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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是一门将研究对象自觉地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文学扩展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民族或地区文学背景中进行“跨文化的”综合性考察和研究的学科。简言之,它是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对两个要素之间关系的研究。老子有言“自见者不明”,认识“自我”需要借助将“他者”作为对比,才能很好地了然事物的客观性质。该学科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概念的形成首现于法国学者诺埃尔和拉普拉斯合编的《比较文学教程》(1816)。在中国,则是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前夕开始繁盛,并促使其跨出了该学科建设的第三步,即“跨学科研究”。 我个人不太喜欢“比较文学”这个词的原因,在于一些肤浅者的肤浅行为,说好听的,他们把“比较”做成了“说媒”;说不好听的,他们和“拉皮条”没什么区别。而这也是我在读完《文学自由谈》今年第3期中的《两生花:丁玲与波伏瓦》时,全身神经都不舒服的感觉顿时发生的原因。 文章似乎是摆出一些资料,似乎是作了一些分析,似乎是有些结论……但只要稍微停留,立刻就会发现文中除了对两个人的“生辰履历”进行了“对缝儿”之外,不见什么思想。这样的比较是不是让人感觉“比较文学”作起来也太简单、太容易了呢? 原文通篇对比了丁玲与波伏瓦两个人的情感、生活、社会地位(或时尚程度)以及个人成就,却努力剔除她们的思想以及理想,她们人生各自依存的民族、文化以及重大的历史背景也仅仅被淡化成了一个简单的时间脉络。特别是在比较过程中,以现代的、甚至还是个人的价值观来对两个人的人生成就进行对比,其业余程度尤为令人惊讶。而将两个人的情感世界仅仅归于“占有男人”还是“被男人占有”的关系对比,更是低俗得令人瞠目。至于比较中的文学主体部分,已经在行文中差不多被蜕成了几本书的标题。 于是,自己也想说说她们两个人,但并非要与谁商榷,只是说出那些必须要说的话:关于她们的人生理想、她们的文学成就以及她们的情感。 丁玲,1904~1986。波伏瓦,1908~1986。因此,她们两人所经历的大历史背景基本相同,比如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但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建立,从建国后的“文革”到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几乎贯穿了丁玲的整个人生。相比之下,波伏瓦虽也历尽动荡的历史,但依然一生平静,除努力实现个人的愿望之外,并无太多坎坷。这也最终导致,虽然她们都有着强烈的个性和执著的追求,但人生的际遇和生命的终局却是那样不同的结论。令人不解的是,这样的历史背景却在文中被忽略掉了,强调的反而是两个人的出身:丁玲出生在湖南一个没落的封建世家;波伏瓦出生在巴黎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很典型的“唯出身论”。对生命如此比较的行为本身就带有强烈的侮辱性——拒绝了生命平等的最基本公约。至于以全球化的视角来看,“巴黎相当于大都市,湖南相当于外省或乡下”的进一步比较,则越发显得“小资”与市侩。而最客观的事实不过是:无论出身如何,她们和很多人一样,都生活在那个如火如荼的时代。也正因如此,两人各自的生命理想在一开始便彰显出了巨大差异。 丁玲的青春岁月极其耀眼,“五四”运动发生时,她参加了游行、讲演、剪辫子等学生运动。17岁时赴上海,考入共产党人创办的平民女校。18岁时在母亲的支持下与表哥解除婚约。19岁时结识著名的共产党人瞿秋白,并经其介绍进入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但是,丁玲的这些行为并非为了证明她是那个时代颇具先锋意识的新女性,而完全在于她生命中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这份追求并非强调个人独立,而是在与一种自由人性的力量努力靠近的过程。在当时,共产党的出现就是人性对自由渴望与觉悟的一个自然结果,丁玲的青春主动与之融合,这与19岁时波伏瓦发表的个人独立宣言存在着本质区别:“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不屈从”的含义是拒绝被迫“服从”,如果心甘情愿,全当别论。 仅就哲学的角度来说,个体与集体(他个体)的社会角色是平等的(虽然我们总是在这个问题上违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波伏瓦的“宣言”强调了她的“个体”,丁玲所追求的却是个体与社会统一的生命角色。两个人的追求并不一致,丁玲的追求并非表现她的女性独立意识,而是人性独立意识,至于波伏瓦,倒完全可能是在强调“性别”问题。 1924年,20岁的丁玲从上海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等旁听文学课。这期间,她把个人的文学理想直接融入了时代的革命大潮中。 1931年到1936年,丁玲的人生经历可谓激荡。因为鲜明的革命立场及革命行动而被捕入狱,后来(1936年)在党的营救下方逃离南京奔赴陕北,并受到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欢迎。这样的人生历程完全可以被视为是达到了世界性的高度——那个时期的中国革命,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灵史上都已成为最华彩的篇章。正因为如此,丁玲在1946年进入土改工作队,深入到农村,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 1929年,21岁的波伏瓦则选择了教师职业的同时,在几个追求者中,也决定选择萨特并开始与之同居。然后,陪在萨特身边参加各种社交活动,暗中继续为萨特和自己物色性玩物。 波伏瓦的理想与丁玲是完全不同的。她一边伴随萨特频繁出访,一边观光赏景(她对这样的生活有着超常的兴趣)。1947~1948年间,波伏瓦三次赴美,目的是为了会她的美国情人。与此同时,丁玲却在深入农村考察土改,并时刻不忘自己的文学创作。 对这样的比较,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在比较者看来,“这两种考察的不同正好见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生活特性上的区别”。而波伏瓦的“时尚”对丁玲的“老土”在比较者的眼里构成了鄙视与被鄙视的对立双方。 看看下面一段,波伏瓦在给情人的信里,这样描述她在巴黎的生活:八点到九点之间起床,走到DeuxMagots,喝咖啡,读报纸,在那里独自工作到一点。与母亲、俄国女友或犹太女友(圣童按:应该是那位代号路易丝·维德里娜的姑娘)一起吃午饭。之后到Morel夫人的公寓与萨特会合,下午的时间与萨特独处。晚上,根据萨特的需要,一起去参加政治或社会活动,或者回到她的房间,开着收音机,做各自的事。这里没有说明她的女友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女友,是性伙伴还是其他。而她始终都是在按照萨特的需要来进行所谓的“独立”、“独自”的生活,因为她想不独自萨特也不管她。 那时的丁玲在干什么呢?她在怀来、涿鹿一带进行土改。她吃派饭,和身上长着虱子的老大娘睡在一个炕头,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兴致勃勃地和农民交融在一起。逢到老乡分浮财时,有的老太太们挑这挑那,挑花了眼,不知拿哪样好,丁玲总是去帮忙挑选。村里分房子,往往一下子分不合适,她在旁边马上就能说出来,某处有几间什么样的房子,分给什么人住合适。村里的干部都为她如此熟悉情况感到惊奇。 对此,比较者认为是“截然不同的生活,依然象征性地见出姓资姓社的区别”。从政治上讲,比较者的“结论”似乎没什么问题,理所当然的“姓氏”区别;从人生意义来讲,丁玲的人生要远比波伏瓦的有价值有意义;从人性的角度来讲,丁玲得到了她自己希望的人格上的认同。“波伏瓦的时间都是自己的,丁玲的时间都是群众的,波伏瓦过的是个人主义的生活,丁玲过的是集体主义的生活。丁玲由个人主义出发,经过自觉或非自觉的改造,最终变成了一个集体主义者。”难得比较者的这份总结。但是,令人感到可笑的是,“当然,波伏瓦的生活也并非完全自主”一句揭开了波伏瓦的“个人主义生活”的虚伪性的一角。 哲学上讲,实践是人类与自然、与社会存在关系间的能动活动。是实践主体与实践对象两个对立面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过程。这个实践活动也同时体现了人类通过自己的全部努力,实现自身的生存、发展和完善的伦理过程。面对这个伦理过程,丁玲的人生是完备和优质的,波伏瓦的人生却是可悲和糜烂的,甚至是卑下和猥琐的。 1949年,41岁的波伏瓦似乎登上了自己人生之巅,《第二性》的第一卷送到了出版社。而同年,丁玲却与中国人民一起,欢欣鼓舞地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这样的丁玲难道不是幸福和骄傲的吗?这样的革命作为信仰获得的胜利难道不是丁玲个人人生中的至上成就吗?人群中,能有多少人可以拥有这样的成就、这样的成功、这样的幸福?这样的成就、成功与幸福又怎能用“文学价值”四个字进行标价呢? 接着,一个巨大的历史悲剧发生了。1955年,丁玲的人生遭到了政治阴谋的洗劫,这个被全世界人所关注和记忆的巨大悲剧让丁玲开始了体验苦难的漫长过程。这个悲剧是时代的,更是历史的,但绝不是个人的。甚至完全相反,恰恰是这样巨大的悲剧再次彰显了丁玲人生信仰的至高境界,她依靠自己的不屈不挠,终于熬过了这段漫长的政治阴谋的洗劫,并于1979年获得一个政党在那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对她以及其他个人造成伤害的荣誉“赔偿”——平反昭雪!而丁玲平反后的第一反应是放开喉咙告诉整个世界:“我可以死了。我轻松了。我死之后,不再会有什么东西留在那里,压在我的身上,压在我的儿女身上,压在我的亲人身上,压在我的熟人我的朋友身上。”在有些人看来,这样的丁玲是可悲的,而在我看来,这样的丁玲恰恰是最为伟大的!这样的思想(虽然丁玲后来的思想出现了极端化的倾向,特别是1979年之后,甚至这种极端化的思想倾向给她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但我们应该客观地去加以理解),这样的情感,这样的理想,这样的人性以及这样的人生,又怎能用简单的文学成就来衡量呢?一个人死所不能瞑目的原因是期待清白,这是一种人性力量的大彰显。可以安然地死去而不再遗憾,这不是一个人人生的至高要求吗?更为重要的是,不能让自己给他人的人生带来不安,这难道不是人生最大的无私吗? 我的家庭也经历过这样的苦难,丁玲的话在我看来之所以那样的熟悉,就是因为我的母亲也在那个悲剧的历史时期抱有这样的信念而使得自己有勇气顽强地活下去。不是许多人已经含冤自杀了吗?但丁玲还有那些和她一样怀有信念的人以及我的母亲却坚强地用活下来的方式卫护了她们个体的尊严。 1955年9月,47岁的波伏瓦和萨特“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联袂来到中国访问,成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客人,并在10月1日作为贵宾走上天安门观礼台,与茅盾夫妇同坐一桌”。这又怎样?如此对比之后,丁玲的悲剧应当同属于中国与丁玲,而不是仅仅属于丁玲个人。 革命从来都是个人与社会交融在一起的最前沿行动,对丁玲来说,革命是她一生的信仰。我理解以当下的人生价值观来看待革命一词时的那种“谐趣”心理。的确,革命这个词会因为某些人或某群人的堕落而蒙尘,但革命的行为却让肖邦这样的人认为值得用生命去演绎(《革命》一曲,让这位以钢琴诗人著称于世的苍白、纤细、敏感、脆弱的音乐家激荡了生命的光芒)。 比较者把丁玲的悲剧与“苏三起解”的比较,一如把丁玲与波伏瓦的比较一样,充满亵渎。高昂着始终都不屈服的人性尊严,丁玲依然坚守她的革命信仰(甚至坚守得过激而且不够宽容):她鄙视沈从文,甚至拒绝与他面对面打招呼;她痛恨周扬,一直保持自己的爱憎立场(尽管这样的“立场”值得商榷),即便在1979年之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两个人各自的文学创作。 文学对于丁玲和波夫瓦来说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或者因为所处历史环境的不同,丁玲由一个文学青年很快转入一个以文学为武器的革命者的角色,她的创作也由自觉进入了主动的积极状态。 1927年,23岁的丁玲写出了她的处女作《梦珂》和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丁玲通过女性题材的写作来与当时社会封建思想进行直接斗争。这与“23岁现象”的宿命式“一举成名”没什么关系。而将这种女性反叛行为低俗地与当下的木子美作对比,实在是对丁玲人性与人格的巨大侮辱和亵渎(所以我说,很多的“比较”就像“拉皮条”),至于丁玲的革命行动所表现出的“女性解放程度”是在波伏瓦之上还是之下的问题就更为滑稽了。“公允地说,波伏瓦的文学起点不如丁玲高,波伏瓦的才华也逊于丁玲”,最重要的是,波伏瓦的人格也大大比不上丁玲的人格那么独立。 “1942年,丁玲还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其间,响应号召,开始思考如何写好工农兵的问题。丁玲创作了一系列工农兵的作品,其中《田保霖》受到毛泽东的大力表扬。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便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何况毛泽东还是那么具有征服力的一个男人,丁玲对革命更加投入。”谈论一个人而脱离他所生活的环境、时代以及历史,这是不具备客观性的思维态度。这种思维态度下的言论或结论往往可以被我们直接丢进“不可回收型的垃圾堆”里去。“士为知己者死”的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便有的传统是个非常优秀的传统。而毛泽东这位革命领袖在这样的比较中却被还原成了一个“有征服力”的男人。我似乎无话可说,男人,这个曾经被认为带有强烈封建意味的称谓,在今天又重新被强硬地塞回丁玲荡涤过的人生襟怀。 1948年,丁玲在文学创作上再创高峰,写出以土改革命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该小说在1951年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这样一部历史性的文学作品在比较者眼里,竟被诋毁得一文不值。 评价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必须从两个方面来考虑,思想性与文学性。“斯大林文学奖”是一个国际性文学奖。而土地改革的革命方向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得到肯定,虽然在某些操作过程中发生偏差,但不可以借此淡化这一革命的历史价值。那么,丁玲用文学来反映这段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样的文学作品便已经站在了历史的高度。将这样的文学作品一笔带过,是轻慢历史的行为,同时也是轻慢文学的行为。 那么,波伏瓦在这段时间做了什么呢?在陪着萨特四处访问和一系列性关系体验中,她完成了《第二性》的写作(1946至1948年)。 之后,丁玲的文学创作开始跌入低谷,甚至可以被看成是一个结束。这不仅因为她建国后的事务性工作,也在于之后政治上的悲剧遭遇。与不幸的丁玲相比,波伏瓦的创作便显得异常从容,成就也极为可观。比如她篇幅浩瀚的个人传记(据说,写传记是法国人的一大嗜好,而波伏瓦的社交活动又给她带来了绝对够档次的可加工原料)。 前几天,偶然在书店看到丁玲的一部传记。当时,只是把书拿下架子,在手中轻轻翻动了一下,然后又把它放回原处——在我看来,丁玲根本不必用这样的文字来诠释自己,她波澜起伏的人生已经为她做了最真实的记载。 对女性来说,情感世界永远是她们人生中最为多彩的篇章。丁玲与波伏瓦当然如此。 在比较者眼里,丁玲的情感生活同样逊色于波伏瓦。 1924年,从上海来到北京时丁玲只有20岁,正是这个时间,她结识了胡也频,并在次年与胡也频结婚。这个过程显然不能仅仅用“至此,丁玲有了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这样一句生理现象的描写方式概括。这是一种对丁玲与胡也频在当时情况下两个个体结合所表现出的社会意义进行的抽除灵魂式的“缩减”。而一定要如此缩减的理由,不过是在暗合1929年,21岁的波伏瓦与她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萨特的同居行为。波伏瓦选择了萨特,萨特便成了波伏瓦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但是,萨特却绝对不是波伏瓦终生的伴侣,这并非“虽然为了保有个人自由,他们并没有缔结传统的婚姻关系”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而是因为萨特是个地地道道的流氓。 如果非要比较丁玲与波伏瓦两者关于“第一个男人”的问题,那么丁玲获得的是人性中平等的个体爱情关系以及平等的社会婚姻关系;萨特与波伏瓦仅仅算是一种性乱交的行为(因为萨特并非只与波伏瓦一个人保持性关系)。 丁玲的爱情非常直接地与时代的革命潮流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这自然源于她的思想。而她文学创作的时代性反映并非简单甚至带有嘲讽的“革命加恋爱”归纳得那么机械。丁玲的爱情也不该用“经历了几个男人”这样的“生理基础”去评判。至于冯达是不是仅仅被作为给丁玲带来“耻辱”的“第三个男人”这样的结论,我们也应该慎重断论。 这样的比较似乎还不算什么,接下来的言辞或者更令人匪夷所思:在丁玲把自己的命运与党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波伏瓦把自己的命运与一个男人、一种哲学结合在了一起,这个男人就是萨特,这种哲学就是存在主义。比较前后两种行为,丁玲的人生境界是波伏瓦生出翅膀都无法飞起来去靠近的。前者与一种理想和自我的人生信仰结合,后者是与一个流氓盘桓在一起。此外,还要注意的是,存在主义从来都不是一种哲学,它仅仅是一种思潮。这一点还需比较者提前作些功课(或者说,存在主义只是一种标签,它标志着反抗传统哲学的种种逆流,而这些逆流本身又殊为分歧。——见考夫曼的《存在主义》)。至于波伏瓦和萨特在一起是不是把爱和人生价值最大限度地统一了起来,以及他们相互之间智慧的满足远远大于爱欲的满足,这样的话还是不要轻易出口。1939年的时候,萨特、波伏瓦与代号为路易丝·维德里娜的人组成了“三人小团体”,而在这之前,波伏瓦已经和这位以代号称谓的姑娘有了性关系。同时,波伏瓦也以一个皮条客的身份把这个姑娘“推荐”给了萨特让他进行肉体上的享用——目的是为了博取萨特的欢心,而这与波伏瓦依然终生深爱着萨特,终生贯彻着他和她的存在主义,在相对的意义上,她既没有因为爱而失去自我,也没有因为自我而失去爱的言论形成了令人惊讶的反差。这个冠冕堂皇的“结论”不是某本研究萨特与波伏瓦的权威传记中的“援引”,也不是某位专家学者的客观考证,而仅仅是凭空那么一想就“想出来的”自认为可以获得能够哄骗他人的可笑臆断。 还有,“她们都在经历、在寻求女性生命的圆满——在形而下与形而上之间,在男人和主义之间。她们的主义往往与具体的男人有关,不同的男人和不同的主义,将决定不同的她们。这就是她们生命的发展轨迹,并不因其杰出,更不会因为男人所主导。不同的是,波伏瓦奉行的是自己肯定的主义,他的主义是和男人一起到来的;丁玲则没有那么肯定,她的主义是后男人而到来的”。十分显然的是,这样的比较包含了比较之先就决定了性质的结论。这样的结论让我真的体会到了什么叫人嘴两层皮、什么叫街谈巷议、什么叫流言蜚语、什么叫恶语中伤。 丁玲的爱情在这里被低俗成女人与男人的生理关系,丁玲的革命信仰被隐喻为一种简单的“没有那么肯定”的主义,而且还是“后男人而到来的”。这样的比较突然就让我想到了毫不相干的庄子的思维上去了,所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同时也难逃井底之蛙那则寓言之指。 1942年,38岁的丁玲与25岁的陈明在人们的嘲讽和挖苦声中结婚了。“陈明是丁玲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男人,也是伴随她到生命终点的男人。”陈明为什么一定要是丁玲的“男人”而不是她的爱人、知己、战友、相濡以沫的亲人……甚至她的激情澎湃的情人呢?在此,我不得不重申对一个词的理解:男人,这个曾经被认为带有强烈封建意味的称谓,在今天又重新被强硬地塞回丁玲荡涤过的人生襟怀,怎奈丁玲无法从坟墓中站起来拒绝。我把这样的遭遇直接称为人心的险恶。 那么,在比较者的眼里,男人与情人是不是不存在区别呢?当然不是。1947~1948年间,波伏瓦三次赴美相会的美国作家NelsonAlgren便是她“萨特之外的另一位重要的情人”而不是“男人”。看来,在比较者的眼里,男人与情人还是存在很大区别的。刚好相反的是,我倒以为波伏瓦会见的是男人,在丁玲的人生中她爱过的那些男性每一位都是她地地道道的情人。如果说,波伏瓦用法语写出了她的《第二性》,那么丁玲就是用自己的信仰履践了她的生命意识而绝不仅仅是局限的“性与爱”。 就女性而言,丁玲是幸福的,她不需要嫁妆就能获得自己最真实的爱情以及最本质的婚姻和家庭。而波伏瓦却因为没有嫁妆不得不放弃结婚的理想(尽管她“时尚”,一点也不像丁玲那么“老土”),只能以身体或借助别人的身体去战斗一样地吸引萨特的性兴趣。这样的波伏瓦仅仅是“有她的可怜惜之处”吗?“丁玲则一直是从婚姻到婚姻的。婚姻究竟对女性意味着什么?正数、负数还是零?看来是不可一概而论的。”丁玲的婚姻甚至她的爱情与幸福在这里也被人为地贬损为可悲的政治契约。偏狭的人心,竟有如此展示! 丁玲的爱情是贯穿她的全部生命的。临终时,她对丈夫说:“你再亲亲我,我是爱你的。”对此,比较者认为,在经历粗砺的磨折之后,这个82岁的女人(为什么不是女性?)依然能够有着如此娇媚的爱的表达,令人惊异与感叹,仿佛看到了当年莎菲的影子。的确,比较者难以理解丁玲。这就是差距,人性的,思想的,理想的,革命的,甚至是文学的…… 在我看来,这一刻,丁玲不仅是一个完整的人,而且更是一位完整的女人。她一生经历过的所谓的男人是她的情人、爱人、丈夫、知己、朋友、战友……独独不是性伴侣。这样的丁玲又怎是波伏瓦等庸俗、下流、可怜之辈所能比较的?波伏瓦的回忆录中究竟有多少虚构的成分是比较者所不知悉的,一本《萨特、波伏瓦和我》(又称为《被勾引姑娘的回忆》)将比较者的虚妄暴露无遗。 在比较者看来,波伏瓦与萨特在一起生活50余年。1980年,萨特去世,波伏瓦悲痛万分,次年写了《永别的礼仪》,然后隐退。1986年,波伏瓦谢世,与萨特同葬在一个墓穴里。但是,波伏瓦与萨特真的是在一起“生活”了50余年吗?他们甚至都不是同床异梦,因为他们没有使用过“同一张床”。至于死后的合葬,不过是外人的一种难以揣摩的想法而已。 对于比较者而言,波伏瓦的单独资料甚少,她的名字大多数是和萨特一起出现的——可悲的波伏瓦,独立了一生最终落得个这样的下场。 而与波伏瓦相比,丁玲的生平资料甚多,与他有过婚恋的男人的名字,都是在她的后面出现的,且没有一个盖过她的光芒。而比较者恰恰把结论给说反了:“也许可以这样说,波伏瓦是与一个男人相互拥有,丁玲是拥有过几个男人,而谁真正拥有过她,真的很难说……”波伏瓦与萨特的拥有关系绝对够得上一个弥天大谎,她从来就没有拥有过萨特,因为他们人性的污点以及他们人格的肮脏。相反,丁玲在拥有比较者所谓的“男人”的同时,也同样拥有了这些“男人”对她的爱!她至死都卫护了她作为个体人的存在的独立性,无论她的情感是不是有缺憾,有污点。 在我看来,82岁的丁玲临死前对丈夫说的那句情话,荡涤了一生围绕在她身边的那些不洁情感(如果有的话)。丁玲是为信仰而生的人,同时她又是为爱而死的情人。从更广泛的概念来讲,丁玲的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文学文本。她这本书的标题,应该称为“人性”而无须去排列“第一”还是“第二”。 丁玲的人生是悲剧的,但不是可悲的,可悲的是拥有她的那个时代中的一些居心叵测的人。丁玲与波伏瓦的人生差异以及她们的价值趋向并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语境下的命运”,而是政治阴谋语境下的命运。 今天的波伏瓦并非原本的真实的客观的波伏瓦,而是一个符号化的,神化的,虚拟化的,为某些人观点所利用的代号。正是因为有比较者这样“善于”曲解客观历史的人,才使得丁玲的人生辉煌得以掩蔽。 其实,我非常理解比较者对比波伏瓦与丁玲人生经历的目的,但是这样的对比首先应该是客观公平与公正的,要还原历史与时代地去比较个体的生命经历。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比较者的比较结论在比较之初就已经被设计好了,然后只是把波伏瓦和丁玲两个人的人生撕碎后捡取了有利于自己观点的部分敷衍进那个设计好的界线内(所谓“思维决定存在”的错误思想)。 这样的比较总是让我们感到一副街坊邻里之间的拉家常的画境,而非文本性的工作。这种过于随意的非书面语言方式的文风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是一种低等级的作为,在文艺批评中更无法匹配读者和社会的需要。这是当下许多文人以及批评者自身价值观堕落的一种表现。 “看待丁玲的眼光决定了我们的文化立场和精神能见度。”比较者的这句话说得极是。我没有见过丁玲本人,但我见过她的女儿,中国著名的芭蕾编导蒋祖慧,一位低调的大家。当我请她签名的时候,她竟现出一丝心灵深处的惊讶。我相信,母亲丁玲的生命悲剧让她清醒地时刻保护着自己。我可以猜测她的人生同样精彩,但她已将这种精彩的光芒深敛于内。这让我生出无限感慨。 说实话,此前我从未有过刺探丁玲人生历程的些微打算。就像敬重自己一位永逝的长辈一样希望一直远远地记忆着她的名字——不去触及,不去妄言——伤口决不是用来示现给他人的标记。今天的冒犯让我深感歉意。 最后,我想提醒我们的所谓文人:先理解人生的意义,然后再去谈文学。文学仅仅是人生的一种附庸而不是本质。我们该常常追问的并非“文学是什么”的问题,而是“人到底该怎样活”的问题。 原载：《文学自由谈》 200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