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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古远清著，即将出版。 “为什么会是这种‘关系史’的书？”原希望我写一本把大陆、港台文论打通的《中华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或在文论、诗论基础上写一部《台湾文学史》的朋友，均发出这种疑问。 这事有一点曲折，也有一点侥幸。我原计划把已出版的 海峡两岸和香港的文论史重新整合为一部，然而被半路杀出的《台湾当代新诗史》、《香港当代新诗史》的写作计划所打断。后来我又想，不如写一部有新意的书，便申报了200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大概是此课题系尝试用整合的方法将两岸文学融合到一起，而不是像众多当代文学史那样，把台湾文学当作附庸或尾巴然后拼接上去，就这样被评委看中了，侥幸被批准了。立项后，我无得意之感，却发现这个课题完成起来有点棘手：台湾文学是中华文化一部分，但有与大陆文学割裂和相异的一面。如何处理好两岸文学交流与政治的关系，有相当的难度。我略作思考后，作出这样的定位： 这不是一本两岸文学创作史，也不是两岸文学论争史或思潮史，而是一部两岸文学的关系史。 它不是两岸文学发生的重大事件或运动的汇编，或两岸文学关系的简单相加，而是以台湾文坛为主，把主要目光放在对岸，即作者明显站在大陆立场、用大陆视角写作。如余光中，我在书中用三节处理，是因为余氏是影响大陆文坛的一位重要作家；而张爱玲写了四节，是因为张氏是影响台湾最大的大陆作家，以致其作品被选入“台湾文学经典”。这部书鲜明的主体性还表现在它以年鉴的方式，引领读者从宏观视野分析两岸从军事对抗到和平共处时期，台湾政局与两岸文学关系曾发生过的风云大事和文学论争，其中每章每节均可独立成篇，但这是分为四个时期合成的整体。 对笔者来说，《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的写作有小小的希冀：在为两岸文学史写作提供原始材料以补充、完善现有当代文学史不足的同时，还企图用这部著作，引起当代文学史写作是否应加入关系史的思考。 拙著是从文学关系史切入的另类历史叙事，是一种非传统型的文学史，正像刘禾《持灯的使者》那样属“一种散漫的、重视细节的、质感较强的、放弃树立经典企图的”（霍俊明：《港台新诗史写作问题探论》，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编《新世纪中国新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10月）文学史。写作的着力点不在为作家作品定位，不以作家作品分析评价为主，不以建构典律为目标，而是抱着回顾与解读的态度，审视两岸文学关系从对立到亲和、从反叛到回归的发展过程，用“大叙事”与小细节相结合的笔调描述，不追求体系的严谨和完整性。在这本书里，无论是《春江水暖鸭先知》，还是《谁先偷跑谁就赢》，均将主流文学史遮蔽的某些史实或以为只需要“大而全”而不需要“零件”的材料展示出来，使两岸文学史真正成为一部多视野、多角度的多元共生的文学史。 “两岸文学关系史”可以说既丰饶又贫瘠，既单纯又复杂。“丰饶”是指两岸文学关系史所要面对的是两地文学的对抗与隔绝、开启与曲折、互动与冲突、封锁与突围。“贫瘠”是指无论在两蒋时代，还是民进党执政时期，作为同根同种同文的两岸文学，由于政治的干预，均没有产生大师级的作家和经典性的文本。说其“单纯”，是指两岸文学关系在任何时期都受政治制度的制约，交流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下进行。“复杂”是说两岸认同的“一中各表”，有各种不同的诠释，具体到“台湾文学”的界说上，则有五花八门的表述。即使是本土派作家，表述起来也有“浅绿”、“深绿”、“浓绿”之分。“深绿”作家坚持用所谓“台语”取代中文写作，认为只有用母语写的作品才是纯正的“台湾文学”。对这一点，不说“泛蓝”作家，许多“绿营”作家也提出质疑或抵制。 篇幅有限，《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要在三十万字的篇幅中把近六十年的两岸文学关系内容都写进去，谈何容易。为解决这一难题，也为了使读者有较明晰的认识，本书在分期上受《海峡两岸关系概论》(余克礼主编，武汉出版社，1998年)启发，将两岸文学关系分为四段：军事主宰时期两岸文学关系的对抗与隔绝，和平对峙时期两岸文学交流的开启与曲折，民间交流时期两岸文学的互动与冲突，“阿扁时代”两岸文学关系的封锁与突围。在写作方法上，力求有宏观概括力和锐利的思想冲击力。如《民间主导与官方阻挠的二元格局》、《终止“勘乱”对两岸文学关系的影响》、《两岸对台湾文学诠释权的“争夺”》，让读者不会因细节的叙述妨碍对全局的了解，不会因为有可读性而影响论述的深度。尤其是在《导论》中，注意历史意识与当代视野相融合；在《两岸文学的“互文”问题》中，注意问题意识与比较方法的结合；在《受制于政治价值观的文学现象解读》中，努力让理论阐释与文学史实互为呼应。当然，涉及到敏感问题的评价，就会引发争议。比如张爱玲是否为两岸一些文学史家宣判的“文化汉奸”，张爱玲的著作权属于台北皇冠出版社还是属于张爱玲在大陆的亲人，以及两岸文学谁的成就高、繁体字与简体字谁优谁劣等。拙著的表述，只是一家之言，欢迎读者、学者提出讨论和争鸣。 《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所叙述的史实和问题，几乎均与政治紧密相连，这很敏感。但“两岸文学关系”本身就是与政治脱不了干系的题目，“纯文学”在这个领域绝对行不通。一些论者之所以担心文学史写作政治化，与极左思潮肆虐的年代，现当代文学史的生产高度政治化所造成的历史性灾难这一境遇有关。由于有这一惨痛教训，一些人认为文学史书写的出路正在于非政治化或去政治化。这是一种很大的迷思。文学史写作当然不能让文学史家成为政治家的奴婢，但这不等于说，文学史写作完全可以脱离政治，一旦与政治发生关系就会丧失文学史的自主性。把特定时期、特定语境的极左政治与不带贬义的“政治”混同，把政治性与非自主性等同，显然不科学（陶东风：《重建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文艺争鸣》2008年第1期）。基于这一看法，本书希望重建文学史的政治维度，对两岸文学关系史上尖锐的政治问题不采取回避的态度。如《大批判声中的两岸文坛》，让书中系着两岸的政治风云与文化动态，再如《蒋氏父子反“文学台独”的立场和措施》，在关系史中加入文化政治，做到“文”与“史”互证，有助于唤起历史的遗忘。 我不敢奢言，这部书稿是如同火炉中熔炼成的钢锭，但它至少是一块小铁片。它不沉甸，但也决非轻若鸿毛。笔者写当代文学专题史有火一般的热情。凭着这股热情，我数次前往宝岛及港澳等地采购资料。2007年秋天，我还一掷万金买了几箱台版书回来。正是这些书，给了我众多的写作灵感，获得诸多启示。我虽然不是这一历史事实的全部经历者，但凭着丰富的史料我可以对历史发言，奢望这部两岸文学关系史能填补当代文学研究的空白，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史及其分支学科台湾文学的深入研究。 我曾在《香港当代新诗史》“前言”中云：近二十年来，我奉行“私家治史”原则，先后写了六种当代文学专题史。写这么多以“史”命名的书，不是以创作丰富自乐，而是为了更好地证明“当代事，不成‘史’”（施蛰存：《当代事，不成“史”》，《文汇报》1985年12月2日）说法的荒谬。我感到欣慰的是，海峡两岸和香港文坛对笔者专题史的探索已有所关注，包括研讨会和学报上的文章时有对拙著的评价乃至“炮轰”。这对我本人，对两岸文学交流，对两岸文学关系在“无扁”时代的良性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