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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是从改革开放的伟大社会实践中创造和提炼出来的，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科学精神。发展是硬道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靠科学发展观:要改革开放，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是；要与时俱进，又要缩小和克服两极分化；要发展， 又要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追求又好又快发展。所有这些重要方面的论述到处充满着唯物辩证法的精神。可以这样说，革命和建设的成功是唯物辩证法的胜利，改革开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同样是唯物辩证法的胜利。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开放都要靠唯物辩证法、靠科学发展观。那么，搞文艺理论研究，同样需要靠唯物辩证法、靠科学发展观才能取得新的成果和新的进展。 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呈现出“之字形”的演变和发展轨迹。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即在更高的水平上加以肯定、扬弃、整合和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从传统的“结构”到“解构”再到“重构”的过程；从“单一”到“多样”再到“有主导的多样”的一体化过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经典理论承受着各种考验，包括各种文艺观念的冲击、挑战、质疑、消解、颠覆和反对，特别是在现当代西方文论的合理理论资源融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后，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思想内涵和学科形态获得了补充、丰富和发展， 从而走向更加开放、更加宏阔、更加富有时代感和现实感的新天地，表现出文艺理论发展的新趋势:开始从某一层面的研究走向宏观、辩证、综合的创新研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发挥了根本性的引导和支撑作用。 一 不论是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尽管形态有别，但都是科学，都要用科学的理念、方法和态度来研究这些对象中所包含的真理，都要探讨这些科学所蕴涵的内部联系和特殊规律。面对大量频发和复杂多变的各式各样的文艺理论、文艺观念、批评模式和文艺思潮，怎样寻求和运用一种科学的理念和方法进行综合的创新研究？这个科学的理念和方法究竟是什么？尽管繁花似锦的现当代西方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千殊万类，乱花迷眼，都拥有自身局部的和暂时的真理性， 然而，从整体和全局上说，尚未发现有什么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可以和能够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个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果知识分子的治学道路背离了这个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难免要走上弯路或陷入迷途的。可以说，至今为止，最先进、最科学的理念和方法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自觉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追求学科领域中的真理，探寻研究对象的特殊规律和内在联系，才能推进学科发展、获得理论创新，攀上智慧的巅峰。 恩格斯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1]新时代的科技成就，既可以理解为是唯物辩证法的新胜利，同时又可以理解为是对唯物辩证法的丰富和重塑。“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2]；反过来也可以说，辩证法本质上都是彻底唯物的。只有唯物辩证法才能为学术活动提供通向真理的坦途。求真务实的科学研究必须叩问对象的底蕴，作为研究对象的现实生活本身是既唯物又辩证的存在和发展的统一体。因此，只有运用既唯物又辩证的理念和方法，才能切进事物的本真状态。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正因为如此，“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3]。随意消解和颠覆科学的理念和方法，实际上是徒劳无效的非科学行为，无益于学术事业的发展，甚而会遮蔽真理，或陷入新的迷途和误区，有损或有害于科学的进步。“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4]。恩格斯的这个思想，对文艺理论的建设和发展是富于启发性和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文艺理论一定会随着时代的演进和历史的变革相应地“改变自己的形式”，表现出新的质态和新的面貌；文艺世界内部结构中的各种因素本来是辩证地联系和发展着的，文艺理论同样应当是对文艺世界内部结构的辩证存在和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一些学者往往有意无意地用被夸大了的文艺世界的内部结构中的一种因素，排拒和贬抑他种因素，酿成无休止的“家庭纠纷”。由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干扰，一点论、走极端、片面性、一种倾向掩盖和取代另一种倾向，使文艺界和学术界不断受到辩证法的这样那样的残酷惩罚。文艺理论家们应当运用辩证法这个“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对文艺理论的框架体系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研究。 辩证方法和辩证思维具有两大特点:反映事物的运动过程和发展趋势，反映对象的相互联系和互动关系。唯物辩证法有两个最基本的观点：一是发展的观点，一是联系的观点。作为研究对象的客观的外部世界既是运动的，又是联系的。在运动中联系，在联系中运动。狄德罗首先认识到,“美是关系”，马克思把现实的历史的人的本质概括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实，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说，一切事物或对象都是这样那样的关系的总和。因此，研究带有总和性的关系，或从与带有总和性关系的联系中，研究相关的对象，才能得出科学的、与事物的本真状态相近似、相切合的结论，反映出事物在总体性关联中的动态的发展过程，得出与时代变迁、社会转型和历史变革相适应的结论。因此, 我们主张治学严谨的文艺理论工作者首先应当确立先进的科学态度，自觉地运用科学发展观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 二 唯物辩证法反映着对象之间的内部联系。只有唯物的辩证方法和辩证思维，才能有助于解决文艺理论领域中的一些复杂多变的重大文艺理论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一些方面：（1）主体性和客体性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比较强调文艺的客体性问题。新时期以来，有的学者特别强调文艺的主体性问题。文艺是在经济领域对外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和社会语境中“向内转”的，经济的“向外转”和文艺的“向内转”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错位。本来，精神现象的转向应当和经济现象的转向是相适应和同方向的。事实上并非如此。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社会文化现象。诚然，有的学者对主体性的强调是为了调动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动力，产生了历史性的积极作用。但也有学者把对主体性问题推崇到完全排斥客体性的程度，高扬文艺的“自我表现”说，宣称“文艺即是心灵的表现”，从而又把主体性问题推向了极端。看来，忽视主体性不适度地强调客体性和脱离客体性极端地夸大主体性都是不科学的，还是应当坚持和发展主客体关系上的唯物辩证法。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这样论述主客体的关系：“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5]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具有艺术哲学意味的主体对象化和对象主体化以及与主客体的对象性关系“相适应”这样一种带有母元意义的“交互相用”的“规定性”原则。这个思想对解决文艺的主客体关系提供了科学的指导。 （2）反映论和价值论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比较强调文艺的反映论，并认为反映论是价值论的基础。新时期的文论特别注重价值论，这是正确的，但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取代关系和置换关系。撇开反映论强调价值论可能导致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的迷误，脱离价值论的反映论是盲目的，而脱离反映论的价值论是空洞的。因此必须坚持和发展反映论和价值论的辩证法，“去价值论的反映论”和“去反映论的价值论”都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的。 （3）个体性和群体性的关系问题。文艺的个性和风格无疑是重要的，个性和风格是艺术家走向成熟的标志。创作个体的创造性劳动是产生作品的价值和功能的前提。然而生活在社会群体中的作家不可能不表达大众和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他们总是负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因此，“用群体性取代个体性”和“用个体性取代群体性”，都是违反辩证法的。 （4）现象和本质的关系问题。僵化的教条主义主张，本质先于和高于一切现象，现象只是本质的外化、演绎和感性显现，实际上认为“本质即现象”。现象学对打破僵化的教条主义的本质论是有价值的，但现象学抱着怀疑一切和否定一切的态度笼统地反对一切本质理论，企图通过所谓“现象还原”，否定理论概括和逻辑抽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把现象包含着本质上升为“现象即本质”。认为“现象即本质”和“本质即现象” 的观点同样都是值得研究和商榷的。 （5）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主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观察、评价文学艺术，但同时也重视美学观点，认为只有把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全面地完整地把握文学艺术的本质、价值和功能。新时期以来，特别强调美学观点，对恢复和弘扬文艺的审美特性，对文艺回归本体，对批评和反思文艺领域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但也有个别学者又从对文艺的审美属性的强调走向“唯审美”和“纯审美”，脱离史学观点孤立地宣扬美学观点。实际上，主张“脱离美学观点的史学观点”和“排斥史学观点的美学观点”同样是违反辩证法的。 （6）外部规律和内部规律的关系问题。文艺好比地球一样，有自转，也有公转，自转一旦脱离公转的轨道，必然会消失在茫茫的宇宙之中。因此,理应把对文艺的外部规律研究和对文艺的内部规律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新时期以来比较强调文艺的内部规律研究，这对引起人们重视文艺的相对独立性、自主性和自律性是有益的。但也有学者通过对文艺的本来是相对的独立性、自主性和自律性的不适度的强调和追求，冷漠、冲淡和疏离了文艺对社会、人民和现实生活的联系。有趣的是，正当当代中国的一些学者大力建构和宣扬文艺的内部规律研究时，西方的学术潮流通过文化研究的转向，投入历史，又重新返回到文艺的外部规律研究。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 “语言转向”深入到文艺“内部规律”,极而反之，“文化转向”和随之而来的 “历史转向”又重返文艺的“外部规律”。这个转向和那个转向，把一些青年学者转得“晕头转向”。实质上，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都是有机结合、不可或缺的，它们既唯物又辩证地存在于文艺中。应当对文艺的内部规律研究和对文艺的外部规律研究形成全面系统的认识，坚持唯物辩证法，克服两者的往返回流、不断易位的钟摆现象，防止两者的非此即彼、有你没我的偏废现象。 三 只有坚持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才能客观而科学地回答一些相关的文艺理论问题。当代学术界的一部分学者不愿意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评价历史，形成了一些与历史唯物主义不相符合的不科学的见解。例如，有意无意地通过夸大现代化进程中历史转折和社会变革中的负面因素，非但不赞颂和不肯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反而美化和诗化宗法制封建社会，甚至把它说成是比资本主义还优、比社会主义还好的和谐社会。事实上，从全局而论，中国古代社会的和谐状态是短暂的；从总体上说，这个人治的专制社会，根本不存在持续的所谓黄金时代。长期的专制主义政治，霸道不仁，腐败不堪，连年的天灾人祸，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这些带有血腥味的残酷事实，却被近年来火爆的历史剧的美化与诗化所冲淡和掩盖了，通过毫无根据和被随意夸大了的胡编乱造，从根本上歪曲和颠倒了那本来令人感到残酷和丑恶的史实。应当说，有些历史剧本质上和事实上都是非历史和反历史的，都是违背和玷污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充满着战乱恐怖和血腥厮杀，实际上并不是像某些人所想象的那么和谐可爱。诚然，历史上大约每隔几百年，或许会出现一个短暂的所谓“太平盛世”，比如西汉初期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还有清代的康乾盛世。但即便是乾隆盛世，文字狱也多达130余起，动辄斩首凌迟，甚至诛门灭族，使有思想的文化人朝不保夕，惶惶不可终日。依靠政治文化高压封杀异己思想的清王朝，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腐朽成分得以恶性发展。善良的人们往往从唐诗、宋词中欣赏封建宗法制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幽雅、闲适、安逸、和谐、亲善的一面，而看不到它的贫困、落后、封闭、狭隘、愚昧和专横的一面。其实，即便是在杜甫的诗中也有“三吏”、“三别”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诗句。马克思曾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指出：“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6]一些学者之所以眷恋过去那个幻想中的美好社会，一是秉持关于生态的理论，一是秉持关于异化的理论。前者主要是谴责现代化历史进程所造成的对自然生态的破坏, 后者主要是抨击和诅咒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方式所导致的人的异化。 提出保护生态，对健康地推进现代化历史进程是具有警示和借鉴意义的。工业化和机器化的生产所造的自然生态的破坏突出表现在发达国家的起步阶段或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无限度地征服自然是会受到惩罚的。“杀鸡取卵”式地开采和“竭泽而渔”般地掠夺，不仅威胁地球的安全，同样也会危及人类的生命。我们党和人民已经吸取了以牺牲自然生态为代价谋求发展的历史教训，创造性地提出建设自然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国家的构想和发展模式，并逐步努力付诸实施。不能人为地把社会发展和生态破坏截然对立起来。自然生态保存完好的那些发展中的民族、地域和国家，多半都十分贫困和落后，而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实力的强大增加了对生态治理的投入，反而使自然环境更加净化和美化。 西方的一些学者，从卢梭、席勒、海德格尔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推崇运用异化理论解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病变，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思想影响。特别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对阐释当时社会境况下生产和分配的残酷劳资关系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深刻性。当今的社会和生活中，异化问题仍然以各种形式继续存在着，然而异化形态下的劳资关系已经或正在发生着富有时代感的新变化。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具有很大的再生能力和调解能力:高科技和信息化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日趋摆脱了不自由的生产状态；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减轻了劳动者的体力负担；物质财富的剧增，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业余时间的增多所带来的自由感和轻松感，缓解了人们对劳动的厌烦情绪；人性化和民主化的管理改变着原始积累时期那种非人化的冷漠、隔膜和痛苦；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比较完善的福利系统，给人们提供了生存的可靠性和安全感。当时学者们抨击他们所亲眼看到的近乎野蛮的生产方式是正义的，但现在同样要注意到那种非人性的生产方式正在发生着从野蛮向文明不断演变的历史进步过程。从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恶劣的人际关系和生产境况所概括出来的古典的传统异化理论，究竟还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已经发生了巨变的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现实，是一个值得正视和深入研究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至于尚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当代中国，异化现象在一些领域确实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甚至个别地区还有使用和虐待童工的情况发生。但是问题的主导方面是亿万人民大众还没有充分领受和分享现当代工业文明的成果。尽管可恨和可悲的小煤窑爆炸的不幸事件屡屡发生，农民出身的矿工还是为能拥有一份较之于农民的收入和待遇更为优厚的职业而感到满意和欣喜。当代中国异化问题的另一个主要方面表现为权力的异化和与权力相关的异化。这种权力异化的发酵、辐射、弥漫、污染和腐蚀作用，如不以强有力的法制手段加以抑制, 将会酿成十分可怕的后果。 对来自西方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我们应当从当代中国的国情和文情出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科学的鉴别和分析，得出科学的评价。从总体上说，自改革开放以来，现当代西方文论话语得到了极其广泛深入的传播，成为最有影响的强势话语，对改造和重建当代中国的文论话语体系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但其中不仅存在着选择的盲目性，同时存在着无视这些思想本身在学理上的片面性的倾向。例如，当代西方的一些左翼学者笼统地反对启蒙理性和科技理性就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他们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双重性，忽视这种社会形态较之于封建宗法制社会的历史进步性。他们本来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受益者，但好像感受不到启蒙理性和科技理性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杠杆和对人的智慧和能力的增强与延伸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启蒙理性和科技理性本身是功莫大焉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科技理性和科技成果的占有方式和分配方式，在于科技理性和科技成果转化是否合理、适度和有益于人的生存与发展。当代中国的一些学者好像并没有深谙后现代与后殖民的内在关联，对现当代西方文论，特别是后现代主义话语的魅力与局限缺乏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分析。例如，对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多半只看到它的积极因素，而忽略了它的负面作用。中国尚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在一些已经趋于高度发展的城市和地区不断滋生着后现代主义的因素。但从全局上说，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对还没有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当代中国而言，存在着明显的时空错位。由于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历史反差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区别，所以应当充分地考虑到当代中国的国情和文情对选择和使用后现代主义话语体系的制约作用，以便增强自觉性和有效性，克服盲目性和虚假性。从总体上说，后现代主义是非理性的，是不利于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的。比如，极端地倡导“非统一性”是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的；极端地主张“碎片化”、“无深度”、“削平价值”、“中止判断”，笼统地抵制“逻格斯”，反对启蒙理性，是不利于“按客观规律办事”、实施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的。极端地反对科技理性是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相悖的，是不利于科教兴国的。先进的尖端科技成果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当代中国的科技发展在某些方面已经处局面，而且壮了国威，扬了军威，使中华民族挺起了脊梁，抬起了自信而高傲的头颅。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感召下，科教兴国、科技兴厂、科学种田、科学管理，使当代中国已经或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巨变。受到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影响的一些学者只强调科技理性和科技成果对人压抑的一面，这种声音与我国实际发展状况不协调，看法也是不全面的。 唯物史观研究文学的基本要求是强调真实地反映生活。诚然，艺术的真实不能等同于生活的现实。艺术的真实是具有主观性、虚构性和假定性的，但同样要合情合理，同样要遵循生活发展的整体逻辑。真实是艺术的生命，关系到艺术的源泉和发展道路，现实主义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仍然可能是文艺创作和文艺观念的主潮。我们应当弘扬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反对“瞒和骗的文艺”，反对文艺领域中肆无忌惮的造假活动。有些作品从整体到局部，从环境到人物、事件、细节都是不可信的，甚至找不到一点真实的影子，完全是主观随意虚构的。为了消费和摄取文化资本的需要，完全把郑重严肃的东西玩耍化和游戏化了。一些专门写皇帝的影视作品，把这些君主几乎都描绘成人世于国际前列，不仅改变了旧中国被动挨打的落后间的才俊和楷模，他们都具有侠骨柔肠，非但宅心仁厚，而且功夫了得，铁腕铮铮，温情脉脉。既是圣君，又是情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蒙冤落难女子于水深火热之中，最后两情相悦，宠为爱妃美妾。这种胡编乱造虽然是不真实的，却能起到以假乱真或以假当真的作用。 这里，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即怎样对待各种文艺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文艺观念是多样的，归结起来，可概括出两大文脉:一脉是现实主义的，另一脉是浪漫主义的。这两大文脉，前者偏重于研究文学与时代、历史和社会的关系，主要体现历史精神；后者偏重于研究文学与人文的关系，主要体现人文精神。通过美学精神实现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完美融合正是艺术的至境，这两大文脉都是人类研究文学活动所取得的思想成果和精神财富。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互存、互动、互释、互惠和双赢的关系。企图用现实主义取代浪漫主义或谋求以浪漫主义置换现实主义都是不应当的，也是办不到的。但是，我们所强调的是，即便是浪漫主义、幻想主义、审美乌托邦、诗学研究的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都应当原则上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精神和体现以科学精神为基础的人文精神都是需要的，只要不故意制造人文与历史的悖立，不企图夸大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对峙，都拥有自身存在和发展的空间。从古至今，这两大文脉，即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反映论和表现论、重思想的文艺理论和重情感的文艺理论、崇尚“真的艺术”和膜拜“美的艺术”、对文艺的诗学研究和对文艺的科学研究等等一些重大的美学和文艺学问题，都只有运用科学发展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才能得到比较正确的理解和阐释。深入系统地研究上述文艺理论两大文脉的彼此互动的关系是当代学者的学术使命。 问题的关键和症结在于，有些学者不再承认唯物辩证法的合理性，总是企图通过对文艺的特殊性、独立性、自律性的不适度的强调，贬抑和诋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表现出“去科学化”、“去现实主义化”的精神意向。这是值得研究的。只要不把人们的现实要求引向远离实践和导入不能和无法实现的抽象迷茫的虚假幻想和梦境之中，对文艺的浪漫主义研究、对文艺的表现主义研究、对文艺的重视人文情感的审美研究，同样都能够以自身的特殊方式和手段，有益于激发人们对真理的追求，有利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历史的科学发展，有助于实际地改变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历史唯物主义主张把一切精神现象都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历史条件下、历史结构里和历史过程中加以分析，以推动历史的科学发展、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作为理论判断的权威性标准，因而更加重视实践的力量和改变现实环境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把具体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人的解放理解为一种改变社会现实，同时在改变社会现实的创造性活动中改变自身和完善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7] 他们指出:“世俗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原理”是“否认纯理论领域内的解放，认为这是幻想”。[8]“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9] 历史唯物主义努力把人们引入真实的现实生活，即引入实践，不主张把人们引向不切实际的虚假的情感世界，即引入审美乌托邦。虽然人们为了生活不能没有幻想，但幻想并不能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也不意味着对社会和人们的实际面貌会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而只有靠变革现实的富于创造性的改革实践，才能真正推动历史的发展和促进人的生活的改善。人们不应当在幻想中讨生活，因此，对现当代被发展了的幻想主义、浪漫主义、审美乌托邦的思想传统，至少不应当强调以非科学的人文精神制造与科学精神、科学理念、科学方法和科学态度的绝对背离。 四 当代中国文论，应当具有一个和谐有序的生态结构。这个和谐有序的生态结构应当是一体、多样和主导的有机统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和一群为人民立言和发言的学者群体，不能没有一个占主导地位、起支配作用的思想观念和核心价值体系。主导不是独尊，多样不是混乱。无主导的多样和无多样的主导都是不正常的，我们的文论和文论结构应当是有主旋律的多声部合奏，这个结构既是一体的、主导的，又是多样的、和谐的。因此，文化和文论的一体化原则、主导性原则和多样性原则都应当得到同样的尊重。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基础和价值体系从主导向多样的辐射和演化，形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使社会结构和思想结构发生重组；经济领域和政治体制中的一些腐败的负面现象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着消解，使马克思主义亟须提高自身的权威性和说服力；那些陈旧的、教条的、僵化的带有极左思潮特征的马列文论话语败坏着马克思主义的声誉；那些富有魅力的现当代西方文论话语已经和正在对马列文论话语进行对话的同时又表现出对它的一定程度的消解和颠覆；现实生活里和思想领域中仍然滋生着信仰危机，因此，我们应当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当前来看，确实存在着一个新建和重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权力问题。 每个学者都有选择和使用话语的自由，但不要谋求语言霸权，把自己所推崇和所信奉的某一层面的观念和道理加以最大化和绝对化，造成文论生态的恶性循环。包括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流文论在内都不能唯我独尊，企图用一种理念包容和收编所有的文艺观念和批评模式的做法，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科学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途径和方法，大体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探寻。一是重读经典文本，从原著中发现和开掘新的思想和新的观念，如美学观点、人学观点、心理学思想、语言学思想和意识形态观念等等，以丰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思想内涵；一是倾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呼声，特别是从当代文学经验、创作体验和社会文化、文论以及文学思潮中进行理论概括和提升，实现富有时代感的理论创新；一是从中外的文艺理论资源中加以吸纳和融通，求得文艺理论的新形态，特别是应当着眼于强化和优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着重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成果与问题，研究现当代西方文论本土化的成果与问题。做好这些方面的研究，进一步促进和推动、强化和优化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是当前学术界不可推诿的历史使命。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228.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364.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285.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300.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125.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765.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74.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121.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7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