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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翻开某些关于当代文艺批评的教科书，各种“西方制造”的“主义”令人眼花缭乱，它们大多与中国问题、中国视角无关。中国教科书成了西方思想的话语阵地，借用时下最时髦的表述方式，中国本土理论显得很不“给力”。 中国传统文论以诗性感悟为特征，它与中国现代文艺生活的隔阂越发紧张，已失去了消费社会语境下的话语阐释能力，其概念体系基本失效。十九世纪，随着进化论输入中国，学界坚持认为“越新兴的越先进，越先进的越有用”，加之受到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理性主义浪潮的影响，科学成为一种公共话语。科学的基质是逻辑，是因果关系。中国传统文论因其与生俱来的模糊性、点悟性同科学话语所要求的逻辑与体系格格不入。西方文论凭借清晰有力的逻辑张力和思想体系，迅速成为中国文论界的新宠。 目前，西方文艺批评理论在中国这块异域土壤上“长势良好”，几乎成为现代中国文艺生活规模化、流水线化的批评范式。受制于各种考评体系的潜在规训，中国学术圈变得浮躁，功利色彩成为时下最普遍的学术表情。如果一篇学术文章中缺少了西方理论，似乎其学术水准便大打折扣。换言之，由于当下中国无所谓理论“制造”，更谈不上理论“出口”，学术价值与理论深度的赋值过程，某种程度上依赖于那些艰涩而遥远的西方理论话语。 西方理论在中国学术场域意味着深度、意味着时髦。于是，这块土壤上便形成了一个奇妙的文化现象，它的名字叫“理论围观”。具体而言，随着各种理论风起云涌，文艺批评更多地停留在空洞的“理论”关怀层面，同“后现代”之类的词汇泡沫一样，它更多地像是一个冲向制高点的口号，一副“与世界接轨”的动人而优雅的姿态。 “理论围观”助推学术时尚，学术时尚悄无声息地构建起一套默认的文化规则，一个时尚总是驱赶着另一个时尚，时尚的魔力就是需要源源不断地制造学术注意力。 当前文艺批评生态陷入“为理论而理论”的混乱“境界”：理论不再是“求真”的利器，反倒成为“求用”的工具。就电影分析而言，电影文本失去了其阐释学范畴的主体位置，电影分析的终点似乎与电影无关，而是指向某个电影理论。换言之，文本如同一个跳板，一种修辞，一个过程，它的存在及其意义只为证明某种理论的合理性。比如，与其说拉康的“三角形场面及其自动重复模式”从理论上揭示了电影《暖》的意义，不如说《暖》拯救了拉康理论在中国的合法性，正如电影《色戒》、小说《银饰》、土家传说《相思雀》的存在是为了印证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理论类似。 任何一种西方理论都有其产生的原初语境，这些语境同时也限定了它的适用范围。如果功利性地使用这些理论，难免有囫囵吞枣之嫌。或者说，“理论”使用如同画蛇添足，其目的只是为了让研究结论看起来更学术、更玄妙、更洋气，这势必导致理论本身的工具化、修辞化、时尚化倾向。 此外，在翻译这一跨语际实践过程中，我们往往有意识地对其进行选择、裁剪、加工、删除，将整体理论谱系中的一些论述凸显出来，以适用于与该理论异质的社会语境和文化土壤。这便涉及到西方文艺批评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其主要表现在—— 对西方理论生成背景的误读。西方理论的生成过程一般根植于特定的政治、历史与文本语境，也就是说存在一个特定的适用背景，如果本着“拿来主义”原则直接嫁接在中国现实土壤上，势必“水土不服”。以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在中国兴起后，不少批评家偏执而生硬地借用这一理论来解读中国的诸多文艺现实。然而，后殖民理论所针对的“东方”明确指向近东的伊斯兰世界，远东的印度殖民地等（萨义德在《东方学》中特指伊斯兰世界的东方），其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必然是一个亟待“再语境化”处理的命题。 对西方理论本质内涵的误解。理论迁徙对应的是一个跨语际实践，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认知过程，其实就是将新事物同化到已有的认识图式中，这正是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著名的认知同化理论所揭示的，这中间极有可能会对原初理论的本质内涵产生误读。比如西方女性主义所说的“差异”被想当然地理解为不平等，认为强调差异就是恢复不平等的性别关系，而非社会倾向、性取向关系。这种误读严重地消解了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女性主义的激进色彩、实践功能和乌托邦追求。 对西方理论产生方法的误用。从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的生产过程来看，理论家大都立足于具体的经典文本，通过对文本艰苦的研读和归纳来形成理论，归纳法是理论形成的逻辑途径。比如，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是建立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的研读和归纳逻辑之上；波德维尔的形式主义电影理论，更是在对好莱坞类型电影详细的镜头分割与长度计算基础上完成的……然而，大多数中国的文艺批评家感兴趣的不是这些理论的产生方法，而是直接引用他们的结论，真正像他们那样进行艰苦的文本分析的人又有几个？ 对西方理论知识谱系的误评。西方文艺理论输入中国，首先留下了一个个支撑起这座理论大厦的关键词。关键词就是理论的基石，而许多理论又共享着相同的关键词。每一个关键词，在其知识谱系上都意味着一种思想史，它的意义本是一个不断发明、争夺与再造的历史过程。比如，许多理论家都使用“权力”一词，但在其具体理论框架中的意义却是有差别的，甚至是完全冲突的。现在的论者在使用“权力”这一概念时，又有多少人仔细阅读过“权力”背后的是是非非？ （作者为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原载：《光明日报》（2011年07月04日1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