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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人以“问题文豪郭沫若”为题在网上发文，认为郭沫若尽管聪明异常，在某些学术领域上的成就堪称“空前绝后”，但这并不能掩盖他作为学者的瑕疵，因为删减史料、涉嫌剽窃即是其学术不端的显例。虽然该文作者最后宣称，指出这些瑕疵并非求全责备，而是要呈现一个完整的历史人物郭沫若，但通观全文，则主观臆想多，客观论证少；个人揣测多，历史事实少，本质上与网络上曾流传的一篇题为“无耻文人郭沫若”的文章一样，仍不过是一篇歪曲真相、博取眼球的庸常之作。 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评价郭沫若？涉及的不仅是被品评和讨论的郭沫若这个具体的个人，更关涉我们用什么样的历史观、从什么样的角度看待曾为新中国史学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人们。一些人孜孜于搜罗他们个人在道德、作风、学风等问题上的瑕疵，掩盖掉的将是真正的整体的客观的历史，不但无助于丰富历史的细节，更无助于深化今天的人们对历史的认识。笔者以为，站在整体史的视野，对郭沫若做出如下六个方面的评价，还是站得住脚的。 第一，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拓者和奠基人，郭沫若真正实现了中国史学科学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了路径，奠定了格局，开启了章法。郭沫若代表的是一个新的时代，即马克思主义学术时代。20世纪中国史学具有根本性质的变革，在历史观上体现为唯物史观对近代进化论的超越，进而真正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20年代，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克服种种困难，首次将唯物史观系统运用到中国历史的具体研究之中。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向导”，系统阐明了中国历史尤其是古代史的发展历程，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性和强大生命力，为中国历史研究指出了光明的方向，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在他之后，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史学家的出现，使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在中国史坛迅速崛起，焕发着蓬勃的生命活力。正因为拿起了唯物史观这一“批判的武器”，在郭沫若60年史学研究生涯中，他著述宏富，范围广泛，在中国古史及分期研究、古代思想史研究、历史人物研究、古籍整理等领域留给了后人一部部皇皇大作。 第二，在甲骨文、青铜铭文和古文字研究等方面，郭沫若的贡献令人瞩目。他注重对史料的“创造性使用”，这种“创造性”集中体现在对晚近发掘的考古资料——甲骨文和青铜铭文的解读之上。董作宾曾评价：“他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材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在甲骨学上，郭沫若“发其辞例”，跻身“甲骨四堂”之列，代表作有《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等。在分期断代、卜辞文例、断片缀合、校对重片与残辞互补等方面，为甲骨学的编撰整理创立了一个科学体系；主编的甲骨文集大成的资料汇编——《甲骨文合集》，采用分期分类的编排方式，收录甲骨41956片，则是“甲骨学史上里程碑式”的巨著。在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上，郭沫若凿破“两周八百年的混沌”，同样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主要著作有《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等。创立的标准器断代法，按年代和国别分类，为“一团混沌”的传世青铜器建立起井然有序的完整体系，迄今仍被奉为研治青铜器的圭臬。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在对待古文字等史料上，郭沫若没有仅仅停留在传统注疏和考据的水平和层次上，为考据而考据，而是“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余之研究卜辞，志在探讨中国社会之起源，本非拘泥于文字史地之学”，其考释文字的目的在于考史，这极大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史料学。 第四，郭沫若的史学成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鲜明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时代意识。郭沫若继承发扬了直面现实社会、经世致用的治史传统，将学术研究同社会现实密切结合起来。“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因此写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而《甲申三百年祭》则通过深刻总结明朝崩溃原因和李自成农民起义成功建立政权又旋即失败的历史教训，敏锐提出了防止执政力量“骄傲即失败”的现实问题。在史学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方面，郭沫若“拿人类学上的结论作工具去爬梳古史的材料”，实现了中国史学与考古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西方最新社会科学门类的初步整合，为中国史学“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也顺应了世界史学的发展潮流。 第五，开拓创新，敢于自我批判、自我超越。在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上，郭沫若多次修正，历经20多年才断然把奴隶制下限划在春秋战国之交；刚接触甲骨文字时尽管只觉得“差不多是一片墨黑”，但已经下定了“读破它，利用它，打开它的秘密”的坚定决心；到了1958年开始的“史学革命”，在一片“厚今薄古”、“打破王朝体系”、“打倒帝王将相”之声中，郭沫若逆风前行，借替曹操翻案，极力纠正史学界“左”的错误，推动学术自由讨论，形成“百家争鸣”局面。 第六，文史相融，追求史学的通俗化与大众化。郭沫若由文入史，热情奔放的笔触使学术著述少有冗长乏味之感，在传递历史知识的同时，给读者以强烈的审美体验，能够长时间吸引人们从中取鉴明智，在史学通俗化与大众化上为后来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毋庸讳言，受时代和自身条件限制，伴随着郭沫若一生学术成就的，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不足和过失，如初创之作的粗率与“公式化”痕迹，对某些历史人物或“誉其过分”，或“偏恶”等。但是，正所谓“不以一眚掩大德”，我们必须指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上，郭沫若在其中所作出的开创性与推动性贡献是巨大的，是主要的；郭沫若不是问题文豪，相反，倒是那些一心往郭沫若身上泼污水的人才是真正的无耻文人。 （作者系乐山师范学院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副主任）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12-0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