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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通灵宝玉”本是女娲补天用剩的一块石头，“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自去自来，可大可小；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哀。”［1］2虽然无才补天，石头仍希望自己能用于它途，于是请求过路的僧道将其携入人间。“那僧便念咒书符，大展幻术，将一块大石登时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且又缩成扇坠大小的可佩可拿。”然后携它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1］2。石头由此幻化成““通灵宝玉”，附着于贾府贵公子贾宝玉的降生。“这政老爹的夫人王氏，……不想隔了十几年，又生了一位公子，说来更奇！一落胎胞，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还有许多字迹。”［1］19。此后，“通灵宝玉”这枚神秘宝物，便伴随着贾宝玉的成长，或隐或显，推进故事情节的发生与发展，贯穿《红楼梦》的始终。但是，由于“通灵宝玉”的诸种神秘性所在，读者却对本该熟悉的物品及其文化内涵显得十分陌生，也因此造成了小说文本的许多理解障碍。 一 早期索隐派代表人物蔡元培断定，此玉是皇帝玉玺的象征：“贾宝玉，言伪朝之帝系也。宝玉者，传国玺之义也，即指胤礽。……是胤礽生而有为皇太子之资格，故曰衔玉而生。”［2］此后，周策纵也指出，“《红楼梦》里多处都暗示通灵宝玉是指玉玺”。［3］众所周知，在我国古代，玉玺是一国之主至高无上的地位与王权的物化符号，象征着皇权的“受命于天”。然而，通观《红楼梦》，“通灵宝玉”与皇家至高无上的权力之间实在没有多大关系。随着《红楼梦》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渐渐回归忠实原著文本的理性解读。 王国维以西方美学理论为基点，认为“所谓玉者，不过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并将《红楼梦》的主题上升到哲学层面，进行全新阐释。他指出《红楼梦》的主旨，在于说明“生活之欲之先人生而存在，而人生不过此欲之发现也。此可知吾人之堕落，由吾人之所欲而意志自由之罪恶也。”［4］贾宝玉最终经和尚的“点化”而放弃了他的宝玉，实际是放弃了他的生活之欲，从根本上解决他一生中所有的问题，解脱了他一生中所受的束缚。王国维的这种阐释，显然独有创见。 周汝昌提出另一种观点：“贾宝玉，通灵宝玉投胎入世而成‘人’者也。而本又是大荒山青埂峰下大石所化。”“然玉实石变，故曰贾（假）玉。另有真玉，即甄宝玉是矣。”“甄玉是神瑛侍者下凡所化，以甘露灌溉绛珠草的是甄玉———石头原本无相，是见过神瑛‘盗版’了他的容貌。而绛珠入世后错认了恩人，以贾当甄了，故二人本无姻缘之份。”［5］18-19这种观点“确又是不大常见的解读破译，颇有新鲜的探索角度和鉴赏层级，不拘一格，不陷俗套，不入‘模式’，纯属一家之言。”［5］2但在一定程度上，却是对小说故事与人物的歪曲。《红楼梦》中，神瑛侍者降生人世为贾宝玉，顽石入世而为贾宝玉降生时口中所含的“通灵宝玉”，本是不争的事实。 王蒙则认为：“石而玉，玉而人，石而玉而人而书。这是《红楼梦》的发生学，又是贾宝玉的发生学。贾宝玉来自宝玉，宝玉来自石头，即来自荒漠无稽的大自然。《红楼梦》来自贾宝玉即玉即石的一段有血有泪而又无影无踪的经历。”“通灵宝玉与宝玉同时进入了红尘，进入了大观园，成了《红楼梦》小说特别是贾宝玉故事的一个贯彻始终的道具、一个具体的情节因素、一种提示、一种富有神秘与超验意味的、宿命的、不可解的征兆、预兆。”［6］诚然，《红楼梦》中贾宝玉与“通灵宝玉”表面上是合二为一的，似乎是没有任何隔阂的。而事实上，贾宝玉屡次表现出对于“通灵宝玉”的不满，咒骂其为“劳什子”，甚至要摔掉或砸碎那块老祖宗等人眼中的“命根子”，表现出强烈的厌恶之情。可见，“通灵宝玉”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与贾宝玉独特的个性特征并非一致，而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是恰恰相反的。 当然，也有学者在认可贾宝玉与“通灵宝玉”的某些同一性时，也注意到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如刘上生对玉的隐喻意图分成了四个方面：即玉之为宝，象征宝玉在贾府中的特殊地位；玉之为石，象征宝玉执拗难驯的叛逆性格；玉之为洁，象征宝玉的纯净爱情；玉之为玉，象征宝玉的情感和人生追求。［7］论者努力从玉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对“通灵宝玉”的内蕴作出更为合理的阐释，不失为一种有创建的阅读接受理路。但若从整部小说去关照，则这种阐释似乎又有某些自相矛盾之处。既然“通灵宝玉”已经由石幻化成玉，那就意味着顽石特征自然淡化，取而代之的则应是美玉特性的凸显。庄克华曾说：“（贾宝玉）这位孕育于古代神话传说，从石头、从天地自然中直接走出来的文学人物，必然蕴涵着我国传统文化极其丰富、极其深刻的内涵。”［8］而作为与贾宝玉共生的“通灵宝玉”，为贾府上上下下所珍视，唯独贾宝玉对其充满蔑视，甚至厌恶。显而易见，贾宝玉与自己生而衔来的“通灵宝玉”名符实异。佩挂在贾宝玉身上的“通灵宝玉”不是一块简单的玉，它是特定社会人格的物化，承载着特定的社会文化内涵。 二 探究“通灵宝玉”的社会文化内涵，自然离不开中国几千年来所积淀的传统玉文化。关于古代玉文化，考古学家郭宝钧有过一段十分精辟的概括：“抽绎玉之属性，赋以哲学思想而道德化；排列玉之形制，赋以阴阳思想而宗教化；比较玉之尺度，赋以爵位等级而政治化。”［9］事实上，《红楼梦》中的“通灵宝玉”，它不只是一枚护身符，还是封建宗教、政治与道德的物化形态，也是贵族婚姻制度的代言，更是贵族自我危机中身份重建的希冀。 玉是驱邪辟祸的护身符。玉器与国人有着不解之缘，在古代，玉器本是一种礼器，含有祈求吉祥的符号意蕴。《周礼·大宗伯》说：“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10］762古代先民对自然界的不测风云和人世间的旦夕祸福无法理解与抵御，便只能祈求神灵的庇佑，而玉便成了沟通上天神灵与人间生灵，祈求吉祥如意的一种瑞物。人们以玉祈求吉祥，并将这种美好愿望通过刻于玉上的吉祥语或吉祥图案来得以体现。《红楼梦》中，“通灵宝玉”便是一块祈求吉祥的瑞物，玉上镌刻着“莫失莫忘、仙寿恒昌”、“一除邪崇，二疗冤疾，三知祸福”等吉祥瑞语。“通灵宝玉”的存在与否，直接关系着贾宝玉的健康成长。如第二十五回，贾宝玉、王熙凤被马道婆的术法魇住时，癞头和尚将玉持颂、摩弄一番，不久，宝玉复旧如初。又如贾宝玉失去“通灵宝玉”后，便昏迷不醒，生命垂危，如傻似痴。王夫人得知失玉以后，说道：“……认真的查出来才好。不然是断了宝玉的命根子了。”［1］1230贾母便直接咳道：“这是宝玉的命根子。因丢了，所以他是这么失魂丧魄的。”［1］1240直到和尚手拿着“通灵宝玉”在贾宝玉耳边叫道：“宝玉，宝玉，你的宝玉回来了。”［1］1477-1478贾宝玉才如游魂附体，渐渐的理智清醒。贾府上下把“通灵宝玉”看成贾宝玉的“命根子”，集中反映了以贾母为代表的贾府成员祈求吉祥、盼望宝玉健康成长，免除灾祸的共同愿望，这也集中反映了长期积淀而成的尚玉风俗文化。 玉又是贵族身份的象征符号。玉器在古代还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据《周礼·大宗伯》载：“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10］761-762这里明确规定了等级的不同，所执玉器完全不一样。可见，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巩固其国家权力，给玉器赋予一种等级区分，玉又代表着特定的品阶地位，象征着高贵的身份，成了贵族身份的符号化象征。“通灵宝玉”就是贾宝玉贵族公子身份的象征符号。贾宝玉生于贾府这样一个“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在当时从上到下推行嫡长子继承制的清代社会，贾珠已死，贾环庶出，贾宝玉便成了贾政的嫡长子，在贾府的地位显得更加特殊。“通灵宝玉”显示了他的贵族公子的显赫身份，还进一步强化了他在贾府独一无二的核心地位。正如“宝玉满面泪痕泣道：‘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单我有。’”［1］38殊不知，这荣国府继承人与贾政之嫡长子的双重身份，不单“家里姐姐妹妹没有”，就连族中兄弟也不曾有。 玉还是儒家君子之德的人格物化。我国尚玉传统源远流长，特别是儒家思想渗透到玉文化中后，还产生了“玉德”观念。《礼记·聘义》中，孔子在论及“君子贵玉”时说道：“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粟，智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10］1694孔子将玉与人的伦理道德进行比附，认为玉的可贵不仅在于其外在的美，更在于其所蕴含的精神内蕴。这也是传统思想中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的相互融合。自此，玉被赋予以德行化、人格化的社会文化内涵，成为社会道德的象征与君子道德操守的物化，成了历代士子立朝为官、处世为人的准则。贵族士子便对玉器崇尚备至，以致出现“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等社会文化现象。《红楼梦》中，许多人物都佩玉，贾宝玉的“通灵宝玉”自不必说，贾琏、贾环等也都佩有玉器，就连老祖宗贾母，也有祖上传下的汉玉。因为玉代表着道德，代表着操守，代表着高尚人格。不管佩玉的人物是否真正具有儒家倡导的道德水准，玉都如影随形。贾宝玉的“通灵宝玉”，不仅是贾氏家族有意识地在贾宝玉身上强化这一“玉德”观念，也是全府上下对贾宝玉未来人格的一种期待。除林黛玉外，上至贾母贾政，下至仆人丫鬟，无不希望贾宝玉能够尊崇儒家传统的道德观念，能够将“通灵宝玉”所承载的“玉德”在其身上得以践行，成为名副其实的有德君子。 玉往往又充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的信物。在封建社会，人们的婚姻并不是由自己，而是家中的长辈，或祖父母，或父母决定。婚姻大事必须由父母主持，秉承“父母之命”，再加媒人撮合，经过“媒妁之言”，才算循礼、合法，才能为家族和社会所认可。到了清代，婚姻制度受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在全面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使之法律化。《大清律例·户律·婚姻·男女婚姻》明确规定：“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其夫亡携女适人者，其女从母主婚。”［11］可见，在清代，当事人对于自己婚姻没有发言权，卑幼的主婚权完全由尊亲长掌握。《红楼梦》中，“通灵宝玉”就代表着贾宝玉婚姻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宝黛爱情难以逾越的障碍。学者指出“通灵宝玉”是横在贾宝玉与林黛玉之间的“一座峥嵘险恶的山峦”，“干涉着宝玉的爱情，自由，甚至生命。”［12］“通灵宝玉”之所以与薛宝钗的金项圈相对应，人们之所以极力称道“金玉良缘”，是因为薛宝钗深得“通灵宝玉”所承载的贵族身份与君子之德。在贾母和王夫人等看来，只有薛宝钗才有望使贾宝玉修身养德，帮助他走仕途经济之途，使其贵族身份得以延续。以家族利益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铸就的“通灵宝玉”，就自然成为宝黛之间纯洁爱情的最大阻碍。 玉更是没落贵族期望经国济世、复兴家族的寄托。儒家思想强调君子要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格理想，主张由己及人，内圣外王。名副其实的君子以“玉德”修身之后，更应当治国平天下。只有考取功名，建功立业，才算实现完整人格。换句话说，与君子“玉德”相表里的，是君子对功名的追求，是学而优则仕，是立朝为官，对于没落贵族更是如此。玉承载着他们经国济世、复兴家族的强烈愿望。《红楼梦》中的“通灵宝玉”始终寄托着贾氏家族对贾宝玉“修、齐、治、平”，复兴百年家业的殷切期望。贾府“如今人口日多，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运筹谋画的竟无一个，其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的人家儿，如今养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1］18虽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经济与政治危机裹挟而来，贾府已经渐渐失去昔日的辉煌，已经感受到了家族日趋没落的生存危机，于是急切盼望儿孙能将曾经鼎盛的家业重新振兴，以实现他们贵族身份的维护。贾宝玉的降生，自然给这个家族带来了复兴的希望，更何况他降生时又从娘胎里衔来“通灵宝玉”！“通灵宝玉”和贾宝玉便理所当然地被承载了没落贾氏家族复兴的期望。尤其对老祖宗和贾政来说，“通灵宝玉”有种神奇的力量，给日趋绝望的贾府以重新崛起的幻觉与期待。正因为有这种幻觉，在贾宝玉周岁时，“政老爷试他将来的志向，便将世上所有的东西摆了无数，叫他抓，谁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玩弄。那政老爷便不喜欢，说将来不过酒色之徒耳，因此不甚爱惜。”［1］19以至后来贾政大加笞挞宝玉，更是贾家对贾宝玉强烈期待的集中体现。 三 在贾府眼中，贾宝玉衔玉而生，是“通灵宝玉”的物格人化，“通灵宝玉”是贾宝玉的人格物化，二者应是名副其实。但是，“通灵宝玉”所代表的社会人格却与贾宝玉成长过程中所展现的独特个性形成一种强烈的对峙。这种对峙表面上体现的是贾母、贾政为代表的封建家长与以贾宝玉为代表的贵族新青年之间的对立，实际体现的则是没落封建贵族内部两种不同人生观价值观的对立，实质上是没落传统封建礼教与新兴文化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冲突，可谓屡见不鲜。 第三回，林黛玉初进贾府，与贾宝玉初次相会时，贾宝玉便因林黛玉没有玉，就“登时发作起狂病来，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骂道：‘什么罕物，人之高低不识，还说灵不灵呢！’”［1］38贾母便慌忙杜撰林黛玉亦有玉的故事，哄骗贾宝玉将玉重新戴上。贾宝玉要摔掉的，不仅是贾府对自己恋爱婚姻所设置的巨大障碍，更是家长势力强加给自己的封建道德与仕途经济之路。宝玉认为家族所认可的君子，“不过说些什么‘文章经济’，又说什么‘为忠为孝’，这样人可不是个禄蠹么？”［1］1474于是要与“只顾邀名”，“只顾图汗马之名”的“禄蠹”彻底决绝，并要将“金玉良缘”彻底击碎。而贾母之所以要连哄带骗让贾宝玉重新戴上“通灵宝玉”，不仅是要他戴上吉祥与平安，还要戴上未来传宗接代、重振家业的希望。在她看来，唯有宝玉靠着“通灵宝玉”走上仕途经济之道，贾府的家业才能复兴，才能再现昔日辉煌。 第二十八回，“黛玉昨日所恼宝玉的心事早又丢开，只顾今日的事了，因说道：‘我没这么大福气禁受，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哪‘玉’的，我们不过是个草木人儿罢了！’宝玉听他提出‘金玉’二字来，不觉心里疑猜，便说道：“除了别人说什么‘金’什么‘玉’，我心里要有这个想头，天诛地灭，万世不得人身！”［1］340此后，贾宝玉再次听说“金玉良缘”，“‘便赌气向颈上摘下‘通灵宝玉’来，咬咬牙，狠命往地下一摔，道：“什么劳什骨子！我砸了你就完了事了！’偏生那玉坚硬非常，摔了一下，竟文风不动。宝玉见不破，便回身找东西来砸。”［1］354贾宝玉所否认并要砸掉的，显然是家族为自己定下的媒妁之言。在贾宝玉看来，是因为自己有“通灵宝玉”，众人才会将之与薛宝钗的金项圈配做一对，才会有所谓的“金玉良缘”之说。只有砸了“通灵宝玉”，才能让自己与薛宝钗之间的媒妁之言彻底清除，才能彻底扫清自己与林黛玉的爱情障碍。 第九十四回，“通灵宝玉”不翼而飞，贾府上下到处搜寻，甚至不惜在历经抄家劫难后重金悬赏。在贾府当权者看来，此时丢失的不仅仅是一块玉，而是象征着吉祥与平安的护身符，是贾家未来传宗接代与重新振兴的希望与梦想。作为家长，看着自己的骨肉危在旦夕，自然希望他平平安安，健康成长，这是人之常情。所以贾府不惜重金，首先是要找回贾宝玉的健康。但与此同时，贾府还希望能找回媒妁之言，希望使遭受劫难的贾家家业得以振兴。正是这种希望，贾府在贾宝玉生命垂危之际，也要举行他与薛宝钗的婚礼。也因为这种希望，贾政才会在“通灵宝玉”失而复得后，再次逼迫贾宝玉攻读《四书》《五经》，考取功名。而事实上，“通灵宝玉”本就无才补天，即使被承载再多的希望与梦想，也终究无法实现、无力回天。简而言之，“通灵宝玉”的丢失，已经预示着贾宝玉与薛宝钗婚姻的彻底失败，也昭示着没落贵族重整家业这一梦想的彻底破灭。即使后来失而复得，也只是回光返照。 最终，“通灵宝玉”返本归石，随之而来的是贾宝玉出家为僧，贾氏家族的梦想彻底破灭。这表明“通灵宝玉”既不能继承贾府世袭的荣华，也不能保住没落贵族的百年筵席。“通灵宝玉”由石幻玉，再由玉归石，给封建没落贵族带来了希望，又让一切希望化成泡影。衔“通灵宝玉”而生的贾宝玉在当时封建礼教仍然压制盛行的时代，无奈只能以“出家为僧”来表示最后的微弱反抗，但这已足以深刻反映作者在经历贵族之家的种种黑暗与罪恶之后，对封建制度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体验；足以反映日益腐化、由盛转衰的清王朝大背景下，封建制度日益没落，新的社会制度与社会思想的酝酿萌发。至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红楼梦》中贾宝玉对“通灵宝玉”的那份不满与厌恶，不难理解那些贾府上下珍玉重玉，贾宝玉屡次摔玉砸玉的重要场面，更不难理解小说所蕴含的深刻思想和作者细腻的情感痕迹以及精心的艺术构思。 参考文献： ［1］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 ［2］蔡元培.石头记索隐［C］//郭皓政.红学档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3. ［3］周策纵.弃园文粹［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125. ［4］王国维.红楼梦评论［M］.北京：中华书局，1963：125. ［5］周汝昌.红楼夺目红［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18. ［6］王蒙.贾宝玉论［J］.红楼梦学刊，1990（2）:24. ［7］刘上生.《红楼梦》的表意系统和古代小说的幻想艺术［J］.红楼梦学刊，1993（4）. ［8］庄克华.人与自然之生命的共颤———论《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创造［J］.红楼梦学刊，1993（4）：53. ［9］郭宝钧.古玉新论［C］//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下册，1949. ［10］［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1］沈云龙.大清律例会通新纂：三［C］.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1018. ［12］何永康.人物形象的非有机身体——《红楼梦》里的自然形象［J］.红楼梦学刊，1985（2）:144.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大学985工程“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创新基地项目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霍省瑞（1981-），女，陕西绥德人，博士生，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原载：《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原载：《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