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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从共时的角度来看，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边缘生存策略，鲁迅一方面重视中国民间边缘文本对正统宏大叙事的消解，并有所借鉴，另一方面却拒绝认同其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生存策略，这决定了《故事新编》的文本“类似点”无缘成为后现代主义“特征”。本文从历史体验和重估“叛逆性”传统两个方面，探讨了鲁迅与后现代主义者在生存策略上的分歧，以期为当下问题语境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参照。 关键词 鲁迅；后现代主义；共时；生存策略 廖久明在《〈故事新编〉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一文中做了一项极富创新意义的工作，即从共时的角度考察鲁迅及其作品、中国传统民间叙事和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并且在《故事新编》与后现代主义文本之间找到了许多有趣的“类似点”(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只是，这些文本“类似点”似乎还谈不上是后现代主义“特征”(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尽管它们表面上很相似，究其实质却似是而非。表现为审美与艺术倾向的共同性后现代主义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存策略。 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将以后结构主义为理论先导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看作是1968年席卷欧美的学生造反运动失败后某些知识左派的一种“替代性”选择：“由于无法打破政权结构，后结构主义者发现有可能转而破坏语言结构。”后现代主义者的解构策略——去中心、零散化、语言游戏、拆解深度模式，等等——实际上是一种边缘生存策略，是挫折感、压抑感和无法实现的造反冲动的宣泄方式。由是观之，上述解构策略是不为当代西方“后”学所独有的，无论任何时代，任何地方，只要存在边缘与中心的对峙，只要有无法诉诸行动的反抗欲望，就都有可能产生后现代主义文本。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和大一统权力结构的历史几乎一样久远，早在《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中就已有了“小说”的正式徽号，但也正是从这时开始，“盖出于稗官”的“小说家者流”被打入了最不入流的“小道”，两千年不得翻身。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小说成了“拉杂文体的‘收容队’”，野史、杂说、志怪、传奇……几乎所有为“大传统”元叙事所不容的民间话语活动都在小说中找到了栖身之所。就此而言，许多中国小说都适足看作体现边缘生存策略的后现代主义文本，它们一方面蛰伏于权力结构的弹压之下，一方面却以“游戏”的方式对正统宏大叙事进行着暗中的消解。 鲁迅作为杰出的小说史家显然是意识到了上述民间边缘文本所代表的生存策略及其具有的消解功能，他曾引约翰·穆勒的话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并且一再告诉读者，与其读经，“不如去读史”，而读史“尤须是野史；或者看看杂说”，因为正史“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对“经史子集”等级秩序的彻底颠倒再好不过地显示了鲁迅利用“小传统”边缘文本消解“大传统”宏大叙事的意图，这一意图在《故事新编》的写作中被付诸实践。《故事新编》里的故事的“原版”大都是由传统知识精英们建构起来的文化“神话”，尤其像大禹治水、伯夷采薇等皆见诸正史，鲁迅在创作中所关心的并非是历史的原始真相，而是描述历史的话语，他以充满谐谑、调侃的“游戏”笔调对传统文化“神话”进行了颠覆性的改写。据此，我们是否就可以得出廖久明的结论——《故事新编》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了呢?答案是否定的。《故事新编》实际上具有双重的反讽结构，第一重反讽是对正统叙事的戏仿和嘲弄，第二重则是对反讽本身的否定。鲁迅使用着来自民间的“游戏”话语，却并不对这种话语表示价值认同，反而激烈地批判中国是“文字游戏国”，中国人是“做戏的虚无党”，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横战”——一面以“游戏”的方式消解着正统叙事制造的虚假幻象，一面却不得不考虑：“当真的知识者的真实的思想，真实的话语落入这一切都被虚幻了的文字游戏场(国)里，将会遇到什么命运?”于是，当女娲死尸的肚皮上扎起禁军营盘的时候，当射日英雄后羿吃起乌鸦杂酱面的时候，当百兽、凤凰都来为大禹的劳绩歌功颂德的时候，当凯旋归国的墨翟被一场大雨淋得鼻塞感冒的时候……透过戏谑、油滑的笔调，读者所感受到的仍然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的残酷与悲凉。正是这样一种悲剧感，不但决定了《故事新编》具有“游戏”性质的文本“类似点”无缘成为后现代主义“特征”，而且将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推向了前台：面对廖文所说的“大致相同的生存困境”，鲁迅与后现代主义者在生存策略的选择上发生了怎样的分歧?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