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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里的大观园的地点究竟是南京还是北京，这个问题历来是有争议的。过去，俞著《红楼梦辨》和周著《红楼梦新证》都为此作了专题论述；现在，戴不凡同志《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又提出了新的见解。但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历史事实，那就是曹雪芹的家原来是在南京的，他的父祖辈历任江宁织造达五十八年之久。自从曹玺在康熙二年(1663)由北京南来，到曹頫在雍正六年(1728)初被撤职北去，曹家在江南前后共经历六十五年。特别是雪芹的祖父曹寅，深得康熙皇帝的宠信，在南京接驾四次，声势煊赫，极一时之盛。敦诚《寄怀曹雪芹》诗注说， “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敦敏《赠芹圃》也有“秦淮风月忆繁华”的诗句，这说明曹雪芹的童年时代确是在南京度过的。 《红楼梦》虽然是他到北京以后写成的，而且也决不是什么“自叙传”，但其中所描写的社会生活，确曾概括了曹家在南京时期的某些影子，所以作者曾把书名题为《金陵十二钗》，并再三点出“南边老家”、“金陵原籍”和南京、石头城之类的名号。因此，研究曹家在南京的历史，探索曹雪芹的生平及其家世，必将有助于深入理解《红楼梦》的艺术创造。近年来，我注意到这个方面，曾走访了南京的一些深宅大院，收集地方文献，探求曹家遗迹。首先，我研究了江宁府的沿革地理，得知清代南京城分为二个区域，城北是上元县，城南是江宁县，中以四象桥、大中桥一线为界。上元县是江宁府的首邑，两江总督衙门和江宁织造衙门均设于此，曹家就住在江宁府上元县境内。正是由于明确了这个地理概念，我的第一个收获便是从《乾隆上元县志》中发现了曹雪芹曾祖父曹玺的传记，然后到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找到了《康熙上元县志·曹玺传》，作了进一步的研究[1]。在这个基础上，我对上元地区的江宁织造府和随园等曹家史迹进行了考察，现将采访探索的情况扼要地汇报如下。 江宁织造府与楝亭 曹家在南京的历史遗迹，最主要的是江宁织造府。这里曾是曹玺、曹寅、曹颙和曹頫祖孙三代办公的官署，也是曹雪芹幼年生活过的府第。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六次南巡，后四次就是住在曹家的。《康熙上元县志》卷二记载：“南巡至于上元，以织造府为行宫。”陈康祺《壬癸藏札记·郎潜三笔》卷二也说： 康熙己卯夏四月，上南巡回驭，驻跸于江宁织造曹寅之署。曹世受国恩，与亲臣世臣之列，爰奉母孙氏朝谒，上见之色喜，且劳之曰：“此吾家老人也。”赏赉甚渥。会庭中萱花盛开，遂御书“萱瑞堂”三字以赐。 足见康熙皇帝和曹家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他不但住在织造府里，而且还慰劳曹寅的母亲，亲笔题了“萱瑞堂”的匾额。那末，这个织造府的遗址现在何处呢?关于这个问题，周汝昌同志在《红楼梦新证》第四章中已经作了考述，指出江宁织造署在利济巷大街。我据此作了实地考察，确定其遗址在今南京大行宫，东起利济巷，南临太平南路(原为吉祥街)，西至碑亭巷，北对天王府(原为两江总督署)。我的根据是： (一)《乾隆上元县志》卷三《廨署》：“江宁织造署，在督院前街内，有圣祖行宫。” (二)《嘉庆江宁府志》卷十二《建置》：“江宁行宫，在江宁府治利济巷大街，向为织造廨署，圣祖南巡时，即驻跸于此。乾隆十六年，大吏改建行殿，有绿静榭、听瀑轩、判春室、镜中亭、塔影楼、彩虹桥、钓鱼台诸胜。” （三）《道光上元县志》卷首《行宫》：“向为织造廨署，是年(乾隆十六年)大吏改建，临吉祥街。” (四)《同治上元江宁两县志》卷一《圣泽》：“南巡至于上元，以吉祥街织造署为行宫。” (五)《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五《城厢》：“大行宫，向为织造廨，圣祖南巡时，驻跸于此。” 这说明了江宁织造府的历史发展，先是康熙南巡时充作行宫，后来乾隆游江南时又粉饰一新，正式作为行宫，到同治年间索性叫做“大行宫”，这个历史名称一直沿用到现在。我到当地去考察，询问居民父老，得知现今中山东路和太平路交会的十字路口是织造府的中心，原有建筑已毁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只有东门边的利济巷还存在。吉祥街是南门口的大道．一九三一年已拓宽为太平路。织造府的花园在西边，即今大行宫小学，原有池沼假山，现已填没，只假山石尚有碎片留存。据南京大学中文系已故教授胡小石先生讲，抗战前，大行宫小学至碑亭巷残存着一个小花园，里面略有花木池馆，亭中悬有匾额，上题“红楼一角”四个大字，创置年代不可考，战后再寻旧迹，则已杳无踪影。关于“红楼一角”的匾额，胡先生再三强调是亲眼目睹，绝非虚妄之谈。按《南巡盛典》第一百零一卷《江宁行宫图》所绘，园池的位置确是在西偏。《图说》并有记载：“江宁行宫，地居会城之中，向为织造廨署。乾隆十六年，皇上恭奉慈宁，巡行南服，大吏改建行殿数重。”“西偏即旧池重浚，周以长廊。”由此可见，此处确是织造府的“旧池”西园，曹玺手植楝树及所筑楝亭，当在这个范围内。曹寅的《楝亭诗钞》卷二有《西园种柳述感》，卷三有《西堂新种牡丹》、《西池集饮》、《西轩》等诗，据施溧《病中杂赋》注：“楝亭、西堂，皆署中斋名。”所以曹寅曾自称为“西堂扫花行者”。《红楼梦》第二十八回脂砚斋评本曾有批语说：“大海饮酒，‘西堂’产九台灵芝日也。批书至此，宁不悲乎!”可见《红楼梦》作者曾从曹家在南京的故事中汲取了生活素材。 楝亭跟曹家的关系极为重要。据叶燮《楝亭记》和尤侗《楝亭赋》记载，曹玺在康熙二年任江宁织造以后，曾在府署中手植楝树一株，“久之，树大可荫，爰作亭于其下，因名之曰楝亭。”“言命二子，读书其下。”这二子就是曹寅和曹宣(荃)。到康熙二十三年夏，曹玺病逝，曹寅为了纪念乃父，即以“楝亭”作为自己的别号，而且遍请当时的社会名流题诗作画，现存《楝亭图咏》四卷，有画十幅，题咏者计四十五家。康熙三十四年，画家张见阳又绘制了《楝亭夜话图》，诸家题咏甚多[2]。这说明织造府中的楝亭，是曹家以文会友结交江南名士的胜境(现已不复存在)。 关于楝亭的地点，近人著作中大多搞错了。他们不知晓织造府的历史沿革，其实，乾隆十六年以后，为了改建行宫而撤消了原织造府，直到乾隆三十三年，姓舒的织造才在江宁县境的淮清桥东另建织造衙门。有些学者失于查考，竟把淮清桥与八府塘之间的织造府当成了曹家的楝亭所在地。如夏仁虎《秦淮志·园林志》说：“楝亭，在淮清桥织造署中，曹完翁筑亭课子，植楝其侧。”朱楔《金陵古迹图考》也说：“八府塘旧江宁织造署，清雍正时，曹寅在署筑亭课子，树楝其侧，名曰楝亭。”童隽的《江南园林志》则说：“商园，临八府塘，为清江宁织造府旧园，所余山池无几，有楝亭，传为曹雪芹写《红楼梦》处。”“曹霈世居江宁，今八府塘楝亭，即织造府旧园，好事者遂称霑写《红楼梦》于此”[3]。他们把时代和地点全都搞错了，所记传闻当然也就毫无价值了。考《嘉庆江宁府志》卷十二《建置》记载： 江宁织造署旧在府城东北督院署前，乾隆十六年以改建行宫时，藩司兼管织造，故无署。乾隆三十三年，织造舒买淮清桥东北民房，改建织造衙署[4]。 这清楚地说明了淮清桥东北的织造府跟曹家毫无关系。我为了确考时地，特至淮清桥和八府塘一带察勘调查，询之父老，得知这里的织造府前门靠近淮清桥，后园凭临八府塘。辛亥革命后，曾辟为“觉林蔬菜社”。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又建为国货陈列馆和国货展览会商场，商园之名，即由此而来。所传楝亭，实属无稽。抗战以后，旧迹荡然，今仅存陈列馆街道的名称可志识别而已。 上面是谈的江宁织造府，此外还有江宁织造局。织造府是衙署和府第，织造局则是丝织工人劳动操作的工场。据乾隆时编刊的《江南通志》卷一百零五《职官志》记载：“织染局系明汉王高煦旧第，故相沿称为汉府。”遗址在今汉府街和汉府新村一带。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江宁织造局被毁。同治四年七月，李鸿章《筹建织造机房摺》声称：“在珠宝廊地方。购得良人李端住宅一所，尚存楼房二十余间，前临内桥河水，便于漂丝，移置织局最为合宜。”[5]这个移置的织局遗址，在今“中山南路小学”一带，其后墙壁下尚存界石一方，上刻“织局北界至此”六个字。但我们不能据此误认与曹家有关，须知这里不是康熙时期而是清代末年的江宁织造局。(附《江宁织造府遗址示意图》，见插页。) 随园与大观园 随园遗址在今南京广州路两侧，东起干河沿、青岛路，西至随家仓、乌龙潭，而以小仓山为中心。清代乾隆年间，性灵派诗人袁枚的《随园诗话》曾宣称：“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6]同时人明义的《题红楼梦》诗序也说：“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对于这个说法，历来的红学家议论纷纷，争执不休。早在一九二一年十月，顾颉刚教授和俞平伯教授曾经讨论了这个问题，认为“大观园决不是随园”(见《红楼梦辨》人民文学出版社本117页)。解放后，周汝昌同志在“芳园筑向帝城西”一文中，力主大观园在北京，认为：“袁氏的话毫无根据，所谓向壁虚造，信口开河” (见《红楼梦新证》人民文学出版社本148页)。为此，我在南京作了实地的调查和考察，我的出发点不是探讨“随园即大观园”，而是论证“随园本属曹家所有”。 关于随园的来历，袁枚在乾隆十四年三月写的《随园记》中曾说明：本来是“织造隋公”的“隋园”，他买来后改“隋”为“随”，“同其音而异其义”。隋公是谁呢?不是别人，正 是继曹頫为江宁织造的隋赫德，他的“隋织造园”在雍正年间确实是存在的，而且是花团锦簇，颇具盛名。当时松江人黄之隽曾经身历其境，在《游金陵城西北记》中有所描绘，今节引有关文句如下: 雍正十年春，客金陵，……郡人也，极称城西北山川之胜，……上巳之明日，往观焉，……又北行，地稍峻，俯瞰朱栏翠楯，隔一水，隋织造园也。往则门者辞曰；“群游女饮于此!”遂西憩。……(明日)再游，遵旧路过五柳园不入，过永庆寺后圃，仍入迤至地峻处， 瞰隋园，又有游女焉。至门，门者不辞，遂入园，为桃源别墅，今日映山，其水竹花木颇胜，亭馆梁约，布置亦佳。(见乾隆三年序刻本《唐堂集》卷十四第十三叶至十五叶) 这说明“隋织造园”的园林艺术已臻上乘，并不是到了袁枚手里才开始经营的；而且早在雍正时已经著名，吸引了石城内外的红男绿女。可是，隋赫德是雍正六年才从北京来任江宁织造的，在南京素无根基，他的隋园是从何而来的呢?跟袁枚有交往的裕瑞，在《后红楼梦书后》中有一段话，正好回答了这个问题； 闻袁简斋家随园，前属隋家者，隋家前即曹家故址也。约在康熙年间，书中所称大观园，盖假托此园耳。其先人曾为江宁织造，颇裕，又与平郡王府姻戚往来。(见《枣窗闲笔》，裕瑞是裕亲王世子，别号思元主人，生于乾隆三十六年，他曾结交袁枚，《随园全集·续同人集》中收有他和袁枚赠答的诗文多首。) 由此可见，隋织造园就是从曹雪芹家得来的。过去，有些同志对裕瑞的说法也表怀疑，认为仅是孤证，但自故宫博物院公布了曹家的档案史料后，更证实了“隋家前即曹家故址”的记载。据雍正六年二月隋赫德细查曹頫房地产的奏摺说：“细查其房屋并家人住房十三处，共计四百八十三间。地八处，共十九顷零六十七亩。”“曹頫所有田产房屋人口等项，奴才荷蒙皇上浩荡天恩特加赏赉，宠荣已极。”雍正十一年十月隋赫德被撤职查办的供词中也称：“奴才荷蒙皇上洪恩，将曹寅家产都赏了奴才”[7]。这一方面说明了曹家在南京的住房不止织造府一处，一方面又说明了曹家的全部产业均被隋赫德所占。据此，则“隋园本属曹家”，当可论定。 隋园得自曹家这一点既已考查清楚，但还得解决《红楼梦辨》和《红楼梦新证》中提出的两个疑问。第一个问题，顾颉刚教授责怪袁枚在编修《江宁府志》时为什么自己不写上随园的来历[8]?为此，我查阅了袁枚在乾隆十一年监修的《江宁新志》，发觉这不是“府志”，而是江宁县的“县志”，但随园的地理位置是在上元县，所以《江宁县志》当然不予著录了。第二个问题，《红楼梦辨》引《续同人集》张坚赠袁枚诗序：“白门有随园，创自吴氏。”因此认为隋家之前属吴家[9]。《红楼梦新证》第四章也引《随园诗话》舒坤批语：“随园之先，故属吴姓。”从而断言：“即使追溯到隋赫德之前，亦本属吴姓之园，与曹家并无关系” (见人民文学出版社本149页)。其实，“创自吴氏”是指最早的开创者，并非指紧接隋赫德之前的园主。吴氏是那个呢?就是《同人集》里与明末四公子在南京倡和的吴应箕。据陈稻孙《金陵园墅志》记载：“吴氏园，贵池吴次尾应箕寓金陵，尝言乌龙潭为山水都居，不必造作，而自然风景，遂园于乌龙潭畔居焉”[10]。今乌龙潭东首属随园的部分已淤为菜地，但自袁枚墓至乌龙潭的地名仍称为“随家仓”。这样看来，两个疑问可以迎刃而解。总结此园的历史是：明末吴应箕草创，清代前期曾属曹家，曹家被抄没后归隋赫德，隋败亡后由袁枚出资买下；此园的发展也是逐步扩充，到随园时期最为盛大。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二《随园记》说：“金陵自北门桥西行二里，得小仓山，山自清凉胚胎，分两岭而下，尽桥而止，蜿蜒狭长，中有清池、水田，俗号乾河沿。”袁枚《答人问随园》诗中也说： “北门桥转水田西，路少行人鸟渐啼；遥望竹云遮半岭，此中楼阁有高低。”乾河沿是一条水道的名称，今已大部淤塞，只东段还存在。袁枚墓在今随家仓百步坡上，一九七六年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曾经发掘，墓前今存松柏六株。又有随园街道一条，在广州路北的小仓山上。其他园林建筑经过太平天国战争后，早已荡然无存了。 至于《红楼梦》里的大观园，我认为是曹雪芹高度概括中国园林艺术的典型创造，不必实指某地。它可能以隋织造园为蓝本，也可能有江宁织造府西园的模样；既可以说在南京，也可以说在北京。因此，有些同志为了主张大观园在北京，便一笔抹杀袁枚、明义和裕瑞的记载，这是大可不必的。如果认真推究起来， “京华何处大观园”并无文献根据，而“随园本属曹家”却确是言之有据的史实。我无意为明义的诗句“随园旧址即红楼”[11]作考证，但我认为袁枚他们三个人的记载可供参考，不必一概排斥。 (附《随园遗址示意图》见插页。) 明孝陵与曹寅有关的碑刻 明孝陵在南京东郊风景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游览者踏进陵门，首先看到的是一块高大的石碑，上题“治隆唐宋”四个大字，这便是康熙御笔而由曹寅建立的。 读《红楼梦新证》“史料编年”，周汝昌同志引录了张玉书的《驾幸江宁纪恩碑记》，指出康熙三十八年四月十五日，御书“治隆唐宋”为明陵题词，交与织造曹寅制匾勒石。于是，我便到明孝陵买地考察，看到御书碑尚在，纵144厘米，横337厘米，碑上还刻有“康熙岁次己卯四月望敬书”一行小字。另外后侧还有两块卧碑，分列于东西两边。东侧是康熙二十三年第一次南巡的记事碑，西侧就是康熙己卯(三十八年)张玉书撰文而由曹寅勒石的《驾幸江宁纪恩碑记》，碑阴还刻有参与盛典的名单，曹的署衔是：“管理江宁织造内务府三品郎中加五级臣曹寅。”立碑的日期是“康熙三十八年拾月谷旦。”[12]这件实物的存在是颇具史料价值的，因为所有的《江宁府志》和《上元县志》都把这件史事的年代错成了康熙四十二年。如《康熙上元县志》卷二《恭纪南巡盛典》说：“四十二年， 南巡至于上元，以织造府为行宫，遣皇太子祭明太祖陵，赐御书‘治隆唐宋’四字额。”《嘉庆江宁府志》卷五《古今纪事年表》也说：“四十二年，南巡至于上元”，“颁御书‘治隆唐宋’四字额”。在年代上都搞错了。虽然张玉书的《文贞公集》卷六收有《碑记》，但曹寅主持刻石时对个别字句有改动。所以明孝陵现存的碑刻，既可以校对《文贞公集》，又可以确切地纠正方志上的误记。 康熙三十八年玄烨第三次南巡，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为了笼络江南的汉族知识分子，他特地到明孝陵祭奠，并亲笔题词，称颂朱元璋统一国家的功德超过了唐、宋。为了表示对曹寅的器重，他又当众宣布； 朕昨往莫洪武陵寝，见墙垣复多倾圮，可交与江苏巡抚宋荦、织造郎中曹寅会同修理。朕御书“治隆唐宋”四大字，交与织造曹寅制扁，悬置殿上，并行勒石，以垂永远。(见明孝陵现存碑记实物) 玄烨这样安排的目的，便是有意抬高曹寅的地位，以利于曹寅争取明末遗民搞好民族团结的工作。这也反映出曹寅和康熙的关系是十分亲密的。 香林寺与曹家的关系 香林寺遗址在今南京太平门内金星桥三十七号和三十六号。一九七五年初，南京博物院的王少华同志在三十七号院内发现了一块“香林寺庙产碑”，碑刻的年代署明是“嘉庆三年九月吉旦立”，碑文记载：“前织造部堂曹大人买施秣陵关田二百七十余亩，和州田地一百五十余亩。”这表明曹家是香林寺最大的施主，关系非比寻常。于是，我即留心探索，作了专题考证，认为这个曹大人应是豪富阔绰的曹寅[13]。 据《嘉庆江宁府志》卷十《古迹》记载： 香林寺，在太平门内，明时建，名寺。国朝康熙三十八年圣祖南巡改今名。 《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八《名迹》记载：“香林寺，明日兴善，圣祖改赐今额。”《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五《城厢》记载：“有兴善寺，洪武初创。”可见香林寺原名兴善寺，创建于明太祖洪武初年。清圣祖康熙三十八年时，因为玄烨南巡至此游览，经御笔题额，才改名为香林寺的。其地属上元县境，离江宁织造府不远，当时是曹寅接驾护驾，说不定就因为皇帝赐名香林寺这个缘故，曹寅就一掷千金地施舍了四百二十多亩香火田。即使不是一次买施，而是曹颙或曹頫等逐次布施的累计，那也是很不简单的事。 由于确认曹家与香林寺有极为重要的关系，我和王少华同志便一起察勘了香林寺遗址，访问了现已还俗的姓张的末代和尚。我们到金星桥三十七号考察了香林寺大殿(坐东朝西)，又到三十六号查看了藏经楼(现为宇花小学)。据末代和尚讲：从前南京城内著名的寺院是三个，合称“香、古、昆”，香林寺第一，古林寺第二，昆卢寺第三。香林寺藏经楼原来有不少经籍资料，有“庙谱”记载历年大事。这些东西在一九六六年已全被抄没，不知去向。——我们认为，如能找到《香林寺庙谱》，则可能发现康熙、雍正时期曹家与香林寺来往的文字记录。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有待于大家共同努力，继续探索。 曹寅祠及其他 曹家在江苏的六十多年间，曹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曹寅继承父业，发扬光大，再加他具有高度的文化修养，交游广阔，因此享有盛名，所以他的事迹在地方志中还有一些零碎的记载。例如《康熙上元县志》卷十一、十二、十六都提到他，说他在康熙四十五年修建过鸡鸣山南麓的府学，被推举为“府学名宦”；又因为“有功德于民”，死后“崇祀名宦祠”，又被列入青溪之东的“先贤祠”。甚至织造局的机工还在雨花台 专门造了一个曹公祠，据《嘉庆江宁府志》卷十五《拾补》记载： 江宁机房，昔有限制，机户不得逾百张，张纳税当五十金。织造批准注册给文凭，然后敢织，此抑兼并之良法也。国朝康熙问，尚衣监曹公寅深恤民隐，机户公吁奏免额税，公曰：“此事吾能任之，但奏免易，他日思复则难，慎勿悔也。”于是得旨永免。机户感颂，遂祀公于雨花冈，此织造曹公祠所由建也。 足见曹寅在南京的行事深得民心。道光时甘熙在《白下琐言》卷六记载，聚宝门(今中华门)外共有十三个祠堂，纪念文天祥、海瑞等人，曹公祠即其中之一，而且甘熙自己“尝拟祝文十三道”参与祀典。现在，这些祠堂已不复存在，所以也不可能从曹公祠里找到什么资料了。 此外，还有些情况值得一提： (一)曹寅主持刊刻的《全唐诗》板片，原藏汉府街江宁织造局。据《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记载， 《全唐诗》九百卷的校刊工作是康熙任命曹寅主持的，从康熙四十四年五月开始，在扬州天宁寺开设刻书的“诗局”，至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完成。这些板片后来到那里去了呢?今查《道光上元县志》卷末《摭佚》：“《全唐诗》板藏织造汉府。”可见直至道光时，原板尚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江宁织造局被毁，板片亦不知下落了。 (二)曹寅曾为上元名医送匾。——据《乾隆上元县志》卷二十四《方技传》记载：“杨峻字孔徵，邑庠生，精幼科，所活婴儿无算。督关曹公寅，太守卫公琪，皆因治子病得痊，亲履其门，以额颜之。”查《嘉庆江宁府志·秩官表》卫琪是康熙中期的江宁府知府，与曹寅是同时人。 (三)丹凤街“绍德堂”遗址初探。——据隋赫德《奏摺》，曹家的住房有十三处，现今确知者南京只有大行宫和随园两个地方，还有十一处不知何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我走过丹凤街，只听得居民议论，指着丹凤街小学拆掉的一座厅堂，说是皇帝奶妈住过的。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我读了《红楼梦新证》，知道曹寅的母亲孙氏是当过康熙皇帝的奶妈的。于是，我便邀约了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蒋缵初同志，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的杨廷宝、刘叙杰同志，太平天国博物馆的韩品峥同志，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的季士家同志，南京博物院的王少华同志，一起到现场进行了考察，又开了座谈会，得到一些线索。由于厅屋已经拆光，只掘得了一些石础、石狮、瓷器的残片，以及标有“大清雍正年制”的碗底。后来，我走访了当地父老，获悉丹凤街小学的校址原为方氏宅第。我找到了七十七岁的方氏后人方本信先生和他的表兄朱祖明先生(家在居安里，即是与曹家有来往的熊赐履旧宅，其祖上朱澜于乾隆时购得，与丹凤街靠近)，据他俩讲述，丹凤街旧宅是祖上方观承在乾隆初年任“直隶清河道”(后升直隶总督)时购置的，至于是从谁家买来的，则不得而知。但大厅上原有一块匾额，题为“绍德堂”，署明年代是康熙，何年何月则已遗忘。这块匾在解放初还在，现已不存。我想到《康熙上元县志·曹玺传》有记载说：“頫字昂友，好古嗜学，绍闻衣德，识者以为曹氏世有其人云。”那末，这个“绍德堂”是否跟曹頫有关呢?据方本信先生讲，原来宅第的规模很大，在双龙巷与丹凤街之间，前后共五进，坐西朝东，北有花园，南有下房，太平天国时期曾一度作为“顾王府”。为此，我就进一步查阅方观承的《述本堂诗集》和《燕香集》、《薇香集》。又据袁枚《太子太保直隶总督方恪敏公观承神道碑》记载：“雍正九年，族人某荐入平郡王藩邸，王与语大奇之，情好日笃；十年，王为定边大将军征准噶尔，奏公为记室”(见《碑传集》卷七十二)。考平郡王福彭是曹寅的外孙[14]，与曹頫是表兄弟，方观承作为平郡王的座上客，与曹家是否也有联系呢?据《国朝先正事略》卷十八记载，方观承是乾隆七年“授直隶清河道”的，丹凤街的这座第宅是否购自曹家，在只有闾巷传闻而无文字记载的情况下，当然还不能遽下结论。但这些蛛丝马迹，是可以存而备考的。 以上是关于南京曹家史迹考察的点滴记录。我的出发点不是为考古而考古，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寻求曹雪芹这个伟大作家的史料。但由于曹家败落后沧桑屡变，文献无徵，踏破铁鞋，仍只能在曹的家世问题上打外围战。但愿国内学人共同努力，从外围到核心，最后获得《红楼梦》作者本人的新资料! [1]见拙作《谈红楼梦研究中的两个问题》附注第五条和《关于曹雪芹家世的新资料》(载(《南京大学学报》1975年第3期和1976年第2期。) [2] 《记<楝亭图咏>卷》，见《文物》1963年第6期；《楝亭夜话图》，见吴恩裕《有关曹雪芹十种》卷首(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3年出版)。 [3]见《江南园林志》37页和4l页，此书系童隽著于1937年，1963年由北京中国工业出版社出版。 [4]查缪荃荪等编《江南通志稿》第136卷《职官志稿》，这个姓舒的织造，名叫舒文。 [5]引见《近代史资料》1958年 2期：南京博物院民族组宋伯胤执笔的《清末南京丝织业的初步调查》，文中有影印的《汉府机房图》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 [6] 《红楼梦发微·曹雪芹先生传》记载：“尝至江宁，适袁枚罢官，为之擘画随园，居园中数月，亭台之布置，花石之点缀，先生实指挥之。……所撰《红楼梦》小说，似指随园，而随园不以为忤，尝自诩于诗话中。”(引自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增订本771页)。 [7] 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93页(中华书局1975年出版)。隋赫德在雍正六年的奏摺，原载《故宫周刊》第八十五期。 [8] [9]见人民文学出版社本《红楼梦辨》118页和《红楼梦研究》91页92页。 [10]见1933年南京翰文书店排印本《金陵园墅志》卷上“明代”部分第22页。 [11]明义《和随园自寿诗韵》十首之一“随园旧址即红楼”诗注：“新出《红楼梦》一书，或指随园故址。”见中华书局1963年版《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一册12页。 [12]《驾幸江宁纪恩碑》，因历年久远，中间有一条裂缝，产生三处缺字，经查有关文献，补注于下：第十七行，御‘笔亲’加；第十八行，遣兵‘部尚’书；第二十行，率诸王郡臣躬至陵，宝城。碑阴尚有“监造”诸臣的官职姓名，共二十人。第一行是； “江南江宁府上元县知县徐自昌”。第十行是：“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加四级在籍守制臣张玉书”。第十三行是：“管理江宁织造内务府三品郎中加五级臣曹寅”。 [13]见拙作《香林寺庙产碑和曹寅的尊胜阴碑记》(曹雪芹家世资料考索之一)，载《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二辑。 []14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附录二第218页，曹寅之女于康熙四十五年嫁给多罗平郡王讷尔苏，婚后生有四子，长子福彭，于雍正四年七月袭爵为多罗平敏郡王(仍简称平郡王)。 原载：《我读红楼梦》 原载：《我读红楼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