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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加尔巴时代，整个罗马帝国都为突然的动乱所笼罩。加尔巴自己就曾带领着西班牙和高卢的军团到罗马来打倒尼禄。尼禄逃跑了，并叫一个被释放的奴隶把他杀死。但不仅罗马的禁卫兵，而且各行省的军事长官都阴谋反对加尔巴；到处都出现了新的王位僭望者，准备带着他们的军团开向首都。看来帝国的内战之祸在所难免，崩溃之日已经临近。除这一切之外，还流传着一种谣言，特别是在东方，说尼禄并没有被杀死，只是受了伤，逃到安息人那里去了，并将率领军队越过幼发拉底河回转来，好进行新的、更加凶残的恐怖统治。亚该亚和亚细亚尤其被这些消息所吓倒。而且大约在写启示录的时候，恰好出现了一个假尼禄，带着相当众多的归附者盘踞在佩特莫斯和小亚细亚附近爱琴海的基特诺斯（现在的特尔米亚）岛上，直到他——还在奥托时代——被杀死。这样，在尼禄对之进行了第一次严重迫害的基督徒中间流传开一种看法，认为他将作为一个反基督者重新再来，认为他的回转以及必然与之俱来的、残忍地消灭新宗派的更加坚决的企图，将是一种先兆和前奏，预示基督将重新降临，预示将要对地狱的势力进行一场伟大的、胜利的决战，预示那信其来临可使殉道者欣然就死的千年王国“很快”就要到来，难道是奇怪的事吗？ 最初两个世纪的基督教的文献和受基督教影响的文献，充分表明，666这个数字的秘密是当时很多人都知道的。伊里奈岛斯固然已经不知道这个秘密，但他也像很多其他活到三世纪末的人一样，知道启示录里的兽是暗指要回来的尼禄。后来连这个线索也失去了，我们所研究的这篇著作便被正统的占卜术士做荒诞的解释；我自己在幼年时也还认识一些老年人，他们继老约翰·阿尔勃莱希特·本格尔之后，在那里等待1836年出现世界的末日和可怕的审判。这个预言应验了，而且恰恰就在那一年。不过可怕的审判没有落到罪恶世界的头上，而是落到了虔诚的启示录解释者自己的头上。因为正是在1836年，斐·贝纳里给666这个数字提供了一把钥匙，从而给一切预言性的数字演算，给这种新式的gematriah〔几何学〕带来一个可怕的末日。 关于等待着信徒的天国，我们这位约翰只能做最表面的描写。新耶路撒冷相当大，至少就当时的概念来说是这样；它是正方形的，每边长12000斯达第＝2227公里，因此它的面积差不多有500万平方公里，比美利坚合众国的一半还要大；它是用纯金和宝石筑成的。那里有神居住在信神者中间，他代替太阳为他们照耀，那里再没有死亡，再没有忧愁，再没有苦难；生命水的河从城中穿过，河两岸长着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有果子成熟；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根据勒南的看法，这是一种可以治病的茶叶——“反基督者”[1]第542页）。圣徒们在这里将永生。 就我们所知道的来说，68年前后，基督教在其主要所在地小亚细亚就是这样的。神圣的三位一体连影子也没有，相反，只有晚期犹太教的那个旧的单一而不可分的耶和华，他在犹太教晚期，从犹太民族的神一跃而为天地间唯一最高的神，他要统治一切民族，他对改宗者许以恩泽，给不驯者以无情的毁灭，他信守古代的老规矩：parcere subjectis ac debellare superbos〔宽恕降服者，制服傲慢者〕。因此，在可怕的审判日高坐在审判席上的也就是这位神，而不是像晚出的福音书和使徒书所描写的那样是基督。按照晚期犹太教从波斯吸收的流出说，羔羊基督一开始是从神产生出来的，由于误解以赛亚书中的富有诗意的一处（第十一章第二节）而造成的“神的七灵”也同样是从神产生出来的——虽然地位较低。他们都不是神，也不与神等同，而是从属于神。羔羊自己为世界罪恶做了赎罪的牺牲，为此在天上得到了相当的提升，因为他这种自愿的牺牲在全篇中都是被当作他的特殊功勋，而不是被当作其内在本质必然产生出的一种东西。不言而喻，还少不得有一整套天宫建制：天使长、基路伯、天使和圣徒。为要成为宗教，一神论从远古时代就不能不向多神论做些让步，曾德—阿维斯陀[2]便已开其端。犹太人慢慢地转向异教徒的诸具体神，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有了波斯式的天宫建制——在流放[3]以后——从而使宗教更适应于人们的想像的时候。就连基督教本身甚至在它用自身有异的、神秘的、三位一体的神代替了永远等于自身的、不变的犹太神以后，也只是凭着对圣徒的崇拜才能在人民大众中间把对诸旧神的崇拜排除掉；例如，按照法耳梅赖耶尔的说法，在伯罗奔尼撒，在迈纳，在阿尔卡迪亚，对丘必特的崇拜只是在大约九世纪时才完全消失（“摩里亚半岛史”[4]第1册第227页）。只有现今的资产阶级时代和它的新教，才又把圣徒取消，终于认真奉行自身有异的神的一神论。 我们分析的这篇作品也同样不知有原罪与因信称义之说。这些最初的战斗的教会的信仰，与后来胜利了的教会的信仰完全不同。除羔羊的赎罪的牺牲外，它的最重要的内容是临近的基督再临和快要到来的千年王国；而用来树立这种信仰的手段只是：进行积极的宣传，对内外敌人做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异教徒的法庭上昂然承认自己的革命观点，决心随时为将来的胜利而殉道。 我们已经看到，作者还完全不知道他是某种不同于犹太人的人。相应地，全篇没有一个地方讲到洗礼，倒是有许多其他地方使我们相信，洗礼是基督教的第二个时期的制度。144000个犹太信徒曾受“印记”，而不是受洗。讲到天上的圣徒和地上的信徒时说，他们洗去了自己的罪恶，洗净自己的白衣服，并且用羔羊的血把它们变得鲜明洁亮；根本没有提到洗礼圣水。在反基督者出现以前的那两个先知（第十一章），也没有给任何人行洗礼，而且，照第十九章第十节的话看来，耶稣的见证不是洗礼，而是预言中的灵意。在所有这些场合，自然是该提到洗礼的，如果当时洗礼已经通行的话；因此，我们差不多可以有绝对把握得出结论说，我们这位作者不知道有洗礼，洗礼是在基督徒同犹太人最后分手的时候才出现的。 关于第二种更晚出的圣礼——圣餐礼，作者也同样不知道。如果说在路德的译文中，基督许诺每一个信仰坚定的推雅推喇人到他那里并同他进圣餐，这只能导致误解。在希腊文本中是deipnêsô—— 我将（同他）进晚餐，英文本圣经完全正确地译为：I shall sup with him。关于圣餐，即使作为一种悼念餐，这里也绝对没有谈到。 我们这篇以如此独特方式证实了写作时间——68年或69年——的作品，在一切基督教文献中最为古老，这是无可怀疑的。找不到其他任何一篇作品，文字写得这样粗俗，满纸是希伯来腔调、荒谬的构句和文法错误。例如在第一章第四节中有一句话，现照录如下： “但愿从那今在昔在将在有恩惠与平安赐给你们。” 至于说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是对现已佚失的著作的后来的加工品，这些佚失著作的微弱的历史核心在传说的层层笼罩之下现在已经辨认不出；就连那几篇所谓“真正的”使徒书，也如布鲁诺·鲍威尔所说，或者是更晚的作品[5]，或者最多也只是旧有无名作家的著述经过增补以后的加工品，——这在目前只有职业神学家或其他立场偏颇的历史学者才加以否认。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这里有了这样一篇作品（对其写作时间的判定已经精确到几个月以内），这篇作品给我们描绘出形态最不发展时的基督教，这种形态的基督教对于四世纪时有着完备的教条和神话的国教的关系，大致有如塔西佗时代日耳曼人那种尚未固定的神话对于受基督教和古代因素影响而形成的、见于“艾达”[6]的神话的关系。这里是一种世界宗教的幼芽，但这种幼芽却已均等地包含着上千种的发展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后来体现为无数的宗派。这部基督教形成时期的最古文献对我们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以纯净的形式告诉我们，犹太教——在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强烈影响之下——把什么带进了基督教。所有后来的东西，都是西方，希腊罗马附加进去的。只是通过一神论的犹太宗教的媒介作用，后来的希腊庸俗哲学的文明的一神论才能够取得那种唯一使它能吸引群众的宗教形式。但找到了这样一种媒介以后，它也只有在希腊罗马世界里，借助于希腊罗马世界所达到的思想成果而继续发展并且与之相融合，才能成为世界宗教。 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2卷，548-552页，1965年版。 [1] E.Renan.《L’Antechrist》.Paris,1873。此书为勒南关于基督教起源的著作（见注471）的第四卷。 [2] 曾德--阿维斯陀 是十八至十九世纪时对阿维斯陀使用的不正确的名称。阿维斯陀是流行于古波斯、阿捷尔拜疆、中亚细亚的琐罗亚斯德教的圣书。琐罗亚斯德教的主要教义是善与恶在世界上的斗争这种二元论观念。阿维斯陀的写作时间大约是从公元前九世纪知道公元三至四世纪。 [3] 指公元前六世纪的所谓古犹太人的“巴比伦之流放”（或者叫做“巴比伦之囚”）。巴比伦皇帝尼布甲尼撒在公元前597年攻占耶路撒冷和公元前586年最终灭掉犹太王国以后，犹太贵族、官吏、商人和手工业者被强制移居巴比伦。公元前六世纪三十年代，波斯皇帝居鲁士征服了巴比伦王国，才准许大部分被俘的犹太人返回故国。 [4] 雅·菲·法耳梅赖耶尔“摩里亚半岛中世纪史”斯图加特和杜宾根版；第1册出版于1830年，第2期出版于1836年（J．Ph．Fallmerayer．《Geschichte der Halbinsel Morea w?hrend des Mittelalters》．Stuttgart und Tübingen；Erster Theil-1830，Zweiter Theil―1836）。 [5] 在“社会发展”杂志上发表的经作者同意的法译文中，这句话是这样写的：“就连杜宾根学派还承认为真本的那三、四篇使徒书，也都如布鲁诺·鲍威尔通过深刻分析而指出的，不过是晚出的作品”；以下与德文版同。——编者注 [6] 艾达 是一部斯堪的那维亚各民族的神话和英雄传说与歌曲的集子；保存下来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十三世纪时的手稿，1643年为冰岛主教斯魏因森所发现（即所谓“老艾达”），另一种是十三世纪初诗人和编年史家斯诺里·斯土鲁森所编的古代北欧歌唱诗人诗歌论集（即所谓“小艾达”）。“艾达”中关于多神教诸神和英雄的诗歌反映了氏族制度解体和民族迁徙时期斯堪的那维亚社会的状况。从中可以看到古代日耳曼人的民间创作中的一些形象和情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