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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是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殖民者吗?——兼与王润华教授等商榷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朱文斌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 新加坡学者王润华挪借西方“后殖民”理论,把中国文学经典看成是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殖民者”,暴露出后殖民视角的偏颇与狭隘。本文通过批驳王润华的后殖民文学观,引出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双重文学传统”问题,而中国文学在东南亚华文文坛的传播与接受,正是中国文化/文学传统与本土文化/文学传统结合后的表现,也是东南亚华文文学完成本土性建构以区别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意义所在。所以说,中国文学并不是“殖民者”。
    关键词 王润华;后殖民;中国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
    读完新加坡学者王润华所著的《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东南亚的个案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感受最深的是作者对“后殖民”理论/话语的痴迷与爱恋。正如朱崇科所评价的那样:“无论是别出心裁解读1920-1930年代老舍《小坡的生日》对新加坡的后殖民寓言以及老舍以此本土意识反抗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的文化优越感,还是解读鱼尾狮作为新加坡文化困境象征的后殖民意象;无论是解读吃榴梿的神话还是阅读吴岸诗中的后殖民树木;无论是重省鲁迅对新马后殖民文学的悖论式角色转换,还是以报纸副刊反思方寸之间的后殖民贯注,都在在体现了王对后殖民视角使用的自觉和得心应手。”
    “后殖民”理论又称“文化殖民主义”(cultural colonialism),是一种向西方文化统治和霸权挑战的理论,代表性学者有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在后殖民学者看来,第一世界(西方)对第三世界(东方/不发达地区)进行了话语控制。这种控制以当今世界上通用的科学话语形式为基础。这些话语形式可以有效地消解纳入其中的任何反对意见,而使反对意见本身成为它的容纳性和客观性证明。如人类学、人类文化学、哲学、政治学这样的系统话语形式不仅本身就是西方的,而且还被强调为世界性的普遍客观知识。在它们所形成的强大的话语支配领域中,第三世界的文化和知识不得不处于屈从和边缘的地位,自然也就无法伸张与西方话语平等的合法性。结果是,第三世界在构建自己的文化身份、知识形式和历史时感到无力和焦虑,完全受制于第一世界的话语体系。“后殖民”理论对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之间殖民性文化关系的揭示,当然有助于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对现实语境的再认识,并对本土文化价值重建和定位保持清醒的头脑。处身于第三世界的王润华深谙此理论,《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东南亚的个案研究》一书所收录的系列论文如《中国最早的后殖民文本:老舍的〈小坡的生日〉对今日新加坡的后殖民预言》、《鱼尾狮与橡胶树:新加坡后殖民文学解读》、《走出殖民地的新马后殖民文学》、《从战后新马华文报纸副刊看华文文学之发展》、《到处听见伐木的声音:吴岸诗中的后殖民树木》、《自我放逐热带雨林以后:冰谷〈沙巴传奇〉解读》、《最后的后殖民文学:黎紫书的小说小论》等,就是他对“后殖民”理论的运用与发挥,充分体现了他的本土意识(觉醒)和在边缘处建构多元文化中心的深层焦虑。比如他在《走出殖民地的新马后殖民文学》一文中以“后殖民视角”审察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时说:“新加坡殖民经验所产生的后殖民文学,不管是英文或华文作家的作品,它必然包涵多元文化的元素,因为长期被殖民主义统治,历史、文化与民族意义已被淡化,民族文化记忆已丧失,当他们审视自己本土的各种文化文学现象时,往往不自觉地套用殖民者审视和评定事物的标准与理论。即使独立后,作为被殖民者及其后代本身的文化特征与民族意识受到压制的结果,文化原质失真。即使具有强烈的反殖民地的作品也是如此。”应该说,王润华认识到西方殖民者虽然撤离了新马殖民地,但他们却通过文化影响来继续殖民,正是第三世界(新马)被第一世界(西方)“后殖民”的结果:“西方文化与文学的意识形态已经渗透大马华文文学的形式与无意识之中,把新马文化沦为一种派生物。”这样的论述不乏创见与新意,对于我们理解何谓“华文后殖民文学”有着莫大的帮助。
    然而,王润华挪借“后殖民”理论,除了批判西方作为权力中心压抑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本土性建构之外,与此同时,还虚构了一个中国“中心主义”,作为霸权也抑制了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展,而且批判尤为激烈。如他在《鲁迅与新马后殖民文学》一文中所说:“当五四新文学为中心的文学观成为殖民文化的主导思潮,只有被来自中国中心的文学观所认同的生活经验或文学技巧形式,才能被人接受,因此不少新马写作人,从战前到战后,一直到今天,受困于模仿与学习某些五四新文学的经典作品。来自中心的真确性(authenticity)拒绝本土作家去寻找新题材、新形式,因此不少人被迫去写远离新马殖民地的生活经验。”这里,王润华把中国文学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影响也看成是一种文化殖民关系,未免有些言过其实。因为如前所述,“后殖民”理论集中关注的是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与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文化上的关系。这里的前提是,在历史上西方宗主国曾经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过赤裸裸的直接统治,使这些国家或彻底或部分地丧失了自己的国家主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即20世纪40年代以后),这些国家纷纷独立,取得了国家主权,摆脱了西方宗主国的直接控制,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它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仍然无法彻底摆脱对于原西方宗主国的依赖。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也就没有所谓的“后殖民”关系了。所以,把同属于第三世界、曾经都是西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在文化上的互相影响看成是“后殖民”关系,从本质上说,纯属无稽之谈。
    也许,王润华也明白这一点,因而他借用比尔·阿什克罗夫特等所著的《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这本书中的一个概念———“移民者殖民地”,来对应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的关系,他的类比是这样的:“当我们讨论后殖民文学时,注意力都落在以前被异族入侵的被侵略的殖民地(the invaded colonies),如印度,较少思考同族、同文化、同语言的移民者殖民地(settler colonies),像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白人便是另一种殖民地。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白人作家也在英国霸权文化与本土文化冲突中建构其本土性(indigeneity),创造既有独立性又有自己特殊性的另一种文学传统。在这些殖民地中,英国的经典著作被大力推荐,结果被当成文学理念、品味、价值的最高标准。这些从英国文学得出的文学概念被殖民者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与典范,统治着殖民地的文化产品。”所以,他认为新马华文文学作为一种后殖民文学,同时具有入侵殖民地与移民殖民地这两种后殖民文学的特性,即一种像侵略殖民地如印度的以英文书写的后殖民文学,另一种像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移民殖民地的以华文书写的后殖民文学。这种推论看起来似乎有道理,的确能够迷惑人于一时,但等我们抽丝剥茧之后,才发现原来王润华有故意混淆视听、偷换概念之嫌。因为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在历史上曾经是白人的殖民地,白人大规模地移民到这三个地区是当统治者,是他们征服了当地土著之后,使得被殖民的土著不得不以他们的话语方式来确认自我“身份”,从而在自己的棕色皮肤上带上白人的面具。这三个地区相继独立以后,白人统治者追逐母国/原来宗主国的文化价值标准,使得文化殖民成为可能。所以说这三个地区是移民殖民地,英国文学经典作为文化霸权继续影响本土文学的发展比较符合事实。但是,华人移民到新马/东南亚则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从当初的讨生活或逃避政治下南洋,心态经历了叶落归根到落地生根的变化,一直以来,华人都不是以统治者的身份生活在南洋各地。二战前,与当地土著一起同是西方的被殖民者;二战后,东南亚各国相继独立,由于各种原因,华人又降为所在国的二等、三等公民,经受了一次又一次“排华”浪潮,常常面临“失语”甚至“失身”的威胁。因此,华人在东南亚的华文书写与白人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英文书写根本没有可比性。王润华根据片面理解引进“移民殖民地”概念,据此想当然地认为中国文学经典作为一种霸权文化抑制了本土的华文文学发展,无疑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值得注意的是,像王润华这样以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自居,主张以本土性对抗“中国中心主义”,试图摆脱东南亚华文文学身上的“中国性”或者说“中国影响”,已形成了一股思潮。这股思潮的旗手除了王润华之外,还有马来西亚华裔学者黄锦树、张锦忠、林建国以及张光达等人。他们也认为“后殖民”理论对马华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展颇为重要,并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如黄锦树说:“马来西亚华人的复杂身份/马华文学的复杂性,早已(早该)是后殖民的议题。后殖民论述提供了理论的资源及大量的个案供参照,马华文学是现成、有待开发的反思场域。”张锦忠也说:“不管南洋色彩是否压抑的置换,只有以本土意识反抗中国文化霸权而产生的南洋文艺,才可能具有南洋文化属性或南洋意识。”林建国受台湾有关“断奶”言论的影响,甚至还提出轰动马华文坛的“断奶”说,引起众多本土学者如方修、陈雪风等人的批判。不管怎样,黄锦树等人的意图同样是彰显“本土性”而排斥“中国性”,“中国性的表现形态和叙述语言乃是中国文化象征符码系统的惯性运作,中国性并不只是文字技巧那般简单,其中的中国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也扮演着决定性的作用:决定着马来西亚的中国文学还是马来西亚的华文/中文文学?……中国性令马华作品失掉创造性,令马华文学失掉主体性,成为在马来西亚的中国文学的附属,成为大中国文学中心的边缘点缀。认清中国性所带来的危机和障碍,迅速作出调整转化,把毒瘤果断的切除,无疑是所有马华作家的重大任务。”
    王润华、黄锦树等人出于东南亚华文文学本土性建构的焦虑,对中国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之间的关系作出新的思考,虽不无偏激,但从根本上说,出发点是好的。如果抛弃“后殖民视角”的褊狭,他们实际上是把如何正确看待中国文学经典对东南亚华文文学产生影响的问题呈现在了我们面前。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也是困扰东南亚华文写作者由来已久且必须澄清的一个问题。受中国五四文学运动余波影响而诞生的东南亚华文文学,从最初的中国文学支流(侨民文学)逐渐变为独立自主的本土文学(华文文学)的过程中,一直尝试着建构自身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以马华文坛为例,20世纪20年代“南洋色彩”的开掘、30年代“马来亚地方文艺”的论战、40年代“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提倡等都昭示着马华文学一步一步地努力建构自身的本土性,最终脱离了与中国文坛相呼应的格局。当然,这种过程的完成还得归功于二战后东南亚各国纷纷摆脱殖民统治而成为独立主权国家,使东南亚华人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而使华文写作者由原来的“身在南洋,心系中国”的写作态度变成关注身边现实,作品明显增强了南洋色彩,自成“文学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区别开来。
    但是,本土化的完成,并不意味着东南亚华文文学就完全摆脱了中国文学的影响,因为这里还涉及到一个“双重文学传统”的问题。王润华曾经不止一次引用其导师周策纵的观点,认为“中国本土以外的华文文学的发展,必然产生‘双重传统’的特性”,“任何有成就的文学都有它的历史渊源,现代文学也必然有它的文学传统。在中国本土上,自先秦以来,就有一个完整的大文学传统。东南亚的华文文学,自然不能抛弃从先秦发展下来的那个‘中国文学传统’,没有这一个文学传统的根,东南亚,甚至世界其他地区的华文文学,都不能成长。然而单靠中国根,是结不了果实的,因为海外华人多是生活在别的国家里,自有他们的土地、人民、风俗、习惯、文化和历史。这些作家,当他们把各地区的生活经验及其他文学传统吸收进去时,本身自然会形成一种‘本土的文学传统’。新加坡和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华文文学,以我的观察,都已融合了新中国文学传统和本土文学传统而发展着。”有意思的是,我们稍加思索就发现王润华提出的“双重文学传统”与他的后殖民文学观之间存在着巨大冲突,这是王润华的矛盾所在,也是他后殖民文学观立不住脚的另一个理由(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具体展开了)。当然,面对“双重文学传统”,东南亚华文写作者的困惑还是有的,正如黄锦树所说:“要写出典雅、精致、凝练、辞藻丰富的中文,无疑要向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吸取养分,深入中国古典文学。这一来同时导致文化、思想上的‘中国化’,很可能会造成情感、行动上的‘回流’,而认同中国……然而设使不深入中国传统,又会受限于白话文本身存在的体质上的虚弱。深入传统外,还需紧紧盯着海峡两岸‘新’文学的发展,吸收白话文在这两个中国文化区的实验。这种‘关注’本身就含有比较的成分,无疑中国文化区的文学创作是相对的优越,因此‘本土的文化传统’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忽略轻视,而无法呈现一种血缘上的连续性。”黄锦树的担心仍然回到了老问题上来,那就是如何看待中国文学传统的问题?如何避免东南亚华文文学又变成中国文学支流的问题?
    事实上,东南亚华文文学选择华文/汉语作为表达工具,就不可能摆脱汉语言文字所承载的中国文化传统(包括文学传统)。尤其是东南亚华人在居住国落地生根后,受到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冲击,一直为基本的生存权、文化教育权而斗争,这反而促成了他们对华语的坚守。因为在华族心目中,华语(文)与华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根据语言的特性,保存了华语,则象征着中华文化得到了存续,华族的族裔性得以维护。正如朱崇科所说,“新马独立后,中国文学/文化也并未主动施展她的文学/文化的强迫/霸权功能,新马华文文学的中国性更多是内外势力打压之下(如政府、异族文化等)一种迫不得已面向文化母体寻求动力/支撑的主动找寻。”华文写作者一旦选择华文/汉语书写,实际上就已经主动而自觉地承继了中国文化传统。不过,这种承继只限于文化观念,而非认同实体的中国。所以,并不会使“本土的文化传统”受到一定程度的忽视。反而,因为本土文化/文学传统和中国文化/文学传统的结合,使东南亚华文文学获得了一种特质,一种有别于中国文学的特质,使之不会成为中国文学的支流。
    因此,不管从哪个角度说,相对于东南亚华文文学而言,中国文学都不是所谓的“殖民者”。
    朱崇科:《本土性的纠葛———边缘放逐·“南洋”虚构·本土迷思》,(台北)唐山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255页。
    王润华:《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东南亚的个案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页、第102页、第67页、第61-62页。
    黄锦树:《反思“南洋论述”:华马文学、复系统与人类学视域》,载台湾《中外文学》第29卷第4期,2000年9月,第37页。
    张锦忠:《南洋论述: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台北)麦田出版2003年版,第106页。
    张光达:《九十年代马华文学(史)观》,(吉隆坡)《人文杂志》,2000年3月,第114-115页。
    王润华:《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东南亚的个案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130页。
    黄锦树:《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6年版,第22页。
    朱崇科:《本土性的纠葛———边缘放逐·“南洋”虚构·本土迷思》,(台北)唐山出版社2004年版,第258页。
    原载:华文文学杂志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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