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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蒙古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创造了丰富的古籍文献,这些文献典籍文字独特、版本珍贵、内容丰富多样,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抢救与保护迫在眉睫,蒙古文古籍文献的研究和开发对蒙古学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 中国民族图书馆; 【关键词】： 蒙古文 古籍文献 研究综述  《蒙古文法诠释苍天如意珠》(清)丹津扎巴撰 清雍正北京刻本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的长河里,蒙古族与其他民族共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灿烂文化。蒙古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智慧勤劳的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族在历史上创造了震撼世界的英雄业绩的同时,也创造了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以及丰富的古籍文献。 蒙古文古籍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记载材料,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相对而言,蒙古文古籍卷帙浩繁、历史悠久,更能够体现蒙古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地位。蒙古族作为北方民族的主要继承者,其古籍文献具有丰富、多样、分布广、源远流长的特点,不仅有丰富的古籍文献,在民间还散存着数量可观的口碑文献和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的民族文化。蒙古族古籍指的是1949年10月以前在我国出版或收藏的蒙古文以及蒙古文与其他文字合璧的图书、经卷、档案、手稿、抄本、图册、地图、连续出版物、缩微品、复制品、书札以及档案资料。 为了更好地抢救、整理、研究和利用蒙古族优秀的文化遗产,1994年4月挂靠在中央民族文化宫的中国图书馆学会民族地区图书馆研究组、中国民族图书馆在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召开工作会议,会上决定编辑出版《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一书。此书由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中国民族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内蒙古民族大学图书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等十个单位联合协作完成。为了弘扬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四十多位专家学者经过六年的艰苦努力编辑完成了此书。该课题被立为内蒙古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1997年又被列入国际图联(IFLA)促进发展中国家图书馆事业核心计划(ALP)项目,受到国内外图书馆学界的关注。 《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收录了全国260个藏书单位和个人收藏的蒙古文古籍共13115条目,其收录量之大、范围之广是空前的。《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全面反映了中国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收藏情况,可以说是蒙古族历史文化的荟萃与见证,是民族团结和社会协作的产物。它的问世,极大地带动了蒙古学、藏学、汉学、满学的研究以及对蒙古族古籍文献的抢救整理、开发利用工作。为了进一步加强民族古籍的抢救、保护、整理和研究工作,1997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下发《关于印发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编写纲要的通知。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编写《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的大型文化工程,国家民委要求有收藏民族古籍省份和地区组织专家学者,编辑、整理、出版《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项目。此项工程的蒙古文部分由内蒙古民委古籍办牵头,全国收藏蒙古文古籍文献的省、市来参加,并完成《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提要蒙古族卷》的编辑、整理、出版工作,目前已出版两册目录。 一、蒙古文字与蒙古文古籍文献的形成和发展 蒙古人的成文史书,最早产生于11、12世纪。当时蒙古地区的克烈、泰出部就用文字记述历史故事。可惜,那些资料没有流传下来。1204年成吉思汗打败乃蛮部落,统一了蒙古诸部后,下令维吾尔人塔塔统阿制造文字。塔塔统阿借用回鹘字母制造了回鹘式蒙古文。回鹘式蒙古文产生后,首先用于行政事务上。1206年成吉思汗任命失吉忽秃忽为断事官,命令他用蒙古部落的习惯法和成吉思汗的法令审断刑狱、等级人户、掌管赋敛等。并用维吾儿体蒙古文一一记录在《青册》上。成吉思汗作为蒙古帝国最高领袖,他所发布的种种法令、军令、训言、格言也记录在《青册》上。这些记录于《青册》上的成文法典在成吉思汗时代具有无上的权威性,可以说是回鹘式蒙古文的第一批文献。最早的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是刻于1225年的《成吉思汗石》石刻,之后又相继产生了1240年的《十方大紫微宫窝阔台汗圣旨碑》、《蒙古秘史》、1243年的《阔端台子令圣旨碑》、1246年的《贵由汗玺》。用回鹘式蒙古文写成的古籍,包括写本、刻本、碑铭、印文、符牌等。元代用蒙古文撰写过很多著作,并且翻译过大量典籍和佛经。目前发现的元代古籍有蒙汉合璧《孝经》,蒙古文《入菩提行论疏》残卷。现存的回鹘式蒙古文碑刻有《也松格碑》、《释迦院碑记》、《张氏先茔碑》、《竹温台碑》、《云南王藏经碑》、《兴元阁碑记》、《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从吐鲁番出土的《亚历山大传》蒙古文抄本残卷等。现存元代的伊儿汗国诸王与罗马教皇和法兰西国王的外交信件,分别收藏在梵蒂冈档案馆和法国国家档案馆。 流传到现在的第一部蒙古历史文献,是成书于1240年的《蒙古秘史》。这部史书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秘密历史,而且也是蒙古帝国的第一部史书。它记载了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有关的将近五百年、二十三代的历史,但主要部分是记述了成吉思汗的生平事迹。13世纪,在蒙古宫廷里还有过一本编年史叫《金册》。它的抄本曾流传到伊儿汗国的宫廷里。保存到现在的第二历史文献是《白史》。它的全称叫做《十善福白史册》。多数研究家推断,这部书编写于忽必烈汗在位期间,成书的具体年代,应该是1330年。《白史》的元代抄本也已失传,流传到现在的《白史》抄本,是16世纪的忽图克台·彻辰·洪台吉的校勘本。《白史》是蒙古族历史编纂学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1958年从内蒙古大茂旗境内的哈布图·合撒尔陵墓内发现的《成吉思汗黄金史》一部史料,是民间传说记录。《成吉思汗黄金史》以年代顺序叙述了成吉思汗的事迹,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史料。 1260年忽必烈继承汗位后,遵用汉法,改革旧制,下令让国师八思巴制造蒙古新字。八思巴是藏族著名学者,喇嘛教萨迦派第五祖师。八思巴遵照忽必烈指示,在藏文、梵文字母的基础上新造字母,创制了"蒙古新字"。忽必烈下令创制八思巴文的动机,一是当时客观环境有此需要,大蒙古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当时通行的有回鹘式蒙古文、汉文、契丹文、西夏文等,这种情况下忽必烈认为应有一种统一的文字来改变这种状态,但主要原因还是出于一种政治需要。八思巴字作为元朝的官方文字,使用110年,译写过多种语言,留下了宝贵的文物和文献资料,如碑刻、官印、符牌、钱钞和图书等。成为研究元朝历史、文化史、民族关系史以及古代蒙古语、汉语音韵史的珍贵材料。最早的一部八思巴蒙古文文献是写于1276年的《安西王忙哥刺鼠年令旨》。目前被发现的八思巴字碑刻近六十种,八思巴字印章包括皇帝玺、帝师、国师、藩王印,元朝中央和地方各级行政机关、军事机关及其主管之印,现存一百余方。元朝符牌现存十余种。八思巴字图书现已发现的有四种:《萨迦格言》蒙古语译本残叶、《百家姓蒙古文》、《蒙古字韵》、《译语》。 1648年蒙古族卫拉特部高僧扎雅班第达那木海扎木苏(1599-1662)创制了适合于新疆蒙古族方言的托忒蒙古文以后,新疆蒙古族就用托忒蒙古文编写自己的历史,记载他们政治文化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以自己的方言进行文学创作,并翻译介绍其他民族古老的文化,留下了不少珍贵的托忒蒙古文古籍文献。据记载扎雅班第达创制托忒蒙古文后,从顺治七年到康熙元年(1650-1662),与他的弟子们翻译了二百多部作品,大多为藏传佛教经典,也有一些世俗典籍。托忒蒙古文文献大部分以抄本形式在卫拉特地区流传,民间也有一些刻本收藏。托忒蒙古文古籍文献主要收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北京市、河北省承德市、辽宁省沈阳市等地的各级图书馆、博物馆。根据不完全统计托忒蒙古文古籍文献约有1500册左右。 最早的托忒蒙古文文献是那木海扎木苏于1649年编辑的《字母汇编》;比较影响的托忒蒙古文历史文献有《四卫拉特史》、《蒙古溯源史》、《土尔扈特汗史》、《和鄂尔勒克史》、《新旧土尔扈特汗诺颜世谱》、《卫拉特纪事》等;文学古籍有《江格尔》、《格斯尔》、《汗哈冉惠传》等英雄史诗和《乌巴什洪台吉的故事》、《四卫拉特之失和》、《斯德尔扎布的故事》等;语言文献有木刻版《蒙古托忒汇集》、《字母汇编》、《明灯辞书》、《多种文字基本字符的区分》、《托忒蒙古文字母》、《托忒蒙古文字母如此》等;宗教文献有《白度母经》、《金刚经功德》、《目犍连报母恩记》、木刻版《弥勒佛赞》、《度母佛赞》、《智慧的彼岸千百颂》、《削罪金刀》等。在一些碑铭上也刻有托忒蒙古文,如《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碑》、《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等。2000年9月,内蒙古大学收藏了出土的一枚"元朝八思巴蒙古文圣旨金牌"。该金牌为圆角长方形片状,重30克,长20厘米,宽8厘米。 二、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收藏情况 根据《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统计,全国收藏蒙古文古籍文献的图书馆、博物馆、图书资料室共有一百余家。这些单位所馆藏的古籍文献有13115种,二万余册。这些文献包括从13世纪到解放前七百多年的各种蒙古文版的抄本、印刷本、影印本和碑文拓片等。这些文献种类有历史、宗教、政治、经济、法律、天文、地理、医学、军事、文化教育、语言文学、哲学、翻译等。中国是世界上收藏蒙古文古籍文献最多的国家,无论在收藏的数量、质量,还是在种类方面都名列前茅。现国内共收藏蒙古文古籍文献16700余种(含不同收藏单位的复本数)。 国内蒙古文古籍收藏分布情况如下: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收藏6280种,内蒙古图书馆收藏2100种,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1625种,内蒙古大学图书馆收藏1524种,北京图书馆收藏813种,内蒙古日报社资料室收藏383种,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民委古籍办收藏336种,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档案馆收藏279种,中国民族图书馆收藏260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委蒙古文古籍办收藏246种,内蒙古民族大学图书馆收藏215种,辽宁省阜新县蒙古语文办收藏168种,内蒙古通辽市蒙医研究所收藏109种,中央民族大学书馆收藏108种。 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和地区也都收藏蒙古文古籍文献。蒙古国国家图书馆收藏几万种蒙古文古籍文献。18世纪初开始,俄罗斯学者、旅行家们开始搜集并珍藏蒙古文古籍文献。其后欧洲其他国家的专家、学者也相继加入了搜集蒙古文古籍文献的行列。从此蒙古文古籍文献在世界很多国家图书馆、博物馆里收藏,为研究蒙古学专家、学者们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蒙古国、前苏联也是蒙古文古籍文献收藏较多的国家。前联邦德国收藏手抄本、木刻本672件;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馆藏560件;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收藏木刻本165件;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民族博物馆收藏手抄本、木刻本126件;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和芬兰--乌戈尔学会收藏手抄本、木刻本105本;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收藏手抄本、木刻本81件;美国芝加哥远东图书馆劳费尔文库收藏佛教经卷木刻本72本;法国巴黎法兰西研究院收藏手抄本、木刻本40件;剑桥大学图书馆馆藏佛教经卷35件;英国伦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收藏木刻本34本;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收藏手抄本、铅印本共23本;挪威奥斯陆大学图书馆收藏10本;法国巴黎盖伊麦特博物馆收藏木刻本3本;梵蒂冈教廷国国家秘密档案库收藏13世纪伊儿汗国外交文书3件。另外,丹麦国家博物馆、原西德波恩大学图书馆、马尔堡图书馆、蒂宾根图书馆、哥廷根图书馆、柏林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原东德民族博物馆、人民博物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和纽约大都市图书馆都藏有蒙古文古籍文献。 三、蒙古文古籍文献的研究利用 宗教和法律文献的研究方面:1988年嘉木样图布丹、卓日格图校注出版了清代章嘉·益喜丹必若美的《智慧之源》。1883年齐格汉译《阿勒坦汗法典》发表在《内蒙古社会科学》杂志1983年第6期。1985年道润梯步校注出版了《卫拉特法典》和《喀尔喀法令》,他在《卫拉特法典》中对"卫拉特法典"作了详细的注释,并根据内容进行了分类与条款调整,使读者一目了然。1990年西#诺日布校注出版了《札雅班第达传》。1993年青格勒、莫·宝柱校注出版了《益希班觉佛教史》。1990年彻·孟和在《内蒙古社会科学》杂志第一期上发表了《托忒蒙古文石经的发现》一文,并且还刊布了石经第《8块卵石上的托忒蒙古文原文。1989年乔吉校注出版的《八思巴传》,以及1989年由尼日拉图、金峰校注出版的《理藩院则例》等文献。 历史文献整理研究方面:《蒙古秘史》是蒙古族第一部历史文献和文学巨著,成书于元太宗12年(1240年) ,全书共282节。原稿是以回鹘蒙古文写成的,已经失传,现仅存明初的汉字表音本。《蒙古秘史》原为元朝藏于国史院的蒙古皇室秘籍,后落入明人手里而公诸于众。《蒙古秘史》作为蒙古族第一部历史文献和文学巨著开辟了蒙古族编年史和蒙古族文学的先河,它与《黄金史》、《蒙古源流》被称之为蒙古族的三大历史著作,与《格斯尔》、《江格尔》被称作为蒙古族文学的三个高峰。国内对《蒙古秘史》的研究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有许多很有价值的考证、注释和研究。1940年奈曼旗的卜和克什克在开鲁出版过《蒙古秘史》,乌审旗的贺希格巴图在张家口出版过《蒙古秘史》。1941年喀喇沁人阿拉坦敖其尔用现代蒙古语转写出版了《蒙古秘史》。1957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蒙古国策·达木丁苏荣通俗本《蒙古秘史》。1981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巴雅尔用拉丁文注读音并还原为回鹘蒙古文、现代蒙古语的三卷本《蒙古秘史》。1984年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了由额尔登泰、乌云大莱校勘的《蒙古秘史》。198《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满昌的现代蒙古语还原并加注释的《蒙古秘史》。1986年额尔登泰、阿尔达札布编写出版了《蒙古秘史校刊注释》,1987年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亦邻真回鹘蒙古文还原本《蒙古秘史》。国外对《蒙古秘史》的研究有近百年的历史。《蒙古秘史》已在蒙古、日本、俄国、德国、法国、英国、捷克、芬兰、匈牙利、土耳其、哈萨克斯坦等国翻译出版。这些国家的《蒙古秘史》研究领域已涌现出海涅什、伯希和、策·达木丁苏荣、舍·嘎丹巴、达#策仁索德那木等著名学者。 从80年代开始,历史文献也相继被整理出版了三十余部。这些文献主要有留金锁校注的《黄金史纲》(1980)、《十善福白史册》(1981)、《水晶鉴》(1984)、乔吉校注的《恒河之流》(1980)、《黄金史》(1983)、《金轮千辐》(1987) ,道润梯步新译校注的《蒙古源流》(1981),乌力吉图校刊注释的《大黄册》(1983),巴·巴根校注的《阿萨拉克齐史》(1984),巴岱、金峰、额尔德尼整理注释的《卫拉特历史文献》(1985)出版。 语言文字类文献整理方面:主要有1983年由道布整理转写、注释出版的《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1990年照那斯图出版了《八思巴字和蒙古文文献Ⅰ研究文集》、1991年《八思巴字和蒙古文文献Ⅱ文献集》,1992年图力古尔编辑出版了《忻都王碑蒙古文研究》,1996年哈斯巴干编辑出版了《中世纪蒙古语研究》,1996年双福编辑出版了《古蒙古语研究》,1998年乌·满达夫校注出版了《华夷译语》。 文学古籍的整理和研究:蒙古族著名文学家尹湛纳希及其父兄五位家族名著先后被整理出版。尹湛纳希《青史演义》1957年初次出版、1979年再版,《一层楼》、《泣红亭》1957年初次出版、1980年再版,《红云泪》1991年出版。1984年出版了《伊喜丹金旺吉勒诗集》,1986年出版了《贺喜格巴图诗集》。自从1956年整理出版了第一部《格斯尔》以后从80年代起先后整理出版了许多不同版本的《格斯尔》。1982年整理出版了布里雅特《格斯尔》即《阿拜·格斯尔》。1985年、1987年分别搜集整理并出版了不同版本的《格斯尔》。1988年格日乐扎布整理出版了诺木齐哈屯本《格斯尔》,乌·席尼巴雅尔整理出版了被称为《岭格斯尔》的《瞻布洲雄师大王传》。1989年龙梅和道荣嘎、布仁分别整理出版了乌斯图召本《格斯尔》和琶杰演唱本《英雄格斯尔》。《江格尔》自1958年出版13章本以后,1980年出版了托忒蒙古文15章本《江格尔》,1982年出版了现代蒙古文15章本《江格尔》,198》年、1987年出版了托忒蒙古文70章本《江格尔》和1988年、1991年出版了现代蒙古文70章本《江格尔》。随着《江格尔》的搜集整理工作的深入,国内外出现了一大批研究者。国内有色·道尔吉、仁钦嘎瓦、纳·赛希雅拉图、图·仁钦道尔吉、宝音贺喜格等学者。国外有符拉基米尔佐夫、库贴齐、策·达木丁苏荣、博·仁钦、哈·罗布桑巴拉丹、达·策仁索德那木等学者,他们对《江格尔》思想内容、艺术结构、社会形态等问题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国外学者研究蒙古文文献方面成绩突出于国内。蒙古国学者,本世纪30年代开始整理、出版蒙古文文献。198《年纳楚克道尔吉撰写了论《黄金史》为题目的论文,出版了《论白史》一书。帕日来出版了《略论革命前蒙古历史编纂学》一书。比拉研究出版了《十三-十七世纪的蒙古历史编纂学》一书。 日本学者那珂通世1908年研究出版了《成吉思汗实录》一书。内腾虎次郎于1902年发表了《蒙文元朝秘史》论文。白鸟库吉1943年研究出版了《音译蒙文元朝秘史》。小林高次郎1941年译著的《黄金史》一书出版,1943年他发表了以《音译蒙文元朝秘史》为题目的论文,于1954年出版了《蒙古秘史》一书。江实于1940年把满文《蒙古源流》译成日文出版。 在国外,沙皇俄国是最早研究蒙古民族历史文献的国家之一。1977年帕拉斯德出版了《有关蒙古人的历史资料汇编》一书,这是俄国人最早翻译出版的蒙古族历史文献。1829年,施密特把《蒙古源流》译成德文,以《东蒙古及其王室史》为名与原文出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卡法罗夫在旅居北京期间发现了用汉语拼写的蒙古语《蒙古秘史》原文。他对此本进行深入研究,再用俄文字母拼写的同时又将其翻译成俄文,以《关于成吉思汗蒙古古代传说》为题目,于1866年出版。1903年,鲁德涅夫出版了译成俄文的《水晶鉴》。 在欧美国家中搜集、研究、出版蒙古文历史文献最早的国家是德国。在德国研究蒙古文历史文献最有名望的学者是海涅什。他于1931年出版了《元朝秘史研究》、1937年出版了《蒙古秘史》(第一册)、1939年出版了《蒙古秘史词典》、1941年出版了《蒙古史》、1961年出版了《蒙古语手抄本、木刻本、地图册》等。 四、蒙古文历史文献的版本印刷以及文化艺术价值 在漫长的历史生活中,蒙古人把抄写、印刻文献当作积德而神圣的事情来对待。所以,不惜一切代价,变卖所有家产来完成抄写、印刻历史文献工程。据记载,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经的翻译、印刻、手工等费用共花费白银41600两,除了少部分是由宫廷承担外,其余的31200两白银均是由蒙古人自愿捐助完成的。 清代的蒙古文书社主要以木刻本为主,其中故宫的武英殿和嵩祝寺的天清番经局最有名望。武英殿是皇家刻书机构,许多官方编纂的蒙古文非宗教类图书大多再次刊印,如辞书、政书等。宗教图书多在嵩祝寺的天清番经局刊印。清光绪年间,石印技术传入我国,从这时到民国时期,石印出版了很多蒙古文图书。如《成语词林》、《分类汉语入门》、《三合教科书》等。蒙古地区一些规模较大的喇嘛庙不但是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木刻、印刷历史文献的地方。如北京的白塔寺、净住寺、琉璃厂的保翠斋、三槐堂、文真堂、护国寺、青海的塔尔寺、山西的五台山、蒙古地区的大库伦、阿拉善的延福寺、察哈尔的查干乌拉庙等地方均有印经院以及印刷场所。察哈尔查干乌拉庙主持察哈尔格西创办印经院,并组织人员刻印了《萨迦格言》、《育民甘露》、《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全集》等多种文献。民国年间特默格图在北京创立的蒙古文书社用铅印版印刷了大量的书籍文献。现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聊斋志异》、《金史纪事本末》、《进士缘》、《无方元音》等都是北京蒙古文书社刻印的。 蒙古文图书的装帧形式中梵夹装和线装占主要位置。梵夹装内容多为佛教文献,但也有一些世俗作品。梵夹装亦有两种不同形式,精装和简装。精装图书是上下用板相夹,考究的木板上还要上红漆,描金线,如大藏经《甘珠尔》便是这种形式。简装是活页长条书,但上下木板用黄颜色较硬的纸张来代替,封面印书名。 蒙古人刊印珍贵文献,特别讲究其装饰装贴艺术,蒙古文珍贵文献的艺术形式闻名于世,其价值到了难以评估的程度。蒙古文珍贵文献中,用九宝(金、银、铜、钢、海螺、珊瑚、珍珠、绿松石、青金石)、七宝、五宝或用金、银粉末写成的文献很多。例如,以位于蒙古国中心广场西南侧的蒙古国国家图书馆里收藏的用九宝写成的108卷《甘珠尔》为例,首卷夹板里雕刻了金佛像。在清康熙年间完成的现存蒙古国国家图书馆的《般若波罗密多经》也是用九宝写成的,此经属稀世珍宝。该图书馆收藏的《密集金刚真名经》是在纯银版上将文字部分刻成凸字形状后,上面加以烫金处理而成,经卷多处有佛像,所有佛像上面镶嵌钻石、珊瑚、青金石等。经卷共222页,用纯金和白银625克。此经卷的工艺精美程度已达到装帧艺术的巅峰。到如今为至,蒙古文最大部头古籍文献是《甘珠尔》、《丹珠尔》,用金粉写成的最小经卷是《密集金刚真名经》。 五、蒙古文古籍文献的保护与抢救 针对蒙古文古籍文献为数众多、内容丰富、门类齐全的特点,以及目前在民间散存大量的古籍文献情况,首先要大力加强征集抢救的力度。把散存于民间和将要失传的蒙古族古籍文献尽快抢救下来。 蒙古族把图书文献或佛经奉为上尊信物,加以收藏。所以民间有"高贵富人收藏珍贵文献,下等富人拥有牲畜家当"的比喻。过去大部分蒙古文古籍文献收藏在宫廷、寺庙和贵族手中,而如今民间收藏着不少珍贵文献。从近百年来对蒙古文古籍文献的发掘情况来看,在荒漠草原深处还有不少文献在潜藏着,等待去抢救并有效保护。 蒙古文古籍的保护需要两种措施,一是延缓性保护,二是再生性保护。延缓性保护是对损坏的古籍文献进行修复,托酸处理以及调整保存环境的温室度,并加强消除有害微生物、灰尘、气体、生物等一系列措施。采取延缓性保护能够很大程度上延长古籍文献的衰老程度,是保存和抢救古籍文献最有效方法之一。图书馆、博物馆等部门应根据自身的条件,对馆藏的蒙古文古籍文献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并采取延缓性措施,更有效地为科研服务。各收藏古籍文献部门应想尽一切办法,争取上级部门、民族古籍办公室的支持,并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筹集专项经费,以保证搜集散存在民间的蒙古文古籍文献,使这些文献早日能够在优越环境下保存,延长其使用寿命,以此达到古籍文献的长期保护和有效利用的目的。 延缓性保护虽然能够延缓古籍文献的衰老速度,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古籍文献的永久保存问题。因此就需要另一种保护措施,那就是再生性保护。它是指通过现代化手段和设备将纸张载体古籍文献的内容全部《照搬照抄》复制或转移到其他载体形式上,即使将来原件毁灭了,被再生性保护的古籍文献仍可以保存下来,供专家学者进行科学研究。再生性保护有以下几种方法和措施:一是把蒙古文古籍文献全文数字化扫描,用现代化手段为读者服务。二是将蒙古文古籍文献拍成缩微胶片。三是将蒙古文古籍文献复制出版。例如,中国民族图书馆将馆藏的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文献全部进行数字化扫描,给读者提供了现代化服务。现我国民族地区和很多收藏古籍文献部门,在编辑出版大量民族地方文献书目成果基础上,已开始注重民族古籍文献数字化建设。如,内蒙古大学图书馆的《蒙古学文献数据库》、中国民族图书馆的《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数据库》、西藏大学图书馆的《藏文书目数据库》、宁夏自治区图书馆的《回族文献和伊斯兰教文献数据库》等。 各收藏单位对馆藏蒙古文古籍文献进行整理编目。必须严格按照国际标准《古籍著录规则》(GB3792. 7 -87) ,并结合蒙古文字书写规则进行著录。然后编制蒙古文古籍目录及蒙古文古籍内容提要,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方便条件。有条件的图书馆应设立蒙古文古籍特藏室、阅览室,供读者阅览。各级图书馆应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先建立蒙古文古籍编目数据库,然后建立全文数据库,最终实现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数字化建设。在此基础上,实现蒙古文古籍文献数据联网、数据交流和资源共享,实现蒙古文古籍文献的网络资源共享,更好地推动蒙古学的研究和发展。 总之,蒙古文古籍文献为数众多、内容丰富、门类齐全的特点,以及目前流失现象日益严重的紧迫情况,首先要加强收集抢救的力度,利用现代化手段,将濒临失传的蒙古文古籍文献尽快抢救下来,为促进蒙古学的研究以及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乌林西拉.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2〕张公瑾.民族古文献概览〔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 〔3〕史金波,黄润华.中国历代民族古文字文献探幽〔M〕.北京:中华书局,2008. 请您支持独立网站发展，转载请注明文章链接： 文章地址: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c4/4033 引用通告: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trackback.php/4033 本文原载：《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1-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