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媒体在报道葛教授观点的同时，也充分注意到与会者的其他发言，情况可能会不一样。从这一角度讲，葛教授对记者的报道用了“歪曲”这样的字眼，真是一点都不过分。 当今中国作家中外语好的很少，这是一个事实，但假如做一个不恰当的对比，如果将美国作家的中文程度与中国作家的英文程度相对比，或许中国作家的外语程度会超过美国作家。 一 学术会议总会有各种不同观点交锋，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但经过媒体的报道，情况可能会有些变化。就如葛浩文教授最近的发言，如果媒体在报道葛教授观点的同时，也充分注意到与会者的其他发言，情况可能会不一样。从这一角度讲，葛教授对记者的报道用了“歪曲”这样的字眼，真是一点都不过分。 2014年4月21日，华东师大外语学院举办中国当代文学译介国际研讨会，第一天上午安排汉学家、作家和批评家对话，下午安排代表大会发言。上午的对话，中国作家有阎连科、王安忆、毕飞宇，汉学家有法国的何碧玉夫妇、德国的高立希以及一位日本学者。主持人是南京大学外语学院的许钧教授，我作为批评家代表参加对话。因为大家与三位作家都熟，彼此之间坦诚布公，气氛十分融洽。可能是葛浩文教授以前领教过中国记者的本领，故主动提出不参加上午的对话，需安排单独发言，以便能完整、准确地表达意见。 下午大会安排葛教授第一个发言。 他对眼下中国文学走出去有诸多批评。他用英文发言，中文PPT同步传送。他的观点，是一个很个人的看法，主要是从文学翻译的角度，对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提出质疑。譬如，他提到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学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应该选哪些作家作品才有代表性。还有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传播情况并不像一些中国人所想象的那么理想，书卖不出去，读者不多，其中的原因在他看来与当代中国作家的文学修养有关，也与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有关。这些表述，属于一家之言，放在学术研讨会中再正常不过，所以，大会发言并没有专门对葛浩文教授的意见有很多回应。 随后的大会发言中，法国汉学家何碧玉女士谈了自己在法语翻译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她的解决办法。而德国汉学家高立希谈到自己的翻译体会，与葛浩文教授有一点同感，就是觉得一些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太拖拉，这些拖拉可能是一些作家的语言习惯，但在翻译成德文时，有时只能采取删除的办法，否则，书会变得很厚，出版和销售都成问题。这些意见很具体，也很有针对性，与葛浩文教授的发言一样，受到听众的关注，毕竟这是一次有关文学翻译的学术会议，而这些发言者的主要身份是翻译家，但传媒在报道中对这些信息并没有有效传递，而是集中在葛浩文教授一个人的发言上，以至于一些没有参加会议的读者在看了上海的一些报纸报道后，得到的印象似乎整场学术报告会只有葛浩文教授一个人在谈对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看法，并颐指气使地要求中国作家按照西方人的口味来写作。 这样的印象应该说是记者误传的结果，以至于葛教授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压力，毕竟在美国他是靠翻译中国当代作家作品获得盛名，如果当代中国作家作品问题那么严重，他还有什么理由再从事这项翻译工作呢？我想葛浩文教授还不至于无知无畏到要教中国作家按西方人的口味来写作这样的狂妄境地。而且，一个高质量的人文学术学术会议也不可能出现“一言堂”的局面，因为很多与会专家都有自己的研究心得，不会轻易跟谁走。 那天的大会发言最后安排两位中国学者发言，一位是在法国担任教职的张寅德教授谈翻译中的叙事问题，还有一位是我谈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报告者每人有45分钟发言，这在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发言中应该是比较长的，但整个报告会气氛热烈，大会发言过程中几乎没有听众离席。 由于报告议题事先都有安排，后来的发言者不可能放弃自己事先准备的报告内容而去专门讨论葛浩文教授的问题，但轮到我发言时还是做了一点回应。 葛浩文教授在我发言期间，突然站起来走出会场，事后知道，因为前一天长途飞行，加上一天会议下来，70多岁的老人感到身体不适，中途退场，后来还紧急看了医生。他原本计划参加的学术活动，也做了调整。这是会议中的一段插曲。 二 如果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问题，葛浩文教授的一些批评意见是可以商榷的，尽管我尊重他。 在我眼中，葛浩文教授主要是一位翻译家。从翻译者角度，他确实必须面对两个问题，一是选择哪些作家作品来翻译；二是译给谁看。他提出哪些当代作家作品可以代表中国文学的问题，依我之见，这是一个人言言殊的问题，永远都不会有结论。至于葛浩文教授用严肃文学等概念来分类中国当代作家作品，事实上也是极其困难的。在当今中国，哪位作家会说自己的作品不严肃？那些已经被翻译出去的中国当代作家作品，又有哪些应该隶属于不严肃范畴？这样的问题，葛浩文教授自己都无法回答，但无法回答问题并不见得会严重影响到他的翻译工作。 葛浩文先生喜欢毕飞宇的小说，将它翻译成英文，而毕飞宇小说是不是就能代表中国当代文学呢？这样的问题如果去请教毕飞宇本人，他大概也会左右为难。就像我们有时会思考人为什么要吃饭一样，但不会因为无法回答这一问题而停止用餐。翻译家们从工作角度，一定会考虑选哪些作家作品翻译好的问题，但总会有一个最终结果，很难说这一选择一定有很充足的理由，通常情况下，选择会与他的工作性质有关，也就是说，翻译给谁看。 从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翻译传播情况看，一般是两种情况，一种是翻译给研究者看，满足于极小范围的阅读。像西方一些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中国当代作家作品，主要是供研究所用。还有一种情况是面向普通读者，这种翻译出版是带有商业出版目的，盈利是翻译和出版者必须考虑的问题。所谓盈利，通俗一点，就是拥有读者市场。不知道当代中国作家作品中，在西方读者市场最有号召力的究竟是谁？我自己曾遇到过一位德国出版商，他希望能推荐类似卫慧《上海宝贝》这样的书稿。几年前，问及一位日本作家，她告诉我印象中《上海宝贝》很畅销，但她自己不太喜欢这一类作品。至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的作品被翻译成100多种文字，但是不是一定畅销，实在很难说，甚至在国内《莫言文集》是不是畅销也是一个难以回答的棘手问题。 所以，葛浩文教授质疑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是不是就算中国文学走出去了，这样的提问是有他自己的体会在其中，因为像他翻译的莫言小说在英语世界中都无法与那些英语流行小说的发行量媲美，其他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翻译出版，一定困难更多。 葛教授是着眼于普通读者的角度来选择中国当代作家作品，他当然希望自己翻译的作家作品在英语世界走红畅销，但在现实生活中，他感到困难。 在解释中国小说翻译出版困难的原因时，葛浩文教授的表达很直白，他认为一些当代中国作家的写作太潦草，责任编辑太马虎，而且一些中国当代作家对外国文学阅读、了解程度很差，就如夏志清教授在他的文章中分析的那样，存在着种种局限。还有就是与西方读者对于小说（Novel）的阅读理念存在很大差距。葛教授的这些批评意见因为没有具体说明哪些作家作品存在的问题，因此，无法有针对地回答，但我觉得这些批评意见对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要求并不构成绝对的条件。 当下中国作家的写作速度整体上比以往是要快得多，但快是不是一定潦草，从文学创作角度看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当年俄国批评家就曾批评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写得过多过快，认为他的作品不及托尔斯泰精致。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抱怨说，如果我有托尔斯泰那样的庄园生活，我也会将小说写得精致而优雅。中国现代作家中，沈从文1930年代在上海时，为了应付书商和杂志的催稿，也为了谋取更多的生活费，不得不拼命写作，高速而多产。这些写作可能在他们的作品中留下一些粗糙的痕迹，但并不能因此而完全抹杀他们的创作才华。 我想在葛浩文教授的翻译过程中，一定是看出了一些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匆忙痕迹，甚至于莫言这样的作家也不例外，以往中文报刊上刊登的葛浩文教授希望莫言将写十部小说的精力集中到写一部小说上来的消息报道，很有可能是葛教授真的从翻译莫言作品时，发现了一些潦草的痕迹，但这并不会从整体上摧毁莫言的文学声誉，当然，对莫言的写作来说这也不是什么正面消息。从作家作品分析角度，我们是可以提问，有没有没有瑕疵的当代作品，或者说一些声誉比较好的当代作品是不是存在瑕疵？ 三 还有一个就是当代中国作家的外语阅读问题。我想假如将中国当代作家与美国当代作家的阅读相比，当代中国作家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数量之多，或许会超过美国作家。现在中国作家不是对外国作家作品读得太少，而是读中国自己传统文学的作品太少，尤其是那些青年作家，对自己文化传统中的经典作品了解之少，可能是世界上少有的。我们希望能够产生超越中外文化之上的作家作品，我们也希望有通晓中外作家作品的杰出人物，但那是一种值得追求的文学理想和人生境界。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多少这样的人物，在世界文学史上又有多少这样的人物，实在难说。至于葛教授所援引的夏志清教授，他的学术素养，他的中外文学知识是不是做到通晓和超越，也很难说，还有莫言、毕飞宇的小说是不是达到通晓和超越中外文学水平，我想莫言和毕飞宇自己是不会面对记者主动谈这些问题。 我觉得这不是对当代作家个人素养和知识水平做出判断的问题，而是一个现代作家写作面临的外部刺激因素的问题。 在传统社会，可能外部刺激的因素没这么多，作家没有必要对这么多文化因素作出回应。但现代社会交往关系越来越复杂，作家需要面对的外界刺激因素越来越多，一般而言，面临多种刺激、多重选择的思考，可能会促发作家的创作向多种可能的方向发展，获得艺术上意想不到的收获。因此，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代文学问题，但在作家作品的评价上未必是一项绝对要求。否则就解释不通何以像沈从文这样的乡土作家能够创作出很经典的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外国文学知识到底丰富到何种程度，我想一定不会比曹禺、夏衍多，甚至不会比今天的莫言、毕飞宇多。这种情况在英美经典作家中，想必也存在。 当今中国作家中外语好的很少，这是一个事实，但假如做一个不恰当的对比，如果将美国作家的中文程度与中国作家的英文程度相对比，或许中国作家的外语程度会超过美国作家。这样说的用意，是强调外语对一个中国作家出访不会成为一个障碍，更不会成为中国当代作家汉语写作的必要前提。至于西方读者在小说观念上对小说（Novel）的理解，也没有必要绝对化。不知道像马尔克斯的小说是不是符合西方读者心目中的小说概念，也不知道从马克·吐温到今天的西方作家的流行的小说，观念上是不是铁板一块，但我觉得西方读者对于小说的理解应该是有变化的，阅读期待也会有变化。就如中国的读者，可能很多读者不知道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写什么，但很多人还是在看。这些读者阅读，不是因为观念上与莫言的小说理念走得近，而是因为很多复杂的因素促成了他们的阅读冲动。就像马尔克斯的病逝促成了他的小说在当下中国的畅销一样，当代中国作家阎连科的小说集 《为人民服务》在德国也成为最畅销的中国小说之一，这未必是小说观念上东西方之间的接近，或阎连科的小说满足了西方人对小说（Novel）的要求，而是多种因素促成。有时相异的文化观念反倒会增强读者的阅读冲动，这样的情况在文学史上并不是没有。 葛教授从翻译者的角度，认定英语世界中的普通读者对小说有一种预设的期待，从理论上这没有错，但从真实的文学阅读活动来说，影响西方读者阅读选择的因素极其复杂，不会仅仅是小说（Novel）观念上的原因而使他们在中国当代小说面前退而却步。 原载：《文学报》2014年7月1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