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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面对两个新局面：一是新媒体，尤其是在线媒体不断侵蚀纸面媒体的时代，二是媒体产业化，这是一个面对市场办媒体的时代。 ●市场不会压抑思想，相反市场常常给思想很高的估价。市场会让真正的思想发光，让那些伪劣的思想倒闭。 ●本次的新世纪启蒙，我把它叫做状态启蒙，是在经济相对发达，社会财富相对富有的前提下，为解决社会公正而产生的社会生活状态启蒙。 1915年《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此后，一本杂志，开启了一个文化——五四新文化，一个时代——文化启蒙的时代。纸面刊物，杂志出版，在那个时侯完全是新生事物，是新媒体，那个时代的新媒体，是那样地造就了一个崭新的“文化”，肩上扛起了“文化建国”的大担当。那么今天呢？今天我们面对两个新局面：一是新媒体，尤其是在线媒体不断侵蚀纸面媒体的时代，二是媒体产业化，这是一个面对市场办媒体的时代。 我想说的是：对于第二个问题，我并不像有些朋友那样疑虑重重。产业化的媒体，比意识形态化的媒体，对于文化启蒙更有益，这个我们在《青年杂志》上可以看出来，《青年杂志》是同仁刊物，更是市场化的刊物，没有从当时的“官方”拿钱，而是找市场要钱，他们单单靠思想卖钱，开始印刷一千份，后来逐步加印，印到了一万七八千份，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销量。可见，伟大的思想，到市场上是会得到认可的，人们是愿意为思想花钱的，买思想是一种让自己更聪明、更自由、更透彻的文化消费，也是一种值得称道的好投资——它给你的是丰富的精神回报。《青年杂志》的历史告诉我们，读者完全有能力判断什么值得花钱，什么不值得花钱，一句话“消费者最聪明”。 这个是我一贯的观点：市场不会压抑思想，相反市场常常给思想很高的估价。市场会让真正的思想发光，让那些伪劣的思想倒闭。我甚至认为：市场具有发现思想的功能。但是，这需要一个前提：市场的公开公平，不受非市场力量的干预。这是一种理想的状况，很难达到。有两种力量总是在诅咒市场：一种是那些在市场里失败了的思想，他们诅咒市场，因为市场让他们混不上饭，还有一种是试图干预市场，常常被市场的弹性给逼退了的人，他们发现市场如果没有“特色”，就不那么好控制，就要求建立有特色的市场；而文化市场更是让他们找到了种种理由，甚至冒出一个“文化市场特殊论”来。 一直在思考新媒体与文学的关系问题。觉得当今的小说家要学会用新手段、新方式创作。纸面的单纯的文字的小说、散文要坚持，但是，是不是在这个前提下，作家可以尝试使用 ppt、movie maker 等手段，创作一些ppt小说，movie maker形式的小说呢？我觉得完全可以。不是要和电影、电视竞争，而是觉得既然这些工具都可以由“个人”掌握、使用，又可以传上网，供大家分享，作家就可以拿来试，拿来用。关键是作家肯学、肯用。不要拘泥于老形式。 其实新媒体范围很广，现在还说不清楚到底什么是新媒体。上个世纪麦克卢汉提地球村概念的时候，电视是新媒体，但是，现在电视很难说是新媒体了，更多地，我们把网络、手机等看做是新媒体。可以想见，“新媒体”将会层出不穷。对于新媒体，我能想到的主要是在线媒体。比如微博、短信、博客、网络出版、网上播客、在线微电影等等。我觉得目前，这些是最最不市场化的。原因是：现在多数门户网站，还没有找到盈利模式。比如微博，微博非常火，但是，微博还没有一家实现盈利。在线出版，已经有一些文学性网站实现盈利，但是，它们多数游走在法律和制度的边缘，市场常常还没有发挥作用，某种制度性安排常常已经担忧市场出岔子，来创建特色市场了。这个是当下的现实。如果能多发牌照，或者索性减省了牌照这一关——让它真正到市场上去玩，也许这些新媒体倒是更有前景了。这是一个呼吁。第二个问题，思想界、学术界和文学界如何让启蒙从新媒体中出场？其实，媒体只是介质，它不是万能的，相反它多数情况下是中性的，中兴通讯生产的产品在伊朗可以被用来监视反对派，甚至让反对派彻底消失，也可以在国内让小青年非常低价地上网看微博。我担心的是：思想界对于新媒体的拒斥，这可能正好中了某些圈套。其实本来新思想正好和新媒介结合，这个结合是非常美妙的——新思想本来就抓人，新媒介又正好抓住了年轻人，这不正好形成合力，让年轻人得到新思想的启发吗？ 所以，我觉得正经的思想家们要敢于和新媒体结合，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和面子，敢于和不那么正经的新媒体，尤其是那些不那么挣钱，也不能被单位的考评承认的新媒体，比如微博等结合。发微博不能被单位考评计工分，但是，可以让年轻人看到看懂，是好事。对于思想家来说是无偿奉献，但是，对于社会来说，却非常有益。再者，新媒体也许比旧媒体更需要勇气——在纸面媒体发东西，有编辑及各种各样的审查者把关，你划边的几率很小，但是，新媒体是自媒体，你可以自作主张，这个时候，你划边儿，惹恼了人的几率就会很高，所以新媒体需要你有更大的勇气。 当下的新世纪启蒙和上世纪“五四”新文化启蒙、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启蒙不同，“五四”启蒙主要针对的是封建文化，是文化启蒙，需要文化精英来领导；上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主要针对的是“文革”极左，是政治启蒙，需要思想精英来主导； 本次的新世纪启蒙，我把它叫做状态启蒙，是在经济相对发达，社会财富相对富有的前提下，为解决社会公正而产生的社会生活状态启蒙，它的第一个关键词是“公平”，社会整体富有，但是还有城市底层和乡村贫民需要通过政府主导的再分配来寻求社会公正，寻求生活脱贫，它的第二个关键词是“权益”，每个个体都应该充分认识到自己生活的权益，能够伸张自己的权益，保护自己的权益，它的第三个关键词是交互，是平民就生活状态的交流而产生的自我教育、相互教育，是交互活动的产物。而新媒体正是适应这种新世纪社会状态启蒙需要的非常好的载体。在我看来，如果不存在一种不为任何力量左右的媒体的话，那么我宁可选择一种被市场左右的媒体，而不是被其他力量，比如权力左右的媒体。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创意写作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原载：《文学报》2013年02月0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