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宇文所安像：李媛 绘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常说搞不清自己是个汉化的胡人还是胡化的汉人，“宇文”是古代胡人的姓，“所安”出自《论语》“察其所安”，所以这也是一个胡汉结合的名字。钟情中国文学多年，宇文所安的研究对西方汉学以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我们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学史叙述时，他却提醒我们，文学史是不稳定的，我们应该学会接受不确定性；而学者们在书写文学史时，也应该有意识地从更多元的视角去体现当时文学的复杂情境。 听说您在编《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大概什么时候能够问世？有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计划吗？ 宇文所安：差不多编完了，现在出版社正在看校样，希望2009年年底能够问世。中文版我们会交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希望能找到合适的译者。这书很厚，有两大卷，上卷一直写到十四世纪也就是明初，下卷从十四世纪一直写到2005年。 您提到过中国文学史以朝代分期是通常的做法，但并不是理所当然的。那么这部《剑桥中国文学史》是怎样布局的？ 宇文所安：文学史写作中用朝代分期有时候管用，有时候不管用。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依循朝代分期，有时候不依循。比如撰写上古部分的作者柯马丁（Martin Kern）就一直从春秋、战国的金文写到西汉，他说如果这一段不把西汉包括进去，他宁愿不写。他这样做是有道理的。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上古”文本都是经过西汉人编辑处理的，而且尽管经过了秦代，西汉的书写系统还是同以前一样，以简帛为主，技术也不是特别发达；我们以前一直在谈社会背景，但其实物质文化也很重要，到东汉开始有了纸，文字的传播途径有了极大的改变，这也是第一章“上古时期”到西汉结束的一个原因。第二章的作者康达维（David Knechtges）从东汉开始写到317年西晋灭亡，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该时期的文学仍然处在东汉的世界中，尽管东汉的天下已经分崩离析。而到了东晋，则完全是一个新时代，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这里用朝代来划分文学史才是有意义的。第三章从东晋到南北朝一直到唐太宗去世（649年），由田晓菲教授撰写，她将隋代和唐太宗时期看作北朝后期的遗绪，因为它们的文学和文化的确属于北朝的世界。我从武则天掌权写起，这是一个新时代，一直延续到北宋早期；艾朗诺（Ronald Egan）撰写了北宋剩下的部分；傅君励（Michael A. Fuller）和林顺夫撰写了南宋部分；奚如谷（Stephen West）负责元代和明初部分。以上是我编辑的上卷，下卷由耶鲁大学的孙康宜教授编辑。 光从结构安排上来看，已经同中国的文学史十分不同了，您能评价一下中国的文学史吗？ 宇文所安：中国的文学史写作有一种模式，他们一直在试图重复这种模式。断代的模式就是要讲述一种国家民族的文化和历史，这其中很多事情都有了定论。对我来说，武后是个英雄，可她对很多人来说不是英雄。她打破了原有的权力分配，如果不是她的话，天下肯定还是老样子。当唐太宗继承皇位时，他并不知道这个王朝将继续三百年，因为之前的北朝诸政权在几代之后都衰落了，太宗也一定会有这样的担心。的确，唐朝到了第三代皇帝就开始衰落了，他的担心是对的。巧的是，改朝换代的恰好是个女人，而她的孩子仍旧继承了李姓，这才让唐代得以延续下去。如果是某个异姓大臣篡权，唐代那时就结束了。我不想批评中国的文学史，但我更喜欢用这种方式描述太宗。如果用断代的方式，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你就看不到那种并存性；如果你把唐和之前的时期放在一起，就会看到北齐、北周到隋、唐，是一个较为一贯的世界。而武后把这一切都打断了，所以说到她的时代有了大转变。 柯马丁教授从铜器铭文和竹简帛书写起，如果您执笔上古部分，会从哪里开始呢？ 宇文所安：这很难回答。我同意柯马丁的很多意见，比如《诗经》是没有年代的。首先，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汉以前《诗经》曾被作为一个整体记录过，我们可以猜测它曾经被记录过，却在秦火中焚毁了，但也可能是到比较晚的年代才出现了集合本。我觉得当时的人在没听过《诗经》之前是记录不下来的，得先有人记住诗的内容，解释给你听，然后你才能从所知的字库中找到对应于你听到的读音的汉字，艰难地记录下来。在汉以前，可能很多人都能把《诗经》背得很熟，以至于不需要文本的记录。想一想，如果《诗经》一直是一种口头文本，又是用古老的方言传诵的，如果语言变化了，那么文本的内容也会跟着变化；在传播的过程中，如果有人不明白某些小地方的意思，他可能就会按照自己的理解添加些声音相似的音……所以这不是一个固定时刻写成的文本，而是属于一段相当长期的传播和诠释的历史。 可今天还是有很多学者认为《诗经》是孔子编辑的。 宇文所安：那我可没办法，我觉得人们应该学会接受不确定性。以前人都说屈原在自沉前写了《怀沙》，但是如果他真的写了的话，那得随身背多少竹简啊，得花多少时间才能一笔一画用小刀刻完呀。我们必须得面对一个事实，早期中国是个口头传播的世界，从口述到书写的过程中有许多不确定性。研究需要讲证据，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诗经》是不是孔子所知道的《诗经》？有证据说明这其中是有问题的。当《毛诗》形成的时候，会说明一共有多少章，每一章有多少字，可是你想一想，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注明？他们在试图让文本稳定下来，因为其他人的版本可能会多出几章或是使用不同的字。这里面有很多问题，而且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就像孔夫子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我倒是觉得我很坚持孔子的教诲。我不会说孔子编了《诗经》，我会说我不知道。 那么可以这样说吗，中国学者更喜欢确定的东西？ 宇文所安：是的，而且这是有原因的。这些原因会随时代而转变。在现代，因为文学成为了国家文化的一部分，国家支持国学教育。我不觉得这是坏事，对于孩子、年轻人来说，通过历史文化教育能够建立一种民族感，你需要一种确定的东西，一种正确答案。我经常想，小学生在学校会问一些问题，老师们会说：别这样说，应该是怎样怎样。但小学生问的往往是最棒的问题。 那您觉得一部不稳定的文学史对于中国人来说容易接受吗？ 宇文所安：肯定会有中国学者不同意我的一些观点，但有的观点我想大部分人会同意，比如很多学者如今都意识到了断代文学史的问题。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断代已经成了文学史内部的一种真实，北宋早期还是很像唐代，然而进入北宋中期后，人们慢慢开始问：宋代文学应该是怎样的？他们已经在用一种断代的思维思考自己的位置了，唐代人可不会这样想。在宋以后，“断代文学史”（尽管当时还没有这样的称呼）已经成为人们思考过去和当下写作的方式了。我不想批评这种观念，因为这是一种历史真实，而现在人的思维也同样是历史真实。从这种角度看，我不用承担这样的历史，所以我更自由些。 文学史叙述中最大的问题可能是倒果为因，从结果追溯原因继而形成一种一脉相承的叙述脉络，而忽略了其原本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当您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也说这“毫无用处”，使我们失去了单一的视角，得到的是不断变化的多重视角。说得极端些，等于是从根本上质疑了文学史的合理性。那么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您是怎样处理这些问题的？ 宇文所安：有很多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一种方法是，你知道自己在讲述一条线索、一条脉络，但这其中也有变化的技巧。如果我翻开自己写的文学史，也就是中唐部分，会有韩愈、孟郊、李贺、白居易、元稹等等，我会说这些是革命派，与此同时，几乎所有京城的精英都在写律诗，并且仍旧是大历年间的风格。接着又出现了一套完全不同的诗歌价值判断体系：公元804年有个日本和尚空海来到长安，他编了《文镜秘府论》，也买了一些书带回日本，他对天皇说，长安所有的作家都喜欢王昌龄的《诗格》，这是很令人惊奇的。他还献给天皇一册初唐诗人刘希夷的诗集，我不知道804年的长安谁会看刘希夷的诗集，但的确有这样的群体存在。很有趣的是，在敦煌写本中刘希夷的诗很常见，所以他的作品可能在比较低的阶层中流传。随便从文学史中抽出一年，你就可以讲出很多故事，能让文学史中程式化的线性叙述变得复杂起来。你能看到很多互相竞争的力量，就能知道韩愈在与谁斗争，你能从文学史叙述中的一群干巴巴的人物之间看到活力和他们之间的关系，看到一个鲜活的世界，其中有不同类型的写作。这样做很困难，但并非不可能，无论如何，你不能重复已经有的写法。 具体到诗歌领域，很多中国学者的表达是感受型的，似乎被称为“鉴赏”更合适，而不是研究。 宇文所安：我觉得这也无可厚非，主要看你的读者是谁。我翻译诗歌的时候，也会考虑到不同的读者，鉴赏类的文字就是写给普通读者的。这样做很方便，就是说大家爱听的话。当然还有更有趣的写法，你当然可以说一首诗“很妙”，这一点没错，但为什么它很妙，原因可能要复杂得多，而要讨论为什么大家会说它妙，那就更复杂了。 您的研究中有很多理论的影子，特别是后现代理论…… 宇文所安：我成长在1970年代的耶鲁，吃奶的时候就已经在学耶鲁腔了。现在我已经摆脱了那种语言系统，不过大概有些基调还在吧。 顾彬先生说美国汉学家用后现代理论作为武器打击欧洲汉学家，您怎么看？ 宇文所安：是吗？我还是第一次听说。顾彬是个非常有趣的人，很博学，很聪明。很多欧洲学者是非常狭隘的，他们只研究一个很小很小的题目，不管大背景，但顾彬是个少见的反例，他的知识面非常广。他这话可能针对的是那些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美国学者，有时候他们的确比较怪。理论不是一个让你摇着小旗子显摆“看我多聪明”的工具，而是帮助你在学习研究中得到新的启发，你得把这些想法完全消化，然后让它成为你思考的一部分。 听说国内已经有好几部专门研究您的学术的论文了。 宇文所安：是的，我也听说了，真是感觉有些奇怪。当然现在学生很多，他们可以选择自己想写的题目，不过很少有真正研究西方文学的论文。而中国学生对西方汉学的着迷似乎是中国人对自身着迷的一种投射。现在西方汉学的出版物很多，大学里有西方汉学的课程，学生写西方汉学的论文，但很少有人关心欧洲文学，或者美国当代文学。我希望能在中国学生身上看到一种视野更宽阔的好奇感，在不放弃本国文化的立场上对其他国家的文学、文化感兴趣。 那么除了视野不够宽之外，您在接触中国学生时还看到了些什么问题？ 宇文所安：二元的思维方式是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人习惯用一种二元视角去看问题，比如所谓东方与西方的对比。事实上，作为一种整体的“西方”是不存在的，“东方”亦如是。如果只有两种元素对比，它们会互相关联、互相指涉，很难体现出多样性。所以，当我给学生上课时，从来不会允许他们只比较两种东西，至少需要同时比较三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