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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生前最一篇有关《红楼梦》的文章是《索隐与自传说闲评》，其中说： “红学为浑名实抑含实义。早岁流行，原不过纷纷谈论，即偶形诸笔墨固无所谓‘学’也。及清末民初，王、蔡、胡三君，俱以师儒身份大谈其《红楼梦》，一向视同小道或可观之小说遂登大雅之堂矣。”（７５）此说与潘重规相似，但俞更强调王、蔡、胡的“师儒”身份：王国维是清末明初学界巨子，蔡元培任过执新文化牛耳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他们来“大谈”《红楼梦》，是《红楼梦》成学的外缘。２０世纪中国是传统价值系统急剧瓦解、文化领域发生根本变革的时代，在建立新的价值系统和学科分类之时，文化名人、权威学人介入是《红楼梦》获得全社会接受甚至崇拜的主要原因之一。人文学术有其内在逻辑，但学术领袖们的倡导往往能改变一时代的学术趋势。 除在专业红学家和两次运动中奉命写批判文章的学者外，２０世纪的著名人士造访红楼者甚多： 学者：顾颉刚、吴宓、郭绍虞、刘大杰、何其芳、陈觉玄、李玄伯、李辰冬、牟宗三、韩国磐、舒芜、傅衣凌、启功、程千帆、周绍良、邓云乡、徐恭时、邓允建、王朝闻、王利器、郑朝宗。海外的有周策纵、潘重规、徐复观、夏志清、李辰冬、赵冈、余英时、柳存仁、方豪、陈庆浩、李洁华等。 作家：鲁迅、胡风、沈从文、林语堂、巴金、茅盾、冰心、吴组缃、周立波、端木蕻良、张爱玲、杨绛、舒芜、管桦、徐迟、白先勇、高阳、王蒙、刘心武等。 政治及社会活动家：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季新、王昆仑、毛泽东、郭沫若等。甚至林彪也批注过《红楼梦》，江青也以“半个红学家”自居。 名人和权威之所以乐此不疲地造访红楼，从客观原因上看，第一，《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具有总结性意义的作品，是古中国可能产生的最好的作品之一，因而是文学鉴赏和研究的最好对象、最佳入口。这就是何其芳说的：“正是由于《红楼梦》生在封建社会的末期，生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经济和文化都比较繁荣的时期，他所凭借的前人的思想和艺术的积累都十分丰富，他的天才可能得到高度的成长和发挥，他的作品里面的民主主义的思想才可能那样多方面，他的作品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才可能成熟和杰出，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文学的最后一个高峰。……它几乎可以说对封建社会作了一次总的批判”。（７６）如果不计较何其芳文句中经济决定论和封建社会等特殊观念，那么这也是中国人的一般理解。《红楼梦》不但包含了诗、词、曲、赋等传统文学样式，而且把这一切都融入对日常生活的叙事这一具有现代性的小说艺术之中。它有古典文学的“意境”，也有现实主义的“典型”，可供任何读者的阅读和欣赏，也可以成为各种研究方法的对象。 第二，《红楼梦》包含了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几乎任何从事人文学术研究的人，都可以从中发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也应当从中发掘与各专业相关的材料。王希廉《红楼梦总评》中说：“一部书中，翰墨则诗词歌赋、制艺尺牍、爰书戏曲，对联匾额、酒令灯谜，说书笑话，无不精善；技艺则琴棋书画、医卜星相，及匠作构造、栽种花果、畜养禽鱼、针 烹调，巨细无遗；人物则方正阴邪、贞淫顽善、节烈豪侠、刚强懦弱，及前代女将、外洋侍女、仙佛鬼怪、尼僧女道、娼妓优伶、黠奴豪仆、盗贼邪魔、醉汉无赖，色色俱有；事迹则繁华筵宴、奢纵渲淫、操守贪廉、官闱仪制、庆吊盛衰、判狱靖寇，以及讽经设坛、贸易钻营，事事皆全；甚至寿终夭折、暴病亡故、丹戕药误，及自刎被杀、投河跳井、悬梁受逼、吞金服毒、撞阶脱精等事，亦件件俱有。可谓包罗万象，囊括无遗，岂别部小说所能望其项背。”（７７）以《红楼梦》为题材的戏剧、电影、电视剧、绘画、书法、篆刻、园林、建筑、雕塑、陶瓷、编织、刺绣、服饰、茶艺、宴饮等等，已成为当代文化生活中的一部分。 第三，红学有特殊的示范功能。“五四”时代红学研究被胡适等人率先科学化，１９５４年以后又被彻底地政治化，对２０世纪中国学术产生了极为深广的影响，借助它来阐明一些学术思想，有事半功倍之效。比如１９８０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召开的《红楼梦》研讨会上，唐德刚就以《曹雪芹的文化冲突》为名讨论红楼诸钗是大脚还是小脚的问题，间接引发了与夏志清的争论，被称为“震动海内外的红楼梦论战风波”，各报刊争相报道。其实，早在２０年代末，《益世报》、《新民报日刊》、《全民周报》等报纸上就发表过多篇讨论诸钗大小脚的文章，如此一件小事，只因为与红楼有关，就有人关心。所以周策纵在１９７２年就认为：“‘红学’已是一门极时髦的‘显学’，易于普遍流传，家喻户晓，假如我们能在研究的态度和方法上力求精密一点，也许对社会上一般思想和行动习惯，都可能发生远大的影响。”（７８）从红楼可以找出通向人文社会科学的出通向人文社会科学的出口。 第四，红学有特殊的消遣价值。曹雪芹本已说过：“……竟不若我半世亲见的这几个女子……观其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嘉庆时的“二知道人”最先发现了这一点：“曩阅曹雪芹先生《红楼梦》一书，心口间汩汩然，欲有所吐，辄思秉笔 缕，以手为口，为朋侪谴睡魔。谋生碌碌，无暇及此。幸而一日清闲，北窗卧觉，梦余说梦，意到笔随，不自知疾痴性之复发也。”（７９）革命中国风云变幻，知识分子的位置和功能发生巨大变化，如何从传统的“士”转变为现代分工意义的专业学人，其间有许多纠葛矛盾；而国家重建的艰难及政治斗争的暴虐，更加剧了知识分子处境的艰难。 《红楼梦》中男女情爱的心理微澜、精致的审美品味、幻灭人间的悲剧精神、严丝合缝的章法结构甚至暗语谐音等等，都可以成为知识分子任情使才的舞台。正如俞平伯１９３０年说的：“夫流传之短书夥矣，其脍炙人崐口者亦多，如《水浒》如《三国》其尤著者也，然皆不如《红楼》之异说纷纭，可聚讼而如狱，可汇合而成书者，何耶？喁喁儿女果胜于长枪大戟耶？红牙低按果胜于铁板高歌耶？是则是矣，而犹未尽也。盖其开宗明义之文章俨然悬一问题焉，此与其他小说差有分别，则后人从而讨论之，以至于争执而聚讼之，宜也。”（８０）１８９８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有人写诗云：“说部荒唐遣睡魔，黄车掌录恣搜罗。不谈新学谈红学，谁是蜗庐考索多。”诗下有注：“都人喜谈石头记，谓之红学。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８１）１９２１年，俞平伯给顾颉刚的信中说：“京事一切沉闷（新华门军警打伤教职员），更无可道者，不如剧谈红楼梦为消夏神方，因此每一执笔必奕奕然若有神助。”（８２）“北京风波”之后的１９９０年，宗璞读了王蒙的《红楼启示录》后“有炎炎日午而瑶琴一曲来熏风之感。”（８３）红学是烦难的学问，治红学远远不是消遣，但读红确有避事消遣之意。比如俞平伯的《〈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图说》一文，讨论的是红学中一个极小的话题，但他由群芳的座位次序说到小说的章法和人物的命运，既是对文本的细读，也可“聊资谈助”。红学兼有智力游戏与发抒情性的功能，对名人权威们有相当的吸引力。 红楼越显赫，名人和权威就越要往里挤；名人和权威挤的越多，红楼就越喧闹。红学越成为显学，以至于一度红楼拥挤、红水泛滥。但另一方面，过分拥挤必然导致红学内部频繁论争。“回头看红学轰轰烈烈，更只是千言万语盾和矛，无穷无尽的笔墨官司总打不消。”（８４）本来任何学术都是在论争中发展的，而红学论争却又因为名人权威过多而形成“大人物”压制“小人物”的现象，这使得红学论争具有一种如何安排学术体制的社会意义。 “小人物”与“大人物”的概念是毛泽东在５４年提出的，“小人物”指李、蓝两个“青年团员”，“大人物”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的编者。５４年１０月２８日，袁水拍发表《质问〈文艺报〉编者》，批评《文艺报》对“名人”、“权威”、“老人”的迷信。在后来的批判中，“大人物”也包括俞平伯这种４９年以前已经成名的权威学者。红学评点和索隐因其缺少统一的方法和规范而很难有什么权威，新红学以考证为主，考证既需要材料，也需要学问，普通学者两方面都不具备，权威的形象和地位就特别扎眼。１９５２年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等论著出版后，“有人写商榷文章寄到《文艺报》，接到的则是一封退稿信，上面说该书优点多于缺点，其中缺点人们自会分清，用不着批评云云。”李、蓝文章寄到《文艺报》后，干脆就没有答复；当江青找到胡乔木、邓拓、林默涵、林淡秋等人要求《人民日报》转载已在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发表的李、蓝文章时，胡、邓均没有答应，理由是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最后决定由《文艺报》转载；而《文艺报》为此文加的编者按中，也明确地说：“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光明日报》转载时的编者按也说：“……本文作者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 （８５）袁水拍后来在《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中统计：１９５４年《文艺报》在１９期中共发文五百多篇，编者加按语的只有１３篇，其中１２则按语都是支持和赞扬的，只有对李、蓝文章是有所保留的。把这种现象说成是“甘心作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是扯高了，而且据李希凡后来说，当时他对冯雪峰印象很好，“他有点像鲁迅，很关心青年人的成长。”（８６）但学术领域权威与“小人物”不平等确实有时是令人气愤的。 俞平伯早就说过，只抱着一部《红楼梦》是不可能进行红学研究的。李、蓝这样的小人物可以因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实主义文艺思想而对《红楼梦》的社会政治内容发言，但一涉及到考证，他们也只得承认：“搜集有关的材料是最困难的。最好的或较好的红楼梦版本和其他古典文学研究材料，我们这些无名的渺小人物自然是到处借不到的。现在想起来，对于有些大图书馆那一串苛刻的条件和限制，我们还不能不有所愤慨。当时，我们手边只有一部日本出版的红楼梦和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这自然是最被那些拥有海内孤本、珍本以及大批资料的专家们所嗤笑的。”（８７）李希凡出名之后到北京图书馆讲演时，才得到馆长丁志刚奉送的借阅证。但李主要关注的仍然是《红楼梦》的政治思想，直到１９７３年，他还承认，有关《红楼梦》的具体问题，“谁也没有俞平伯先生熟悉。”因为缺少一些条件，“小人物”的心态就比较复杂，一方面轻视考证之类的材料性、技术性功夫，或对考证的不屑一顾，或强调考证要服从于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另一方面对“大人物”拥有材料感到气愤。在当时的批判文章，火气最大、语言最尖刻的就是“小人物”对拥有材料者的批判。比如吴小如就讽刺说：“我们的研究《红楼梦》的专家们，不仍旧是动辄以‘脂评’、以‘楝亭图’，以永忠的三首诗，以甲辰抄本《石头记》等等在读者面前卖弄玄鬻么？”（８８）《人民日报》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３１日发表的黄肃秋的文章题目就是“反对对古典文学珍贵资料垄断居奇的恶劣作风》，其中说：“据我所知，俞平伯先生就是有这种恶劣作风的一个。解放以前的情形且不管它，只说解放以后，大约是去年年底，俞平伯先生居然还写信，经过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向北京大学图书馆提出，不应该把红楼梦的脂砚斋评本借给别人看。”（８９）红学资料不少是由个人搜集的，他们理所当然地拥有优先使用权，而且即使胡适秘藏甲戌本多年、吴恩裕也不希望别人看到他藏的材料，他人很难过多地指责他们，但“小人物”的心理不是不可以理解的。 “大人物”的主要标志，是长期训练和积累所形成的解决复杂问题的学养和能力，这也不是“小人物”具有的。茅盾《关于曹雪芹》一文的开头就说：“世人艳称，历来研究莎士比亚的著作，汗牛充栋自成一图书馆。这番话，如果移来称道曹雪芹及其不配的巨著《红楼梦》，显然也是合适的。”（９０）不读完这个图书馆的相当部分，是很难研究红学的。４９年天翻地覆，人文学术各领域都必须话语更新，惟有在考证领域，权威们可以继续保持自己的优势。５４年运动中，批评者无论怎样激烈，也没有全部否定俞的考证成果，运动之后，俞仍在这方面用功。由于红学需要考证的问题特别多，这个领域的权威们也就相对神气。１９８０年周策纵访华，邀周汝昌谈红，在看对方的诗作之后，周汝昌才静静地说：“你诗作到这样，我们是可以谈的了。”（９１）周当然没有说不具备作诗的能力就应该被排除在红学之外，他也不一定有轻视“小人物” 的意思，但“小人物”对“大人物”由敬畏而生反感却是人之常情，５４年运动的过火和偏颇，也与毛泽东善于抓住小人物心理有关。像俞平伯、周汝昌这样的“大人物”既不是自封的，也不是组织安排的，他们的成名之路由冷板凳上消逝的生命铺就，由显赫的学术成就来奠定的。但即使如此，“小人物”的发言权和成长所需要的条件也应当有一定的保护。 ５４年的运动中，俞平伯、周汝昌、吴恩裕等“大人物”都受到批评，但一旦进入稍微正常一些的状态，“大人物”还是余威尚存。李希凡后来控诉：“在纪念曹雪芹二百周年前后，‘新红学’的考据学又大肆泛滥起来。俞平伯先生仍然在那里以‘权威’的地位多次宣传他的看法，而青年们对俞平伯的新的批判，也还是继续受到压制。 ”（９２）最突出的是１９６４年有几位青年写文章批评俞平伯《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一文后，“强词夺理”、“断章取义”、“歪曲了俞平伯的原意”、“过分简单化”等词汇又被一些文学研究专家“祭起来砸向俞平伯新的批评者，并责成某编辑部同志逐字逐句查对俞平伯原文，多方寻找所谓是否有‘引申’、‘夸大’、‘歪曲’之处，要求作者一改再改，妄图阻碍批判的进行。直到最后不得不发表这两篇 批判文章时，有些人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文章的题目上字斟句酌，大费心机。”（９３） 李所说的两篇文章，就是高淡云、周淇分别发表于《文艺报》与《文学评论》上的两篇《评〈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事实不一定如此，但其义愤之情却不完全是空穴来风，问题是压制他青年人的究竟是谁？ 其实，４９年之后的“大人物”已主要不是学术权威。在政治统领一切的时代，学术服务于政治，全部资源都由领导掌握，个人甚至无权自由发表文章、出版著作，如此还能有什么学术上的“大人物”？据王佩璋在“红楼梦研究座谈会”上介绍，１９５３年底，俞平伯应《人民中国》之邀写了《简论〈红楼梦〉》一文后，为郑重起见，把文章寄给了胡乔木，胡“提了许多意见，把文章退还给 俞先生，要他重写。”胡乔木绝非红学家权威，只是因为他是政治上的“大人物”，就可以当仁不让地指挥红学上的“大人物”。不过在５３年，学术权威还没有完全屈从于政治权威，俞接信后只是让他的助教王佩璋另写了一篇。（９４）然而，政治权威当然不允许学术权威底气尚存，５４年运动解决了这个问题。“小人物”李、蓝之所以敢向“大人物”俞平伯挑战，是因为有政治领袖的支持，在毛看来，像俞平伯这样的学术权威是随时可以被批判、被整肃的“改造对象”。此后的“大人物”，即使不是政治权威至少也得有政治权威的支持。李希凡脱颖而出后，俞平伯吓得几年不敢谈红说梦。但依靠政治权威翻身的李希凡也只是权威结构中一个层次，在他之上，还有更大的人物： １９５４年作家协会召开的座谈会上，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说李、蓝的文章不过是讲了“马克思主义的常识”；（９５）也是在运动期间，何还说：“我们还没成为他（俞）的俘虏，投降还说不上……批判俞先生的人，艺术鉴赏还不如俞。《红楼梦》后四十回让俞先生来续的话，比高鹗要好。”（９６） １９５７年，何批评李、蓝用清初的市民思想解释《红楼梦》是“老的牵强附会再加上新的教条主义”。（９７） 何其芳之上，还有当时的“文艺沙皇”周扬。１９５４年运动中，周召见“小人物”，“要我们不断地‘学习’和‘提高’，要我们掌握一两种外国语，不要当崐土作家’，要我们多找某专家‘切磋’、‘研究’等等”。“小人物”对权威天生有一种敬畏心理，李不但对周扬等人“感谢不尽”，而且“在文艺黑线统治下又受到了资产阶级 、修正主义思想的熏陶和腐蚀，更加香臭莫辨了。”结果ｔ凇拔幕蟾锩跋γ?nbsp; 党需要我拿起笔进行战斗的关键时刻，我却被文艺黑线捏着鼻子拉去，做了他们假批判的工具，迷失了革命方向。”（９８）李这里所检讨的是１９６５年他没有答应江青要他写的《海瑞罢官》的文章，结果是江青在柯庆施的支持到上海找到姚文元。但李并未完全被周捏着鼻子走。１９６４年，李就典型问题批评何其芳。从延安时期开始，何就是周扬手下的一员大将，“何其芳同志的发表他的反批评，是用不着经过‘审查’的，而我在１９６４年６月写的批评文章，送到了《新建设》杂志，却必须由周扬‘审查’。文章在周扬那里一压就是几个月。我只好请旧中宣部文艺处某负责人向周扬催促对此文的处理，得到的第一个答复是：‘不管何其芳态度怎么不好，也不许他李希凡态度不好，文章必须修改。’当时我在气愤之下，就把此文小样寄给了江青同志，并给周扬写了一封信说明，此文已送江青同志。”最后的结局是：李对文章作了修改后由《新建设》杂志发表，双方各退一步。（９９） 更高的还有中宣部长陆定一。１９５６年陆发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著名讲话，其中说道：“俞平伯先生，他政治上是好人，只是犯了在文艺工作学术思想上的错误。对他的学术思想上的错误加以批判是必要的，当时确有一些批评俞先生的文章是写得好的。但是有一些文章则写得差一些，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分激烈了一些。至于有人说他把古籍垄断起来，则是并无根据的说法。这种情况，我要在这里解释清楚。”（１００） 所有这些，都被李希凡理解为大人物在继续压制“小人物”。“文革”砸烂了崐“阎王殿”中宣部，李终于出了一口恶气。毛泽东的信公开发表，李把它放大贴满家中一面墙。１９７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红楼梦》，原来由何其芳写的“代序”被换上了李希凡的序。也是这一年，李为其《红楼梦评论集》撰写“三版后记”，专门以“在文学思想战线上”为标题，一口气排比了围绕红学研究所发生的“阶级斗争”： １９５７年１月，李希凡、蓝翎的《红楼梦评论集》由原作家出版社出版。 １９５８年２月，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的带有长篇序言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由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１９５９年９月，何其芳同志的《论“红楼梦”》，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专刊”的形式，由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１９５０年１月，蒋和森同志的《红楼梦论稿》，由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经过“重加整理”并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本书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特商请何其芳同志崐将他所著的《论〈红楼梦〉》一文节要压缩，作为本书的代序”，重新再版。 １９６０年２月，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了俞平伯编辑的错误百出的增订本《脂砚斋红楼梦辑评》。 １９６１年５月，《文艺报》第５期发表了俞平伯的《谈古为今用》的文章。 有人乘机叫嚷：“俞平伯这个名字在《文艺报》上出现，就是一个胜利。” １９６２年４月，捕风捉影的《京华何处大观园》出笼。于是，成百万字的关于曹雪芹座年和家世的烦琐考证，在某些报刊上泛滥成灾。 １９６２年６月，旧中宣部指令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翻印买办文人胡适收藏的《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旧文化部某负责人竟然下令保留底本上胡适的《序》、《跋》和印章。在柯庆施同志的坚决反对下，才不得不去掉为些反动货色，却又补上俞平伯先生写的《后记》，对此书的来源既无说明，也无批判。 １９６３年２月，何其芳同志的《论〈红楼梦〉》，由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 １９６３年３月，李希凡、蓝翎的《红楼梦评论集》由原作家出版社再版。 １９６３年６月，俞平伯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由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同年８月，《文学评论》发表了俞平伯的《〈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 １９６４年初，《文艺报》和《文学评论》都收到了青年同志写的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的文章。《文艺报》收到的那篇原名《前进了多少？》；《文学评论》收到那篇原题为《〈红楼梦〉研究中错误倾向的再现》。如我们在“附记”中指出的，这两篇文章不仅都受到大加删改，面目全非，而且被改成同一个题目：《评〈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 文学战线上“阶级斗争史”是李希凡当时编纂的，９０年代他已在《毛泽东与〈红楼梦〉》等文中作了修正。如果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不难发现这里的关键是等级体制下大小人物之争：“在那时的出版规格中是分等级的，高一等的名作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不为专家们所承认的不成熟的作品，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１０１）他之所以能在１９７３年纵横挥洒叙说历史、声调严厉地评说人物，是因为他这时已经是“大人物”，他的书已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的文章已经取代何其芳的《论〈红楼梦〉》成为新版《红楼梦》的“序”，而陆定一、周扬、何其芳等已不再享有政治上的保护。政治化时代的“大”“小”之别，不完全取决于学术能力，而取决于政治地位，且“大”“小”之分随时可以对调。 “文革”以后，“大”“小”人物已不再纯粹由政治地位决定，学术成就和贡献至少理论上是成为“大人物”的要素之一。但“小人物”与“大人物”的矛盾仍没有消除。红学上的重要资料已经公开出版，但重要的学术刊物，必要的学术经费等等，却是由“大人物”操控的。“小人物”如果与“大人物”观点不同，他们之间就极易产生对立情绪。从１９９１年开始，欧阳健提出程本早于脂本，是《红楼梦》的真本，脂批脂斋伪托等可能撼动百年红学的新说后，红学论争出现了不仅仅是学术之争的态势。首先是冯其庸等人认为欧阳健是“弄虚作假”、“编假材料”、“非学术和非道德的喧闹”。红学“打假”成为１９９４年８月的在莱阳召开的“第七届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和同年１０月在武汉召开的“第五次当代红学研讨会”的主题；《红楼梦学刊》“连发多篇文章，对欧阳健先生实行棍棒包抄，堂堂全国性大刊物，竟然连一句奖掖后进的话也看不到！实在有失大家风范！有的权威甚至不屑看欧文一眼，就破口大骂，比恶婆还狠！”“冯其庸在他自己主持编的《红楼梦学刊》上，亲自写文章，对欧阳健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无学术意味的‘围剿’。”（１０２）结果还引起了“第一桩红学官司”。欧阳健的观点还有待时间的检验，双方关系的真相也还未充分显现，但对冯的批评确已相当激烈。其实，崐与当年李希凡、蓝翎比较，欧阳健还不能算是“小人物” ，发表红学论文时他已年过五十，是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明清小说研究》的主编。但在红学领域，欧阳健哪能与冯其庸并列？从１９７８年开始，冯以其《论庚辰本》、《曹雪芹家世新考》、《曹学叙论》等著述及主编《脂胭斋重评石头记汇校》、《八家评批红楼梦》、《曹雪芹家世 红楼梦文物图录》、《红楼梦大辞典》等重要资料书而成为红学上的“大人物”，他是中国红楼梦学会的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红楼梦学刊》主编。如果冯其庸不首肯，一种红学新说、一个红学新人恐怕很难在红学领域得到承认，这也就难怪，当欧阳健新说与冯不同、又受到冯其庸的轻慢之后，欧阳健等自然地把冯与５４年毛泽东批评过的“大人物”联系起来而自己则以“小人物”自居。 是学术就得有权威，否则就无法发展。至于权威是俞平伯、何其芳还是李希凡、冯其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权威从何而来，权威是否确实推进了学术发展。当代中国的问题在于，一方面我们需要建立权威以维护学术的尊严和规范，另一方面又保护“小人物”的研究条件和话语权利。因为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还属于“计划体制”，在学术资源、科研经费相当有限的情况下，不但拥有学术权力、而且拥有行政权力的“大人物”，特别应当谨慎宽容，特别应当向蔡元培学习。 ２０世纪是红学盛世。新红学以其科学方法使《红楼梦》研究成为一门学科，５４年以后的红学借助政治运动而普及开来，而红学在其中生成发展的学术体制又是容易引发争论的对立结构。所有这一切，都使得红学成为２０世纪的显学。回顾历史，我们惊奇地发现，科学红学与政治红学原来都发端于“常识”。当胡适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后，马上告诉我们：“这个见解，本来并没有什么新奇，本来是很自然的。不过因《红楼梦》被一百多年来的红学大家越说越微妙了，故我们现在对于这个极平常的见解反觉得它有证明的必要了。”（１０３）李、蓝文章发表后，何其芳认为此文不过是讲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常识”。确实，从文学研究角度看，说小说是作者的自传，说小说包含着社会历史内容，都还只是常识，如果说这两个常识已经塑造了２０世纪红学的基本格局的话，那么这正启示着我们崐不应小看常识的威力。新的世纪还会有新思潮涌动，政治思想还会影响文学，但像胡适把科学方法引进红学、毛泽东以政治运动重建古典文学研究并造成巨大影响之类的事件，可以肯定是不会重现了，新世纪的红学也可以肯定不会是显学了。但红学不会也不应消亡，它的前景既不会是科学的，也不会是政治的，而只能是文学的。在这个意义上，红学有必在引入第三种常识，这就是俞平伯从２０年代到８０年代一直提醒我们的：《红楼梦》毕竟是小说！ 原载：《红楼漫卷世纪风》 原载：《红楼漫卷世纪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