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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一、“布衣太史”—— 万斯同 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号石园，行八，浙江宁波府鄞县人。清初著名学者、史学家。 据朱端强先生考证：其先祖万斌从朱元璋起兵，大明建国时因功授武略将军，赐封世袭将军。自万斌始，万氏家族凡九代男儿皆有一人为世袭武官，其中前四代祖先为国捐躯，称“四忠”；凡九代妇女皆有一人敕封为“夫人”或“恭人”。万氏家族是大明王朝享祚最长和最为标准的“世家”之一，经历了明朝从洪武建国到崇祯登基的全部历史，且世袭封爵，代有功勋，是明朝历史大事的当事人或见证人。正如黄宗羲所说：“有明大事，如北征，如逊国，如征交趾，如东南倭乱，如救朝鲜，皆牵连万氏。后之君子而有考故实者，万氏其不为杞、宋乎？” 顺治二年（1645）清廷初修《明史》时，清军铁蹄南下，万斯同正随其父在“明朝历史（南明）”中四处避乱。康熙元年（1662），清军强行征用万氏故第，万家只能抱着祖先牌位移居城外。万斯同目睹了征服者对故乡的践踏，经历了“异朝”和“异族”入主中原给自己家庭和社会带来的苦难，从而奠定了他以明朝遗民自许和终身不仕清廷的思想基础。 万斯同师从黄宗羲，受其影响，决定放弃“古文词诗歌”之学，转向“经国有用之学”，“他日用则为帝王师，不用则著书名山，为后世法”。后研读《明实录》，决心专攻有明一代历史。 康熙十七年（1678），康熙帝下令诏举博学鸿儒特科。万斯同和恩师黄宗羲一起谢绝了浙江巡道的推荐。 康熙十八年（1679）九月，万斯同受《明史》监修官昆山徐元文之邀，抵京修《明史》。他向徐元文提出两个要求：一是“不署衙”（不到清廷衙门上班），二是“不受俸”（不领清廷俸禄）。他私下表示：“吾此行无他志，显亲扬名非吾愿也，但愿纂成一代之史，可藉手以报先朝矣！”万斯同的主要工作是在其他史官草拟史稿的基础上，协助监修徐元文等对其进行审订、刊改、补充和通纂，充当实际上的“主编”（总裁）。 康熙廿九年（1690），徐元文因党争离京回籍，万斯同应《明史》监修官张玉书和诸总裁之请继续留京修史。康熙三十三年（1694），史馆旧人王鸿绪奉诏回京，以原职重领史局之事。史馆特地为万斯同配备了一个助手钱名世。 康熙四十一年（1702）二月，时任《明史》监修官熊赐履径自向康熙帝进呈《明史》全稿416卷，共34函。不但无一字提到万斯同等朝野史家对《明史》修纂的贡献，甚至连当时《明史》修纂的其他总裁如王鸿绪等人的名字也未提及。 四月初八日，万斯同病逝于王鸿绪为他安排的宾馆中，享年65岁。丧事由王鸿绪经办，钱名世以“弟子”主丧。后万斯同之子来京，将灵柩运回宁波故里。 从康熙十八年（1679）九月抵京，到康熙四十一年（1702）四月客死京师，万斯同为修纂《明史》抛妻弃子，隐忍史局二十余载，耗尽心血。 早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三月，万斯同从故里返京，黄宗羲赋诗为弟子壮行曰：“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万斯同魂归故里后，名士裘琏题写墓联道：“班马三椽笔，乾坤一布衣。”（“班马”，班固、司马迁。） 二、“名教罪人”—— 钱名世 钱名世（1660-1730），字亮工，号絅庵，常州府武进县人。“夙负文誉，王士祯见其诗激赏之。”（《清史稿》）康熙四十二年（1703）宋荦（字牧仲）甄选《江左十五子诗选》，钱名世名列其中。康熙三十三年（1694）至康熙四十一年（1702），协助万斯同修《明史》。康熙四十二年（1703）癸未科进士，殿试一甲第三名“探花”，授翰林编修，升翰林院侍讲学士。 所谓“名教罪人”，是雍正初年的一桩文字狱案。雍正二年(1724)，钱名世赠诗年羹尧，颂扬其平定青藏之功。第一首诗中有句道：“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周召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灭商有大功；汉将军，汉代卫青、霍去病。第二首诗中有句道：“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并加注道：“公（指年）调兵取藏，宜勒一碑，附于先帝‘平藏碑’之后。”康熙五十九年皇十四子督兵入藏，康熙帝特为之立“平藏碑”。而年羹尧再次平定青藏，所以钱名世认为应为年羹尧也立一碑，置于“平藏碑”后。次年年羹尧案发，钱名世受牵连。雍正四年(1726)，雍正帝以“品行卑污”、“曲尽谄媚”、“悖逆已极”之罪，下诏曰：“著将钱名世革去职衔，发回原籍。朕书‘名教罪人’四字，令该地方官制匾额，张挂钱所居之宅。”并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家查看，如不悬挂，奏明治罪。钱名世离京时，雍正还命在京官员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雍正亲自审阅后，辑成《御制钱名世》（又名《名教罪人》），交钱名世刊印，分发全国学校。雍正还禁焚其书，使钱名世能够传世的作品极少，后人已无法从他自己的作品中了解任何有关修史的信息。（“名教”，名声与教化。指以正名定分为主的封建礼教。） 三、“万钱同修明史” 关于“万钱修史”，《清史稿》四百八十四卷《万斯同传》记载道：“至三十二年，再召王鸿绪于家，命偕陈廷敬、张玉书为总裁。乃延斯同于家，委以史事，而武进钱名世佐之。”《钱名世传》则附《万斯同传》之后，记载道：“鸿绪聘修明史，斯同任考核，付名世属辞润色之。”（“属辞”，指诗文或撰写诗文。） 清葛虚存《清代名人轶事》中有“万钱同修明史”篇：“初修《明史》之时，徐东海（指昆山“二徐”）延万季野斯同至京主其事。时万老矣，两目尽废，而胸中罗全史，信口衍说，贯串成章。时钱亮工尚未达，亦东海门下士，才思捷敏，昼则征逐朋酒，夕则晋接津要，夜半始归静室中。季野踞高足床上坐，钱就炕几前执笔，随问随答，如瓶泻水。钱据纸发书，笔不停缀，十行并下，略无罅（xià）漏。史稿之成，虽经数十人手，而万与钱实尸（执掌、主持）之。噫！万以老诸生系国史绝续之寄，洵（实在）非偶然；钱之才亦曷（何）可少哉！” 据朱端强先生考证： （1）王鸿绪主持修史后，曾和万斯同、钱名世、王源等人一起到郊外游玩，并作《订万季野王昆绳钱亮工诸子同游西山》二首，以记其事。从王鸿绪之诗来看，“万钱修史”并非传说。 （2）另据姚范所记，传说这时斯同因年老眼花，不能写字，曾采取口授的方式命钱名世代笔修史：往闻四明万处士馆于华亭王司农弘(鸿)绪家，撰《明史》稿。后目眵（chī）昏，不能自书。王乃客钱编修名世于家助之。钱时在举场未遇，颇竞竿牍，报谒投刺无虚日。抵暮归，食罢，抵万榻前。万时卧病，口授颠末，令书之。既就，王持稿藏去，不留本也。 （3）据载，史稿在万斯同核定之后，再由钱名世负责润色成文。所有新纂的史稿命钱名世一一注明修订的依据或出处，以利后人检阅。诚如当时杨椿所见：椿时年二十余，尝屡至其馆中，见万君作一《传》，集书盈尺者四五或八九不止。与钱君商榷，孰为是，孰为非?孰宜从，孰不宜从？孰可取一二，孰概不足取?商既定，钱君以文笔出之，故其辞达，其事明，有远出唐、宋二史上者。而熊廷弼、袁崇焕、李自成、张献忠诸《传》尤善。弘、正前徐《稿》考校既疏，乖错尤甚。万君无书足信，惟凭《实录》及稗史之可从者，辨其人之忠佞，定其时之后先……万君在时，于徐公《传》稿，合者分之，分者合之，无者增之，有者去之。钱君俱详注其故于目下。按，据杨椿行年，事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 （4）康熙三十七年（1698）春，万斯同第二次南还故里，携钱名世同行。 通过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史馆派钱名世做万斯同的助手，是因为“万时卧病”，且“目眵昏”，“不能自书”，而钱名世“才思捷敏”。“万钱修史”的主要方式则是万斯同“口授颠末”，并“与钱君商榷”，再由“钱君以文笔出之”。而且这种修史方式效果很好，“其辞达，其事明，有远出唐、宋二史上者”。 四、万斯同撰写《红楼梦》端倪 清初修史有碰触不得的“忌讳”，清廷曾因此大兴文字狱。清初著名文字狱，一为狱决于康熙二年（1663）的庄氏史案，罹祸者至七十余人，死者剖棺锉尸，生者延颈就戮，妻孥极边充军为奴。而观其原书，涉及清室并未有过分讪谤之语，惟于清兵入关之事，直书为“夷氛”、“夷寇”，于“奴酋（努儿哈赤）”名号，迹未加避讳。而于李成梁传中，称努尔哈赤为成梁所豢养：“已而并杀教场及他矢于阿台城下。他矢子即清太祖也，以幼得不死，留置帐下。”此为清廷所最忌讳之事，庄氏及诸修史之人因遭大祸。此为涉及清入关前史事之文字狱。涉及南明诸帝的著名文字狱有案发于康熙五十年（1711）的戴名世《南山集》狱。戴名世，字田有，清康熙间进士，官编修。留心有明一代史事，网罗散佚，走访明季遗老，考求遗事。著《南山集》，用南明永历年号，以存明朝统绪，为左都御史赵申乔所劾，论斩。凡为《南山集》作序者，如方苞等人，均获株连，达数十人之多。此则为清初又一文字狱大案。由此可知清廷这两大避讳是触及不得的。史官岂敢冒杀身之祸而必书其实？即使有此董狐之风，以清初文禁之严，又岂能留只字于官修史书之中？（白寿彝《中国通史》） 这也是万斯同最深沉的痛苦，以他编外“史官”的身份，或即便他就是监修、总裁，也不可能“成一代之史以报先朝”。抵京后万斯同逐渐明白，要靠官修《明史》来全面、公正地记载大明王朝的历史是不现实的。于是他想让温睿临来完成记述南明历史的任务，以补正官修《明史》的不足。根据万斯同的提议，温睿临开始收集史料编著南明三朝历史。其间，他曾参考过由万斯同提供的《明史》馆稿，参考过友人徐秉义私撰的《明末忠义录》等资料。起初进展速度非常缓慢，直到斯同去世后，他才发凡起例，将这部著作完成，题为《南疆逸史》。温睿临在该书序言中坚持认为，南明历史是大明历史的继续，不可以轻易割裂。《南疆逸史》写成后一直没有刊刻，仅以不同卷目在民间流传着。直到晚清道光年间才由吴郡李瑶根将其补辑修订后刻出。康熙三十五年（1696）秋天，官修《明史》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方苞应顺天乡试不第，决定离京南归。万斯同深知方苞具有高超的写作水平，他请求方苞根据他的嘱托，对眼前堆积如山的《明史》稿约以义法（“义”即“言之有物”；法即“言之有序”），经纬其文。成书之后，请方苞题字于稿后，告诉世人，这才是“四明万某”所草创的史稿。方苞最终没有如万斯同之愿去为他润色史稿，但他一直记得这位“行清气和”、令人尊敬的长者，一直记得这位为《明史》修纂死而无憾的布衣“史官”。（本文关于万斯同之资料主要来自朱端强《布衣史官——万斯同传》，下不注） 在官修《明史》不能全面、公正地记载大明王朝的历史，委托他人又无把握的情况下，万斯同开始了私撰“明史”。万斯同私撰《明史》的念头可能最早萌生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前后。这段时期，万斯同周围有几位身世和思想大体相同的朋友，如刘献廷、杨宾、王源、刘坊、戴名世等。他们眼看《明史》，特别是南明历史不可能按他们的历史观和史学思想修纂成书，于是便有了私修《明史》的计划。据刘坊记载，康熙二十九年（1690），昆山“二徐”被劾归里，刘献廷通过万斯同从史馆中抄出不少史料，准备带回太湖东山，邀约王源、戴名世等友人，“为一代不朽之业”。可惜刘献廷南归后不久就因病去世，万斯同和刘坊不禁扼腕叹息！据杨宾记载，昆山“二徐”走后，“（万斯同）卒留三年。启、祯两朝《列传》竟。又私撰宏光、监国、隆武、永历四朝《纪》、《传》，未成而病作，遂殁。”杨无咎后来根据万斯同之子提供的材料为他作《墓志铭》，也明确肯定这一事实说：“惟国史《列传》有以直笔，恐触时讳，乃别构一书，凡崇祯后监国功臣咸削而不书。”万斯同之所以在晚年才开始私撰《明史》，首先缘于他日益对官修《明史》稿的不满。尽管他一直参与了这些史稿的修订，但是全书的体例、内容并不能完全按他的思想裁决。特别是王鸿绪等人接管修史工作以来，官方对《明史》修纂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所谓“一代信史”只能按最高统治者的意思成书，这使斯同倍感压抑和郁闷！但他越是看出官修《明史》可能出现的弊端，他就越是不能轻易离开史馆。因为当时再也没有谁比他更深入具体地掌握《明史》修纂的资讯。充分利用史馆资料和旧稿“别构一书”，全面公正地书写有明一代历史，既是他自从研治明史以来的心愿，也是他离乡背井、隐忍史局的最大和最后一个愿望。 万斯同曾“别构一书”，私撰《明史》。本人则认为万斯同私撰之“明史”，其实就是《红楼梦》。有两处可以略窥端倪： （1）“了事归来” 据朱端强先生考证：1698年（康熙三十七年）春，万斯同南还故里。本想说服黄百家（黄宗羲之子）北上修史。但黄百家以整理父亲遗著为由婉拒。非但如此，黄百家还反劝万斯同留下和他共同私修一部《明史》。临行，万斯同在黄百家那里看到黄宗羲晚年所著《明三史钞》，大喜过望。他对黄百家说：“这是关系到一代是非的书啊！等我此番回去‘了事归来’，再与你一起依照老师的史书，另外修一部《明朝大事记》吧！”我们注意到，万斯同这里所说的“了事”，也许指的是官修《明史》；但更有可能指的是他晚年开始私撰的另一部《明史》之事。因为仅就资料而言，即便是私修《明史》，在北京史馆也无疑比故乡要丰富得多。 （2）“未白之衷” 据朱端强先生考证：康熙三十七年（1698），万斯同再次向好友刘坊倾诉了自己心中的秘密。他首先详细向刘坊谈起了万氏家族与明朝相终始的光荣历史，谈到了万氏先人忠孝传家的故事。既而谈到了他自己读书和治学宗旨的三次变化。最后，他毅然向刘坊表示，万氏祖先先后四代人为国捐躯，他身为明朝忠烈世家的子孙，既然以研究明史为己任，就应当“以文史代驱驰”，尽心网罗史事，备残辑略，修好《明史》。否则，死后无颜见先人之面！他希望刘坊今后能把他的这一愿望写进自己的碑状：“昔吾先世四代死王事，今此非王事乎？祖不难以身殉，为其曾玄乃不能尽心网罗以备残略，死尚可以见吾先人地下乎？故自己未（康熙十八年1679）以来，迄今二十年间，隐忍史局，弃妻子兄弟不顾，诚欲有所冀也。凡此皆仆未白之衷。君深知我，故为君详之。他日身后之《状》，君岂得委哉？”不难看出，万斯同的“希冀”和“未白之衷”，多半指的就是他私撰《明史》之事。 结合《红楼梦》中的有关脂批进行分析，本人则确信万斯同之所谓“了事”和“未白之衷”，实际上是指撰写《红楼梦》。 《中国通史》（白寿彝）：清初所修《明史》，隐没了不少历史事实，其所隐没者有二：一是隐没清未建国前曾臣于明之事实，二是隐没清入关后南明诸朝廷存在之事实。除此之外谢国桢还列出了四大点：一是于明初事实记载不翔实。因清廷讳言明朝驱逐蒙古于漠北，亦犹如讳言建州女真于东北臣于明。又因史官为明末降清人士，对明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尽略而不愿详记。二是记建文之事，讳言建文出亡，主张焚于火，以示亡国之君无生之理。此亦出清廷之需。三是除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外，其余农民起义，均只见于有关官员列传之中，且极尽歪曲之能事。四是《明史》出于东南文人之手，于江浙文人尤其是东林党人多立佳传。 关于谢国桢所列第四点，早在康熙三十年（1691）方苞就曾当面提出过，万斯同解释道：“我岂敢如此！这是因为江浙人素有重视文辞和名声的习惯。士大夫死后，很少没有各种碑铭行状的。自《明史》开局以来，就不断有人把它们送进史馆，加上当朝不少要人也不断为他们说情。所以，江浙人立《传》的确太多。而他省远方却极少送来碑铭行状，他们先人的事迹只能见载于历朝《实录》。但《实录》中也是人不过一二事，事不过一二语。检索地方志，也都记载简括，有头无尾。我们虽然知道他们的名字，但对于他们的生平事迹却不可以凭空写出。所以，想为他们特立一《传》就实在难于成文！现在采取的方法是把他们的事迹附在与之相关的大《传》后边。实在无法附入的，只好据《实录》勾出，散记于诸《志》之中。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 而《中国通史》指出的《明史》所隐没的两大事实，即清未建国前曾臣于明和清入关后南明诸朝廷之存在，以及谢国桢所列第一点、第二点，则正是《红楼梦》所记载的主要内容。（详见《逗红轩全解石头记》第一回至第八十回） 至于谢国桢所列第三点，《红楼梦》与《明史》一致，也极端蔑视农民军，并极力丑化贬低之。（详见《逗红轩全解石头记》有关“赵姨娘”、“贾环”各回） 所以《红楼梦》正好是对清初官修《明史》的补充，两者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部完整的《明史》。 万斯同死后留在史馆的“原本”，凡“涉忌讳者”先后经钱名世、熊赐履、王鸿绪等人继续改削后，整合为官修《明史》稿系列。据钱大昕《万先生斯同传》云：“乾隆初，大学士张公廷玉等奉诏刊定《明史》，以王公鸿绪《史稿》为本而增损之，王氏稿本大半出先生手也。”而《明史》中不能记载的部分，万斯同则将其基本上写入了《红楼梦》。也就是说万斯同最后用《明史》和《红楼梦》这两部史书，全面、公正地记载了大明王朝的历史，实现了“藉手以报先朝”的夙愿。 根据脂批判断，万斯同开始写《红楼梦》应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钱名世到来之前。钱名世到来以后的写作方式，应与“万钱修史”相同，可分两种情况：一为万斯同撰写，钱名世“属辞润色之”；二为万斯同“口授颠末”，再由“钱君以文笔出之”。这就是《红楼梦》中曹雪芹和脂砚斋之间的关系。 五、“万钱合著红楼” 《红楼梦》第一回原文 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甲戌眉批：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甲戌眉批：若云雪芹披阅增删，然则开卷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足见作者狡猾之甚。后文如此者不少。这正是作者用画烟云模糊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方是巨眼。】并题一绝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甲戌双行夹批：此是第一首标题诗。甲戌眉批：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常哭芹，泪亦待尽。每思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八月泪笔。】 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 此段文字是钱名世对“万钱合著红楼”的真实介绍。 “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 “吴玉峰”，本指昆山“三徐”。因昆山“三徐”之遂园在玉峰（马鞍山）北麓，故用玉峰代指三徐。这时徐乾学、徐元文已经死去，所以此处之“吴玉峰”指徐秉义。万斯同赴京修史是受徐元文之邀。 “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 “东鲁孔梅溪”，指再现南明历史之《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在北京期间与万斯同来往频繁，孔尚任《赠万季野》一诗，记录了他与万斯同一次见面的情景。 “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 “《风月宝鉴》”，应该是万斯同“私撰红楼”的最初尝试，后成为《红楼梦》的一部分。“余睹新怀旧”，“新”指《红楼梦》；“旧”指《风月宝鉴》。“棠村”指黄百村，万斯同之师黄宗羲之子，曾与万斯同一起赴京修史。 “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 “悼红轩”即“明史馆”，特指万斯同修史处。“曹雪芹”即“朝明清”，即“明清之朝”指“明末清初”，代指明末清初的历史，即《红楼梦》。（“曹”，朝也；“雪”，“血”，朱也；“芹”，清也。）“悼红轩”“曹雪芹”也可以代指万斯同。 “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指万斯同修史（《红楼梦》）的过程。修史就是先阅读史料，不足的增补，多余的删去，再做好目录编排，分出纪、传、志、表等等。而《红楼梦》即“明史”，所以说万斯同只是“编修”；“纂”即指搜集材料编书。“十载”，万斯同死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四月，照此推算，万斯同创作《红楼梦》应该起始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前后。 “若云雪芹披阅增删，然则开卷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足见作者狡猾之甚。后文如此者不少。这正是作者用画烟云模糊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方是巨眼。” 这里又明确指出曹雪芹（万斯同）就是作者。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常哭芹，泪亦待尽。每思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 “壬午”，指康熙四十一年（1702），这年四月八日万斯同耗尽心血而亡，即“芹为泪尽而逝”。“除夕”，所谓“讳知者”也。 “书未成”，万斯同死时《红楼梦》还未写成。所以钱名世“每思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指钱名世改续《红楼梦》时经常遇到问题，想请教万斯同。 万斯同谢世后，钱名世以“弟子”主丧，取走了万斯同的藏书，论者薄之。其实钱名世是个保护者，但这些书还是被人强势索走，有脂批为证。第二十一回脂砚道：“赵香梗先生《秋树根偶谭》内兖州少陵台有子美祠为郡守毁为已祠。先生叹子美生遭丧乱，奔走无家，孰料千百年后数椽片瓦犹遭贪吏之毒手。甚矣，才人之厄也！因改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数句，为少陵解嘲：‘少陵遗像太守欺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折克非已祠，旁人有口呼不得，梦归来兮闻叹息，白日无光天地黑。安得旷宅千万间，太守取之不尽生欢颜，公祠免毁安如山。’读之令人感慨悲愤，心常耿耿。壬午九月。因索书甚迫，姑志于此，非批《石头记》也。”“壬午九月”即康熙四十一年（1702）九月，万斯同死后不久。“索书甚迫”，表明万斯同的藏书确实在钱名世处。此条批语将万斯同之藏书比作“子美（杜甫）祠”，将索取人比作贪吏“郡守”，可知藏书将不保。 “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八月泪笔。” “一芹一脂”，指曹雪芹万斯同和脂砚斋钱名世。“再出一芹一脂”，指出现能够读懂《红楼梦》的人。此句意思为：从今往后，只能祈祷“一芹一脂”的再出现了，如果果真出现了读懂《红楼梦》的人，“是书何幸”，我（钱名世）与万斯同也可以“大快遂心于九泉”了。 “甲午八月泪笔”，“甲午八月”指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八月，这年钱名世55岁，《红楼梦》书成。 从《红楼梦》成书至今，有资料证明的唯一一个读懂《红楼梦》的人是戚蓼生，只可惜他只留下一序。戚蓼生究竟读懂了多少已无法可知，但《戚蓼生序》却写得非常精彩，阐释了《石头记》的写作方法及读法。 “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 “甲戌”，指康熙三十三年（1694），这时钱名世已参与修史。“抄阅再评”，应指钱名世抄评万斯同《红楼梦》原稿。 万斯同《红楼梦》原稿已不可寻，现在的《石头记》都是经钱名世改续过的版本，书中有关曹寅的部分，也应为钱名世所加。 六、万斯同“经世致用”思想在《红楼梦》中的反映 万斯同早年师从黄宗羲，接受“经世致用”的思想，放弃“古文词诗歌”之学，转向“经国有用”之学（即明清人称道的“实学”），决心以研究历代典章制度为主，做好“他日用则为帝王师，不用则著书名山，为后世法”的准备。 康熙三十年（1691）秋天，清代散文大师方苞第一次见万斯同。万斯同对方苞说：“先生对于古文辞的确有所创获。但我想劝你切莫沉溺于古文辞藻。唐宋号称古文大家者不过八人，其中只有韩愈一人可称得上以古文明道，其余的文章不过是供人玩赏罢了，于世道人生并没有多少好处。”一语改变了方苞的为学之道。方苞自己说，从此之后，他开始埋下头来，认真攻读经史百家之书，暂时放弃了古文之学。 万斯同还受到了潘平格之学的影响。潘平格，字用微，宁波府慈溪县文溪人。潘氏认为，孔孟之学原本是以“求仁为宗”，而《大学》所谓“明明德于天下”则已经提出了“求仁”的总纲。潘平格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黄宗羲学派的某些思想，黄宗羲师从晚明大儒刘宗周，而刘宗周则大体继承了王阳明“致良知”的哲学思想，常以“慎独”二字作为自己的立学之本和行为准则。潘氏指出，孟子之后的诸儒并没有真正传承孔孟之学，“圣学久绝，诸儒各以意为学，各以意发明《大学》，而《大学》之道贸乱而无所适从”。特别是程朱、陆王之学，它们杂糅佛、老之术，歪曲儒家正统思想和学术，实则是“朱子道，陆子禅”。所谓理学末流更是一群自私自利、丧其良心的假儒！于是，潘氏慨然以“径接孔孟，旁斥佛老”为己任，呼吁重新恢复周孔正学。具体到每一个人如何“求仁”，潘氏提出“笃志力行”的实践论。他抨击科举制，他认为这是朝廷设下的诱惑读书人追求富贵的道路。人人都去竭力追求荣华富贵，“安得有修德行道，力学尽性之士”？同时，他也抨击独善其身、麻木不仁、远离世事、坐而论道的隐居行为。他指责说，面对国破家亡、生灵涂炭的局面，有的读书人绝不以天下生灵为念，却以“高尚为奇行，闭户于穷巷，独善与闾里”，这是一种残忍的行为！ 万斯同晚年与“颜（元）李（塨）学派”李塨、王源结识交往，并赞同“颜李学派”的观点。李塨，字刚主，号恕谷，河北蠡县人。王源，字昆绳，顺天大兴（今北京市）人。“颜李学派”是明末清初由河北颜元和他的学生李塨、王源等人共同创立的学派。在清初众多标榜“实学”的学者中，可以说“颜李学派”最为与时俱进。在哲学思想上，他们坚定不移地反对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的糟粕，积极倡导恢复“周孔正学”。其突出的特点是强调躬行实践，反对空谈。 万斯同“经世致用”的思想，明显反映在《红楼梦》中。比如： 第三回，宝玉道：“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 第五回，警幻仙姑道：“而今后万万解释，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 第九回，贾政道：“那怕再念三十本《诗经》，也都是掩耳偷铃，哄人而已。你去请学里太爷的安，就说我说了：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 第十九回，袭人说宝玉：“而且背前背后乱说那些混话，凡读书上进的人，你就起个名字叫作‘禄蠹’；又说只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 第三十六回，“或如宝钗辈有时见机导劝，反生起气来，只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因此祸延古人，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众人见他如此疯颠，也都不向他说这些正经话了。独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语，所以深敬黛玉。” 第三十六回，宝玉道：“人谁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拚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拚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袭人道：“忠臣良将，出于不得已他才死。”宝玉道：“那武将不过仗血气之勇，疏谋少略，他自己无能，送了性命，这难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可比武官了，他念两句书汙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谈乱劝，只顾他邀忠烈之名，浊气一涌，即时拚死，这难道也是不得已！还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地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 第五十六回，宝钗道：“真真膏粱纨绔之谈。虽是千金小姐，原不知这事，但你们都念过书识字的，竟没看见朱夫子有一篇《不自弃文》不成？”探春道：“虽看过，那不过是勉人自励，虚比浮词，那里都真有的？” …… 明末清初“经世致用”的思想，浸在《红楼梦》的骨子里，透在《红楼梦》的字里行间。 七、初步结论 《红楼梦》作者是万斯同、钱名世，万斯同是曹雪芹，钱名世是脂砚斋。但曹雪芹和脂砚斋的合作关系，并不是像常人所认为的那样一个单写，一个单评。在钱名世参与之前，万斯同已开始创作《红楼梦》，而“万钱合著红楼”的方式可分两种：一为万斯同撰写，钱名世“属辞润色之”；二为万斯同“口授颠末”，“与钱君商榷”，再由“钱君以文笔出之”。除作为《石头记》正文的脂批之外，万斯同和钱名世还分别给对方所撰之文再加以批注，这些批语一起构成了《石头记》中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的“脂批”。 因此，万斯同和钱名世都是创作者，一个主要负责内容、思想、构思，一个主要负责文笔、再构思。万斯同既是曹雪芹又是脂砚斋，钱名世既是脂砚斋又是曹雪芹，但二者又不能等同。在万斯同死后改续《红楼梦》的钱名世，则既是改续者、脂砚斋，还是畸笏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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