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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为了回顾和总结刚刚过去的2011年，我们特开辟“二〇一一年文艺气象”专版，从本期起分小说、非虚构文学和诗歌、影视舞台艺术等各篇依次刊出，既是对过去一年文艺现场的综览和评述，也是对相关文艺成就、文艺问题的梳理和反思。首期从作为文艺重镇的小说开始，对2011年出版和发表的数量庞大的长、中、短篇小说进行综述分析，指出它们在思想主题、价值立场、艺术手法上的探索和困境，以期对新的一年的小说创作有所裨益。 长篇小说——时间的追寻与文化的爬梳雷 达《 人民日报 》（ 2012年01月06日 24 版）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的崛起，文化界开始反思中国文化与伦理道德方面的种种问题，并力图建立中国文化的自信，以此来修复中国精神领域内的伤痕。2011年的长篇小说在这方面尤显突出，主要表现为两大动向：一是对百年中国历史发展进行回顾，深切反思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人的精神问题；二是追寻古国文明的“天香”与“高原”,重新回眸民族文化生长的土壤。 书写当下 知识分子精神生活成突破口 只要稍稍考察一下就会发现，长篇小说大多在写当下，包括刚刚过去的几十年的历史。这是当代作家的优势所在，也是继个人化写作和先锋写作之后更为风行的一种写作潮流。作家都写自己熟悉的经验，要么是对当下市民生存生活的写实，要么就是对青年人面临的种种困境的白描，但因为离得太近，深度往往不够，相比之下，对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关注倒是更为深刻。格非在《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之后，把关注的视角直逼当下知识分子的内心，推出长篇《春尽江南》，用冷静的笔法描绘出主人公端午由一个上世纪80年代的名诗人向一个无聊度日的小职员、他的妻子家玉由一个文学青年向职业律师的蜕变。《春尽江南》中故事时间只有一年，却把世纪之交前后大约20多年的中国社会生活的内在变迁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充分呈现出来。黄蓓佳的《家人们》是一部当代《雷雨》式的、把社会历史变迁和政治内容渗透、挤压、置换为家庭伦理冲突的强烈形式的小说。王海的《城市门》以知识分子视角写农民与土地，触动了当下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两大难题：精神失落与生存困惑。 反思现代性 一代有一代之方式 曾写出《告别夹边沟》、《定西孤儿院纪事》等震撼之作的杨显惠，在其新近问世的《甘南故事》中，将反思的视角投向正在消失的民族原生态文明。这是一部跨文体的写作，既可作为短篇小说集来读，也可看成是一部长篇小说——因其主题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内在的主人公也只有一个。杨显惠以极富控制力的笔调和近乎原生态的语言，为我们展现了甘南草原的民族文化生态怎样在工业化的步步逼近中急剧消解，作家用他的笔顽强地抵抗着这一异化大潮，不禁使我们想起福克纳、梭罗等很多现代作家对类似的生态主题的书写。 在反思当代生活的主题中，我以为有必要把韩寒的长篇小说《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也纳入进来。“80后”已经步入而立之年，对很多社会问题都应有自己的理解与反思，我以为应该正视他们这一代人的理解与反思，也应该把他们的文学放到整个文学版图里来谈，而不是仅仅将其列为附件。韩寒的这部作品一出版就被评论家称为“公路小说”，这似乎太过表相，不是一种内在的表述。这部长篇小说表现出的冷峻的调侃和不易觉察的嘲讽，以及韩寒式的思考，显示了新一代人对这个世界、社会和种种世相的看法，是值得关注的。 沉重历史 如何有新的美学发现 贾平凹的《古炉》以近乎原生态的手法，直逼那段最沉痛最荒谬的历史运动，给我们展现了一份沉甸甸的当代中国的心灵史。作品从最微末、最边缘处写起，行文节奏在快与慢、变与定、动与静、大与小、强与弱中，基本都取了后者。他要写出那个年代，最底层的中国人灵魂与血液中深藏的某种根性，以此来拷问和挖掘真正的中国经验、中国情绪，以及中国人曾经怎样活着的明证。《古炉》在2011年的问世，对民族历史的人文反思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范小青《香火》的笔触从“文革”前的大饥馑开始，以魔幻的手法展现了政治运动中人们对民间信仰的坚持，将民间、命运以及信仰等深层问题放到文学的视野中予以观照。葛水平的长篇处女作《裸地》是以山西为背景的一部移民史。葛水平以一个女作家特有的眼光，通过一个家族的兴衰历程和一个女性的曲折命运，揭示了几十年间山西太行地区的沧海桑田之变，延续了她一直以来对生存的关注和对人性美的展示，同时也为乡土小说提供了新的感觉和经验。 革命叙事 呈现新的理解与叙述 海飞的《向延安》写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地下斗争。这部作品之所以在红色题材中别具一格，是因为它突出了革命大潮中个体生命和个人选择的独立价值与诗性美感。作品的书名让人联想起“七七”事变后，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冲破重重阻挠，从五湖四海奔向延安，去寻找光明和理想的动人情景。如果说我们曾经担心，新一代的写作者身上，时代背景和历史关怀在淡化，政治情结和忧患意识在淡化，担心他们由于没有老一辈作家的苦难体验，也没有乡土生活的捶打磨练，创作出来的作品会没有深度，而现在，我们看到，新一代作家如海飞他们重诉历史的冲动没有消失，反而在以一种新的叙述方式和新的理解方式出现。 与海飞重新书写革命运动一样，方方也选择了革命叙事，只不过她选择的是1926年北伐时期的武昌之围。方方以新写实出名，她与池莉共造了一个市井生活中的武汉，写出了武汉城独特的人文风景和世俗劲头。但这一次方方选择冒险，放弃了市井生活，不仅要写宏大历史，而且要写“硬”的革命战争。对于革命历史的讲述，过去是有过一些文本，但都因为太靠近政治宣传而显得概念化、教科书化。那么，今天我们如何用文学的方式去重新表述它？这是一个难点。另一个难点是，我们怎样重新去认识和理解革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太多的主义，太多的派别，也有太多的牺牲。今天我们如何在远处将它看清楚，这是非常有难度的。方方在这方面做了一次很好的尝试，她的小说似乎让我们亲眼目睹了武昌城那惨烈的一幕，重温了一座千年古城的沧桑史，并且从中加深了对革命年代的理解。 辛亥百年 主题创作缺乏精品 历史再次往前追溯到辛亥革命。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为纪念这一历史时刻，各大出版社陆续推出了一系列长篇小说，如浙江文艺社的《辛亥风云》，长江文艺社的《武汉首义家》，人民文学社的《铁血首义路》，陕西师大社的《辛亥女杰》，此外还有好多小说在等待出版。但客观地讲，这些小说就目前的影响来看，还缺乏精品力作。 相比之下，描述辛亥革命之前清末宫廷历史的《血朝廷》值得一读。在《血朝廷》中，作家祝勇试图从多维角度对清末宫廷50年的历史作出新的书写，虽未直接写辛亥革命本身，却与之息息相关——对晚清50年的研究，理应被纳入辛亥革命的研究范畴之中。在这部具有非虚构特点却又充满了心理探索的小说中，历史被推为远景，人物被拥向前台。光绪、慈禧、珍妃、荣禄、隆裕、李鸿章、袁世凯……在这一张张已被定型的历史面具之下，作者潜入他们的内心，揭开他们最幽暗最神秘的精神黑箱。祝勇表示，故宫将是他毕生的写作资源。 回溯“前生” 重返精神家园 在《长恨歌》及其他小说中，王安忆力图为上海画一幅当代风情画，寻找她红颜凋落的灵魂。但是，她的新作《天香》却越过了现代社会，直达400年前的晚明，为上海虚构了一种童年的情状——那时的上海滩刚刚从淤泥上裸露出来，渐次成形。如果说《长恨歌》是一幅充满流言与情欲的当代画，是上海纷繁乱象的“今世”，那《天香》便是一幅冷艳而散溢着天香的古典画，是上海的“前生”。显然，王安忆不仅要在语言风格上靠近古典主义，在文化元素上也在追忆逝去的古典时代。这不啻一种冒险。作家似乎要从对古典的追忆中寻找某种中华文明的自信出来，似乎要在上海滩上重新晒晒中国华丽的丝绸和传奇的民间技艺。这是当代作家在新世纪以来渐渐焕发出的一种文化自信。同样，张炜在《你在高原》中，也充分表现出对东方式的田园家园的认同感，那是因为他找到了中国文化这片温暖的高原。这两部作品所显示的精神向度，应该说是近些年中国文学值得肯定的重要收获。 之所以用这样一条线性的维度对今年的长篇小说进行一次梳理，原因有二：一是这些小说本身透露出一条对中国现当代历史进行回顾与反思的线路图，这也是当代长篇小说写作中最重要的一个视角，我以为有必要对其进行一次粗犷的勾勒；二是在强调重视文化发展的今天，有必要通过这样一种梳理，来强调我们不仅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历史进行深刻反思，同样也要对历史精神和民族文化进行重铸，以期产生真正体现中华文明精神内核的伟大作品。 短篇小说——在“象”和“理”之间找到平衡洪治纲《 人民日报 》（ 2012年01月06日 24 版）
以“象”示“理”，又借“象”藏“理”，“象”“理”相得益彰，这是短篇小说艺术样式上的探索和积累，而这种艺术上的平衡力正是一种文体成熟的重要标志。 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文艺本质上是一种“象教”，“它诉诸人类最基本、最原始而也最普遍的感官机能，所以它的力量与影响永远比哲学科学深厚广大”。如果说“象”作为文艺的载体和表现形式，体现了文艺的丰盈灵动之美，那么“象”背后耐人寻味的“理”，则体现了作品的内在意蕴和力度。2011年的短篇小说，我感受最深的是在“象”与“理”上彼此映照、相得益彰的作品，以“象”示“理”，又借“象”藏“理”，这是短篇小说于自身艺术样式上的探索和积累。 立足日常生活，现实万象是小说之“象”的重要来源。范小青的《我们的会场》以轻快的叙事语调描写单位年终总结会，展示了官场文化中特殊的身份意识，诙谐之下难掩尴尬。徐则臣的《轮子是圆的》讲述了一个底层小人物的颠簸人生，一句“轮子是圆的”可以获得暂时的心理平衡，却无法阻挡车祸、入狱、离婚、漂泊的不济命运，让人心头一暖的是主人公特有的生活热情，他甚至利用修车的废弃零件，拼装了一辆“野马”小车，在北京深夜的街头，尽享生命与理想的飞翔之感。朱辉的《吞吐记》用灵动的语言和生动的比喻，呈现了当下都市青年人近乎无奈的婚姻生活，依稀可见青年一代所面临的物欲与现实的坚硬碰撞。田耳的《老大你好》则将网络、现实、人类内心的本能式梦想交织在一起，为普通人描绘了一幅现代生存图景。 短小精悍的短篇小说，尤其考验叙事角度的选择，好的叙述角度能让小说在一开篇就强烈地吸引住读者。迟子建的《七十年代的四季歌》，以一种童稚的眼光，在略显懵懂的语调中，呈现了沉重历史背后的别样生活和人物对命运的顽强抗争。小说欢快之中夹着忧伤，单纯之中包含着复杂和锐利，弥漫着乡村社会特有的伦理气息。梁晴的《钻石般的》则以子女的视角观察父母之间的深厚情感，这种爱超越了所有的言语表达，以极为默契的方式纵横在彼此的心灵之间。宗璞的《琥珀手串》也是如此，只不过叙述上更显沉稳。东君的《听洪素手弹琴》以洪素手这个弱女子为中心，运用古琴般端庄素雅的语言，起伏舒缓的叙事节奏，将古琴的高洁心性演绎得不动声色，呈现了中国传统古琴文化精髓在现代生活中的际遇。 情感表达是艺术直抵人心的不二法门，小说家面临的挑战与考验也正来自于如何为情感表达找到更新更合适的叙事技巧。铁凝的《海姆立克急救》在婚外恋的故事框架里，让叙事不断挺进人物的内心，展示了某种“罪与罚”式的救赎意愿。晓苏的《花被窝》通过婆媳之间的微妙关系，凸显了乡村女性内心深处某些难以言说的情感际遇——婆婆替秀水守住了秘密，而秀水也渐渐懂得了女人应有的善良、宽宥和自尊。张惠雯的《爱》笔触尤为细腻，它所叙述的牧区医生艾山的恋情，庄重而又不乏轻逸之美。 好的短篇如匕首短刃，直逼世态人心最深处，探寻、挖掘、剖析人性的本源。徯晗的《永动》初看是一则有关心理疾病的抗争故事，由于长期奔波在铁路列车上，列车长于大海已经无法适应安静的家庭生活了，先是失眠，继而幻听，妻子无法忍受，终于与其离婚。然而，如果将飞速发展的现实视为一列火车，作为时代中人的我们，是否也会成为下一个“于大海”？王小王的《第四个苹果》由三个相互交织的故事构成，围绕着一次情杀事件，不同的当事人从不同的视角讲述，反诘爱与恨，追问人的内心之罪。李浩的《国王和他的疆土》寓言式地展示了君王之间的权术较量，这种较量本身也是一种人性内在的隐疾。此外，像钟求是的《皈依》、张玉清的《每天一枚硬币》和王手的《西洋景》等，也都是从日常伦理中撕开裂口，展示人性的痼疾。 在这种对人性的追问中，陈谦的《下楼》可谓别具一格。它通过一个中国留学生与一位创伤心理学教授的短暂交流，巧妙地打开了深邃的历史之门，将“文革”作为一种内心隐秘的创伤性记忆，扩展到世界性和世代性的命题之中，同时在叙事上，它又声东击西，化繁为简，耐人寻味。权聆的《哈代诗篇中的神秘终结》在盘根错节的故事情节中，像藤蔓一样慢慢凸显一个女人内心的嫉妒。 在2011年的短篇小说中，还有一些作品如金仁顺的《梧桐》、陈昌平的《布局》、计文君的《帅旦》、毕飞宇的《一九七五年的春节》、叶广芩的《后罩楼》、盛可以的《佛肚》等，都是通过细致入微的现实观照，截取独到的故事横断面，予以叙事上的探索和意蕴上的思考，在“象”与“理”之间实现了恰到好处的平衡，是这一年不容错过的重要收获。 中篇小说——重建文学的批判性吴丽艳 孟繁华《 人民日报 》（ 2012年01月06日 24 版） 批判性不是作家做出的姿态，而是更深层的由现实生活和价值观的偏离所致。文学的批判性虽然未必能够改变现实，但是它所持有的原则和立场将会缓慢地作用于社会，这也是文学在今天让我们深感欣慰之所在。 生活“江湖”的批判反思 余一鸣《入流》发表后好评如潮。小说构建了一个江湖王国，这个陌生的、虚拟的江湖具有高度的“仿真性”，小说中的每一处细节都有坚实的生活依据，虽然小说整体看来如同云端——那是一个距我们遥远到不能企及的世界。这种写法最见作者的写实功力。余一鸣对场景、气氛的处理非常到位，让人如临其境。尤其是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完备自足，隐秘的心理动机支配着每个人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小说人物关系虽不实见，但无时不在，扯不断理还乱，这种难以名状的“纠结”状态和循环结构，是我们阅读小说过程中感受最为强烈的，也是小说的魅力所在。 尤凤伟的《相望江湖》题眼是相望而不是相忘，一字之差，意旨全然不同。出门在外的男士遇到倾心的女导游，本来无非是一个俗套的肤浅故事，但是小说中二人的关系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李长吉答应了单春的孩子丫丫在电话里“爸爸”的喊叫，“爸爸”安抚了单春母女的心，男女之情反倒成为一个潜隐的背景，整个故事也因此变得沉重悠远起来。或许可以说，尤凤伟的“江湖”只是借话，“相望”才是所咏之词，而由这淡淡的“相望”反衬出的是李长吉对日常生活俗务缠身、繁琐乏味的反省，这才是故事背后真正的批判锋芒。 “都市”经验的残酷书写 都市文学是近年来谈论比较热烈的话题。但在我看来，当代中国的都市文学仍然在建构中。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一直存在着一个“反城市的现代性”，反对资产阶级的“香风毒雾”，警觉和防范对城市生活的表达；二是都市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贵族文学”，没有贵族，就没有文学史上的都市文学，这种生存土壤决定了建构当下中国的都市文化经验的困难性。尽管如此，盘点这一年的中篇小说，我们还是看到作家对都市生活的艰难探寻和顽强表达。 徯晗的《誓言》给人一种窒息的感觉，这种窒息感来自一种匪夷所思的母子关系，来自母爱由爱及恨的“变形记”。许尤佳为了阻止前夫再婚，也为了将儿子留在身边，竟在儿子考大学的关键时刻在食物中放了大量安定！这是小说最受争议的细节，一个母亲真会这样做吗？我们认为，小说有自己的逻辑，一个女人在彻底失败前的不择手段，起码在小说中是合理的。《誓言》用极端化的方式写出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这种给人以巨大痛感的小说在当下很难读到了。 一直书写中国乡村变革的关仁山，在小说《根》中转向城镇，这显然也是对自己的挑战。小说呈现的是任红莉怎样从一个健康的人变为精神病人，她的疾病与苏珊·桑塔格所说的“疾病的隐喻”构成了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任红莉的疾病并不是缘于社会政治和道德批判的压力，而恰恰是来自个人内心的压力。在这个意义上，她还是一个良心未泯、有羞耻感的女人。《根》的故事对当下生活也构成了隐喻——欲望是当下生活的主角，若任其不计后果、没有边界地发展下去，人的处境将非常危险。任红莉尽管在周医生的治疗下缓解了病情，但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乐观的缺乏说服力的结尾，真实生活要更加残酷。 “当下性”的呈现与表达 多年来，吴君一直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探询是什么样的价值观支配着普通人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小说《幸福地图》的叙事从留守儿童阿吉的视角展开，父亲在外打工工伤亡故，为了一笔赔偿金，王家老少鸡飞狗跳，而从县长到村长再到村民的言行都是如此粗鄙，连一向憎恨俗气的阿叔，也俗气地为了钱而当了阿吉的新爸爸。难道这就是这个时代“幸福的地图”吗？对世俗不屑的恰恰是一个冷眼旁观的孩子，世道的险处只有她一目了然，整个成人社会如同那个戴着虚假面纱的阿叔一样，在阿吉的泪水中现出了原形。 徐虹的《逃亡者2》中，武家别墅里有着不能掩藏的秘密——老夫少妻表面的幸福甜蜜，终被种种难以言说的悲剧所替代，而最致命的竟是外来的“他者”小唐与女主人小月的私通。最后别墅人去楼空，所有的人都成了“逃亡者”。心无所系、没有皈依是今天最严重的时代病，小说也许没有能力去拯救和治疗，但却有义务去发现和捕捉，徐虹小说呈现的就是人的心灵的兵荒马乱。 “多样化”的立场与风格 胡学文是近年来进行“底层写作”的重要作家。《隐匿者》也可以看作是书写底层生活的小说，不同的是，作家改变了过去对底层情感立场的过于倚重，而是以故事的一波三折取代过度的“苦难叙述”或“悲情叙述”，以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敏锐地捕捉到了当下社会的道德和精神危机。 邵丽的《刘万福案件》是以一个挂职作家的视角讲述的故事，主线是普通农民刘万福的生存状况，另一条线索是县委书记、经济学家对中国基层发展的言论和看法。两线交错，结构复杂，这也是当下中国社会生活的一种表征。作家在书写人性的复杂上用足了功夫，写出了底层自身的问题所在。 杨小凡的很多小说是写建筑工地的，他对农民工生活的熟悉程度令人惊讶。但这篇《欢乐》却将阵地转向了医院，农民贾欢乐用他的方式同医院展开了“斗争”，从一个侧面表达了医院所代表的“现代”都市并非适合所有的人，都市化进程也不是给所有的人都带来福音，城市化过程中的盲区需要认真、理性对待。 东君2011年发表的《出尘记》进一步彰显了作者的文学主张或观念——他要写“没有意义”的“无用”小说，优秀的作家不仅可以从“无中生有”，还可以从“有中生无”。事实上，小说的有用无用不是那么泾渭分明，关键是作家对小说有怎样的理解，“无用”的小说在解构“有用”小说这一点上，已经有了意义和功能。《出尘记》中每天兢兢业业抄着族谱的外公，以自己的“无用之用”来摆脱俗世生活的琐屑和繁复，他的“出尘”之路如此漫长和遥远，但东君的讲述方式却如此有趣，让人回味。 从2011年中篇小说现场的这些片段中，我们不难看到中篇小说创作重拾批判性和重建文学精神的努力，某种程度上这是比具体的文学文本更重要的收获。打开文学书写的经验空间，深入当下生活的内部肌理，同时保持创作主体的思考力和批判性，中篇小说创作的新的可能性由此可以期待。 原载：《人民日报》（2012年01月06日2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