係有兩點。第一，康熙皇帝南巡時在江寧的駐蹕處，後來就變成了《紅樓夢》小說中的大觀園。第二，皇帝南巡是造成曹家大量虧空的主因。這筆賬目一直無法了結，最後曹頫終於被雍正皇帝抄家法辦。換言之，康熙南巡是曹家前盛後衰，大起大落的關鍵。而這種前後盛衰的強烈對比，造成了曹雪芹對人生的“夢幻感”。也促成了他創作《紅樓夢》的契機。這種強烈對比，在寫成小說後，也來得特別戲劇化，特別感動讀者。 本文將根據已知的史料，簡要的討論(一)曹家在康熙南巡中所擔任的職務，(二)曹頫被抄家的前因後果，及(三)江寧織造署與大觀園的關係。 二、康熙南巡的行程与沿途安排 康熙皇帝體力強健，精神旺盛，人也特別好動。除了愛騎馬射箭，還經常出巡。他經常到熱河去避暑，到木蘭去狩獵，還到關外及京畿附近各處巡幸。根據康熙實錄，幾乎每年都有他駐蹕在外的記錄。康熙二十三年開始，又每隔幾年到江南出巡一趙。但是除了少數幾個地方設有行宫(如盛京、熱河、曲阜、揚州)以外，其他各處都是在當地官署中駐蹕，或是由大臣邀請臨幸家中。康熙沒有廣泛設立行宮的計劃。不過歷次出巡，都有一個規定。為了不增加地方財政負擔，康熙規定一切費用都由內務府供辦開支。地方政府只負責供應或徵調拉御舟的縴夫。此外，就地採購的東西，也由內務府按市價支付。在康熙二十三年第一次南巡以前，康熙就有識旨給江蘇巡撫湯斌： 朕欲周知地方風俗，小民生計，有事巡行。凡需用之物，皆自內府儲備，秋毫不取之民間。恐地方或有不肯官員，借端妄派，以致擾害多穷民，爾其加意嚴查。如有此等，即指名題參，從重治罪。其沿途供役縴夫，及聞朕巡行至此，遠來聚觀百姓，恐離家已遙，不能自歸，爾逐一詳察，多方區畫，令其還家。 以后歷次南巡，都有類似的靝旨。但是，各地接駕官員，並未按此指示行事。這一點下節還要提到。 為了減輕各地接駕供辦的負擔，在原则上康熙是儘量沿運河航行。利用專設的御舟，晚上御舟停泊，皇帝住於舟中。有時登陸上岸巡砠，然後返回御舟住宿。這樣就可以避免安排駐蹕的供應等項。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才捨舟登陸，沿途各處駐蹕。因為每次南巡路線不盡相同，駐蹕地點多寡不一。各次情形可簡述如下： 第一次南巡，陸行較長，至清河縣才登舟，回程在郯城捨舟登陸，共駐蹕三十九處。 第二次南巡，去時在清河縣渡黄河登舟，回程乘舟直達天津，共駐蹕二十一處。 第三次南巡，去時在大通橋登舟，回程則直航通州，共駐蹕十處。 第四次南巡，去時在桃源縣登舟，回程則全部水路直達楊村登岸回京，共駐蹕二十二處。 第五次南巡，去時在張家灣士船，回航時御舟直達河西務登岸回京，共駐蹕十三處。 第六次南巡，去時在靜海楊柳青登舟，回航到和韶屯上岸回京，共駐蹕十七處。 在走陸路時，康熙總是儘量在城市以外的鄉村裏駐蹕。在第一次南巡的三十九個駐蹕處中三十處是城外鄉村。例如任邱縣李花村、阜城縣伊家村、新泰縣西舟村等。在第四次南巡時(康熙四十二年)，某夜皇士駐蹕長清縣界首鋪某村中。夜裹村南失火。康熙半夜裏叫醒隨駕大臣及侍衛幫助村民救火。第二天還命近御侍衛海青等人散發救濟金給被災村民。每被燒房一間，賞銀三兩。 到了江南情形就不同了。蘇州、江寧、杭州三處織造府等於是內務府駐在南方的辦事處。所以歷次南巡，在這三個地方皇帝都是駐蹕織造署。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康熙二十三年第一次南巡時，正值江寧織造曹璽病故，在織造署中出殯。康熙於是住在將軍署中。此外揚州府境內寶塔灣與江天寺之間有一座行宫。這座行宫是兩淮鹽商在第五次南巡以前，捐資興建者。康熙第一次及第二次南巡，均未曾駐蹕揚州，第三次及第四次南巡是駐蹕於揚州城內。從第五次南巡開始，行宮才建成啟用。這是為了南巡而特別興建唯一的行宫。 由於康熙皇帝的約束及規定，隨駕臣僚的生活也是很苦的。康熙要求他們採取行軍的方式，每人搭帳幕宿營，自帶家人烹茶炊飯。現在抄幾段大學士張英《南巡扈從紀略》中的記載，舉例說明： 日落後僕馬始齊。第一件是飲馬取水，水至然後烹茶炊飯，時已：詨。支幕支牀，略得就枕，將五更又超撤幕啟行。 此處離瓜洲不過十里……天時已將暮，風益起，汰從陸行。五六里已昏黑。從田家覓火炬，各家人持之行。至息浪菴已二鼓，甚饑。僧人出粥一盂，豆腐一盤，食之甚甘。稍偃息于禪房。 二鼓至武清，叩破寺門，炊豆粥充饑。土銼略憩，聞滿洲諾公宿于城北，已啟行。遂同京江攜僕馬違城而行，星光微月，一望皆荒草，無一村一人可以問道。 十八日宿蘇州，隨駕至蘇州，諸臣中有言，我輩宜稍稍宴會，何事太腐板。 由此可見，康熙事先曾對隨駕諸臣告誡，要求撙節。 康熙歷次南巡，三處織造都負擔重大任務，在江南地區內一切承應供辦，大都是三處織造負責。因為織造是內務府的直轄機構，可以直接報銷接駕費用。聖駕一入維揚地區，三處織造便開始了接駕工作。然後便一路隨行，照料一切。我們可以從史料中看出。每次南巡途中的食宿安排，進入江南境內，情形便大為不同。駐蹕都是在城裹，而且供張也較前為盛。康熙皇帝在心理士覺得，這些錢既然是由內務府人員直接經辦，是內庫的開銷，並未增加地方財政負擔，所以多花些也不妨。張荚在《南巡扈從紀略》中就記道： 二十八日宿瓜洲，是日經維揚，見閭閻之間，供帳甚盛。 這是他隨駕出巡以來，首次看到鋪張接駕場面。 三、康熙南巡與織造府的虧空 雖然康熙三令五申，规定南巡費用由內務府負擔，以達到不擾民的目的，但是地方上的糜費還是相當可觀，尤其以江南地區為甚。地方首長對於皇帝有關南巡費用的諭旨，反應也不盡相同。有人認為應該認真遵行。有人認為這個識旨不過是一點表面文章，圖個愛民之名而已，骨子裹還是喜歡各地盛大接駕，鋪張熱鬧，此外，地方官員還有一種競爭心理。一旦有人破例，大家便競趨奢華，惟恐落在別人後面。主張遵旨辦理者，以江寧知府陳鵬年為代表。他反對總督阿山增加臨時課稅以供辦接駕的提議，結果深深得罪了阿山。據《陳公神道碑》記載： 會上南巡，總督議供億期地丁兩加三分，屬郡唯唯。公抗言曰：天子屬車所至，絲毫皆自公帑出。我曹顧履畝私取之，以累聖德，如後罪何?議遂寢。 鋪張供辦的官吏，在應付康熙的時候不外二途。他們或是委之於人民自發的接駕運動，或是以多報少，表示並無過份靡費。例如張英曾記述： 至文德矯時，巷陌皆有鼓吹，上命停之，遂登舟，命予輩亦登舟。時兩岸河房觀者萬人。上舟至，則跪干檻內。人家皆結綵張鑑焚香。舟過往返將一里許，復登岸。上顧謂總督曰：此無乃煩擾百姓。對曰：秦淮風俗舊來如此。彼聞駕至，皆歡喜鼓舞。雖禁之亦不能也。 以多報少的最好例子就是揚州江天寺行宫之建造。康熙不許地方官員為其南巡籌建行宫。於是地方官就託名是鹽商捐贈的行宮，這樣皇帝就無可奈何了。其實這是江南地方官員集資籌建的，曹寅及李煦就每人付出兩萬元。行宫很是華麗，耗資不少，但是他們告訴皇帝，不但說是鹽商捐的，而且建築費只有幾千元。張符骧有兩首“竹西詞”，都是描寫這座揚州行宮的。詩中說： 三叉河干築帝家，金錢濫用比泥沙。 但是康熙皇帝則真以為這是幾千元建造的行宫。他有一首近體詩，敍及此行宫(見《康熙帝御製文集》第三集)，詩前記道： 朕每至南方，覽景物雅趣，川澤秀麗者，靡不賞玩移時也。雖身居九五，樂佳山水之情舆眾何異。但不至曠日遲久，有累居民耳。所以一日卻過者，亦恐後人錯借口實，而不知所以然也。至於茱萸灣之行宮，乃係鹽商百姓感恩之誠而建。起雖不與地方官吏，但工價不下數千。嘗覽《漠書》，文帝惜露臺百金，後世稱之。況為三宿所費十倍於此乎。故作述懷近體一首以自警。又黏之壁間以示維揚之眾。 這座行宫後來也還是遵旨開放，供人遊覽，並且形成“宮市”，為當地古買賣之集中地。 地方官吏利用類似的辦法，沿途立碑亭牌坊，獻御膳，演戲交。一處創行，各處效尤。而且一次比一次鋪張，一次比一次奢華。康熙皇帝也未能認真杜絕。正如張符骧在他的竹西詞所諷刺的“豫遊原為視農桑，官禮明明勸省方”，及“天語丁寧空有約，民間不費一錢耳”。但結果却是地方官“用盡泥沙全不恨”，或“金錢濫用比泥沙”。當然，最後終於造成江南地區各層地方官吏的大量虧空。種種情形康熙到了晚年才徹底明瞭。據《康熙南巡秘記》一書記載． 康熙帝屢次南巡，地方官備辦供應，挪用公款，虧空甚鉅。大吏懼挂吏議，責令賠補，敲骨吸髓，上下交困。仕者至視南中為畏遼。帝頤風聞其事，命大學士張鵬翮察審。張有所顧及，未敢實奏，帝於是諭大學士九卿等曰：“前命張鵬翮察審江南虧空，曾諭爾等查議，已查明否?”大學士等奏曰：“臣等尚未商酌。”帝曰：“此類虧空，據稱因公挪用，畢竟係何公事?”鵬翮奏曰：“大概如賑濟、平耀以及修塘等事。”帝曰：“朕總理幾務垂五十年，凡臣下情隱無不灼知。朕屢次南巡，地方官預備縴夫，修理橋樑，開濬河道，想皆借用帑銀。原冀陸續補足。而三次南巡，為期相隔不遠。且值鐲免荒災，所徵錢糧為數又少，填補不及，遂致虧空如此之多。爾等皆知之而不敢言也。……今合計江南虧空有幾何?”鵬翮曰：“約計共五十餘萬。” 當然五十餘萬是少報之數，實際當遠超過此數。 個別地方官已然虧累如此，負江南地區接駕總責的三處織造，其情形當然可想而知。雖然他們有權向內務府報銷，但事情並不如此簡盟、三處織造並未遵照康熙本意，撙節費用。正如《紅樓夢》第十六回中趙嬤嬤口中所說的“把銀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三處織造的心理也正是覺得反正是“拿着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但是事後報銷就發生了問題。譬如說前述的以多報少的例子，以及打點那些隨駕侍衛人員等項目，都是“情有可原”，而“於法不合”。康熙三十八年那次南巡，是曹寅及李煦出任織造後第一次趕上擔任接駕工作。到了康熙四十一年，皇帝又要南巡。該年八月康熙在李煦的奏摺後批道： 朕九月廿五日自陸路看河工去，爾等三處千萬不可如前歲伺候。若有違旨者，必從重治罪。 這次南巡，隨行太子在德州患病，全部人馬中途折回。結果延至次年二月又重新出發。一切供張一如上次。康熙也未忍“從重治罪”。不過他深知織造為了接駕一定虧累不少，為了幫他們設法彌補，回京以後立即派曹寅、李煦二人輪管鹽務。當年兩淮鹽政是歸內務府管轄，它是江南重要財源之一，也是皇室內庫的主要收入。曹、李二人奉旨輪管，兩人一管就是十年。 曹寅生前虧空共達五百二十萬。李煦虧空總額多少，還沒找到可查的史料，但想來也不會少於此數。當然這並不完全歸咎於接駕。兩家日常生活奢侈，也是原因之一。再加上手下管事人的侵吞。譬如，《蘇州府志》卷二四八，雜記五，曾引錄顧丹五筆記，提及織造李煦的家人： 李公家人有湯、錢、瞿、郭四姓，皆巨富，在蘇值宅，各值萬金有餘。 這四家家人情形頗似《紅樓夢》中的賴大之流，雖然身為賈府下人，但是自己家中也是僕役丫鬓一大羣，儼然富室。不過，曹、李兩家虧空最大的原因，無可否認是辦理接駕的後果。曹寅管了五年的鹽政，還未能把欠款償清。臨終時仍以此事為念。其子曹連生在康熙五十一年九月四日奏摺中寫道： 至父病臨危……又以所該代商完欠及織造錢糧，槌胸抱恨，口授遺摺，上達天聽。氣絕經時，目猶未瞑。 李煦在報告曹寅病故的奏摺中也提到曹寅身後的債務問題，說道：“而無貲可賠，無產可變，身雖死而目未瞑。”於是請准為曹家再代管鹽政一年，以便將“餘銀”代曹寅清償債務。該年鹽差餘銀共得五十八萬六千餘兩。 李煦代管鹽政一年的餘銀，除替曹家償債外，還有一點剩餘，曹顯(連生)康熙五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奏摺說： 竊奴才父寅去年身故，荷蒙萬歲天高地厚洪恩，憐念奴才母子孤寡無倚，錢糧虧欠未完，特命李煦代任兩淮驪差一年，將所得餘銀，為奴才清完所欠錢糧。……今李煦代任鹽差已滿，計所得餘銀共五十八萬六千兩零。所有織造各項錢糧及代商完欠，李煦與奴才眼同俱已解補清完……衔除銀三萬六千餘兩。 曹颙後來奉母命，將這剩下的三萬六千兩銀子獻給康熙皇帝養馬。康熙在此摺後有一段很富人情味的硃批，其文如下： 當曹寅在日，惟恐虧空銀兩，不能完近(盡)。身没之後，得以清了，此母子一家之幸。餘剩之銀，爾當留心。況織造費用不少，家中私債，想是還有。朕只要六千兩養馬。 可見康熙皇帝完全明瞭造成這些虧空的原因。他將“因公虧欠”與曹家的“私債”劃分開來。 不過，曹寅臨終前未能把這一大批虧空的賬目交代清楚。康熙五十二年曹颙以為已經清償完畢。但後來發現還有餘欠若干，為數還不算太小。李煦也還有部份債務未清。康熙特命新任兩淮鹽差李陳常，以鹽課餘銀代曹、李兩家還債。但是前後若干年拖拖拉拉，債務始終未曾還清。康熙五十五年，發現還有曹寅在世時所欠一筆債務，計二十六萬三千餘兩，尚未歸還。李煦有奏摺，請求皇帝矜全。康熙五十六年，李煦再度出任巡鹽御史，據其七月十三日奏摺稱：“兩織造衙门共補過五十四萬二千兩，另外仍有虧欠二十八萬八千兩。”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這些虧欠，都已過了明路，每筆都已呈報皇帝，康熙都已認可。所以不能算是貪污，只是如何從其他財源項下設法移挪歸還而已。不過到了一七二二年，康熙一死，雍正士臺，情形便大變。雍正對於這些債務一概不予承認，完全視為私人虧欠處理，由曹、李兩家私人負責歸還。不但如此，雍正還派人追查兩處織造舊賬，若有不符合者，一併追繳。新任蘇州織造胡鳳鞏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有一奏招稱： 為奏聞虧空事……今查得李煦任內虧空各年餘賸銀兩，現奉旨交督臣查弼納查追外……所有歷年動用銀兩數目，另開細摺，並呈御覽。 胡鳳單奏摺中又說道： 再查李煦於康熙三十二年奉內務府行文著動備用銀二千兩買米四千一百餘石。此項動用銀兩已經報銷訖，所買米石並無存貯，明係虧空，合併奏聞。 康熙三十二年是李煦接任蘇州織造的第一年，已經是三十年前的陳年老賬。可見雍正是雷厲風行，下令總查賬，從頭算起。 雍正清算兩家織造府的結果是認定李煦共虧庫帑四十五萬兩。當即罷官，抄家後以家產抵十五萬兩，兩淮鹽商代完三十餘萬兩，總算清了賬目，得以身免。據現有資料，曹家未清償的庫帑約四萬五千餘兩。因為數目較小，雍正特准曹頫留任江寧織造，限三年清補虧欠。不幸曹家此時已是徹底枯乾，竟然無法在三年的限期內緞還四萬五千兩銀子。不過雍正不相信這是費情，而此時外間又有傳言，說曹頫轉移財產，加以藏匿，而不補償虧空，再加上幾件其他合皇帝不愉快的事，終於在雍正五年底，下令將曹頫罷官抄家。據《永憲錄續編》所記，曹頫是“因虧空罷任，封其家貲，止銀數兩，錢數千，質票值千金而已，士聞之惻然”。 綜觀全部發展經過，我們可以斷言，曹、李兩家當年奢侈糜費，手頭大，花錢不在乎是實，但是不能算是“貪吏”。每家虧空總數總在六百萬兩之譜，但李煦抄家時家產只抵得十五萬兩。而曹頫竟然無法在三年的限期內繳出四萬五千兩。抄家時只有“銀撕兩，钱歟千”。可見這一于萬兩的虧空，並非私人侵吞。曹、李兩家的錯誤是，當年不該認為“拿着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便有恃無恐了。最後終於身受其害。 四、江寧織造署與大觀園 康熙南巡，曹、李兩家因為主管江南地區接駕王作，最後身受其害，家破人亡。但是南巡的貢獻是為江寧織造署留下了一座宮麗堂皇，美輪美奐的大花園，大文豪曹雪芹幼年時期在這個花園裏住了十三年。而這座花園就變成了他後來撰寫《紅樓夢》里大觀園的模型。 除了唯一的一次例外，康熙六次南巡，在蘇州、江寧、杭州都是駐蹕織造署中。江寧的緻造署是座落在府城內利濟巷大街。它在《江寧府志》第十二卷建置篇中的正式名稱是“織造廨署”。據《辭 源》解釋，“廨署，公廨也，故稱官舍曰廨署”。所以它不是王廠，也 不是辦公處，而是清朝政府供給江寧織造的公館。據《江寧府志》記載，江寧織造的辦公處是織造局，在西華門，係明漠王高煦第，相沿稱為漠府。紡織工廠則分設三處，一在漠府織造局，一在神帛堂，一在倭絀堂。 其實，江寧、蘇州、杭州三處織造的規模舆建制相彷彿。《杭州府志》卷三十公署篇《陳有明織造府碑記》載有： 織造有東西兩府，東府為駐剳之地，西府则專談机張，西府圮壤趨多，悉為整理。……復於東府自堂簾臥室之侧…… 東府既為“駐劉之地”，又有臥室，當係織造公館，以供住家之用．杭州織造的規模後來也被擴充。除東府的織造公館，另加織染局及總织局，合西府而為三局。也就是有三處辦公及工廠廠址。這與江寧的三局一署，規模格局全同。康熙四十五年，孫文成接杭州轍造後，又把東府翻修。據記載，內有“宅門”、“內宅門”及“住房”，其為住家之所毫疑无。東府也就是後來孫女成接駕，皇帝駐蹕之處。 曹家幾代住在利濟巷大街織造署中，有關的活動記載極多。曹家有名的。棟樹”就是曹璽親手種於署中花園內。曹璽親自在樹下督促其二子讀書。樹旁還蓋了一座“棟亭”，尤侗的《棟亭賦》有下列各句： 手植棟樹，於署之野，爰築草亭，闌干相亞，言命二子，讀書其下。夏日冬夜，断断如也。 康熙廿三年，曹璽病死於這所住宅中。五個月後正逢康熙第一次南巡，皇帝還“親臨其署，撫慰諸孤”。第二次南巡是由桑格在織造府中接駕，以後四次則由曹寅接駕，皇帝駐蹕署中。平日曹寅經常在署中花園及名“西堂”的書齋裹宴客賦詩。當時女人的詩詞中記載頗多。除了率子侄讀書其中以外，曹寅還在署中“命兒輩習射”。 即使是在接駕期中，曹寅的家眷還是住在署中的某一部份，並未遷出。《耆獻類徵》卷一六四《陳鵬年傳》中記載： 車駕至江寧，駐蹕織造府。一日，織造幼子嬉而過於庭，上以其無知也。曰：“兒知江寧有好官乎?”曰：“知有陳鵬年。” 此事發生於第五次南巡。這個小孩就是曹颙，當時尚名“連生”，不過十一二歲，在家中庭內嬉戲，無意中撞上了康熙皇帝。而最有名的事件是康熙三十八年第三次南巡時曹寅母孫氏朝謁皇帝之事。皇帝當時御筆題書“萱瑞堂”三字以赐。陳康祺《郎潛紀聞三筆》卷一有一段： 康熙己卯夏四月，上南巡回馭，駐蹕於江寧織造曹寅之署。曹世受 國恩，與親臣世臣之列。爰奉母孫氏朝謁。上見之，色喜且勞之日：“此吾家老人也。”賞資甚渥。會庭中蘐花盛開，遂御書“萱瑞堂”三字以赐。 這塊“萱瑞堂”的區額後來就一直掛在江寧織造署中。康熙四十四年第五次南巡時，又為該署題過詩區等。 蘇州、江寧、杭州三處織造的房屋建築木已可觀。譬如江寧的職造局本是漠王府，織造署也一定有些來歷。蘇州的織造署則是頤治三年利用明嘉定伯宅第擴建而成。後來為了接駕，三處織造署都曾大事擴充裝修。蘇州織造署在署左添建了一大片(見道光《蘇州府志》，卷二十一，頁三十)，杭州織造孫文成動的工程更大。《浙江通志》第三十卷記有： 織造有東西府，康熙四十五年織造孫文成捐修東府。預備聖祖仁皇帝南巡駐蹕，繪圖勒石焉。復於大門之外，購買民地，開濬城河，以達湧金門。 同書第五十二卷載稱： 織造孫文成議闢湧金水門，引水入城，自溜水橋開河，廣五丈深八尺，至三橋折而南，又轉東至府前，以備聖駕南巡御舟出入焉。 江寧織造府雖然沒有動工的紀錄，但想來是不會例外的。 這幾處織造署因屢次接駕，樓臺花木，甚為可觀，到了乾隆皇帝預備南巡時，就索性把它們改成常設行宮，而將織造署移至他處。據光緒《杭州府志》，卷十八，頁十七，杭州織造署在乾隆十六年改為南巡行宮，而織造署移於南關廠前。《江寧府志》卷十二說，江寧織造署也是該年改成行宮，而後來的織造廨署是幾年後買淮清橋東北民房另建成者。改建行宫時，只是依照原有規模，墳修幾層行殿，稍濬舊池，略增點綴而已。行宮中有綠靜榭、聽瀑軒、制春室、鏡中亭、塔影樓、彩虹橋、釣魚臺諸勝。從這些地方，大家可以想像到當年曹家住宅的豪華富麗了。 也許讀者要問，我們根據什麼判斷江寧織造就是曹雪芹筆下大觀園的藍圖呢?要答覆這點，第一項證據是邏輯的推理。曹家有這麼一座有資格充當行宫的華麗庭園，而曹雪芹又在其中居住過十三年，在寫小說時，他自然而然會利用他自家中的庭園作模式来描寫。我完全承認曹雪芹是文學天才，富想像力，在小說中要為他的書中人物安排一座人間的“太虛幻境”。但是這里完全不需要他的想像力，去構想一個大觀園的藍圖。在他的實際生活經驗中就有這樣一個真實的、具體的、現成的，而又完全合乎他創作需要的花園，供他描寫。我們很難想像雪芹為什麼要捨近求遠，不這樣做的理由。 除此以外，還有幾項直接的證據。第一，甲戌本第十六回的回前總批就明白寫道： 借省親事寫南巡，出脫心中多少憶惜(昔)感今。 不論這條批語出於誰手，他一定是深知內情的。可見書中的大觀園就是江寧織造府為了南巡接駕而擴建的花園。其次，這個南京行宫圖，今尚保存。其院宇花園的規模及配置很類似書中的大觀園。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此南巡行宮圖中花園是在屋宇的西邊。這個方向關係脂硯在批語中早已道出。甲戌本第二回賈雨村說： 那日進了石頭城，從他老宅門前經過，街東是寧國府，街西是榮國府，二宅相連……就是後一帶花園子裏，樹木山石，也都還有蓊蔚洇潤之氣。 旁邊就有一條脂批：“後字何不直用西字?”這是脂硯齋問雪芹為何不照實寫出屋宇與花園的方位關係。雪芹在此批下面答道：“恐先生墮淚，故不敢用西字。”第三回的另一條脂批說得更清楚了： 試思榮府園今在西，後之大觀園僑寫在東，何不畏難之若此。 這是明白點出大觀園就是當年南京的榮府園，而雪芹故弄玄虛，把東西方位掉换了。 最後，還有一個內證，值得一提。在第三回述及林黛玉初入賈府時，曾透過黛玉眼中對賈府的重要人物舆建築物一一介紹。其中對賈府正堂的一段描寫如下： 進入堂屋中，抬頭迎面先見一個赤金九龍青地大區，區上寫着三個大字，是“榮蓓堂”，後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書賜榮國公賈源”。又有萬幾宸翰之寶……又有一副對聯。乃是烏木聯牌廂着鑿銀的字跡，這是：“座上珠璣昭日月，堂前黼黻煥煙霞。” 這副對聯下面，甲戌本上有硃批“實貼”二字。周汝昌早巳指出“榮禧堂”就是影射江寧織造署正堂的御筆親書大區“萱瑞堂”。此區是康熙赐給曹寅之母孫氏者。周汝昌進一步指出，書中這副對聯，恐怕是用了真正的原文，所以批語才說是“實貼”。我相信，這副對聯不但是用的原文，而且還是康熙第五次南巡時御筆親書的那一批中的一件。在《永憲錄》卷四，第三三○，曾記載說，康熙乙未年，戶部尚書兼兵部尚書蔣延錫生母曹氏年七十，聖祖赐“壽萱錫祉”匾額及一副對聯： “堂前壽愷宜霜柏，天上恩光映彩衣。” 大家可以很容易看出，前後兩套都是出於聖祖康熙皇帝之手，是其在這種場合下慣用的措辭用字與對偶。由此點可見雪芹確是將曹家當年的實情實景，着實利用一番，寫在書中。大觀園的真實性，也就不容懷疑了。 原载：臺灣《幼獅月刊》第四十卷第三期，一九七四年九月 原载：臺灣《幼獅月刊》第四十卷第三期，一九七四年九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