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概述 (一)理论与研究方法探索 民俗学的对象非常宽泛，比较理想的是要研究那些高度类型化的样式，而众多的民俗学的对象是高度类型化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俗学的对象往往是一些典型的样本。通过研究一些样本，能够解决一系列同一性的问题，例如，通过史诗演唱研究，我们试图探索民间大型韵文叙事的基本构造和法则。通过对歌手的个案追踪，希望描述民间社会的表演习俗和表演者的社会角色，同时希望了解个人与整个传统的关系。(1)晚近民俗学以文本、文类(史诗、传说、故事、歌谣)、传统(语言、文化、社会历史)为基本出发点，开展比较口头传统的研究，特别强调共同性之外的独特性的研究。对独特性的解释要充分考虑各个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特点，同时又能够在不同的传统之间找到可以提供比较的共同点。 近年来，民间文学理论研究领域最令人关注的，莫过于建设中国特色的民间文学理论体系和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的问题了。比较引人注目的文章，有刘锡诚《发展我国自己的民间文学理论》、王松《关于建设中国式的民间文学理论体系的几个问题》(均发表于1984年)、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发表于1999年)等。对此，户晓辉认为，这一口号的提出，多半并非出于学理的缜密考虑，而是出于近代以来我们一以贯之的情绪化与本土主义价值观的态度和要求。户文提出了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富于启发意义。(2)仿佛是作为补充似的，刘锡诚描述了20世纪30—40年代社会-民族学派相关的一次实践，强调了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包括学术传统的梳理，强调民间文学研究工作的作品与本国本民族受众之间的桥梁作用。(3)杨树喆提出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是一种普遍的、多层面的文化互动现象。各民族民间文学相互交流与整合的结果促成了中华民间文学的既具有多民族性又具有统一风格的特点。(4)东邻日本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理论是我们关注的另一焦点。邹明华谈到日本学者柳田国男1940年出版的《传说论》，以西方民俗学界最近20年所关心的一些理论问题为背景来重读这本书，发现它即使是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颇具知识原创性的著作。(5) (二)神话研究 中国各民族一些著名的神话类型继续成为研究的热点。刘毓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狼祖神话与中国文学中之狼意象》引用丰富的古籍资料，描述了北方民族狼祖神话的各种形态以及在民族融合中神狼的命运、意象的变迁。(6)《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还刊发了那木吉拉《古代突厥语族诸民族乌鸦崇拜习俗与神话传说》、苑利的《朝鲜族熊虎同穴神话源出北方羌族考——兼论中国彝语支民族熊虎图腾崇拜的北来问题》，也探讨了北方民族的图腾崇拜问题。何永福《九隆神话与图腾受孕机制》则分析了南方民族著名的九隆神话所隐含的一些原始文化因素。(7)向柏松《水生型创世神话与民俗文化》系统地梳理丁此类神话的各种形态，深入探讨了它所包含的文化因子在民俗中的沉淀。(8) 关于蒙古族神话研究的文章有那木吉拉的《蒙古创世神话的佛教神话文化影响》(9)、金海的《蒙古族神话<额日黑莫日根>的文化解读》(10)、贺。宝音巴图的《论蒙古族神话<天女之惠>的多彩组合美》(11)、那木吉拉《阿尔泰语系诸民族月亮斑痕神话比较研究》(12)。 林继富的《论西藏的天神信仰》以藏族、珞巴族神话为资料，论述了离天穹最近的“世界屋脊”上的人们的天神信仰，梳理了西藏天神信仰的大致概貌，考论了藏族天神信仰的缘起以及藏族天神发生变化的主要动因，总结出藏族天神信仰的特征：神力的综合性、形象的混容性、天神的社会化和政治化等。(13)文日焕《朝鲜古代鸟崇拜与卵生神话之起源探究》指出，朝鲜古代鸟崇拜思想与卵生神话是独自发生、发展的，并非“南方流人”。朝鲜古代卵生神话是原始狩猎历史时期的文化产物，可分为南北方卵生神话。稻作文化的传人推动了朝鲜卵生神话的演化，丰富了朝鲜神话元素和象征体系，并促使南北方神话在原型结构上进一步产生差异。(14) 罗宗志的《盘瑶渡海神话考释》(15)、彭兆荣的《瑶汉盘瓠神话一仪式叙事中的“历史记忆”》(16)、杨建军《羌族起源神话考》(17)等文章通过文献考释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将研究引向深入。 (三)史诗研究 史诗可以被定义为最初由讲述者、游吟诗人或歌手在口头表演中表现的长篇英雄诗歌。在这样的口头“文本”中，我们可以识别与文本相关的要素与特征，还有与文化背景相关的特征。今天的民俗学对口头文学的文本采集过程有更加严格的科学标准。以史诗文本采录为例，大致分为口述文本、口述记录本、源于口头传统的文本，以传统为依据的文本。这些文本都具有某一传统的基本属性，但是，他们各自所具有的科学程度是不同的。朝戈金指出，新疆卫拉特蒙古人保持了蒙古史诗传统，成为今天令世人惊叹的文化遗产。蒙古史诗的典型样式是诗歌体的，有繁复的韵式和复杂的步格。这就决定了要掌握它，一定要花费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凡是在早年稍稍接触过史诗，并对史诗演唱有点兴趣的人，大体只会用散文体的形式复述故事梗概，而不会用诗体演唱。只有那些有名气的江格尔奇，才是能够用韵文体演唱的人。蒙古史诗淡出民俗生活的事实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18)朝戈金《口头史诗的五个基本问题》涉及了蒙古、南斯拉夫口头史诗传统，古希腊、古英语史诗传统也在论述之列。这样大范围的比较研究是以五个层面来展开的：程式(formula)、主题(theme，typical scene)、歌(song)、语域(register)，这些叙事单元在不同传统之中的具体形态是不同的，具体到每个传统，程式的界定是不同的。(19)《玛纳斯》史诗的结构和内容，具有程式化的特点。程式化结构是《玛纳斯》史诗最稳定的一个因素，而程式化语词则是史诗中能够被歌手自如调配和运用的主要因素。《玛纳斯》史诗的表演是一个综合性的展示过程，具有复杂的艺术表演形式。对于口传史诗《玛纳斯》来说，印刷文本只是传统的、活形态表演形式的一种不完整的替代品。(20)《锡林嘎拉珠巴特尔》是一部流传我国和蒙古国的中小型史诗。20世纪以来学者搜集的异文多达17种。陈岗龙运用类型学方法分析史诗的母题和程式化语言；同时，作者探讨了与史诗相互关联的文类如蟒古思故事和蒙古本子故事。在历史比较研究的层面上论述了母题的演化阶段。(21)程式和主题这些概念可以用来分析口传史诗的变异性和稳定性。关于史诗叙事单元的理解，可以由局内观察和局外观察这两个角度来思考。斯钦巴图运用口头程式文本分析方法，揭示出蒙古史诗程式特点是传统的。一些特定的程式不仅存在于某个史诗作品中，也存在于整个蒙古史诗中。一些关于马匹、英雄的特定程式非常稳定。程式与特定的场景或主题是相互联系的。关于典型场景的描绘段落是可以自由伸缩的。典型场景那仁汗宫殿的描写详略不同，说明歌手演唱基础、演唱时的客观条件、歌手现场表演的状态是有差异的。作者材料来源主要是史诗书面誊录文本。(22)托汗•依萨克对《玛纳斯)史诗五个唱本的比较研究，提供属于两个世纪的五个不同时代的文本，通过这几个文本的比较，作者指出玛纳斯在稳定之中有变化，歌手在传统中有创新。(23) 史诗的讲述与音乐是一种活的统一体，它在今天得到更为认真的研究。边多《浅谈<袼萨尔>说唱音乐艺术》指出，藏族民间艺人吸收民间音乐的营养创造了丰富的曲牌，各种不同的曲调有80余种。如《赛马称王》全书共由56个唱段组成，其中以人物特定标题性专曲专用的唱腔就达36首之多；《霍岭大战》全书共由233个唱段组成，其中以人物特定标题性专曲专用的唱腔就有46首。所有这些充分说明，音乐以其独有的艺术手段或功能塑造了众多不同人物的艺术形象，为史诗的内容增添了无比辉煌的光彩，为《格萨尔》的传播、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24) 口头传统体现了人类文化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文化的规范往往是通过它来传递的。跨文化比较的方法，可以运用到那些不同文化背景中产生的口头文学的研究中去，这包括世界范围的史诗传统。19世纪随着人类学田野实验的兴起，世界各地被陆续发现的活形态的口头史诗传统，为史诗学提供了很好的材料。蒙古史诗、南斯拉夫史诗都属于活形态的史诗传统，而古希腊和古英语史诗已经成为书面的文学经典。这里所包含的传统，它们相隔几千年，地域相隔甚远，但是，它们都属于史诗这一文类，都属于宏大的口头叙事传统。朝戈金的论文《口头诗学五题：四大传统的比较研究》，使我们对各个具体史诗传统及其特性有更加深刻的理解。这种比较研究可以具体到一些特定的史诗传统要素，如关于歌的观念，关于典型场景的观念，关于诗行、程式、语域的观念等，传统之间的对比可以让我们自觉地体验到活生生的口头创作的魅力。(25)产生于蒙古族和藏族民间的世界著名史诗《格萨(斯)尔》，不仅在中国各民族中流传并深受他们的喜爱，而且还流传到了蒙古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俄罗斯等国家各民族当中，成为当地国家和民族精神财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扎拉嘎《<格斯尔>与<格萨尔>：关于三个文本的比较研究》指出，蒙古族和藏族流传的《格斯(萨)尔》史诗文本，虽然具有共同的起源和故事题材，却不能因此而否定它们各自所具有的独立价值。从藏族《贵德分章本格萨尔》，蒙古北京版《格斯尔》和蒙古族《琶杰本格斯尔》，人们可以发现各民族史诗所寄托的独特民族精神和独特的审美理想。(26) 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格萨尔》产生年代的问题，学者们在不断调整视角。李连荣指出，首先，史诗是在长期的历史演化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关于某个时候某个人创作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从史诗反映的历史内容来确定史诗的年代也是不可靠的。史诗毕竟是艺术创造，而不是编年历史。以英雄人物来推测史诗的年代更加不可靠。关于史诗源头的探索应该与探讨史诗发展的一般规律联系起来。我们关于史诗的一般性的理论还是十分缺乏的。(27)贾木查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来研究江格尔的历史原型问题，他认为江格尔一名来自波斯语扎罕格尔，意义即世界征服者，由于语言环境影响，进入蒙古语后变成江格尔。在藏族史籍《佑宁寺简志》中记载：大地梵天江格尔汗的大臣格日勒图带领部属来到这里；在托忒蒙古文古籍中写到：蒙古精格尔汗推翻宋朝，统治了汉人大半地方。这说明江格尔这个主人公形象就是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族英雄豪杰的群体形象。(28)吴晓东从史料学的考证，认为西部苗族迁徙史诗反映的是苗族迁徙到彝族地区的时候与汉族的战争，而不是反映蚩尤与皇帝的战争，同时，作者也对史诗所描述的迁徙路线做了考证。(29) (四)传说、故事研究 传说研究中，一些著名的人物传说继续受到人们的关注。杨宁宁《“刘三姐”一一壮汉民族文化交融结出的硕果》认为，从有关刘三姐的传说、山歌、故事的表现形式看，壮族文化对汉文化的吸收融合是多方面的。(30)向云驹《“梁祝”传说与民间文学的变异性》揭示了梁祝传说的发生、发展中的变异规律(31)。 故事研究的文章多为故事类型的分析。向柏松《“浴女”母题的传承与文化内涵的演变》谈到，中国民间文学中“浴女”母题以女子沐浴生子为基本情节，以水生殖崇拜观念为文化底蕴，经历了由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再生形态的发展历程。(32)林继富《源于怪的力和美——中国怪孩子的审美艺术》选取怪孩子故事的一个侧面——审美艺术进行分析，解剖了怪孩子故事的结构模式，描述了其审美艺术的表现形态的三个方面。(33)毕桪《霍加•纳斯尔和印度故事》分析了一些有关霍加。纳斯尔(或称阿凡提)来源于印度故事的各种情况。(34) 故事研究的专著有陈岗龙《蟒古思故事论》，这是作者在长期研究蟒古思故事文本文献和多次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研究蟒古思故事的专著。全书共九章，概括介绍了蟒古思故事的演唱民俗和蟒古思故事说唱艺人及其演唱的蟒古思故事基本内容，评述了蟒古思故事的搜集整理与科学研究的情况，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详细考论了蟒古思故事的来源和形成过程，分别论述了蒙古英雄史诗、本子故事和佛教神话传说在蟒古思故事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从神话学的角度分析比较了蟒古思故事“天神下凡人间降魔除妖”的神话主题和叙事结构，对蟒古思故事和《格斯尔》史诗、印度史诗《罗摩衍那》进行了影响比较。(35) (五)歌谣研究 这一年歌谣研究的文章比较专注于挖掘歌谣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蕴。杜春燕《少数民族“哭嫁歌”价值浅析》从口述史和艺术史的角度对少数民族哭嫁歌的价值进行了探讨(36)；夏敏《西藏情歌：爱欲中的文明果实》指出，相当多的西藏情歌有男女互赠信物(带、结、箍等)的礼俗内容。它们是两性身心融合的象征，也是早期抢婚制度的文化隐喻；在看似同心互爱的表达背后，隐含着传统社会两性的不平等和性别的二元对立。(37) 各民族民间演唱艺人、演唱习俗及其现实状况也历来是人们关注的重点。黄中祥《哈萨克族民间演唱艺人萨勒一赛里》，介绍萨勒一赛里在哈萨克族民间既指一种民族传统风俗，又指能弹会唱的绅士式民间艺人。萨勒一赛里的诞生是草原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38)。张昀、阿力木赛依提《新时期的“阿肯弹唱”》谈到，在当代社会，“阿肯弹唱”这种哈萨克人民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出现了新的发展与变化，作为哈萨克民族的象征，这种传统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并将成为21世纪草原文化的重要传播途径。(39)杨晓《南侗“嘎老”传承的当代变迁及其文化意义》讨论的是一种南侗民间的重要歌种——嘎老(即狭义的“侗族大歌”)——在当代语境中呈现出的传承变迁现象。(40) 二 古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 本年度少数民族古代文学以及各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成果较多，出版的专著、刊发的论文数量较多，探讨的问题所涉及分支领域也较为宽泛。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一)依托于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进展顺利，金代和元代文学研究取得突出成绩 长期以来，文献资料的匮乏一直制约着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的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在学科的基础建设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建立的辽金元三朝的文献的整理工作成绩更为突出，对少数民族古代文学研究、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有颇为积极的影响。2003年(含部分2002年12月出版)面世的几部著作和论文集，反映了新的学术思路，展示了新的学术格局。 《金诗纪事》一书，是对民国陈衍编写的《金诗纪事》进行整理，除点校之外，主要是重新阅读了大量的文献，扩大了采辑的范围，增补了近240家。辑注者以是否金代移民和是否生活年代主要在金作为取舍标准，将相关人物、内容纳入本书的条目之中，保证了《金诗纪事》采辑范围的完整。该书充分尊重学界已经发表的各类成果，根据原书编著者在作家小传后附录部分佚事或评论资料的基础上，在作家诗后增设“集评”一项，将此类资料移人。又广泛采辑宋、金以后历代诗话、序跋、评论、批注，择其精要者附人，以“[补]”字示区别，显示了著者的求实严谨的学风和现代性的学术理念，加大了本书的学术含量和使用价值。全书采辑了396位金代诗人的有关文学史料37.8万字，对于金诗的研究是一项非常实际的基础建设工作。(41) 《元代文学文献学》为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元代文学的新的格局。作者认为，尽管戏曲在元代取得了一代之辉煌，但诗文仍然占有重要的位置；并且在元代，传统的诗歌依然是人们表达感情最主要的语言形式。其次，作者介绍了元末至今的数百年中，人们对元代文学认识和评价的变化。除了诗文、戏曲之外，词曲、小说、文论文献，在这部书中都占有相当的比重。也就是说，在这部书中，元代各体文学都受到了相当的重视。这部书同时也可以作为元代文学研究史来读。在这部书中，从元朝当代直到今天，人们对元代文学文献整理和研究的情况清晰可见。本书打破了学术界过多关注元曲文献的局限，将元代文学文献的介绍扩大到了元代文学各体。作者按年代辑录，并对所辑录之文献予以简约介绍，是目前国内辑录元代文学文献最全的专著。(42) 《元诗史》是一部重量级的断代、分体文学史，该书的出版对于元代各民族文学的关系研究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著者此前关于元代西域诗人群体的研究成果已经在元代文学研究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元诗史》中，作者专门在第二卷“蒙古色目诗人”中系统评述了元代诗坛最为突出的文学现象，即众多的蒙古、色目诗人使用汉语进行创作的成就及贡献；在第三卷“北方诗人”中也列出专节对元好问、耶律楚材在北方文坛上的特殊地位，特别是他们对本民族的文化传承和中国文学发展的特殊贡献作出了准确客观的评价。(43) 本年度《民族文学研究》在“北方民族文学与文化”专栏辽金元文学研究，刊发了刘毓庆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狼图腾神话与中国文学中之狼意象》(2003年第1期)、胡传志的《北方民族政权于辽金文学》(2003年第1期)、徐子方的《辽金元文学与文人境遇》(2003年第1期)、王永炳的《元剧曲中的蒙古语及其汉语音译问题》(2003年第1期)、詹杭伦的《<元遗山志>叙论》(2003年第2期)、刘达科的《金元耶律氏文学世家初探》(2003年第2期)、黄震云的《辽代的文化观念和文学思想》(2003年第2期)、张晶的《辽金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2003年第2期)等几篇文章。从这些文章切人问题的角度和论述的方法，可以看出该刊的编辑倡导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进行文学史的研究，从哲学史、思想史的角度把握文学思想的演变，运用宗教学、民族学、民俗学的方法阐释文学现象这样一种跨学科、跨文化研究的学术理念。 上述专著和文章的作者都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专家，他们对于辽金元三代文学研究的出发点并不是要做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但是在少数民族建立政权时期，其文学发展的特殊性是每一位研究者很难回避的。随着学界学术观念的调整，在中华文学的整体框架中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各民族的文学发展加以考察，不断拓展着古典文学的研究领域，使得原本冷寂、边缘的学科领域逐渐显现出蓬勃的生机。这也是我们在考察少数民族古代文学研究的现状时，对各朝代的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政权统治的朝代的文学特别加以关注的基本出发点。 (二)注重探讨多民族文化的交流对于中华各民族文学发展的影响，已经成为少数民族古代文学研究的热点话题 魏强的《从文学交流看藏汉文化交流》(44)、陈立明的《<仓央嘉措情歌>与门巴族藏族的文学交流》(45)、岗•坚赞才让的《(格萨尔)中授记神贡曼杰姆与西王母——藏汉民俗文化交流研究之一》(46)、杨树喆的《各民族民间文学的交流整合与中华民间文学的总体风格》(47)、刘亚虎的《<庄子>与南方民族文化》(48)、秋喜的《浅谈(青史演义)对儒家思想的吸收与借鉴》(49)、李献芳的《民族融合背景下的<续夷坚志>》(50)、刘亚虎的《楚辞与南方民族文化》(51)、杨义的《多民族的碰撞融合以及文化哲学》(52)、霍然的《论北朝民族大融合对唐代诗歌的影响》(53)、王青的《早期狐怪故事：文化偏见下的胡人形象》(54)、汤晓青的《回族文学批评家李贽的多元文化背景》(55)、徐蔚的《汉化中的反拨与继承一一薛昂夫散曲的个性特色》(56)等文章，分别依据汉语文学文献以及少数民族的文学材料，捕捉到了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史信息，研究者的学术见地多有精彩之处。 (三)对于各民族作家作品的研究逐渐深入 《古代少数民族诗词曲赋家研究》在六章中分别对少数民族诗人、词人、散曲家、戏曲家、诗画(书)家，以及少数民族诗人对于诗词研究等方面的贡献给出了自己的评价。论者研究的古代19位各民族的文学家，既有学界较为熟知的萨都剌、丁鹤年、纳兰性德、贯云石等人，也有不大为人们了解的西夏诗人昂吉、蒙古族诗人梦麟、五代词人李珣等人。论者的出发点着重在于发掘这些以不同的民族身分出现在中国古代文坛的作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肯定他们在历史上的特殊贡献。(57)有关维吾尔族古代文学研究的文章有：罗淑荣的《<福乐智慧>中天人和谐思想来源探析》(58)、穆罕默德。艾沙的《试论<福乐智慧>的戏剧特征》(59)、热依汗•卡德尔的《摩尼教与高昌维吾尔文学艺术》(60)、王佑夫的《维吾尔族古代诗学之星》(61)等。关于少数民族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文章有王佑夫的《清代满族文学批评述略》(62)、段丽萍的《试论古代羌族作家于阕的文艺观》(63)。鲜于煌的《试论唐代三峡少数民族“獠人”的民俗生活特色及影响》(64)、沙马拉毅的《论彝族毕摩文学》(65)、张泽洪的《元代回族诗人萨都剌与道教》(66)、宝玉柱的《<一层楼>和<泣红亭>中审美观语言观转变轨迹》(67)等文章，也值得我们关注。 近年来高等学校的教材编写工作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根据现代学术的格局和学科分类，对少数民族文学作了整体描述。著作者从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现实出发，从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两个方面，对55个少数民族的文学作了较全面的介绍。作者用体裁分类作为本书的基本结构，在不同文体的框架中分别对不同的民族的文学成就或文学现象加以介绍，避免了以往对以口头文学为主要内容的少数民族文学作统一的历史分期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68) 三 现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研究 本年度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研究一如既往，依然平静而稳定地向前发展。与往年相似，研究多集中在现当代文学研究，尤其是作家作品的个案探讨方面，内容涉及哈萨克族、苗族、土家族、满族、彝族、白族、藏族、朝鲜族、维吾尔族、回族、蒙古族、哈尼族等十几个民族的作家，包括老舍、沈从文、端木蕻良、萧乾、陆地、艾克拜尔．米吉提、黄永玉、田永红、吉狄马加、栗原小荻、班果、南永前、郑判龙、叶梅、乌热尔图、叶广芩、景宜、甘。希儒嘉措等人，被评论的作品以小说、诗歌居多，部分是散文和报告文学，关于戏剧的比较少。问题意识匮乏使得这些研究陷入思维的惰性，能由个案上升到理论高度的不多，批评总体水平不高。但是，部分研究已经涉及生态文学、族群批评等较为前沿的问题。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探讨由于学界现代性的探讨以及全球化语境下民族主体意识的觉醒，在本年度有较大的开拓，论题集中在对既有少数民族批评方式的反思和族群意识彰显的探讨，尤重在地域性少数民族作家群落的研究。 (一)现代作家作品研究 现代满族作家老舍、苗族沈从文近年来一直是现代文学研究的热点，本年依然热度不减。2003年4月，第三次国际老舍学术研讨会在安徽芜湖召开。来自国内主要高校和研究机构和来自俄罗斯、德国、日本等国的老舍研究学者60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畅所欲言，从不同的视角对老舍及其创作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老舍及其创作是中国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充分理解老舍的人生与文学创作，老舍与他的时代和文化语境的关系，老舍和世界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对建构现代中国民族性以及对于中外文化的交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次研讨会在上述方面展开了的广泛研究和探讨。 老舍研究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存在着不足和值得开拓的地方。吴小美、古世仓《对近十年老舍研究的反思》一文指出，近10年老舍研究的成就有目共睹，但论题重复、视角单一和创见贫乏所形成的沉寂状况也日益明显。老舍研究需要在多维视野中进一步整合研究内容，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并在更大视野中进一步拓展。既有的老舍研究包括叙述学角度的研究，性别心理角度的研究，宗教学角度和文化视角、比较视角的继续研究；语言研究、幽默研究、思想研究等等。(69) 关于老舍研究的论文在本年老舍研究论文国内学术期刊总共有110余篇，可以分为文化视角及思想研究、艺术特色及作品分析、性别心理角度、比较视角、语言研究和幽默研究等五大类，大致不出吴小美、古世仓所论范围。从族群特性角度切入的，蒋芝芸《从老舍创作看中国现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性》是较为典型的一篇。该文认为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与现代文学相同的现代化追求和现他特征。满族作家老舍的创作因对国民精神与民族命运的自由解放的关注与追求，而呈现出与中国现代文学一致的现代性特征，但老舍的旗人身份又使他的创作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形成这些特征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华民族心理归属的双重性。(70)杨春、马丽蓉等人考察了老舍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前者的《老舍与满族文学》关注老舍与满族文学的关系(71)。后者的《关于老舍与回族的特殊情缘》和《论老舍的回族题材创作》考察了老舍自幼与回族人交往的事迹，认为老舍对回族的体认，经历过系统的情感与理智的多次整合。梳理老舍与回族的特殊情缘，既为相关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证据，也是还原了历史真相，更是为了深掘老舍创作资源中的多元文化特质，这正是老舍研究在全球化语境中的现实价值(72)。 关于沈从文其人其文的研究的论文也相当多，但是大多数没有太多注重其苗族身份，除了较多地从“湘西”角度切人之外，或突出其乡土文学意义，或鸟瞰其总体文学精神，或从生态文学的角度挖掘其独特性之所在，或将其与其他作家及外国文学作比照，或求索其独具一格的形式创造。他的文学思想和批评实践也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但是大多数都是着眼于沈从文文学作品的普世性价值，基本上延续了主流文学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这大概也是他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族性气质被遮蔽的必然命运。刘洪涛《沈从文：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显示出对于“民族性”及其起源的自觉，这是颇不容易的(73)。 满族作家端木蕻良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东北作家群”中的一员，王富仁在《文艺争鸣》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连续撰文全面细致地进行了探讨。(74)闫秋红《草原与后花园——两大家族类型的比较》将端木蕻良的《科尔沁草原》和路翎《财主的儿女们》两部家族小说作比较，认为二者折射出东北与江南不同地域的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和心路历程(75)。文化模式的比较，扩展了端木蕻良研究的视线。 少数民族现代文学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已经为主流／汉族文学史接受的名家身上，许多不太著名的作家没有得到很好的挖掘，尚有许多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少数民族作家。他们及其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独特性质、所反映出来的20世纪文学文化问题，需要洞幽烛微的关照，这不仅是补苴罅漏的问题，更有意义的是，通过对他们的发掘，往往会发现一些民族文化症候性的关节所在。 (二)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起步虽晚，又受日益喧嚣的商业文化的侵扰，但是以《民族文学》为代表及各少数民族自治区、州等地的文学刊物如《西藏文学》、《凉山文学》、《红河文学》、《怒江》等，依然在默默地坚守着文学的阵地，为少数民族文学园地既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当代作家，也孕育一批少数民族文学的批评家。《民族文学》每年还举办“新人奖”，提携新人。 综观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大致呈现出三种形态：宏观综合性把握、地域性鸟瞰和个案性探讨。 赵志忠对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在中华文学整体结构中的位置做了界定，同时展望了新世纪的发展态势(76)。栗原小获《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纵横论》从民族生存学、文化历史学、文艺本体学的角度出发，运用比较文学和文艺传播学的思维方式，对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进行了全面的审视和评估(77)。 区域性研究取得的成果较多，研究者一般将某地区或某民族文学现象作整体集束式的观照，主要包括西南、西北和东北几部块。邢斌《海南少数民族文学论析》结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南作家文学发展情况，．分析了海南少数民族文学总体性的特征，表现出三个方面的特色：地域性、民族性和创作形式的多样性，表达主题的相似性(78)。华子奇、陈立浩主编的《五指山风韵——海南少数民族文学探析》，是本年度海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另一收获。这部著作站在“关系性”的立场，探寻了民族文学传统与现代民族文学的血缘关系、民族民间文学与民族作家文学的渊源关系以及少数民族文学与周边民族文学的交流关系，并且重视梳理黎族和苗族文化的传承关系。可以说这是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比较成功的区域性个案(79)。 包晓玲《新时期湘西少数民族作家小说创作刍论》，及时总结了湘西少数民族文学阶段性的创作成果(80)。涂鸿《当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诗歌语言中的现代意象》从双语角度对少数民族诗歌创作进行研究的尝试，提示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新的可能性，尽管不是首创，但是值得提倡(81)。 西部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越来越受到关注，文章有赵志忠《民族文学在西部开发中的地位与作用》(82)、石世明《文化视界中的西部乡土小说述略》(83)等，《唐都学刊》2003年1期还专门组织丁关于“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西部文学”的笔谈。不仅作为群体的西部文学受到关注，西部各民族的文学也得到了一定的总结。比如，维吾尔族文学在20世纪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历史进程，已有丰厚的积累。如同阿扎提•苏里坦《20世纪维吾尔族文学的发展》一文中总结的，不同的文学流派互相拓展、互为补充，使维吾尔族文学更加多姿多彩，真正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她以现实主义为主旋律，在小说、戏剧文学方面成果卓著，诗歌创作很好地继承了民族的传统(84)。但总体来说，单个族群文学的宏观研究尚存在不足。 除了汉语研究论文及著作以外，有民族语言文字的少数民族，在他们的文学刊物和学术刊物上用民族文字也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民族文字刊物尽管很少为汉语学界所认识，但是在民族地区是有影响的，对于民族自身文化特质的保存也有一定的意义。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藏族等都有以民族文字撰写的论文在本地区学术刊物上发表，如乌云毕力格《试论20世纪末蒙古族诗歌的民族文化历史意识审美现象》(85)、道润腾格尔《现当代蒙古族诗歌中剑意象象征》(86)、包玉荣《论满都麦作品批评思维的功能》(87)、包玉荣《满都麦作品的艺术表现手法》(88)、马明奎《生态：从现代批判到诗性恢复——试论满都麦小说传统重建中的生态美学意义》(89)、米热努尔•艾力西尔《维吾尔儿童文学的讽喻性》(90)、策。朝鲁门《西方现代主义与蒙古文学》(91)、斯琴《蒙古族都市小说家与启蒙意识》(92)、娜弥雅《“17年”蒙古族小说叙述艺术》(93)、舍．敖特根巴雅尔《关于新时期蒙古族小说形象的社会属性》(94)、色．敖特根巴雅尔《新时期蒙古文小说人物塑造所体现的社会層陸、自然属性的对立与统一》(95)、雅．铁木尔斤《“迎猎梁”上的猎人好汉及他的衰落》(96)、色•乌日斯嘎拉《小说意义的建构与叙述节奏——评巴•昭日格图的中篇小说<猎人阿爸和他的猎犬>》(97)、满全《现代诗歌的鹰意象象征》(98)、楚鲁《当代蒙古族诗歌形式美论著研究》(99)、道日娜腾格里《当代诗歌中的水意象象征》(100)、塞力克《浅谈我国哈萨克族科幻短篇小说的特点》(101)、伊马木《文学翻译对维吾尔文学发展的影响》(102)等。 个案研究多集中在那些影响超出了本民族达到全国甚至世界范围的作家，比如藏族作家阿来、回族作家张承志、满族作家赵玫等。阿来是近年来颇受批评家和研究者关注的当代藏族作家，民族性和地域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复杂文化心理和传统资源是阿来创作的潜在素质。丹珍措《阿来作品文化心理透视》(103)、秦敬《论<尘埃落定>的复调小说特征》、陈凛《在比较的视角中再论<尘埃落定>》、王凤仙《<尘埃落定>与<百年孤独>之比较》、徐其超《从特殊走向普遍、跨越族别写作、抑或既重视写实又摆脱写实的创作形态——<尘埃落定>艺术创新探究》(俱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等一组文章都是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将阿来作品放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中对其品质加以衡定。 有的长期被埋没的作家也陆续被发掘，比如王科的《民族情结：作为满族作家的浓重书写——李惠文小说摭论》(104)、《作为满族作家的李惠文小说摭论》(105)重新认识了满族作家李惠文。比较有特色的如满族作家叶广芩的家族小说也引起较多的注意，如吴健玲的《眷恋中的突围——试评满族作家叶广芩的家族系列小说》(106)、马国栋的《文化意蕴．双重视角．民族身份一试析叶广芩中篇小说<梦也何曾到谢桥>》(107)。 少数民族诗人是当代诗坛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劲旅。他们在世纪末诗歌创作的寂寞风景中坚守一种神性的创作，用恪守民族品格与叩问时代中心问题的文化策略探索汉语诗歌新的出路。杨骊的《边缘的恪守中心的叩问——当代少数民族四位诗人创作片论》对四位较有代表性的民族诗人吉狄马加(彝族)、栗原小荻(白族)、班果(藏族)、南永前(朝鲜族)的诗歌进行解读，把握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某些特征，对他们诗歌创作的精神气质、思想内蕴、审美旨趣、文化心理进行深度解读。抓住了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创作面．临的共同境遇，把握其恪守民族品格、叩问时代中心问题以探索汉语诗歌新出路的特征，达到了一斑窥豹的效果(108)。张直心《最后的守林人——乌热尔图新论》在作家论中从文化心理着手，不失为研读少数民族作家的一条重要途径(109)。土家族作家李传锋的动物小说近年来受到较好评价，中篇小说《红豺》在《民族文学》第1期发表不久，於可训就发表了评论《本是性灵之物——<红豺>读后》(110)，邓斌《另一重灵光涌动的世界——李传锋动物小说品读》则是从总体上进行把握(111)。 另外，夏里甫罕•阿布达里《双语复合型思维的优势与启示——以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创作为例》使用双语创作以及双语复合型思维是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优势，在民族文学的发展中有特殊的意义。该文以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创作为例，具体分析论述了这样一个理论命题，以个案分析上升到理论高度，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112)。李瑛《“乡土文学”与哈尼族小说创作》从“乡土文学”特征的角度，对哈尼族作家小说创作中“乡土情结”的具体表现，即“田园牧歌”、“森林守望”、“女性命运”等情结进行了论述(113)。郭小东《人类元年的现代叙述——论土家族作家田琅的小说创作》探讨土家族作家田玖的小说，认为他营构了一个虚拟的湘西，亦即第三种湘西。它远离了沈从文抒情的湘西，孙健忠写实的湘西，逼近了一个文化精神意义的湘西。田玖的小说，在南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独树一帜，坚守着一种执着的文化审美，一种原始生命冲动的文学倾诉。他的小说创作实践，使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湘西现代文学传统，划出了精神上一以贯之，却又各自鲜活的三个方块，亦即第一、第二和第三种湘西(114)。 少数民族戏剧研究较少，仅艾尔肯•阿布都热依木《20世纪30年代维吾尔戏剧发展的背景》一篇。儿童文学也仅张锦贻《敖德斯尔的儿童文学创作》(115)，吕豪爽、汤巧巧《西部少数民族儿重文学创作的开拓者——意西泽仁侧论》(116)寥寥几篇。这些方面在以后的继续研究中有待加强。 本年专门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议不多，只有6月中南民族大学女书文化研究中心举行的“南永前图腾诗与图腾文化的重构”研讨会。南永前是朝鲜族诗人，曾用10多年的时间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研究中华各民族特别是朝鲜民族的原始文化，以诗人的感觉对种种图腾文化加以形象的把握，写成了别具一格的42首图腾诗。这次会议对这种回视历史的诗歌创作现象进行揭示，探讨诗歌艺术建设与历史文化的关系，总结当代民族诗人诗歌写作的经验教训。与会的代表就图腾诗的定义、南永前图腾诗的艺术特征及文化价值、南永前图腾诗与民族诗歌发展、图腾文化如何转化为艺术作品、图腾诗创作与中外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扫描本年度的当代文学研究，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多数研究停留在作品批评的层面，仅仅满足于现状的把握，研究者的问题意识不够，导致大多数研究成果缺乏历史深度。这种状况表明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研究尽管已经有了近20年的实践，但是仍然没有形成一定的范例性的研究成果，尚处于对其他文学研究方法邯郸学步的阶段，尽管偶有佳作，但是总体水平不高，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 注释： (1)朝戈金《民俗学视角下的口头传统》，《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2)户晓辉《民间文学本土化的限度问题》，《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1期。 (3)刘锡诚《民间文艺学史上的社会一民族学派》，《民族艺术研究》2003年第6期。 (4)杨树詰《各民族民间文学的交流整合与中华民间文学的总体风格》，《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5)邹明华《传说学的知识谱系：解读柳田国南<传说论>》，《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 (6)(34)(45)(108)(112)《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1期。 (7)(32)《民族艺术研究》2003年第3期。 (8)(31)(52)(61)(103)(107)(109)《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 (9)(49)《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10)《內蒙古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11)《內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12)《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13)(38)(39)(51)(60)(63)《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第3期。 (14)《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15)《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16)《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17)《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4期。 (18)朝戈金《策马天山：蒙古史诗江格尔田野作业散记》，《民族艺术》2000年第3期。 (19)朝戈金《口头史诗的五个基本问题》，《东方文学：从浪漫主丈到神秘主义》，王邦维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8月版。 (20)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史诗的口头性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年第2期。 (21)陈岗龙《蒙古英雄史诗锡林嘎拉珠巴特尔比较研究与文本汇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版。 (22)斯钦巴图《史诗那仁汗克布恩六个异文中程式的特点》，《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 (23)托汗•依萨克《码纳斯史诗五个唱本中“阔阔托依的祭奠”一章的比较研究》，《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 (24)《西藏研究》2003年第2期。 (25)载《东方文学：从浪漫主义到神秘主义》，东方文学研究集刊，第一集，王邦维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8月版。 (26)(30)(55)(75)(84)《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2期。 (27)李连荣《中国史诗历史研究初探——以格萨尔产生年代为例》，《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 (28)贾木查《“江格尔”名称由来与史诗主人公生活原型的关系》，《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 (29)吴晓东《西部苗族史诗并非有关蚩尤的口碑史》，《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3期。 (33)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 (35)陈岗龙《蟒古思故事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6)《民族艺术研究》2003年第2期。 (37)《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40)《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4期。 (41)《金诗纪事》，陈衍辑撰，王庆生增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42)《元代文学文献学》，查洪德、李军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43)《元诗史》，杨镰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8月版。 (44)《黑龙江民族丛刊》2003年第1期。 (46)《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47)《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48)《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50)《內蒙古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53)《西域研究》2003年第2期。 (54)《西域研究》2003年第4期。 (56)《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57)《古代少数民族诗词曲赋家研究》，高人雄著，民族出版社2003年5月版。 (58)《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59)《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62)《昌吉师院学报》2003年第1期。 (64)《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 (65)《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 (66)《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67)《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68)《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梁庭旺、黄凤显著，陕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 (69)《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70)《河海大学学报》2003年第第1期。 (71)杨春《老舍与满族文学》，《黑龙江民族丛刊》2003年第4期。 (72)马丽蓉《关于老舍与回族的特殊情缘》，《回族研究》2003年第3期；马丽蓉《论老舍的回族题材创作》，《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 (73)《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74)见王富仁系列论文《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东北作家群•端木蕻良•之一》，《文艺争鸣》2003年第1期；《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东北作家群•端木蕻良•之二》，《文艺争鸣》2003年第2期；《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东北作家群•端木蕻良•之三》，《文艺争鸣》2003年第3期；《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东北作家群•端木蕻良•之四》，《文艺争鸣》2003年第4期。以及《文事沧桑话端木：端木蕻良小说论》(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3期；《文事沧桑话端木：端木蕻良小说论》(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4期。 (76)赵志忠《少数民族作家在中国当代小说界中的地位》，《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试说21世纪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基本趋势》，《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3期。 (77)《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78)《琼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79)南海出版公司2003年版。 (80)《求索》2003年第2期。 (81)《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6期。 (82)《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83)《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85)乌云毕力格《试论20世纪末蒙古族诗歌的民族文化历史意识审美现象》(蒙文)，《內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86)道润腾格尔《现当代蒙古族诗歌中剑意象象征》(蒙文)，《內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87)包玉荣《论满都麦作品批评思维的功能》(蒙文)，《蒙古语言文学》2003年第2期。 (88)包玉荣《满都麦作品的艺术表现手法》(蒙文)，《內蒙古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89)马明奎《生态：从现代批判到诗性恢复——试论满都麦小说传统重建中的生态荚学意义》(蒙文)，《内蒙古师范大学》2003年第1期。 (90)米热努尔•艾力西尔《维吾尔儿童文学的讽喻性》(维文)，《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2期。 (91)策•朝鲁门《西方现代主义与蒙古文学》(蒙文)，《內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92)斯琴《蒙古族都市小说家与启蒙意识》(蒙文)，《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93)娜弥雅《“17年”蒙古族小说叙述艺术》(蒙文)，《內蒙古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94)舍•敖特根巴雅尔《关于新时期蒙古族小说形象的社会属性》(蒙文)，《内蒙古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95)色•敖特根巴雅尔《新时期蒙古文小说人物塑造所体现的社会属性、自然属性的对立与统一》(蒙文)，《蒙古语言文学》2003年第3期。 (96)雅•铁木尔斤《“迎猎梁”上的猎人好汉及他的衰落》(蒙文)，《蒙古语言文学》2003年第3期。 (97)色•乌日斯嘎拉《小说意义的建构与叙述节奏——评巴•昭日格图的中篇小说<猎人阿爸和他的猎犬>》(蒙文)，《蒙古语言文学》2003年第2期。 (98)满全《现代诗歌的鹰意象象征》(蒙文)，《内蒙古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99)楚鲁《当代蒙古族诗歌形式荚论著研究》(蒙文)，《内蒙古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100)道日娜腾格里《当代诗歌中的水意象象征》(蒙文)，《内蒙古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101)塞力克《浅谈我国哈萨克族科幻短篇小说的特点》(哈萨克文)，《新疆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102)伊马木《文学翻译对维吾尔文学发展的影响》(维吾尔文)，《新疆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104)《满族研究》2003年第3期。 (105)《民族文学》2003年第12期。 (106)《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110)(115)《民族文学》2003年第6期。 (111)《民族文学》2003年第1期。 (113)《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114)《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116)《当代文坛》2003年第1期。 (本文审稿专家 朝戈金) 【原载】 《中国文学年鉴》2004年 【出版时间】 中国文学年鉴社 2006年3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