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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左拉自我标榜的“决定论”与后来人们批评他的“决定论”，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在左拉的观念体系中，所谓“生理学决定论”与“社会学决定论”、“机械论”倾向与“有机论”倾向，均处于充满张力的对衡状态，这表明对自然主义文学“决定论”的解读难以成立。 关键词 左拉 决定论 机械论 自然主义 在对自然主义文学的诸多否定性评价中，其哲学上的“决定论”是一个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老话题。但仔细考察，人们不难发现：关于自然主义文学的“决定论”，现有的说法非常混乱，存在着诸多模糊不清的悖谬之处：有人将其概括为“生物学决定论”（Biological Determinism），又有人将其界定为“社会学决定论” （Social Determinism）①；有人将其称之为“机械主义的决定论” （Mechanistic Determinism），又有人将其视为“乐观主义的进步观念”（OptimisticProgressivism）②。诸多相互矛盾的解读提示我们，所谓自然主义文学在哲学上的“决定论”思想，并非是一个可以轻易做出定论的简单问题。 作为自然主义文学的领袖和主要理论家，左拉历来为研究自然主义文学问题的学者高度关注。在左拉的理论表述中，“决定”与“命定”的确都是出现频率颇高的语汇。 一、“生理学决定论” 还是“社会学决定论”？就所谓“决定沦”所必然涉及到的“决定”因素而言，在左拉的界定中，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方向的表述：其一是来自内部的生理-遗传因素，其二是来自外部的社会-环境因素。前者被人们称之为“生理学决定论”（Physiologic Determinism）或“生物学决定论”，而后者则被命名为“环境决定论”（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或“社会学决定论”。 受达尔文进化论及当代生理学、生物学的影响，左拉非常重视从生理学、遗传学的角度对人进行审视和描写。在《关于家族史小说总体构思的札记》中，他称自己的小说创作乃是“对一个家族血液遗传与命定论的研究”③；而关于《黛莱丝·拉甘》中的人物描写，左拉甚至自称：“人物完全受其神经质和血缘的支配，没有自由意志，他们一生中的每一行为都命里注定要受其血肉之躯的制约。黛莱丝和洛朗都是人面兽心的畜牲，仅此而已……两位主人公的情爱是为了满足某种欲求；而他们杀人害命则是其通奸的必然结果。这种结果在他们看来，就像豺狼屠戮绵羊一样天经地义；至于他们的内疚，我只好用这个词了，只不过是一种气质的混乱，或者说是对紧张得都要爆裂了的神经系统的反抗。”④这样的表述，是很多人声称左拉的观念与创作陷入“生理学决定论”之最基本的依据。 左拉对生理学的重视，只是表明自然主义作家会自觉地从生理学上的新发现中去获得新的视角对人进行审视和表现，而绝不意味着他们会完全照本宣科地依照生理学的结论来描写人，即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陷入了“生理学决定论”。虽然自然主义作家对生理学的反应极其热情，甚至声称“我们既是生理学家，又是诗人”⑤，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然主义作家真会丧失自己作为艺术家的文学立场——左拉说得非常明白：“我们既不是化学家、物理学家，也不是生理学家，我们仅仅是依靠科学的小说家。当然，我们并不打算在生理学中做出发现，我们并不干那一行，只不过为了研究人，我们认为不能不考虑生理学上的新发现。”⑥事实上，即使在大肆强调借鉴生理学来促进文学创作之时，自然主义作家也从来没有过高地估计那些生理学发现的真理性：“无疑，人们现在离对化学甚或生理学的正确认识尚相距很远。人们还丝毫不知道能分解情欲从而得以分析它们的试剂。”⑦“关于人的科学现在仍然相当模糊不清，没弄清楚的地方实在太多。”⑧“关于人的科学所取得的真理，由于涉及到的是精神和情感，因而更加有限与不确定。”⑨ 如果这样一些清醒的表述尚不能使自然主义作家摆脱所谓堕入“生理学决定论”的嫌疑，那么，左拉对社会学意义上的人之生存环境的高度重视，则为自然主义作家彻底规避这种可能的误区找到了切实的途径。左拉反复强调：“我深信，人毕竟是人，是动物，或善或恶由环境而定。”⑩“我们认为人不能脱离它的环境，他必须有自己的衣服、住宅、城市、省分，方才臻于完成；因此，我们决不记载一个孤立的思维或心理现象而不在环境之中去寻找它的原因和动力。”⑾“我们不再在词藻优美的描写里求生活；而是在准确地研究环境、在认清与人物内心息息相关的外部世界种种情况上下功夫。”⑿ 关于先天生理遗传与后天社会环境两者中，哪一个因素对人的行为及心理具有更大的决定作用，不管是在左拉的时代还是现在，都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这样，两种所谓“决定论”之间的冲突，就造成了左拉整体思想的摇摆。这种摇摆，直接表现在左拉对“变化”的强调之中——“‘变化说’是目前最合理的体系”。⒀ 在《〈黛莱丝·拉甘〉第二版序》中，左拉称其对人所进行的生理学剖析，仅仅立足于“对人在环境和形势的压迫下所具有的气质及其生理机能的深刻变化所进行的研究”之上，⒁而在《关于家族式小说总体构思的札记》一文中，他就上文中提到的“环境”与“形势”进一步表述了“变化”的思想——“这就是说，这个家族，如果是生于另一时代，处于另一种环境，就不会像它现在这样。”⒂既然两种能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总是同时“在场”，而且都永远地处在“变动不居”的动态，所谓左拉思想的“决定论”也就自然被这种“变”、“动”悬在了空中，摇摆不定。 在左拉的论述中，这种摇摆最终达成了一种充满张力的对衡；在这样一种摇摆-对衡的状态中，个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便绝非简单地仅是后者“决定”前者的关系，而是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生理学家有朝一日总会给我们解释思想和激情的机理；我们将会知道人这架独立的机器是怎样运转的，它怎样思考，怎样爱，怎样从理智转向热情乃至疯狂；但这些现象，这些器官如何在内部环境的影响下发生作用的机理的事实，不是孤立地在外部的真空中产生的。人不是孤立的，他生活在社会中，即在社会环境中；这样，对我们小说家来说，这社会环境就不断地改变着现象。甚至我们最重大的课题就在于研究社会对个人、个人对社会的相互作用。”⒃“我们依靠生理学，但又从生理学家手中把孤立的人拿过来，继续向前推进，科学地解决人在社会中如何行动的问题。”⒄ 事实上，左拉对“环境”的强调直接来自巴尔扎克和泰纳，其理论与创作上的创新主要体现为对人之生理学-遗传学-生物学因素的重视，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对单纯强调外部环境的矫正。 二、“机械主义的决定论” 抑或“有机主义的生成论”？ 认定左拉及自然主义文学在观念上陷入“决定论”的人，往往在其归纳出的“决定论”前冠以“机械主义”或“机械论”的哲学定性。针对左拉的理论表述，人们固然可以从中找出很多“机械主义”或“机械论”倾向的“证言”，但相反方向的“证言”也是很容易找到的。那么，左拉的观念体系在性质上究竟是“机械主义的决定论”还是“有机主义的生成论”呢？ 在对生命的理解上，“机械论”与“有机论”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惯于将生命视为“机器”，后者则常将生命比作“植物”。机器，作为用来完成某种工作的特殊装置，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各种部件或元件的组合，这一“组和”机械地完成它们预定的操作，“也就是说，在此过程中没有偶然的干预或仅通过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来维持调控。”⒅就此而言，“机械论”生命观念及与之相契合的艺术观念，自然便含有只强调“必然性”与“确定性”“规则”而否认或轻视“偶然性”及心理（对人来说还有心灵）活动的意味。而在“起源”问题上，“机械论”天然地倾向于“预成论”（Preformation）或“目的论”，并强调“元素”（Element）以聚合的方式“构成”整体。而相比之下，将生命比作“植物”的“有机论”生命观念以及与之相应的艺术观念，则往往更强调“整体性”与“生长性”，在“起源”问题上本能地倾向于“渐成论”（Epigenesis）或“进化论”，并尤为强调天然“生命活力”（Force）的自我“生成”。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对此曾做过精彩的分析比较：“机器是由不同部件组成的。与此相比，植物的各部分不同之处则在于，它们以最简单的单位（种子——笔者注）开始，与它的相邻部分紧密结合，相互交换，相互依存，直到长成较大的、更为复杂的结构——在这整个过程中，这些部分都以一种复杂的、特别内在的方式相互联系，并同植物联成一个整体。”⒆“有机体的成长是一种没有终结的过程，这就滋养了不完整的允诺、崇高残缺的感觉……只有‘机械的’的统一体的各个部件才能明确地确立和固定。而在有机整体中，我们所发现的是由各种有生命的、不确定的和不断变化着的成分的内在联系的复杂体。”⒇ 生物学、生理学等学科在19世纪的重大进展，并没有使“机械论”与“有机论”两种生命观念的相互冲突完全平息。传统的“机械论”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接受牛顿的宇宙演变法则，相信整个宇宙，包括生物体在内，最终都是上帝智慧的产物。(21)19世纪初，随着胚胎学说的发展，德国自然哲学家们以泛神论为基础的“有机论”逐渐占据上风；但在19世纪中叶，随着能量守恒定律的发现以及呼吸生理学的最新进展，对生命的“机械主义”解释突然又卷土重来，而左拉推崇的克洛德·贝尔纳正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实验小说论》中，左拉宣称：“我现在要设法证明，实验方法既然能导致对物质生活的认识，它也能导致对情感和精神生活的认识。从化学而至生理学，再从生理学而至人类学和社会学，这只不过是同一条道路上的不同阶段的问题。实验小说则位于这条道路上的终端。”(22)左拉这种令人惊诧不已的主张，完全基于贝尔纳的著名论断（左拉在文中忙不迭地部分引用了这一论断）：“并不存在两种化学或物理学，一种适应于生物，而另一种则适应于无生命个体。对所有物质来说，不管它们以怎样的形式存在，都有普遍的规律适应于它们，并且这些规律不允许有例外。”(23)看上去，左拉似乎全盘接受了贝尔纳的“机械论”观念，而文中他对贝尔纳反“活力论”的亦步亦趋，更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这一判断。众所周知，左拉的《实验小说论》是在贝尔纳《实验医学研究导论》的直接影响写下的。他本人在该文开篇也十分坦率地承认：“这不过是对他的论述进行一番汇编，因为我的一切论述都原封不动地取之于克洛德·贝尔纳，只不过始终把‘医生’一词换成‘小说家’，以便阐明我的思想，使之具有科学真理的精确性。”(24)在科学占据社会与文化生活主导地位、科学主义也由此风靡整个文化领域的时代，为了替自己的文学主张找到理论依据，左拉的这一做法并非完全不可理解；然而，这种借科学之“矛”攻文学之“盾”的简单套用，却将单纯的文学问题复杂化了——迄今依然非常盛行的“自然主义文学坚持‘机械主义决定论’”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就直接源出于该文。就此而论，美国批评家H.M.Block在其《自然主义三巨头》（1970）一书中将《实验小说论》解读为左拉影响最大但同时表述也最为糟糕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文献，显然是有道理的。 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理念是否真的堕入了“机械主义的决定论”？ 观念的正确与否与这一观念表述得是否得当，显然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问题。尽管《实验小说论》因话语移植太过僵硬而影响了其作为理论文献应有的严谨，但如果细读本文，然后再参照左拉在其他自然主义文学理论文献中的相关表述，我们依然有可能获得对“实验小说论”以及整个自然主义文学理念的准确把握。 声称“自然主义文学坚持‘机械主义的决定论’”的人，如果不是有意，那也肯定是在无意中忽略了左拉诸多更为倾向于“有机主义”的明确表述。在《实验小说论》中，左拉就曾写道：“社会的运转同生命的运转是一样的：社会中同人体中一样存在着一种有机联系，将各个不同的部分或不同的器官彼此连为一体。一个器官坏死丁，其他器官也会受到损害，于是便引起一场十分复杂的疾病。”(25)在《论小说》一文中，他又明确宣称：“近代文学中的人物不再是一种抽象心理的体现，而像一株植物一样，是空气和土壤的产物。”(26)由此出发，左拉在《戏剧中的自然主义》一文中批评传统的文学“纯然是一种精神的娱乐消遣，一种机智的空谈诡辩，一种遵守某种法则的平衡与对称的艺术”；(27)而自然主义文学则是反人为平衡、反机械对称的艺术。对评论家夸赞小仲马（Alexandre Dumas 1824—1895）的剧本《私生子》结构如何均衡、匀称、完美，左拉殊为不满和不屑，他轻蔑地将这样的作品称之为“玩具”与“七巧板游戏”，并讥讽说：“天啊!看这件家什的做工有多精美啊——刨得平、嵌得巧、胶得牢、钉得紧!这真是一个好得不能再好了的机械装置啊，部件与部件间严丝合缝，一个部件带动另一个部件，流畅平滑，恰到好处……不过，我对钟表没有兴趣，我倒是更喜欢真实。是啊，这确是一部出色的机器。但我宁可它具有丰饶的生命，带有它的颤动、它的宽阔和它的力量。”(28)针对此种情形，他大声疾呼：小说家应该“满足于展现他从日常生活撷取的图景，在对细节的描绘中确立文本的整体感，从而让读者获得真切的感受，并由此开启他们的反思。自然主义的方法全在这里。”(29) 在生命及与之相应的文学观念上，自然主义文学之前的浪漫主义文学所坚持的乃是“有机主义”的思想立场。显然，出于反浪漫主义的激进冲动，加上受当时流行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理念的影响，于是——尤其在《实验小说论》中——便有了左拉很多极端的理论表述。但整体看来，左拉之自然主义文学理论文献在明显地含有不少“机械论”观念的同时，更有体现“有机论”取向的大量表述。前者的表述很铺陈、扎眼，但也因此更加流于表面，成为体现某种策略诉求的虚张声势；后者的表述更为细致内在，因而也许才更能体现左拉观念体系的基本哲学立场。与如上谈沦的“生理学决定论”与“社会学决定论”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样，在左拉的表述中，“机械论”倾向与“有机论”倾向同样是在一种摇摆不定中处于一种充满张力的对衡状态。 如上所述，“有机论”与“机械论”的基本区别便是前者更强调个体生命内在生命活力及其自我生成。这种“自我生成”不仅意味着个体生命不像机器一样完全是由外部力量所创制决定，而且也强调它本身永处于不断变化的进程之中。这样的生命观念与否定个人生命意志的“决定论”或“宿命论”思想，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三、“决定论”抑或“宿命论”？ 克洛德·贝尔纳曾把自己的世界观概括为“决定论”，但他对这种“决定论”的阐释是非常独特的，“决定论不是别的，就是承认随时随地都有规律”，但却没有“终极规律”；而其所谓的“规律”，仅是指某种现象存在的近因或条件，即一现象与其他现象的直接联系。在《实验小说论》中反复标榜自己是“决定论者”的左拉，对“决定论”的界定与贝尔纳如出一辙：“所谓‘决定论’即决定现象出现与否的近因。”(31) 左拉认为：“当今，小说家的最高的品格就是真实感。”(32)“什么也不能代替真实感，不论是精工修饰的文体、遒劲的笔触，还是最值得称道的尝试。你要去描绘生活，首先就请如实地认识它，然后再传达出它的准确印象。如果这印象离奇古怪，如果这幅图画没有立体感，如果这作品流于漫画式的夸张，那么，不论它是雄伟的还是凡俗的，都不免是一部流产的作品，注定会很快被人遗忘。它不是广泛建立在真实之上，就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33)可面对着纷繁乃至混乱的生活之流，该如何去达成如此重要的“真实感”呢？他的回答是：要达成“真实感”，就必须贯彻“决定论”，即务必在创作中揭示现象与现象之间作为“近因”“联系”的“规律”。自然主义文学对“环境”因素的高度强调，在这里得到了理论上的说明。 在“现象”与“近因”的意义上，左拉坦承自然主义作家是“决定论者”，但他同时又坚决反对称他们为“宿命论者”。“必须说清楚，我们并不是宿命论者，我们是决定论者，二者决不是一回事。”“宿命论认为我们不能对必然注定的命运施加任何影响，一种现象是必然注定的，与其他条件毫不相干；而决定论认为决定因素仅仅是一种现象的必要条件，这种现象的表现形式也不是注定如此。一旦将探求现象的决定因素作为实验方法的根本原则，那时便不再有什么唯物论和唯灵论，不再分什么无生命物质和有生命物质，所存在的只是一些现象，我们需要确定其条件，即构成这些现象直接原因的环境。”(34)左拉反复强调：自然主义作家把现象之直接的或决定性的原因称之为“决定”因素，而绝不承认任何神秘的东西。世界上只有现象和作为现象存在条件的现象，而既然人可以认识这些直接导出“现象”的、作为“决定因素”的“近因”，并通过改变这些“近因”而控制现象，哪里还有什么“宿命论”可言？ 真正的“决定论”往往都与某种观念被推向极端所形成的绝对独断有关。就此而言，自然主义文学的思想立场也许恰恰并非“决定论”而是“反决定论”。因为，自然主义作家反对一切对人和自然的成见，反对一切既定观念体系。左拉曾明确指出：自然主义并不是一个推翻了旧体系之后自己开始执掌话语霸权的新的权威体系，它反对一切体系，包括反对它自身。“我曾反复强调，自然主义并不是一个流派，比如说，它并不像浪漫主义那样体现为一个人的天才和一群人的狂热行为。”(35)而于斯曼也大声疾呼：“不，我们不是宗派主义者。我们相信无论作家还是画家都应去表现他们自己的时代，我们是渴望现代生活的艺术家……我们的小说不支持任何论点，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甚至连结论也没有。”(36)与人们加诸自然主义文学头上的那种“决定论”的涵义完全不同，左拉在其自然主义文学理论文献中对“决定论”的释义直接源自贝尔纳。而贝尔纳学说的形成，其“近因”“联系”则是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事实上，在19世纪中叶的法国知识界，贝尔纳本人堪称孔德之后实证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众所周知，实证主义哲学反对一切形式的形而上学，拒绝对所有“绝对本质”的探究而孜孜于现象学层面的“近因”、“规律”的求征。经由对“绝对本质”的悬置，不断自我标榜“理性”的实证主义哲学家事实上已经在唯理主义的坚硬逻辑大厦上打开了一个隐蔽的豁口，现象学意义上的“相对论”正是由此得以释出。这种“相对论”往前推进一步，就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中大行其道的“相对主义”。“相对主义”开启了“不确定性原理”，“不确定性原理”被推演到极致便是存在主义哲学所宣称的那种“世界荒诞”。而正是经由这种“世界荒诞”，萨特等存在主义思想家才庄严地宣告了人的“自由”：“荒诞”彻底解放了人的“自由”。“人”，在20世纪很多非理性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那里正是因此才被重新定义：人的本质不再是“理性”，而是“自由”；“自由”首先是个人的“选择自由”，“人”经由个人的自由选择确定其自我的“本质”。 四、哲学言说与文学创作 作为自然主义文学的领袖，左拉与德莱塞等很多自然主义作家一样，都不擅长在书斋里玩弄形而上学概念。他们来自底层社会，且大多数都没有接受系统的高等教育，促使他们成才的教育是由社会以其本身的冷峻与严酷完成的。与现实生活而非与理念系统的更为密切的联系、对世界和社会现实而非对哲学形而上学的更为切身的省察、对人生苦难而非对纸上伤悲的更为强烈的体验与关注，这一切始终是他们文学创作的源头和动力。来自平民社会而非贵族社会的身份、近生活而远观念的精神背景，是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作家与此前浪漫主义作家的重要区别。 可以想象，对将世界看作是诸多“物理的力”相互冲突的战场，或将社会与生命视为各种元素纠结所形成的“化学现象”之类的比喻，左拉这样的平民作家应该是很容易接受的。经由“化学反应”之亲和力或者“物理作用”之机械力这样一些朴素比喻的过渡，惯于“形象思维”的文学家对世界形成一种粗犷的“机械论”观念的轮廓或印象，这在科学与技术愈来愈主导西方社会-文化的时代氛围中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进化论强调无情的生存竞争，而这种竞争也正是左拉们早年在贫寒与奋斗中体会最深的生存真相。就此而言，左拉这样一些没有受过严密的逻辑训练但却饱受严酷的生存历练的平民作家之接受达尔文、贝尔纳、斯宾塞的学说，主要不是出于逻辑的思辨，而是因为情感的体验；不仅是由于时代文化思潮单方面的冲击，而更有着这些作家个人对此种观念基于本能的亲和倾向。 对作为艺术家的作家来说，特定的世界观念或人生理念的确有助于他们建立起某种审视生活现实与生命存在的视角，但这种视角永远不会取代他们对生活与生命的审视与省察。哲学家和科学家从生活现实中提炼出了某种假想性的理论观念，他们的工作基于现实生活，终于理论假设。而文学家的工作却总是在哲学家和科学家终结的地方开始，并由此出发奔向他们最可信赖的生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总是坚信生活本身永远都是比任何既有的哲学或科学理论都要神秘深奥若干倍的存在，即生活总是大于所有的道德礼法和意识形态准则，而现实也总是大于所有哲学的抽象与科学的概括。因而，现实生活才是最难以理解、难以捉摸的存在。就此而言，文学创作虽然离不开特定观念的引导，但在人类文化构成中，文学家历来就是一切既有概念或观念的质疑者。 与此前的作家相比，自然主义作家更加看重现象学意义上作为“相对真相”的生活现实，而规避本质论意义上以“绝对真理”面目出现的各种意识形态。左拉称自然主义作家的全部工作就在于：“从自然中取得事实，然后研究这些事实的构成，研究环境与场合的变化对其的影响，永远不脱离自然的法则。”(37)对一直在大声疾呼文学家一定要“回到生活”中去、“回到自然”中去、“回到现象”中去的自然主义作家来说，任何观念或观念体系与他们看重信从的生活现实相比，都统统不值一提，因而也就更难想象他们的创作真地会如很多人所解读的那样是在“机械论”哲学观念或某种科学理论的支配或主导下达成。虽然他们也常常在创作之外大谈哲学或科学，但事实上，由于对艺术的热爱与追求，他们所谈论的哲学或科学理论除了提供给他们奔向生活的出发点，并没有真正让他们从中得到任何可以信任和依靠的东西。因此，左拉才反复声称：“自然主义小说家注重观察与实验，他们的一切著作都产生于怀疑，他们在怀疑中站在不甚为人所知的真理面前，站在还没有被解释过的现象面前。”(38)事实表明：自然主义作家是一些比他们的所有文学前辈都更坚定、更本色的不可知论者和更彻底、更激烈的怀疑主义者。实在很难想象，一个不可知论者和怀疑主义者，如何可能同时会成为一个“决定论者”或“机械论者”。 左拉在随笔、书信以及诸多论战文字中所表述的“机械论”或带有“机械论倾向”的哲学思想是幼稚粗糙的，这与他在文学文本中对人和社会具体细致的描写所体现出来的厚重意蕴不可同日而语。纵观整个自然主义的文学创作，可以发现——由于太过信从当代科学进展所确认的那些生理学或心理学或社会学的“规律”，个别作家对人的描写有时的确存在某种简单化的倾向，但仅拿这些失败的个别作家或个别作品对宏大的自然主义文学思潮在哲学上做出“决定论”或“机械论”的判词，又未免太过武断。总体说来，在真正代表着自然主义文学艺术成就的作家创作中，人们可以看到，对各种抽象理念的拒斥，对观念主导型叙事模式的反叛，对生活现象的重视，对人生本相的索求，这一切都使得体现为“偶然性”的“机缘”因素在自然主义文学文本中绽放。突出“偶然性”的“机缘”必然就削弱了“必然性”的“逻辑”，而“必然性逻辑”的失落不正是颠覆了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那种真正的“决定论”思想吗？自然主义作家笔下的人物，并不是他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决定论”所派定的“物理现象”或“化学现象”或“生理现象”，而是充满着冲动又带有狐疑，充满着热望又常怀恐惧，充满着激情又总在进行着理性算计的时刻都充满矛盾的鲜活个体。显然，一旦进入文学创作的领地，“票友”式哲学家之观念眼镜立刻便被摘下放在了一边；诚挚的艺术家那悲悯、敏锐、睿智的心灵目光，丝毫也没有被始终只是呈现为某种粗犷轮廓的哲学观念所搅乱，更没有被遮蔽或扭曲。 与职业哲学家的观点相比，自然主义作家的诸多表述，显然不值得作为严谨的哲学体系来看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理论言说就真的一钱不值。尽管缺乏严谨与周延，尽管不时自相矛盾，但他们的看法毕竟来自于时代，与当时的文化思潮息息相关。今天，面对自然主义这样一份尘封在诸多误解与轻视之中的文学遗产，要正本清源，就必须将左拉们煞有介事的哲学言说与其实实在在的文学创作实践区分开来，仔细辨识并准确阐发他们理论表述中的真意。 ①Haskell.M.Block, Naturalistic Triptych: The Fictive and the Real in Zola , Mann and Dreis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70, p.7. ②Charles Child Walcutt，“Theodore Dreiser and the Divided Stream”，in Alfred Kazin and Charles Shapiro （eds. ）, The Stature of Theodore Dreiser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1955, p.247. ③⑩(15)左拉：《关于家族式小说总体构思的札记》，柳鸣九编《法国自然主义作品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34页，第734页，第734页。 ④(14)左拉：《〈黛莱斯·拉甘〉第二版序》，柳鸣九编《法国自然主义作品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28页，第731页。 ⑤龚古尔兄弟：《日记》，朱雯等编《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15页。 ⑥⑦⑧⑨(13)(16)(17)(22)(24)(25)(31)(34)(35)(37)(38)Emile Zola, “The Experimental Novel”, in George J. Becker （ed.）, Documents of Modern Literary Realism,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p.185, p.167, p.172, p.173, p.190, p.173, p.174, p.162, p.162, p.179, p.163, p.179, p.189, p.167, p.169. (11)(12)(26)(32)(33)左拉：《论小说》，柳鸣九编《法国自然主义作品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88—789页，第789页，第789页，第778页，第780页。 (18)(21)(23)威廉·科尔曼：《19世纪的生物学和人学》，严晴燕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页，第45页，第136页。 (19)(20)M. H. 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郦稚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67页，第345页。 (27)(28)Emile Zola, “Naturalism in the Theatre”, in George J. Becker （ed.）, Documents of Modern Literary Realism,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p.228, p.228. (29)左拉：《论小说》，朱雯等编《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27页。 (30)敦尼克等：《哲学史》（第三卷），何清新译，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25页。 (36)于斯曼：《试论自然主义的定义》，朱雯等编《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24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台州学院中文系） 原载：《文艺研究》2007年第8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