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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学研究领域中，问题意识的重要性和学术传统的重要性是互相关联倚重而又彼此制约刺激的。 笔者撰于1996年7月之《红楼梦研究的意义——世纪之交检讨“红学”》[1]中就说过：“不带任何门户之见和意气用事，应该承认，近一个世纪来红学最重要的实绩是在考证方面。……这些考证的成绩为深入《红楼梦》的文本意义提供了基础。”“但《红楼梦》文本的意义始终在云笼雾罩之中，从来没有真正地‘敞开’过。”“《红楼梦》的‘意义’、‘义理’对大多数红学学者而言，是晦暗不明的。近百年的《红楼梦》研究，缺少的是灵魂，是主体精神，是文化哲学。这种情况其实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是受共生的中国之具体历史和思想情境所制约的。”“只有具有思想家、艺术家和革命家质素的人才有可能把红学或《红楼梦》的‘意义’研究引向真正的学术领域。不一定要是思想家、艺术家或革命家，但一定要具备这种质素。因为《红楼梦》本身是有这些质素的。” 这是红学研究始终存在的一个瓶颈，一个“问题域”，即是说，红学界对《红楼梦》的“大问题”缺少关注、洞鉴和表述的心向与能力，特别是那种能从自己的生存境遇和心灵体验赤裸裸地切入《红楼梦》“大问题”，同时又不脱离“学术”言说的人，简直如凤毛麟角般稀缺。 “大问题”的说法借自美国哲学家罗伯特·所罗门的哲学著作《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2]。这本书由数位“中国著名哲学教授联袂推荐”，其封面上如是标示：“《大问题》是一部不难读又正道的哲学入门书……确实是一本值得对哲学有兴趣的人认真阅读和思考的入门书，它平易近人而不故作艰深，但并不是不需要动脑筋的。” 到了21世纪前十年，《红楼梦》中的“大问题”言说开始聚光，逐渐突显。以笔者的眼光，以为刘再复、王蒙、刘心武和周汝昌的“红学”具有这个维度的讨论意义。下面依次观照。 一、刘再复对《红楼梦》的“悟证”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引领过中国文艺理论界风骚的著名文艺理论家刘再复，于21世纪初推出了“红学四书”，俱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红楼梦悟》（2006年10月）、《共悟红楼》（2009年1月）、《红楼哲学笔记》（2009年7月）、《红楼人三十种解读》（2009年7月）。此“红学四书”涉及的就是“大问题”——立足于儒、道、释等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以西方哲学和文艺理论为参照，把对《红楼梦》的阅读导向“世界观”和“人生观”，“人的存在”和“终极价值”等深邃的思想理论视野，颇有规模气象。 “红学四书”通过翔实真切的解说，不仅在文学艺术的层面，而且在思想、哲学和文化的层面十分突出地提高了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地位：“曹（即《红楼梦》）是独立的一大家，是与儒、道、释并列并重的一大家。……《红楼梦》不仅有自己很特别的文学主题，而且有很特别的哲学主题。这种哲学主题已不是主体与客体、存在与意识这些对立关系，也不是性善性恶这些问题。它以情为本体，但又把情宇宙化；它有禅的不二法门，但又把‘不二法门’宇宙化，也许可以称作‘泛不二法门’。特别可贵的是，充斥于《红楼梦》中的是关于故乡与他乡、瞬间与永恒、存在与本真的思索。甚至可以说，《红楼梦》就是故乡与他乡、瞬间与永恒、存在与本真的思索。其哲学境界不是家国境界，不是道德境界，而是打破主客之分的澄明境界。”（《共悟红楼》第195页） 相应地，在刘再复的视域中，贾宝玉、林黛玉等红楼人物具有了远为深刻独特的意义内涵，红楼人物都是“无比精彩的人性的孤本”（《红楼人三十种解读》第6页）：“林黛玉，其心灵可以说是一个深渊，一个神意的深渊。我们的语言文字永远也不能抵达她的最深处。”（《共悟红楼》第17页）“贾宝玉的眼睛是中国文化中对生命之质具有最高敏感的眼睛，它奠定了中华民族未来审美的最好基石。”（《红楼哲学笔记》第56页）“贾宝玉满身佛性，不仅是性情中人，而且是性灵中人。他的性灵，不是小性灵，而是大性灵。性灵小则表现为聪慧灵气，大则表现为与天地相融，与万物同心的浩然之气、齐物之气、大慈悲之气。《红楼梦》的性情、性灵都呈现为一种精神气象，领悟《红楼梦》就要领悟出这种看不见的但可以意会到的大气象。贾宝玉身上就有这种气象，所以我把他视为准释迦、准基督。”（《共悟红楼》第31页） 第三，以广泛的西方前卫文化理论，与《红楼梦》的精神和艺术蕴涵作联系、比较和对照，开启了许多新颖的视角，既有宏观的理论开拓，如“曹雪芹与尼采的贵族主义”、“曹雪芹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红楼梦》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曹雪芹与海德格尔的死亡哲学”、“《红楼梦》与荷尔德林的诗意栖居”，也有相对具体的“对《红楼梦》的女性主义批评”、“父与子的冲突”、“异端与荒诞意识”等。通过这种联系、比较和对照，使曹雪芹和《红楼梦》在世界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中占有了空前崇高的地位：“我们不能用现有的哲学文化概念去规范《红楼梦》，无论什么理念去套都套不住。它是哲学大自在，文化大自在。”（《共悟红楼》第196页）“文学跑不了三大元素：心灵、想象力、审美形式。《红楼梦》不仅完整体现这三者，而且三者都丰富到极致。从天上到人间，从青埂峰到大观园，从女娲到林黛玉，其宇宙广度、想象力度有哪部作品可以企及？而《红楼梦》中的心灵系列，从贾宝玉的大爱大慈悲之心到林黛玉等各种至美、至柔、至丰富的心灵，又有谁可以相比？除了想象力、心灵之外，其审美形式又是前无古人，它打破了多少熟套，多少原有的文学格局？……所以我称《红楼梦》为文学圣经，为文学的伟大参照系，也因为进入了《红楼梦》，我就不会盲目崇尚乔伊斯、纳博科夫等，尽管我也觉得他们很不简单，但就其三大元素所构成的文学境界和文学总质量，总觉得《红楼梦》远在他们之上。”（《共悟红楼》第204页）“把《红楼梦》的地位提高了，提高到人类文学世界极品的地位，提高到超小说的哲学与文化集大成者的地位。”（《共悟红楼》第49页） 第四，以《红楼梦》为圆心，深入了中国儒、道、禅等传统文化，揭示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不仅是创作了“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而且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凤凰涅槃，一种弃粗取精革故鼎新的发扬光大：“曹雪芹不把《红楼梦》写成政治小说和社会批判小说，而是写成人的小说，呈现人类生存困境、人性困境和心灵困境的小说。它只呈现两大题旨，一是人的尊严，二是人的诗意栖居。”（《共悟红楼》第46页）“《红楼梦》本来就处于中国文学和人类文学的制高点，也处于中国思想和哲学的制高点，只是我们并未充分发现，今天发现了，还以它本来制高点的地位，这不是拔高，而是还原。” （《共悟红楼》第49页） 而这一切之所以被发现、发明，其根本在于刘再复的阅读态度——生存方式。 “红学四书”有一篇写于2008年7月10日的总序，题为“不为点缀而为自救的讲述”。“不为点缀而为自救”——这正是能够切入“大问题”的因缘，所谓“我的《红楼梦》写作……动力也是生活下去、燃烧下去、思索下去的渴求。不讲述《红楼梦》，生命就没劲，生活就没趣，呼吸就不顺畅，心思就不安宁，讲述完全是确认自己、救援自己。”而这个“自己”已经不是占据学术象牙塔顶端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而是既无奈又自愿地浪迹天涯游走于世界的一个学术文化的 “边缘人”。 这种“边缘人”的生存状态，使刘再复获得了“《红楼梦》阅读的第三种形态”：“两百多年来《红楼梦》的阅读与探讨，有三种形态：一是《红楼梦》论；二是《红楼梦》辨；三是《红楼梦》悟。……‘悟’与‘辨’的区别无须多说，而悟与论的区别则是直觉与理析的不同。实证与逻辑，这一论的主要手段，在悟中被扬弃，即使出现，也只是偶而为之。悟的方式乃是禅的方式，即明心见性、直逼要害、道破文眼的方式，也可以说是抽离概念、范畴的审美方式。因此，它的阅读不是头脑的阅读，而是生命的阅读与灵魂的阅读。”（《红楼梦悟》第2至3页） 这就是所谓“悟证”：“《红楼梦》本身就是生命大书、心灵大书，本就是一个无比广阔瑰丽的大梦。梦可悟证，但难以实证，更难考证。在人文科学中，我们会发现有仰仗逻辑分析的实在性真理与非逻辑非分析的启示性真理，后者就难以实证。”（“红学四书”总序） 笔者多年来一直呼吁，也就是本文开头所提到的红学中“近百年的《红楼梦》研究，缺少的是灵魂，是主体精神，是文化哲学”的关键点，在刘再复笔下得到一次深度的实现和印证。《红楼梦》文本“形而上”层面的“意义”、“义理”等在“红学四书”中全面“敞开”了，因为刘再复是“具有思想家、艺术家和革命家质素的人”（“革命家”或可换为“边缘人”、“异端”则更准确）。 其实，笔者在“红学三书”[3]中贯穿始终的治学宗旨，就是文献考证、理论分析和艺术感悟的有机结合，并多次强调“悟”的重要性。在《独上红楼》中还特别写了一篇“代序”《话说感悟性研究范式》。 由于刘再复的“边缘人”生存状态，他似乎没有见到笔者的书文，但从他“悟证”红楼的向度和一些说法，其实与笔者的见解有不少重叠和共鸣。如刘先生说贾宝玉是“准基督”和“准释迦”，笔者早在1992年版的《石头记探佚》中就梳理缕述过周汝昌、宋淇和李辰冬等人的类似说法，如李辰冬在《贾宝玉的精神》中说：“贾宝玉才真正像释迦、基督那样，负担着人类的悲苦，现身说法地向人类说法。贾宝玉绝不是一位普通的人物，他上可与尧、舜、禹、文、武，下可与阮籍、陶潜并称。他是以释迦、基督的精神，担当世人的苦难而向世人说法。作者是以思想家——不，是以宗教家的态度来创造这种人物。”刘先生感兴趣的刘小枫所谓“拯救与逍遥”，笔者也早在《情不情与圣爱——红楼梦比较文化研究》[4]中做过详细辨证。 刘再复“以悟法读悟书”，对红学的研究著作涉猎不多，只管窥蠡测了王国维、俞平伯、周汝昌和刘心武的少数几种著作，这虽然不妨碍刘先生“悟证”出许多精彩，但毕竟也带来了相当大的局限，使刘先生的著作难以达到学术和思想的结合互补，“辨”、“论”和“悟”的水乳交融，未能成为更宏伟深湛细致的精品杰作。比如，“红学四书”对曹雪芹原著和后四十回续书的区分不太严格，常以后四十回续书的情节为根据对书中的人物形象和小说的思想内涵引申立论，虽然也言之成理，毕竟美中不足，如果以严格区分“两种《红楼梦》”的立场“悟证”，一定会有更惊奇绝艳的感悟发现。另一个明显的缺陷，是对《红楼梦》中微观的艺术奥妙领略得比较肤浅和模糊，因此只能从小说人物的精神气象上悟证，而不能深入到小说的结构、细节和语言等具体的方面，如对“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脂批）这一曹雪芹写《红楼梦》的原创性艺术特征，就有过宝山而未入之憾。 如果给“红学四书”一个恰当的定位，可以说是“未识其小，但识其大”。这个“大”的确石破天惊，雷人撼世，这是关乎生命意义和生存根基的“大问题”，是发现《红楼梦》乃中华文化最杰出代表、世界文学最伟大奇书的“大还原”，而这种“大”视野又是红学界乃至整个文化界长期以来麻木不仁的盲区。我读“红学四书”，在书中许多页上都画了一条又一条红线，其“得我心哉”的警句至言何其多也!我一边读，一边想，刘先生说《红楼梦》是一本浸透了禅宗智慧的书，可惜他竟没有看过我的书，特别是《禅在红楼第几层》[5]，而笔者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就借鉴发扬过刘先生的“性格组合论”[6]，我是多么不平衡啊，俞伯牙和钟子期怎么可以当世错过呢？ 二、王蒙的读红“启示录” 王蒙是当代作家中评红说红成果丰硕影响巨大的一位，如他不无得意地自我调侃：“一颗红学新星正在冉冉升起”（宗璞《〈红楼启示录〉代序》）。他的红学著作，以《红楼启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5月出版）、《双飞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11月出版）和《王蒙评点红楼梦》（漓江出版社1994年9月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11月增订版）为主要代表。我曾写过两篇评说王蒙谈红的文章，一篇写于20世纪八十年代末，《红楼梦、高山流水、才学识与精神家园——与王蒙对话》[7]，另一篇写于21世纪初，《赏评王蒙红学》[8]。 我的基本观照是，王蒙是个特别聪明的人，他从阅读《红楼梦》中激发出许多感悟，联系渗透着自己一生的生命激情、生活经验和生存体验。从“少共”到“右派”到“著名作家”到“文化部长”到“精英名流”，从儿子到丈夫到父亲到朋友到同事到下级到领导到社会一份子，从初出茅庐到挫折沉沦到绝地逢生到飞黄腾达到夕阳无限好，生理的心理的生活的政治的社会的人生的文学的艺术的思想的哲学的丰富积淀都通过谈讲读“红”体会而挥洒而喷薄而妙语连珠而“大排比”连篇。“我对王蒙最感‘知音’‘知遇’的是他说‘《红楼梦》好比我们的地球，我们的家乡’。”（《红楼梦、高山流水、才学识与精神家园——与王蒙对话》）“王蒙评赞《红楼梦》的魅力和影响比具体分析《红楼梦》文本更自如也更出彩，也是一种‘红外学’胜过‘红内学’的体现。谈到文本，则王蒙论说《红楼梦》最有滋有味的，是他看出和引申出来的政治和社会的人生经验。”“总的说来，是论‘政’比论‘情’精彩，论和‘现实主义’接近的艺术比论源于传统文化的‘诗’和‘哲’精彩。”（《赏评王蒙红学》） 刘再复《红楼人三十种解读》中对红楼人物分类“命名”，有可人、冷人、泪人、玻璃人、冷眼人等形形色色。刘再复自己，是“边缘人”，用《红楼梦》里的说法，是“畸人”、“槛外人”，也就是法国作家加缪所谓“局外人”。那么王蒙呢？可以说是“乖人”，也就是“伶俐人”、“聪明人”。“乖人”之称，是《红楼梦》第六十二回林黛玉和贾宝玉评论临时管家而推行改革的贾探春的话，黛玉说“你家三丫头倒是个乖人”，而宝玉说：“最是心里有算计的人，岂只乖而已”。（刘先生以为宝、黛说探春乖是对探春“有微词”，是一种误读，曹雪芹是通过宝、黛的旁观评价对探春赞美赞叹，也刻画了宝玉和黛玉多层面的立体思想性格。这表现了刘先生对小说文本侧重“大问题”而对小说艺术则领略有所不足的缺憾。） 王蒙的“聪明”、“伶俐”和“乖”早已是学界共评，王先生曾有点愤愤不平地反驳说，说我聪明，那你们为什么那么笨呢？聪明、伶俐和乖基本上是褒义词，只是涉及了价值取向。如果说刘再复作为“畸人”、“槛外人”、“边缘人”、“局外人”因而特别亲和了《红楼梦》的“形而上”“大问题”，那么王蒙作为“乖人”、 “伶俐人”、“聪明人”，则对《红楼梦》中“形而中”、“形而下”的“中问题”、“小问题”特别有感觉，特别能予以抉微阐扬。这在他最新的一本红学著作《不奴隶，毋宁死？——王蒙谈红说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中有更为突出的表现。 王蒙对人情和世故，对人性和关系，对社会、历史和政治（特别是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和中国政治），都有自己独特的观察和体验，这些观察和体验与《红楼梦》中的人物故事不断擦出火星火花。“如果你的老板是宝二爷”、“璜大奶奶与鲁迅的爱姑”、“管理的潜暴力实质”、“林黛玉的应景文学”、“袭人算不算特务或变节分子”、“薛蟠的下半身写作”、“谁是挨打事件的最大赢家”、“刘姥姥怎么这样幸运”、“李纨的牙口与贾府的激励机制”、“袭人是一个压制因素吗”、“贾府到底有几个世界”、“贾宝玉撒尿”、“探春搞包产到户”、“少女与婆子们的矛盾在发酵”、“再谈‘不奴隶，毋宁死’”……王蒙对这些真有敏感和灵感，一看一个准，越说越津津有味。 曹雪芹和《红楼梦》的确了不起，让刘再复的“形而上”冲动和王蒙的“形而中”、“形而下”嗜好都得到了充分的而且是艺术的满足。 王蒙对后四十回的态度显得公允客观，一方面说后四十回缺少艺术灵气，表明自己并非没有艺术品位，另一方面又对后四十回赞誉有加，在《不奴隶，毋宁死？》中更有好几篇对后四十回顶礼致敬的文字。“虽写没落，仍然气势宏大，四面八方，缓急轻重，大体属有条不紊，合乎人情世故，也符合总体布局。如真是高氏续作，好生了得!”（302页）“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小说之道亦当如是。高鹗此处能将浓郁处化一处，紧张处松一松，重压处放一放，其小说技巧亦非一般。”（309页）“还有‘焚稿断痴情’，还有‘出闺成大礼’，都是有血有泪，都是用生命和血泪方能写得出的。”（309页） 我在《赏评王蒙红学》中曾指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对续书之功过的不同看法问题，而是一种文化背景和因此而来的艺术趣味和水平问题”，前八十回是“奇人之书”，后四十回是“俗人之书”，王蒙似乎既能欣赏奇人之书也能欣赏俗人之书，但其实熊掌和鱼并不能兼得。从本质主义的角度看，王蒙的“聪明”、“伶俐”和“乖”使他“懂哲学而不沉迷哲学，不会堕入哲学（禅学）的深渊”（王蒙评点《红楼梦》第二十二回），因此他不能像刘再复那样对《红楼梦》的“形而上”层面“怦然心动”，而对其“形而中”、“形而下”的描写则格外“心有戚戚焉”，这样自然也就避免了“过洁世同嫌”，认同后四十回通俗文学套路的艺术成就也顺理成章了。虽然刘再复也不能完全摆脱原著与续书的“真假”怪圈，其原因则和王蒙不尽相同，主要是他偏于“哲思”，对“诗思”和“艺思”则虽升堂而未入室。 王蒙又对探佚表示异议：“依据这种推论与考证而抛开高续另写小说或新编电视连续剧则太可怕了。就算您的推断百分之百正确，没有细节，没有形象，没有情绪，没有曹高时代的行文习惯与文采，它或许能够算是科研或半科研（因为红学家的论断常常是猜测大于论证）的成果，可它们能够就地转化成艺术品吗？”（《不奴隶，毋宁死？》第317页）这只说对一半。对于用语言文字写续书，王先生的话完全正确，但对以镜头蒙太奇为主要艺术手段的影视剧，则不尽然。 “细节”和“形象”特别是“语言”对影视剧的影响并不像对续书那样致命。长篇名著改编成影视剧往往让人遗憾，因为影视剧必须对长篇名著的许多精彩内容大量舍弃，反而那些短篇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剧后经常出彩，甚至超过原作，因为它往往要增加新的内容情节而发挥了编导的创造性从而丰富了原作。曹雪芹原著八十回后亡佚，探佚研究则只提供一些“轮廓”和“线索”，这就给影视剧的改编留下了巨大的创造性空间。比如，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中探春远嫁一集，就是一个以探佚思路改编的成功范例。 王蒙的读红“启示录”主要也是四本书（其《红楼启示录》、《双飞翼》在廿一世纪又与一些演讲等整合为新著出版），比起刘再复“红学四书”之“形而上”层面的“悟证”，更具有社会影响力和市场效应。新世纪大量上市的“评红”著作，不少走的都是王蒙的路向，当然，这些著作的质量难与王蒙比肩。王蒙对《红楼梦》“形而中”和“形而下”层面的发掘发挥，也几乎达到空前绝后了。继谈红之后，王蒙又写了《老子的帮助》（华夏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老子，《道德经》五千言，难道不是标准的“形而上”？怎么能说王蒙没有形而上的趣味志向呢？但听听王先生自己是怎么说的：“真正爱读的书，一是《红楼梦》，一是《道德经》。《庄子》好看，但是，看多了起急，有的地方分析得绝，有的地方发飘，不如老子，一句是一句，能砸出坑。”（2009年9月12日大连《新商报》王蒙《读书不求甚解》）老子实而庄子飘，因为《老子》除了是哲学，还是兵书和“君人南面之术”，而《庄子》则是“逍遥游”“齐物论”的诗化哲学。王蒙又在写“与庄子共舞”，那也是“凌波微步”与踢踏舞交错，别有一番聪明伶俐吧。刘再复又怎么说呢？“我的六经，不是《诗经》、《书经》、《易经》等，而是指《山海经》、《道德经》、《南华经》、《六祖坛经》、《金刚经》和文学圣经《红楼梦》。”（《共悟红楼》第195页）显然 ，王蒙更贴近中间价值、实用价值，而刘再复心仪终极价值、超越价值。 《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对宁国府书房和秦可卿卧室的态度是一种人生价值取向的象征，书房的《燃藜图》和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是一种取向，卧室的《海棠春睡图》和对联“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笼人是酒香”则是另一种取向。可以说，基本上，王蒙接近前者，刘再复倾向后者。这是“聪明人”（乖人、伶俐人）和“边缘人”（畸人、槛外人、局外人）的分野。当然，大家都知道，贾宝玉对书房嚷着“快出去”，对卧室则说“这里好”。 三、刘心武红楼“揭秘”之得失 讲到某家红学的社会影响力，无人能与刘心武的“揭秘”系列相比。愧煞王蒙，遑论刘再复。原因有四。一是央视“百家讲坛”传媒的巨大影响力远远超过纸媒的书册，何况著名出版社又趁热打铁推出了刘氏讲红的数册畅销书。二是以“探佚”为主讲内容能引发普通受众浓郁的兴趣，“猜谜”式的“揭秘”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三是刘心武的名作家身份和“讲故事”、“抖包袱”的讲述方式也魅力有加。四是传统“红学界”掀起了对刘心武讲红一波又一波的口诛笔伐，客观上也扩大了刘心武的社会影响。 然则刘心武的“揭秘”系列之得失功过究竟该如何评价？ 有得有失，功大过小。 先说“得”与“功”。 其一，“探佚学”的读红研红方向，“两种《红楼梦》”的观念因此而大行天下，从“象牙之塔”走向了“十字街头”。曹雪芹原著与后四十回两种格局的《红楼梦》，其巨大的思想和艺术差异被普及为一个社会话题，这个二百年以来“红学”演变史中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因刘氏的讲红而得到了一次空前的释放。 其二，各种相关的红学知识，如曹学、版本学和脂批等也“牵五挂四”（《红楼梦》第一回）般获得了大规模的社会性传播。 其三，刘心武讲红“揭秘”显示出，文学研究，离不开艺术鉴赏，像《红楼梦》这样的艺术精品更是如此。体现研究水平的一个极重要方面，是对《红楼梦》文本的细读能力和功夫。 其四，通过对刘心武讲红的争论，《红楼梦》的经典地位和红学的显学地位，也进一步加强。 再说“失”与“过”。 最主要的一点，是作为以小说创作为主业的作家，刘心武对学术研究的一些规则、规矩、规范不是十分熟稔，因此其“揭秘”研究的操作中有一些不严谨之处，如对史料的把握和处理，对假说和证据之间的张力分寸，引文和术语的准确以及行文的精炼简约等，都有所欠缺。 其次，作为一个长于想象虚构的小说作家，发挥想象力于研究之中，就有点禁不住想象的诱惑，把文学创作中的无限制想象和学术研究中的有限制想象混在了一起，揭秘研究成了某种程度的准文学创作。正如王蒙所说：“刘心武的贡献在于呢，他原来开始说过，他写的这些文章叫做‘红楼边角’，这都是些边边角角。他找出了一些空白，找出了一些疑点，譬如说关于秦可卿的出身……，等等，他找到、发现了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作出解释呢，对于一个写小说的人如刘心武来说，是一个很难克制下去的诱惑。但是他解释得过于凿实了，就使自己陷入一种被攻击的境地。因为你写得太实了，是不是？如果它过于凿实了，这就容易引起非议，容易引起攻击，容易被嘲笑，容易被排斥。”（《不奴隶，毋宁死？》第330页） 这其实也是探佚研究特殊的微妙所致。我多次强调过，探佚介于文献考证、理论思辨和艺术感悟的交叉点上，它要求研究者把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适当地结合在一起。这个“适当”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了。早在刘心武于1992年第2辑《红楼梦学刊》发表其第一篇“秦学”论文《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后不久，笔者就于1994年7月26日《太原日报》发表和刘先生商榷的文章，题目就叫《探佚的空间与限度》（收入《箫剑集》[9]），提醒刘先生“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的问题，‘假设’必须以‘求证’为后盾，想象要以考据论证为依托。”“这个‘度’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文本内所提供的证据与合理的推想的结合之度。” 另一点，刘心武作为习惯了搜集“素材”为我所用的小说作家，在“揭秘”系列中也把前人和时人的成说直接拿过来，再加以一些改造而整合化用，却很少提到这些成说的来源，就显得对别人的成果不够尊重。尤其是当他的“揭秘”系列大红大紫而大赚了银两，就更容易招来不满和非议了。还有似乎提不到桌面上却十分真切的一种社会副产品，就是刘心武“揭秘”的红火，占据了主流媒体和市场，无形中使原来的“主流红学界”边缘化，影响到学术之外的实际的名和利，当然会引发各种“反应”了。 在所谓主流红学界针对刘心武“揭秘”而大张挞伐之际，我写过一篇《秦学、探佚学的“分”与“合”》[10]，对刘心武的“秦学”和笔者开创的“探佚学”之同异做了客观分析，委婉地指出了刘先生的某些不足，但主要为他做了辩护。我说：“秦学至少引起了社会对《红楼梦》的关注，扩大了《红楼梦》的影响，进而让大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刻和厚重有所认识，增加民族的自信心。同时也凸显了红学研究的核心就是区分原著与续书‘两种《红楼梦》’，使这一‘问题意识’在广阔的社会层面空前明晰起来。” “问题意识”，这是学术研究中最重要的关节点，也就是过去常说的要抓住事物当下发展之“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红学、《红楼梦》研究之“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严格区分曹雪芹原著和后四十回“两种《红楼梦》”，让它们各自的思想、哲学、文化、艺术、审美、意义都不是混淆而是清晰地彰显出来，在“形而上” 、“形而中” 、“形而下”的各种层面上都明白清楚敞亮起来，由此而显示曝露出中华文化之深邃复杂的内涵，这种文化所派生出来的文学艺术之无穷魅力。无论索隐派还是考证派或者文学批评派，曹学还是版本学，脂批研究还是名物考辨，理论批评还是艺术鉴赏，离开了“两种《红楼梦》”的分野，必然难达至善之境。 因此，我以为刘心武“揭秘”系列中最精彩之处，是他在“情节揭秘”基础上引申出来的思想和艺术“揭秘”，特别是其第四册中“红楼心语”那一部分。这些思想和艺术“揭秘”（或曰“探佚”），使曹雪芹超前的思想境界和原创的艺术境界有所“敞开”，在一百二十回为“整体”格局解读框架下则难以发现发明。刘再复对曹雪芹思想和艺术的伟大成就凭其“边缘人”的“悟证”有所阐述，但难以深细化而未臻完善，说到底，正源于对“两种《红楼梦》”的认识尚不够彻底和明晰。笔者在《红楼疑案》[11]中特别引录了“红楼心语”中贾迎春“独在花阴下穿茉莉花”那一节，而刘再复在《红楼三十人解读》中也予以赞扬：“关于迎春，以往的读者和评论者只注意到她被中山狼无情兽作践的悲剧，忘记这个弱者潜生命里也有自己的憧憬，并非真死人。关于这一点，刘心武在《红楼梦揭秘》第二部里有精彩的描述，他充分注意到迎春的一个诗意细节——花针穿茉莉。”迎春这一情节的意义表面上与 “探佚”（“揭秘”）关系不很直接，其实正是“两种《红楼梦》”认知立场带来的思想心灵之“敞开”的产物。 如果援刘再复“红楼人”之例，也以“人”给刘心武“命名”的话，或可谓之“秦人”。他“揭秘”的核心是“秦学”，而“秦人”的典故来源，可追溯到躲入陶渊明向往的桃花源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秦人”。桃花源说有就有，说无也无，有缘者入其内而流连忘返，无缘者贬作子虚乌有的荒唐之言。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但“秦学”为核心的刘心武“揭秘”红楼，不管其具体内容有多少可商榷之处，毕竟把《红楼梦》的意蕴指向提升到了政治、历史、人性等“大问题”的维度，并从社会普及的层面打破了“《红楼梦》就是写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那种解读格局。 四、周汝昌的红学大视野 刘再复是文艺理论家，王蒙和刘心武是作家，其实都是红学“票友”，而非专业的红学学者。故而，在所谓主流红学界眼里，他们的谈红论红只是对《红楼梦》的“文艺评论”，不够严格意义上的“红学”。名头影响再大，也非“学术”之正宗。 那么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性的“红学”是什么？不成文法是：文献考据加逻辑论证。笔者多次对20世纪一百年来红学先辈们的学术贡献特别是文献考据方面的筚路褴褛表示过敬意，现在则要来一点逆向思维了。回过头来看，一百年的“红学”积累虽然架栋汗牛，却很少有哪一个问题已经达成了共识，有了结论。曹雪芹的祖籍是丰润、辽阳还是铁岭或沈阳？曹家被抄没是“政治原因”还是“经济原因”？曹雪芹是生于雍正二年甲辰还是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卒于1763还是1764？曹雪芹家是旗籍包衣还是汉军旗包衣？所谓曹雪芹的画像、书箱、故居、墓石是真还是伪？脂批本和程高本孰先孰后何真何假？脂砚斋是男性还是女性？是曹雪芹的父亲还是叔叔或者妻子？甚至《红楼梦》的作者究竟是不是曹雪芹？曹雪芹是胖还是瘦？……所有这些问题至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彼此的“文献考据”和“逻辑论证”谁也说服不了谁。似乎只有一个周汝昌凭“悟性”考证出来的曹寅兄弟曹宣，后来被冯其庸发现的康熙年间的《曹玺传》所证实，因而停止了争论。 这就引发了一个不容回避的尖锐问题：这些“文献考据”和“逻辑论证”凭什么以“正宗红学”自居，而藐视对《红楼梦》文本中的思想、艺术、哲学、审美、文化等“意义”层面领悟理解的那种“红学”呢？ 《红楼梦》是一部文艺作品，一部伟大的文学杰作，它的价值主要在其所蕴涵的思想、艺术、哲学、审美、文化等“意义”，而不是“文献考据”和“逻辑论证”。“文献考据”和“逻辑论证”其实只是进入文本的基础和前提，当然是非常必要十分重要的基础和前提。周汝昌说红学的基础四大分支才是真正的红学，也无非是强调没有基础研究进入文本就大打折扣，特别是难以摆脱“两种《红楼梦》”的魔法怪圈，绝对不是要把文本的意义和审美解读排斥在红学的门槛之外。周老先生讲话行文喜欢启发性的意在言外，却引起对他本意的误读误解。毛泽东说过，“对牛弹琴”的人自己也有责任。明知对方是牛，为什么要弹琴，而不拿棍子抽呢？话说回来，如果基础和前提的红学及《红楼梦》研究笨拙支绌，本身就泥水淋漓矛盾纷歧，不能与思想、艺术、哲学、审美、文化等“意义”亲近亲和而是疏远隔膜，与刘再复那种“生活下去、燃烧下去、思索下去的渴求”隔山隔海，与“确认自己、救援自己”的精神资源九曲十八弯，这样的“学术”难道不也应该放下身段自我反省一下吗？ 这是“红学”和《红楼梦》研究的一个“大问题”。 讨论到这里，可以衔接上周汝昌红学研究的文化大视野。 周汝昌是自有红学以来贡献最大的红学学者，也是备受争议甚至非议和攻击的一位学者。笔者曾多次分析论说过，撇开争名夺利这种众生共有的“劣根性”干扰不论，是周汝昌的思维治学方式迥异于其他红学研究者。 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中，贯穿着一种文化大视野，他从进入红学研究领域的一开始，就把文献考据、义理思辨和艺术感悟三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综互合参”，随着研究的逐步发展深入，更自觉地把红学提升到“中华文化之学”和“新国学”的高度，也就是所谓“中华大文化”的立场和方向。而他所突出的中华文化的本质，是“悟”，是“活”，特别强调禅文化的向度。他说：“中华文化最大最基本的精神是‘活’，禅也是一个‘活’。‘活’就是一下子抓住那精神，‘禅’就是指这个。……《红楼梦》里，什么叫‘通灵’？要是一块山野之石，无知无觉，怎么会有思想感情，即感受能力，中国将感、受、通、悟，融会一个大字‘活’! 禅，中华文化正是这样。……禅与文艺的关系，就是一个字——‘活’，是精神境界的交通。……文艺的表现是要让人懂得、领会、接受，佛说法，也是让你接受、领会，共同点在这，这种讲授的方式及我们的接受方式与西方不同。”（2001年11月16日《现代教育报》） 这种对中华文化的觉悟领略，对《红楼梦》的体会研究，和刘再复的“悟证”一脉相通。周汝昌治学，其灵魂也是“悟证”。二人都对禅文化有深度的感知，而这的确切中了《红楼梦》的本质。因此，刘再复的“红学四书”中，其精神命脉，与周汝昌的许多观点、立场都息息相关。刘再复说：“我把《红楼梦》称作‘圣经’，是一种比喻。通过这种比喻强调《红楼梦》不是一般的文学经典，而是经典极品，最高经典。千万不要把它真的当作宗教经书。……但是，《红楼梦》又有浓厚的宗教情怀，特别是它确有佛教思想、佛教哲学的渗透，有大慈悲精神，所以让人觉得可以视为宗教性经典。这变成是一个值得走进去的大问题。周汝昌先生在纪念曹雪芹逝世230周年时，写了一篇论文。这篇文章的第12节题目为《“创教”英雄哲士》，意思是说曹雪芹是一个抵达创立宗教之水平的思想家、哲学家，即相当于释迦牟尼与孔子一级的大哲士。……我相信周汝昌先生所说的创教，不是释迦牟尼这种典型的宗教形态，而是类似莫林与安娜所描述的第三类宗教，即有信仰、有崇拜、有博大情怀与博大境界，但没有神的赐福与许诺的宗教。这种宗教也没有救主与救赎意识，只有个体生命的自明与自救。……我喜欢把曹雪芹比作莎士比亚。英国人把莎士比亚视为深广的精神天空，宁可失去脚下的土地（印度）也不能失去精神的天空。卡莱尔先说了这句话，之后丘吉尔又说了这句话。我们的故国总有一天会意识到《红楼梦》是我们的精神天空，会呼唤生命应当向《红楼梦》靠近。在上述的意义上，也许曹雪芹是位‘创教’英雄和创教哲学家，并非妄言，而是一种极有见解的对《红楼梦》博大内涵的把握。”（《共悟红楼》第145至153页） 对《红楼梦》、曹雪芹以及贾宝玉的推崇评价，大概也只有刘再复达到了与周汝昌同样的定位：绝高最高的世界级文学、哲学、文化经典，不是并肩而是超越托尔斯泰乔伊斯纳博科夫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们的最伟大作家，内涵丰富永恒堪与所有世界经典文学人物媲美尚略胜一筹的文学形象。 可惜周汝昌先生已经目盲而不能阅读，看不到刘先生这样的肺腑之言知音之论，否则一定会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撰文吟诗滔滔不绝而夜不能寐了。 不过，刘再复和周汝昌仍然有相当差异。刘再复尽管对他自己选择的中国“六经”日夕讽诵，顶礼有加，但他毕竟是一位深受西方各种文艺和哲学理论思潮影响的现代理论家，而周汝昌则是从童年起就浸淫于诗词书法等原汁原味中国传统文化的传统诗人，尽管毕业于燕京大学西语系，其实本质上是个“六朝人物”（张中行语），有传统文士的“才子气”、“名士气”。同时，周汝昌是专业红学家，首先从“文献考据”切入《红楼梦》研究，全方位地深入和《红楼梦》有关的一切领域，卷入了数十年红学界的风雨纠缠。这样，刘再复对周汝昌不可能立体地全面地理解，何况刘先生在世界各地漂流游走，对周汝昌的众多著作止于蜻蜓点水。所以，刘再复对周汝昌的红学世界其实所知甚少，没有能更多更深地汲取营养以使自己的“悟证”更上层楼。 撇开这些客观的局限，从本质主义观照比较，刘先生与周先生不同的写作风格即文风文采最能说明问题。刘先生的文体是典型的现代白话文，尽管警语联翩，但言尽而意尽，其实没有脱离学院理性的标准化言说，周先生的笔风却是融化着传统文言文特别是诗词韵味的个性化白话文，张力内敛，富有话语本身的弹性和活力。也就是说，刘先生的文章虽标榜“悟证”，由于西方理论的渗透，其实更像论说分析，周先生的文章则习惯于旁敲侧击，启沃提撕，才是地道的“悟”性思维。显然，周先生比刘先生更能切近曹雪芹的时代和心灵，如果起曹雪芹于地下，或者贾宝玉和林黛玉从小说中走出来，他们对周先生的文章或者还能欣赏解味，对刘先生的文章则大概似懂非懂。“语言是存在之家”，信乎! 刘先生的“悟证”，是突出自己不涉文献考据的“辨”，也和西方习惯之严密逻辑推理的“论证”有所区别，强调自己是发自心灵的感受理解，表达方式的直抒胸臆。所谓“直觉与理析的不同”，“明心见性、直逼要害、道破文眼”，“不是头脑的阅读，而是生命的阅读与灵魂的阅读”。但由于刘先生本来就是以研究西方理论为职志的文学批评家，其感受思维模式早已大体定型，其实并不能完全达到“抽离概念、范畴的审美方式”，这样，刘先生的“悟证”和周先生的“悟”性思维自然有所不同。特别是对曹雪芹创作灵感的“追踪蹑迹”，对《红楼梦》文本细致精微艺术方面的领略体味，缺少了某些前提视野，刘先生的“悟证”就无力深入了。 周汝昌的恩师顾随先生曾以《木兰花慢》词题赠周先生的红学处女作《红楼梦新证》，其经典名句是“等慧地论文，龙门作史，高密笺经”，以刘勰作《文心雕龙》、司马迁撰《史记》、郑玄笺注儒家经典作譬，赞美周先生研红具有辞章、考据、义理，也就是才、学、识或文、史、哲的“三才”之美。此即章学诚所谓“考订主于学，辞章主于才，义理主于识”（《答沈枫墀论学》）也。对周汝昌的治学特点，这是最精当准确的评价，也是现在应该大力提倡弘扬的红学研究大方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周汝昌的每一个具体观点不可以异议讨论，笔者的著作中就不乏与周先生不同意见的商榷。但有一种“尴尬人”和“嫌隙人”“朝菌不知晦朔”，落入“之二虫又何知”的局限（《庄子·逍遥游》），不知天地之大美，以“莫须有”作操刀手，如《庄子·应帝王》中的倏和忽乱凿浑沌，搅局为乐，只能冠以“可怜”二字了。真可谓：“蛄蟪无春秋噪鸣，二虫岂可语寒冰？可怜浑沌胡凿辈，剔骨劳神搅蛋清。” 如果说得更理论一些，红学的演变发展也有一个所谓学术与思想二者谁淡出谁凸现的时段性问题。诚如哲学研究者所言，学术与思想的关系不是一个假问题，不是一个维特根斯坦和语言分析哲学、胡塞尔与现象学都主张排斥的那种虚假问题。这个问题被引人注目地提出来，也就有它存在和被提出的理由，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黑格尔所说的“现实”与“合理”的关系。由于《红楼梦》是文学杰作，除了思想和学术，还有艺术感悟这个重要方面。红学研究中才、学、识三者的结合和互动，虽然比较难，却是应该努力追求的，切忌坐井观天还自以为是。 周汝昌自号“解味道人”，并解释说，意思乃“解（曹雪芹和《红楼梦》）味道的人”，而不是“解味”的“道人”。红迷们则称周先生为一生痴迷《红楼梦》的“痴人”和“玉人”。他的确一生都沉浸在《红楼梦》中，一生都在尝试与曹雪芹作心灵对谈，与“畸人”刘再复先生读红讲红乃源于“生活下去、燃烧下去、思索下去的渴求”异曲同工。学术的深度与思想的力度密切相关，而思想的力度又常常建立在生命体验的厚度之上，当然还有艺术感悟的敏锐度。本文以“痴人”、“畸人”、“秦人”与“乖人”的红学研究作比较对照，透视异同，突出“大问题”的思考，呼吁更多“生命的阅读与灵魂的阅读”， 提倡把考据、义理、辞章也就是史、哲、文互相结合，或者说让“逻辑分析的实在性真理与非逻辑非分析的启示性真理”融为一体，使曹雪芹这位“‘创教’英雄哲士”及《红楼梦》的“哲学大自在，文化大自在”发扬光大，行其正道，让贾宝玉的眼睛这“中国文化中对生命之质具有最高敏感的眼睛”真正成为“奠定中华民族未来审美的最好基石”，成为中华民族“深广的精神天空”，也算对廿一世纪第一个十年红学与《红楼梦》研究一种角度的观照，以及对未来红学发展方向的企盼吧。 《晋阳学刊》1982年第4期曾刊出拙文《论“红学”中“探佚学”之兴起》，并在封面重点推介（1982年4月9、10、11日香港《文汇报》亦予连载）。岁月悠悠，2010年《晋阳学刊》纪念创刊三十年，要出版专辑，邀我躬逢其盛，雅意难却，特撰此文，以续前缘。 2009年10月31日于大连佚人居 梁归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 [1] 1997年第1期《山西大学学报》，收入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箫剑集》。 [2] 《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张卜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2版。 [3] 山西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石头记探佚——红楼梦探佚学初阶》、《红楼赏诗——石头记诗词韵语讲论》、《独上红楼——九面来风说红学》。 [4] 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出版《石头记探佚》。 [5]《禅在红楼第几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 [6] 《北方论丛》1987年第3期《红楼梦里的“典型”和“类型”》，收入1992年版《石头记探佚》。 [7] 1992年版《石头记探佚》。 [8] 《红楼探佚红》，作家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 [9] 《箫剑集》，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 [10] 2005年8月3、4日《北京晚报》，收入作家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红楼探佚红》。 [11] 《红楼疑案》，中华书局2008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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