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2013年5月15日《文艺报》上，资深文艺批评家李希凡接受了孙伟科的访谈。在这篇访谈中，李希凡在回顾自己大半个世纪文艺批评的风云时，既没有像有些文艺批评家那样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也没有像有些文艺批评家那样自以为自己一贯正确，而是该肯定的理直气壮地肯定，该否定的毫不留情地否定。李希凡在这种深刻反省中表现出一个优秀文艺批评家的无私品格，令人敬仰。李希凡在深刻反省中没有完全否定过去对胡适、俞平伯等新红学家的批判，仍然认为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红楼梦》的感人的艺术魅力，绝不只是俞平伯所说的那些“小趣味儿和小零碎儿”，更不是胡适所谓的“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而是伟大的现实主义对封建社会的真实反映和艺术形象的深刻概括和创造。与此同时，李希凡对他过去轻视考证工作进行了自我批评，认为“曹雪芹的身世经历，特别是《红楼梦》，只是一部未完成的杰作，确实也需要科学的考证工作”。李希凡虽然强烈反对那种认为《红楼梦》是“生活实录”的论调，但在批评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时却犯了同样错误。王蒙的这篇中篇小说的可贵之处，正是作家对现实生活矛盾的敏感。而李希凡却不认为中国首善之区的北京存在官僚主义，并用这种条条框框评论了这部文学作品，还给作家扣上了一顶大帽子。这就不自觉地陷入了小说是中国当代社会“生活实录”的误区。李希凡没有掩饰这种错误，而是毫不留情地批判了这种在年轻气盛的时候所犯的幼稚病和粗暴的错误。尤其难得的是，李希凡在自我批评时还接受了文艺批评家陈涌对他的批评。李希凡这种追求真理修正错误的反省不仅是弥足珍贵的，而且是文艺批评发展的不竭动力之一。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应该大力提倡这种文艺批评家的自我批评。 文艺批评家的文艺批评虽然主要是针对作家艺术家及其艺术作品，但在这种文艺批评中却不可缺少自我批评。文艺批评家的这种自我批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艺批评家的自我批评，二是文艺批评家对文艺批评的不断反思。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艺批评界不乏对文艺批评的反思。从责难文艺批评的“失语”和“缺位”到提出“文艺批评的锋芒哪儿去了？”中国当代文艺批评一直处于这种质疑中。这种质疑显然是中国文艺批评界对文艺批评的反思。虽然这些反思还不够深刻，还不能完全解决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困境，但却引起了社会对文艺批评的高度重视。与中国文艺批评界对文艺批评的反思相比，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家对自身的批评却是相当匮乏的。中国当代不少文艺批评家之所以缺乏自我批评，是因为他们不能摆脱狭隘利益的束缚。 文艺批评家的自我批评首先是从根本上清除文艺批评家身上的鄙俗气。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家在对作家艺术家及其文艺作品的批评时存在日益严重的鄙俗气。这就是有些文艺批评家与作家艺术家勾肩搭背谋取狭隘利益，而不是与作家艺术家相互砥砺共同提高。这种鄙俗气主要表现为有些文艺批评家不是把握中国当代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在这个基础上公正地评价中国当代作家艺术家及其文艺作品的独特贡献，而是以个人关系的亲疏远近代替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些文艺批评家追求文艺界人际关系的和谐甚于追求真理，热衷于对一些与个人利益密切相关的作家艺术家的评功摆好上，甚至出现了飚捧浮夸、既卖矛又卖盾的现象。因此，文艺批评家绝不能与作家艺术家在相互吹捧中结成利益群体，而是在文艺批评中不断反省，摆脱狭隘利益的束缚，与作家艺术家相互砥砺共同提高。文艺批评家在推动作家艺术家创作提高时还要帮助作家艺术家找到自身的发展潜力，不断帮助作家艺术家克服艺术创作中的矛盾。也就是说，文艺批评家不能局限于作家艺术家的文艺创作中，而是超越这种文艺创作，既能发现和甄别作家艺术家富有生命力的艺术探索和失误，也能切实帮助作家艺术家解决文艺创作中的困惑或矛盾。在这种文艺批评中，文艺批评家不能一味地迎合作家艺术家的好恶，甚至随波逐流，助长作家艺术家的一些不良嗜好，而是正确地甄别不同创作倾向的良莠，遏止不良的创作倾向，扶持健康的创作倾向。 其次是遏止文艺批评家在文艺批评中走极端的倾向。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家在把握文艺现象中既要适应和调整，也要批判和引导，二者可以偏重，但不可以偏废。而中国当代不少文艺批评家不能很好地把握这二者的辩证关系，而是偏废的。他们或仅强调适应和调整，或仅强调批判和引导，以至于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酷评”盛行，而客观公正的批评难觅。文艺世界既是相互联系的，也是存在差别的。这个文艺世界既有好的和真的文艺现象，也有坏的和不真的文艺现象。也就是说，这个文艺世界是充满矛盾和对立的。在这个充满矛盾和对立的文艺世界里，文艺批评家绝不能随波逐流，淹没在层出不穷的现象中，而是激浊扬清。文艺批评家灵动的艺术感悟和艺术品评不是文艺批评的终结，而是文艺批评的开始。因而，文艺批评家不能深陷微观批评中，而是在反省中不断超越；不能迷信感觉，而是在反思中不断升华，避免走极端。 再次是促进文艺批评家在文艺批评中超越自身的各种局限。文艺批评家既是个体的，也是民族的，既是地域的，也是时代的产儿。而任何民族、地域和时代都是有局限的。因而，文艺批评家既要从民族、地域和时代的文艺出发，又要超越这些民族、地域和时代的文艺的局限。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家既要重视微观批评，也要重视宏观批评，不能仅仅停留在作家艺术家及其文艺作品的品评上，还要推动作家艺术家积极反映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并参与这种健康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文艺界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重新抬头，“表现自我”盛行起来。这些文艺思潮推动中国当代文艺逐步从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关注转向对自我内心体验的感受，从对“大我”的表现转向对“小我”的揭秘。有些文艺创作在这种蜕变中甚至堕落为自娱自乐的游戏，完全丧失了社会担当。中国当代不少文艺批评家在这种文艺潮流中不是拨乱反正，而是推波助澜。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文艺批评界在反思中国现代文艺发展史时重申了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但是，有些美学家却将基层民众的审美趣味和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完全对立起来，认为基层民众追求的是头缠羊肚肚手巾、身穿土制布衣裳、“脚上有着牛屎”的朴素、粗犷、单纯的美，知识分子则追求的是纤细复杂、优雅恬静和多愁善感的美；而知识分子工农化，就是把知识分子那种种悲凉、苦痛、孤独、寂寞、心灵疲乏的心理状态统统抛去，在残酷的血肉搏斗中变得单纯、坚实、顽强。这是“既单纯又狭窄，既朴实又单调”。这带来了知识分子“真正深沉、痛苦的心灵激荡”。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重新抬头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审美趣味的轮回中，有些美学家虽然承认艺术作品是有价值高下的即伟大作品在艺术价值上比那些“小”作品和现实作品高得多，但他却认为“选择审美并不劣于或低于选择其他，‘为艺术而艺术’不劣于或低于‘为人生而艺术’。但是，反之亦然。世界、人生、文艺的取向本来应该是多元的。”这又否定了文艺作品的价值高下判断。这些美学家之所以在理论上左右摇摆，难以彻底，就是因为他们在迎合中国当代文艺多元化发展的潮流中迷失了方向。其实，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不是不重要，自有它不可否认的价值，但是，这种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的过度泛滥却不利于中国当代文艺有序而健康的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是极少数人的发展，而是中国人民的共同发展。也就是说，没有中国人民的共同发展，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真正有出息的作家艺术家应该积极参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在艺术创作中把这种历史进步有力地反映出来，创作出震撼人心的艺术作品，而不是置身事外，一味地沉醉在自我世界里。如果作家艺术家完全局限在这种自我世界里，就会丧失对社会的思想能力，甚至堕落为社会的弃儿。在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转折关头，一些比较有出息的作家艺术家看到中国当代社会基层民众在沉重现实中没有消沉甚至堕落，而是在改造客观世界中脚踏实地地创造着美好的未来。这些社会基层民众虽然没有改天换地的伟力，但却有水滴石穿的威力，并以滴水丰富和扩张着人类历史的海洋。他们既不稍成即安，也非永不餍足，而是在不断进步中充实自己并享受生活的快乐。这些比较有出息的作家艺术家虽然没有完全摒弃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但却进行了艺术调整，自觉地超越自我世界，精神寻根，并从汲汲挖掘中国当代社会基层民众的一些保守自私、固步自封的阴暗痼疾转向着力表现他们主动创造历史的敞亮心胸和伟岸身影。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家如果囿于狭隘利益的束缚，囿于各种理论偏见，就不可能看到这种惊涛拍岸的艺术潮流，还会在纷乱的艺术潮流中迷失方向并被历史潮流所抛弃。 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由赶超的模仿和学习阶段正在逐渐转向自主的创造和创新阶段。在这种历史转折阶段，中国当代人的精神世界必将发生根本变化。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把握19世纪上半叶德国历史时曾概括德国人的精神所发生的历史变化：“在短期内，一方面由于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的琐事予以太大的重视，另一方面，现实上最高的兴趣，却在于努力奋斗首先去复兴并拯救国家民族生活上政治上的整个局势。这些工作占据了精神上的一切的能力，各阶层人民的一切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致使我们精神上的内心生活不能赢得宁静。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骛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内心，转回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而现在现实潮流的重负已渐减轻，于是时间已经到来，除了现实世界的治理之外，思想的自由世界也会独立繁荣起来。在这种历史趋势中，黑格尔坚决反对精神沉陷在日常急迫的兴趣中和被一些空疏浅薄的意见所占据。(参见《小逻辑》，黑格尔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1—36页)中国当代社会正在逐步超越这种艰苦的时代。因而，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家只有不断地反省，超越狭隘利益的束缚，克服各种理论偏见，才能不迷失于纷乱的艺术潮流并把握中国当代人的精神的深刻变化，才能勇立潮头唱大风。 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家的这种自我批评存在两种情形：一是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家虽然对过去的文艺批评有所修正和改变，但这种修正和改变却不是文艺批评有序发展的结果，而是在外在的压力和诱惑下发生的思想蜕变；二是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家不是屈服于淫威、取媚于权势，趋承上意或随波逐流，而是在追求真知的道路上出自内心的真诚反省。这种改变是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应在严格区别这两种情形的基础上坚决反对前者，提倡后者，积极推动中国当代文艺批评有序而健康的发展。 原载：《文艺报》2013年05月2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