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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温克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统计，鄂温克族人口为30505人。使用鄂温克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古斯语支，分海拉尔、陈巴尔虎、敖鲁古雅三种方言。鄂温克族有语言没有文字。乌热尔图是鄂温克族在当代用汉语写作的代表性作家。他出生于1952年，“从1976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出版短篇小说集《七叉犄角的公鹿》(1985年)、《乌热尔图小说选》(1986年)、《琥珀色的篝火》(1993年，日文版)等。其中《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叉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分别获得1981年、1982年、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你让我顺水漂流·文学小传》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乌热尔图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停止了文学创作，转而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保护民族文化两方面问题，思考结果凝聚为系列文化随笔，集中在《呼伦贝尔笔记》中(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与此同时乌热尔图实地走访勘查，撰写鄂温克族历史，已经完稿。 乌热尔图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得到了文学批评界的认可，他的文学世界仿佛是一个凝固了的剪影，永久地封存在文学界的记忆里。今天，我们带着这份文学记忆，在更为开阔的民族学、神话和人类学的广阔视野中重新品读乌热尔图的小说，格外地有所发现和心得。 乌热尔图小说是一种独特的文本形态。 他是以当代小说家进入文学世界的，其实，那不过是特定的新时期文学之初，文学刊物将他的作品分别放置在诸如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的栏目中予以发表而得到的印象。他的小说文本远不是短篇小说或中篇小说的一般概念能准确描述和定位的。他的描写对象是一个封闭的异常狭小的生活区域。即以鄂温克族狩猎和驯鹿生活为背景的鄂温克人的生活和生产，他们的心理世界。描写侧重点不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有鄂温克人打猎的故事，与熊、狍子、鹿、日月山川河流、山洞以及各种自然现象的关系，还有人与作为自然现象的自己的关系，即人与幻觉、心理独白、想像、甚至夜游的关系等。大多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叙述者是生活在鄂温克人中间，又有鄂温克族以外世界经历的年轻人。叙述中带有明显的倾诉性。即在叙述语气中，潜在地设定了存在倾听者。倾听者或者是听故事的人，或者是动物，或者是神灵。有的篇什，即便不是第一人称叙事，也在局部时常出现人与动物，与他人的长篇对白。“我”与“你”的关系，是乌热尔图小说世界的基调。他以此写出了鄂温克人在内心独白中，在和神灵，以及有感情的动物、大自然的对话中，解决精神困惑，平衡心理感情，安顿自己的灵魂。表面看这样的叙述方式，似乎是作家采用了非常现代性的文学技巧，其实，这是鄂温克人思维方式的本身。以《玛鲁呀，玛鲁》为例来看看，这篇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在祭祀“玛鲁”神时对“玛鲁”的表白和祷告，“玛鲁”是一个集体的神。“游猎的鄂温克族崇拜的神有十余种，统称为‘玛鲁’神，迁徙住地时装在一个皮囊里，由家族长携带，由全‘乌力楞’的人们共同供祭”。(秋浦主编：《萨满教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在表白和祷告中讲述了姐弟三人之间发生的故事。叙述者“我”是姐弟三人之中的大弟弟，故事似乎是我们今人所谓的误会：小弟弟努杰说他打到了鹿，让姐姐去驮肉，“驮肉这码事从来都是女人们干的活，这是我们给力克的老规矩……”。可是姐姐发现小弟努杰并没有猎到鹿，她回来后愤怒地说小弟骗了她，由此引起冲突，结果是努杰被“我”打死了……可是后来的事实，如“我”所转述的姐姐的话：“唉……想起来了，她说，就在她去驮肉的地方……努杰也许那天作了一个梦……他想起过去的事了……他就把这个梦当成真的了……他真的这样干了”。人与人的冲突，是由人的精神现象所引起。小说叙述者“我”没有任何谴责弟弟和姐姐的感情倾向，他只是选择了“走”，“要跟他们走了，去很远很远的地方，要离开林子了……”。“我”确实在对“玛鲁”的祷告中获得了心理的平衡。鄂温克人信仰原始宗教和萨满教。他们认为万物有灵，崇拜动物。萨满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心理的期望、祷告、告白、对白等也是鄂温克人的现实，理当进入文学想像和叙述。 在乌热尔图的讲述中充分地运用了鄂温克族的神话资源。鄂温克族神话的主要传承者是萨满。鄂温克族神话可分为创世神话、民族起源神话、自然神话、图腾神话、萨满神话、英雄神话等几大类。此外，鄂温克族神话还有另外一种比较松散的形体，即，神化、传说、故事融为一体。乌热尔图的借鉴方式有：其一，在人物之间的对话乃至讲述中，在故事情节链条中，随时地插入鄂温克族神话及故事中的鹿、熊等形象。并且尊重和依据这些形象在神话中原初的特点和感情色彩，借用和延伸这些神话原初的意义。比如，鹿的形象。乌热尔图小说中描写鹿的地方非常多，特别是描写怀着胎儿的母鹿形象得到了读者的青睐。诸如《七叉犄角的公鹿》《胎》《雪》等篇什中，这些形象和片断的情节都可在诸如《坚得勒马》(鄂温克语，八叉梅花鹿)《鹿废掉了两只眼睛》《鹿神通天》鄂温克族鹿神话中找到其踪影和蕴涵，还有对熊神话因素的汲取。其中篇小说《丛林幽幽》就有鄂温克族民间传承的人与熊成婚的神话素。其二，人物语言中所蕴涵的鄂温克族神话母题素。如前所述，乌热尔图笔下的人物常出现异常的精神现象，在这样的异常精神现象表现过程中，非日常性语言中带有明显的神话母题素。这样的描写方式可谓一箭数雕：将精神现象与客观现实同等看待，这是鄂温克人独特的思维即认识现实的方式;具有神话母题素的人物语言可以描述和刻画人物性格;讲述的就是鄂温克族民族神话故事的片断;增加文本民族色彩和意味……比如《雪》等作品。其三，萨满作为人与魂灵沟通的使者形象，极具亲和力地游走在乌热尔图小说的诸多文本中。乌热尔图充分地借用了鄂温克族萨满神话的内涵，利用萨满能够沟通任何魂灵的功能，让萨满充当鄂温克人历史的回忆者和叙述者，自然也就成为鄂温克人民族精神的表述者，还让萨满充当社会现实及鄂温克人生活环境改变的具有神秘色彩的评论者，从而曲折含蓄地表达了乌热尔图自己的看法。在乌热尔图笔下，萨满始终是亲近和热爱鄂温克人、护佑鄂温克人以及担负着解决鄂温克人精神归宿任务的形象。我们常以“互文性”作为评价优秀作品的一个标志，可是在乌热尔图的小说中没有发现任何镶嵌的“马赛克”，这与其他一些少说民族作家的作品很不一样，比如满族作家叶广芩的长篇小说《采桑子》，字里行间的互文指涉比比皆是，兀地增加了典雅蕴藉， “从容舒展中流露书卷翰墨之气”(邓友梅《沉思往事立残阳——读叶广芩京味小说》，见《采桑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如前所述，仔细品味，我们有理由说，乌热尔图的小说是在鄂温克族口头文学河床中延伸的。与民族民间的口头文学有更多地联系。如果从更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他的作品是可以被后来的鄂温克作家所借鉴的，成为他人用来镶嵌在自己创作中的“马赛克”。 乌热尔图的小说在本质上是介于文人创作和民族民间口头创作的过渡形态。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鄂温克人故事的当代形态。 乌热尔图说，他所写的鄂温克族的生活，是一种落日的余晖，他觉得很美丽，但毕竟是将翻过去的一页。确实，外面世界的各种信息和经济必然冲破鄂温克人宁静生活和素朴的生产方式，他们的精神也在发生变化。乌热尔图的文学书写，仿佛真实记录下这落日的余晖，惟其如此，而变得异常珍贵，这些文学文本的价值是多方面的。第一，兼具文学和超越于文学的文化双重性质内涵，而且文化性质大于文学性质。是可以作为知识性读物来读的。文本中的鄂温克族神话传说、民俗、民情、民风，鄂温克族生活的森林中和鄂温克人具有密切关系的各类动物性情及鄂温克人所赋予的意义，鄂温克人在历史进程中的心理感受等都有认识价值。第二，是乌热尔图代表鄂温克人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一种特殊形式。他的认同具有双重性和动态性。所谓双重性是指，认同自己本民族和认同国家。乌热尔图的文学想像逻辑可以理解为，越是真实地描绘自己民族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越是尊重和赞美自己的民族，就越会将自己的鄂温克族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的一个边缘民族镶嵌在国家的总体格局中。对鄂温克人的描绘是对本民族认同和多民族国家认同的同步过程。所谓动态性，是指他以真诚品质，敢于面对现实对于自己民族的冲击，以矛盾又认可的心态面对外面世界对于鄂温克族生活世界的闯入。虽然他的叙述及描写是哀婉的，但他真诚地体验了这个过程，并且歌唱了一曲优雅的挽歌，对未来又不失希望。 我们应该永远记住，这个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写作，依托于汉语，他曾经告诉汉语读者怎样有趣丰富的鄂温克人的生活情形啊?今天，乌热尔图已经停止写作了，但他对于文学的执著和理解，却没有因停止写作而消散，我们将在他的作品中品味这些文本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的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