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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纳斯》史诗在西方的流传和研究[①] （柯尔克孜族）阿地里·居玛吐尔地 内容提要：《玛纳斯》史诗研究作为一个世界性学科，已经走过了150多年的历史。我国以及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土耳其、美国等国家都出现了很多著名的研究专家，有很多研究成果问世。其中，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尤其令人关注。对于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借鉴对我们进一步推动和加深对《玛纳斯》史诗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玛纳斯》 史诗 西方 学术史 作者单位及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文学研究所北方室主任、博士、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15世纪末16世纪初生活在中亚的一位名叫塞夫丁·依本·大毛拉·夏赫·阿帕斯·阿克斯坎特（Saif ad-din Ibn Damylla Shah Abbas Aksikent）以及其子努尔穆哈买特（Nurmuhammed）两位吉尔吉斯学者在他们所撰写的《史集》（Majmu Atut-tabarih）一书中记载了《玛纳斯》史诗第一部的一部分情节。这是已知史籍中对《玛纳斯》史诗的最早的记载。《史集》叙述了主人公玛纳斯以及英雄玛纳斯的父亲加克普、对手交牢依等史诗中一些人物的事迹[②]。尽管《史集》作者在其中首次按照柯尔克孜族民间“散吉拉”的形式[③]记载了《玛纳斯》史诗第一部的一些内容，但我们还不能从中看到《玛纳斯》史诗特有的宏大叙事结构和叙事模式，也看不到玛纳斯特异诞生、得到史诗英雄人物必需的神奇战马和武器装备、结义称王、娶妻结婚、东征西战、献身疆场等人性和神性相结合的史诗英雄的魅力，而只能感受到《玛纳斯》史诗的一个大致轮廓。此后，在约250年时间中《玛纳斯》史诗虽然始终不停地得到口头史诗艺人“玛纳斯奇”们的传唱，在民间以传统的活形态方式不断地流传和发展，但却始终徘徊在各国学者的视野之外。 直到19世纪后半期，当哈萨克裔俄罗斯军官及民族志学家乔坎·瓦利哈诺夫（Chokan Chingisovich Valikhanov）[④]和德裔俄国学者拉德洛夫（V.V.Radloff）[⑤]在中亚，尤其是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伊塞克湖地区搜集到史诗的大量文本之后，人们才重新开始关注这部流传千年的口头史诗作品。 回顾《玛纳斯》史诗的学术史，1856年可以看作是它的一个新纪元。在这一年，俄罗斯军官、哈萨克族民族志学家首先在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地区搜集采录到了《玛纳斯》史诗第一部的一个经典章节“阔阔托依的祭典”。而稍后几年，即1862年，由拉德洛夫在我国的伊犁、特克斯等地区，1868年又在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西部和楚河谷地搜集到这部史诗的大量文本，并于1885年在圣彼得堡和莱比锡分别用拉丁转写形式和德文译文刊布比较完整的文本之后，《玛纳斯》才开始从口头走向书面文本定型化之路，史诗也开始真正引起西方学术界的关注。 150年来，无论是西方世界，还是土耳其、日本等国家都有很多学者对《玛纳斯》史诗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而且有很多研究成果问世。我国和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尤其是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学者，始终走在《玛纳斯》研究的前沿，学术研究成果汗牛充栋，而土耳其、日本等国学者也有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问世。所有这些不可能在一篇文章中展开细致的分析与讨论。鉴于本文的目的主要是梳理《玛纳斯》史诗在西方学界翻译研究的学术史，而乔坎·瓦利哈诺夫和拉德洛夫以及他们所搜集刊布的资料又是引发西方《玛纳斯》研究的主要因素，因此除了他们两人的成果之外，本文将不涉及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以及日本、土耳其以及其他一些国家20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成果。 一 乔坎·瓦利哈诺夫于1856年搜集的“阔阔托依的祭典”这个传统诗章是《玛纳斯》史诗到目前为止已知的世界上最早正式记录文本。过去半个多世纪之后，与这个文本的俄文译稿相关的信息才重新进入人们的学术视野。1902年，当时负责整理乔坎·瓦利哈诺夫文集的维谢洛夫斯基（A.N.Vecelovsky）[⑥]在圣彼得堡东方考古学的一次会议上向与会者介绍了乔坎所搜集的《玛纳斯》史诗的俄译文稿的情况并通报了此译文手稿是著名突厥学家波塔宁(G..N.Botanin)经过多方努力，在乔坎的一个朋友家中找到的事实。同时，他又不无遗憾地告知与会者文本的吉尔吉斯（柯尔克孜）文原始记录稿已经丢失的消息。与会者听完俄文译稿之后，对乔坎·瓦利哈诺夫的俄文翻译水平赞誉有加。1904年，维谢洛夫斯基就在俄罗斯东方学刊上刊布了乔坎的俄译文，并加了一些简短的注释。[⑦]此后，这个译文又几次重印，比如1904年，编入乔坎·瓦奇利哈诺夫俄文一卷本中出版，1958年又收入其五卷本中出版[⑧]。乔坎的俄文译稿原件目前保存在俄国中央文学档案馆第159号档案袋中[⑨]。从第一次刊布俄文译文以来，到目前为止，乔坎·瓦利哈诺夫所搜集的《玛纳斯》史诗的传统诗章“阔阔托依的祭典”已经有英文、土耳其文、哈萨克文和吉尔吉斯原文陆续发表，长期以来受到各国学者的关注。哈萨克学者阿利凯·马尔古兰于1971年首先刊布其吉尔吉斯文原始记录稿的影印本两年之后，又刊布了文本的哈萨克文译文[⑩]。1985年，这个文本又收入乔坎·瓦利哈诺夫的五卷本第二卷出版[11]。 拉德洛夫已经被公认是世界《玛纳斯》和突厥语民族民间文学和史诗研究的奠基者[12]。从1866-1896这十年间拉德洛夫搜集编选出版了题为《突厥语文学的典范（Specimens of Turkic Literature）》的丛书。丛书共为十卷，第1卷《阿尔泰诸民族的方言》1866年；第2卷《阿巴坎（哈卡斯）方言》1868年；第3卷《哈萨克方言》1870年；第4卷《巴垃宾（Barabiner）、鞑靼（塔塔尔）、塔布勒和土满塔塔尔（Toboler and Tumen Tatar）方言》1872年；第5卷《卡拉柯尔克孜（吉尔吉斯）方言》1885年；第6卷《塔兰齐（维吾尔族）方言》1886年；第7卷《克里米亚突厥民族的方言》1896年。这7卷由他本人亲自搜集并翻译成俄文和德文于1866-1896年间由俄国科学院（圣彼德堡）出版。其中收录了柯尔克孜（吉尔吉斯）、哈萨克、南西伯利亚著突厥语族民族、阿尔泰等诸突厥语族民族以及我国维吾尔族的史诗、民间故事、歌谣资料。后3卷则分别由其弟子们搜集[13]并翻译成俄文，于1899-1907年间由拉德洛夫编辑，在圣彼德堡出版[14]。 在拉德洛夫所搜集、编选出版的这一套丛书中，最引人注目、对后世史诗及民间文学研究者产生广泛影响的是收入他于1862年在我国新疆北部特克斯地区，1868年又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西部以及楚河地区搜集的有关柯尔克孜（吉尔吉斯）族史诗《玛纳斯》及其它史诗资料的第五卷以及他为此卷撰写的一篇宏赡详实的长篇序言。《玛纳斯》史诗的资料占据了第五卷的大部分篇幅，包括了《玛纳斯》史诗第一部《玛纳斯》、第二部《塞麦台》、第三部《塞依台克》等三部的主要传统章节。此卷于1885年在圣彼德堡出版后又由他本人亲自翻译成德文很快在德国莱比锡出版。[15]书中收入的有关《玛纳斯》史诗的资料共计12454行，其中《玛纳斯》第一部9449行，其余的3005行为史诗第二部和第三部的内容。除此之外，这个卷本还包括《交老依汗》、《艾尔托西图克》等另两部柯尔克孜（吉尔吉斯）传统史诗。 拉德洛夫所刊布的这些资料以其全面性和系统性，从刊布之日起就成为西方学者了解和研究《玛纳斯》最重要的资料，在欧洲东方学家、古典学家中引起轰动，打开了欧洲学者了解《玛纳斯》史诗的第一扇窗口。西方的很多东方学家、古典学家都通过这些资料纷纷开始对柯尔克孜（吉尔吉斯）史诗发表各自的看法或开始进行研究。彼德堡大学教授艾.皮特里、维.维.罗森，法国学者巴尔比耶.玛约尔、帕费.库尔特里，德国学者特赫.穆尔.库尼等都认为《玛纳斯》史诗在西方世界的刊布是一件巨大的文化事件。[16]帕费.库尔特里通过对这个文本的分析后提出：《玛纳斯》史诗中，伊斯兰教和原始的苍天崇拜习俗都有鲜明的印记，游牧民族的史诗中狩猎是极为重要的内容，史诗英雄的坐骑、猎鹰和猎犬是他不可缺少的助手和朋友。玛纳斯去世后，他的阿克库拉（Ak-kula）骏马、白隼鹰阿克匈卡尔(Ak-xumkar)、猎犬库玛依克(Kumayik)比人还伤心。[17]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诺拉.察德维克[18]，牛津大学教授亚瑟.哈托[19]、前苏联学者日尔蒙斯基[20]等都曾对这个卷本进行过系统的研究。我们将在下文中对此进行探讨。除了卷本中收入的资料外，拉德洛夫为这一卷本撰写的长篇序言对那些专门研究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古典学者以及其他史诗学家们产生了巨大的启发，甚至对世界民俗学研究新方法新理论的产生起到了启发和推动作用。比如在当今民俗学界具有深远影响的“口头程式理论（帕里-洛德理论）”的创立者，美国学者帕里和洛德就曾经深受拉德洛夫影响。[21] 二 在西方，第一个对拉德洛夫搜集的《玛纳斯》资料进行系统研究的西方学者要数英国剑桥大学教授N.查德维克(N.Kershaw Chadwick)。她根据拉德洛夫的资料撰写的有关中亚突厥语族民族民间文学初步的研究成果收入她与H.查德维克(H.Munro Chadwick)合写的《文学的成长（Growth of Literature）》第三卷，于1940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经过补充和修改之后，这个在西方学术界已经产生了一定影响的著作，于1969年又以《中亚突厥语族民族的史诗》为题与日尔孟斯基（V.Zhirmunsky）的《中亚史诗和史诗歌手》合编为一册，以《中亚口头史诗》为书名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22]。N.查德维克的这部著作包括一个引言以及正文。正文部分分为：1、英雄诗歌和传奇故事；2、英雄的背景：英雄歌的特性；3、非英雄歌与传奇故事；4、英雄诗歌和传奇故事中的历史和非历史因素；5、与神、灵魂相关的歌和传奇故事以及占卜歌；6、古歌和传奇故事，格言式和叙述体文学，与虚构人物相关的歌和传奇故事；7、文本；8、吟诵与创造；9、萨满。作者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比较客观地对拉德洛夫的10卷资料本中涉及到的所有文本进行了细致地分析、研究和评价，对突厥语族各民族的民间口头文学，尤其是史诗和叙事诗、传奇故事等进行了分类。 尽管作者的视野仅仅局限在拉德洛夫所搜集的资料上，但是她对突厥语族民族英雄史诗宏观的评价，尤其是对《玛纳斯》史诗内容、结构、人物、英雄骏马的作用、各种古老母题以及史诗与萨满文化的关系、歌手演唱史诗的叙述手法和特点、歌手演唱语境的分析和研究都是十分精到的。作者在自己的研究中还多次将《玛纳斯》史诗同希腊的荷马史诗、英国中世纪史诗《贝奥伍夫（Beowulf）》、俄罗斯的英雄歌、南斯拉夫英雄歌等进行比较，给后人开拓了很大的研究视野。N.查德维克在赞扬拉德洛夫无论在英雄体或非英雄体，还是在戏剧题方面都为后辈提供了突厥语族民族最优秀的韵文体叙述文学的同时，对拉德洛夫在文本搜集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批评[23]。她指出拉德洛夫在文本搜集方面有两个明显的失误：第一是没有提供有关作品的演唱者或演唱情景相关的任何资料；第二是在搜集不同部族中最优秀的民间文学作品的同时，没有反映出该部族民间文学传统的全貌[24]。此外，她通过比较研究对柯尔克孜族史诗以及史诗创作在整个突厥语族民族中的影响和地位给予了自己的评价：“根据我的观察，突厥语民族英雄叙事诗或史诗之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拉德洛夫上个世纪从柯尔克孜（吉尔吉斯）人中搜集到的。无论在长度规模上还是在发达的诗歌形式上，在主体的自然性，或者在现实主义和对人物的雕琢修饰文体方面，柯尔克孜（吉尔吉斯）史诗超过了其他任何突厥语族民族的英雄史诗。[25]” 20世纪以来，在西方学者中对《玛纳斯》史诗研究最有建树，成果颇丰的是英国伦敦大学《玛纳斯》史诗专家A.T.哈图(A.T.Hatto)。他根据拉德洛夫和乔坎·瓦利哈诺夫的搜集的文本对《玛纳斯》史诗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他不仅是继N.查德维克之后西方学者中研究《玛纳斯》史诗的佼佼者，而且还长期担任在西方学术界颇具影响的伦敦史诗研讨班主席，并主编了被列入“当代人类学研究会”丛书的两卷本《英雄诗和史诗的传统》[26]。编入这部书中的论文均为1964年至1972年之间在伦敦史诗研讨班上宣读交流的作品。在第一卷中收有A.T.哈图本人于1968年撰写在上述研讨班上宣读的长篇论文“19世纪中叶的柯尔克孜（吉尔吉斯）史诗”。[27]作者在这篇论中，从口头传统的历史文化背景出发，对《玛纳斯》史诗在19世纪的搜集研究情况，主要是乔坎·瓦利哈诺夫和拉德洛夫的搜集研究工作，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史诗的内容，对史诗的艺术特色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分析、介绍和评价。第二卷中收入了哈图的另外一篇有分量的论文“1856-1869年柯尔克孜（吉尔吉斯）史诗中的特性形容词”[28]。在这篇论文中，作者充分运用自己的语言修辞学、史诗学、神话学、宗教学知识，从多学科的角度对《玛纳斯》史诗中的特性形容词（epithet）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他将史诗中的特性形容词分为：（在传统层面上）1、传统的型；2、传统变异型；3、变换型； 4、从新解释型；5、蜕变型；（从功能层面上）6、赞颂型的和诋毁型的；7、循环型；8、虚循环型；（在形式上）9、简单型；10、复合型；11、缩略型.等十几个不同的类型，并对每一个类进行了科学的比较研究和比较深刻的分析。此外，A.T.哈图还先后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玛纳斯的诞生》（《亚洲大陆》，新系列，第14期，第217-241页，1969年）；《阔阔托依和包克木龙：吉尔吉斯（柯尔克孜）两个相关英雄诗的比较》（《学校亚洲和非洲研究报告》，第32期，第一部分，第344-378页；第二部分，第541-570页，1969年）；《阿勒曼别特、艾尔阔克确和阿克艾尔凯奇：柯尔克孜（吉尔吉斯）英雄史诗系列《玛纳斯》的一个片断》（《中亚研究》，第十三卷，第161-198页，1969年）；《北亚的萨满教和史诗》（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1970年）；《阔兹卡曼》（《中亚研究》，第十五期，第一部分，第81-101页，第二部分，第241-283页，1971年）；《阔阔托依的吉尔吉斯（柯尔克孜）原型》（《学校亚洲和非洲研究报告通讯》，第34期，第379-386页，1971年）；《赛麦台》（《亚洲大陆》，新系列，第一部分，第18期，第154-180页，1973年；第二部分，第19期，第1-36页，1974年）；《吉尔吉斯（柯尔克孜）史诗<交牢依汗>史诗中的男女英雄系列》（《阿尔太学论文集》，第237-260页，威斯巴登，1976年版）；《19世纪中叶吉尔吉斯（柯尔克孜）史诗的情节和人物》（《亚洲研究》，第六十八期，第95-112页，威斯巴登，1979年）；《玛纳斯的婚姻和死而复生：19世纪中叶的吉尔吉斯（柯尔克孜）史诗》（分两部分，分别载《突厥学》（Turcica）巴黎、斯特拉斯堡，1980年、1981年版）；《德国和吉尔吉斯（柯尔克孜）的英雄史诗：一些比较和对照》（载“Deutung und Bedeutung: Studies in German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resented to Karl-Werner Maurer, ”, ed. B.Schludermann. Mouton. Pp.19-33 ）等系列论文。于1977年，将乔坎·瓦利哈诺夫所搜集的文本转写成国际上通用的国际音标，并将其翻译成英文，加上详细注释和前言出版[29]。这是“阔阔托依的祭典”首次被翻译成西方主要语言出版，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大影响。1990年，他又以《拉德洛夫搜集的<玛纳斯>》（威斯巴登，1990年版）为名翻译出版了拉德洛夫搜集的文本。书中不仅附有详细的注释，而且还有原文的拉丁撰写。这是这位1910年出生的资深教授近期出版的有关《玛纳斯》史诗的最重要的标志性的成果之一。 三 20世纪末期以后，在《玛纳斯》研究方面有影响的西方学者有法国巴黎大学教授雷米·岛尔（Remy Dor），德国波恩大学教授卡尔·莱谢尔（Karl Reichl）和美国印地安纳大学教授丹尼尔·普热依尔（Daniel Prior）等。 雷米·岛尔教授于19703 年代从阿富汗北部山区的柯尔克孜族地区，从一位名叫阿西木·阿菲兹（Ashim Afez）的玛纳斯奇口中记录下了《玛纳斯》史诗的一个阿富汗变体。这个变体总共包括史诗的四个小的情节，共计616行。这是从阿富汗柯尔克孜族中记录下的唯一一个《玛纳斯》史诗的文本，因此具有弥足珍贵的研究价值。雷米·岛尔教授根据自己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对当地柯尔克孜族中流传的《玛纳斯》唱本进行了研究。他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帕米尔流传的<玛纳斯>片断》（《亚洲杂志》，第26期，第1-55页， 1982年）；《新疆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与我国胡振华教授合作，《突厥学》，第十期，第29-50页，巴黎，1984年）等。 德国波恩大学古典学教授卡尔·莱谢尔是西方突厥语族民族口头史诗研究的后起之秀。他专长于对突厥语族民族口头史诗的综合研究。他于1992年出版的《突厥语民族的口头史诗：传统、形式和诗歌结构》[30]全书条理清晰，论述充分而细致，堪称目前世界上突厥语族民族口头史诗研究的经典之作，目前已经有英文、俄文和土耳其文面世，在国际突厥学、史诗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汉文的翻译也已经列入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重点翻译书目，正在加紧翻译之中。卡尔·莱谢尔精通柯尔克孜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和土耳其语，而且曾经多次在我国新疆以及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进行田野调查，因此对突厥语族民族口头史诗能够进行宏观地把握和审视。他充分吸收《玛纳斯》等突厥语族民族口头史诗资料，运用近期国际上有影响的“口头程式理论”等前沿学术成果，从语言学、民俗学、民族学等视角，在不同层面上对《玛纳斯》史诗以及其他突厥语族民族口头史诗进行了广泛的比较研究，对史诗文本，史诗歌手的创作和演唱，突厥民族史诗的体裁、题材和类型，故事模式，史诗的变异，史诗的程式和句法，歌手在表演中的创作，史诗的修辞和歌手的演唱技艺等都有涉及。 丹尼尔·普热依尔教授的主要研究成果为《坎杰·卡拉的<赛麦台>：留声机录下的一部柯尔克孜（吉尔吉斯）史诗》（威斯巴登，2006年版）；《包克木龙的马上之旅：穿越柯尔克孜（吉尔吉斯）史诗地理的旅行报告》（《中亚杂志》，第42卷，第2期，第238-282页）；《保护人、党派、遗产：吉尔吉斯（柯尔克孜）史诗传统文化史笔记》（印地安纳大学内陆亚洲学院论文，第33号，2000年）等。这位美国学者用锐利的批评眼光审视了前苏联学者以及政府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玛纳斯》史诗的评价和态度，探讨了政府行为如何对一部口头史诗的文本产生影响的问题，试图回答了史诗歌手与学者是如何在彼此互动中提升民众的史诗情感？各种不同的社会权力阶层对史诗的命运施加了怎样的影响？不同社会阶层在对史诗施加影响的同时达到了什么目的？等问题。 从拉德洛夫开始150年来，经过几代人的不断研究和探讨，《玛纳斯》史诗早已成为一门显学，步入了西方主流学术圈之内。西方学者在国际《玛纳斯》学领域独树一帜，从事《玛纳斯》研究的学者都有西方古典文学或荷马史诗研究的学术背景，因此无论在研究方法上还是研究角度上都堪称一流，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 我国从20世纪中叶开始《玛纳斯》史诗的搜集、翻译、研究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不仅在资料搜集方面成为《玛纳斯》史诗的大国，而且在研究方面也迎头赶上了国外学术研究的步伐，产生了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学术著作，研究队伍逐年扩大，研究质量逐年提高。尤其令人欣慰的是，我国的《玛纳斯》史诗依然以口头形式在民间流传，依然保持着其鲜活的口头传统特征。就这一点而言，我们有条件成为国际《玛纳斯》学的排头兵，演奏国际《玛纳斯》学的第一把小提琴。限于篇幅，我们对我国《玛纳斯》史诗的研究成果将另文论述。 英文摘要： Studies on epic Manas in the west By Adil Zhumaturdu Abstract: Epic has already become a study topic worldwide for over 150 years. Scholars from China, Russia, Kyrgyzstan, Kazakhstan, Great Britain, Germany, France, Japan, Turkey did a lot of research on epic and published many books and articles. Sum up the achievements of Western scholars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epic scholars in China, and here is much in their method that we can make use of. Key words: epic Manas, western, history of academic research [①]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突厥语族民族英雄史诗结构与母题比较研究（批准号：08BZW084）”的阶段性成果。 [②] 见阿地里·居玛吐尔地：《16世纪波斯文<史集>及其与<玛纳斯>史诗的关系》，《民族文学研究》，2002年第三期。 [③] “散吉拉”是柯尔克孜族口头传统中内容古老、形式独特的一种文类，堪称部落口传史。它一般分为族谱、部落系谱和家谱。内容包括民族、部落、氏族的起源、名称、分支，部落祖先、首领和部落中的著名英雄人物的业绩、典章、封号，民族的迁徙、信仰、神话、传说、习俗、天文知识等，是一个韵散结合、内容繁杂的综合性口头说唱形式。由于它包含了从人类和民族的起源一直到每一个柯尔克孜部落分支形成发展的过程，因此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又由于它运用韵散结合富于变化的形式进行说唱，其中融入了神话、传说、民歌等民间口头语言艺术的多种形式和手法，提高了它的艺术感染力，因此很容易引起听众的共鸣，并在听众中得到接受、记忆和广泛传播。在氏族部落社会中，柯尔克孜族封建贵族都豢养有属于自己的散吉拉奇。他们在各种祭奠、集会上代表自己的部落说唱“散吉拉”，渲染和鼓吹本部落在英雄人物或首领的业绩，以此为本部落赢得荣耀。今天，柯尔克孜民间依然有很多专门的“散吉拉”说唱艺人。 [④] 乔坎·瓦里汗诺夫（1835—1865）：哈萨克裔俄国军官、民族志学家。他曾于1856年，1857年间数次对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周边地区和我国的伊犁、特克斯地区进行科学考察，第一次搜集记录了《玛纳斯》史诗的重要章节之一“阔阔托依的祭奠(Kökötöydün axi)”, 共计3251行。 [⑤] 维.维.拉德洛夫（1837—1918）：德裔俄国民族志学家。他曾于1862年和1869年在中亚吉尔吉斯地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田野调查，记录了《玛纳斯》史诗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文本以及这部史诗第二部和第三部的部分章节共计12454行，并于1885年在圣彼德堡把这个文本编入自己的系列丛书《北方诸突厥语民族民间文学典范》第五卷（《论卡拉-柯尔克孜（吉尔吉斯）的方言》（Der Dialect Der Kara-Kirgisen））中刊布。他在此卷前言中对于玛纳斯奇表演史诗现场的描评述，对于玛纳斯奇用现成的“公用段落”创编史诗的讨论以及对柯尔克孜族史诗歌手与荷马的比较研究启发了西方经典的“荷马问题”专家，并对后来影响世界民俗学界的“口头程式理论”（即帕里-洛德理论）的产生起到了很大的启迪作用。 [⑥] 此人正是《历史诗学》的作者，俄国“比较文学之父”亚.尼.维谢洛夫斯基。 [⑦] 阿利凯·马尔古兰：《古代歌谣与传说》，第229页，阿拉木图，作家出版社，1985版。 [⑧] 《<玛纳斯>百科全书》，第一卷，第337-338页，比什凯克，吉尔吉斯斯坦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 [⑨] 同上，第337页。 [⑩]《阔阔托依汗的传说：<玛纳斯>史诗乔坎·瓦利哈诺夫搜集的》，阿利凯·马尔古兰译，阿拉木图，1973年。 [11] 见《乔坎·瓦利哈诺夫文集》，第二卷，阿拉木图，1985年，第101-147页。 [12] 日尔蒙斯基：《中亚史诗和史诗歌手》，载Nora K. Chadwick, Victor Zhirmunsky; Oral Epic of Central Asia, Cambridge, p.271.1969. [13] 具体是，第8卷（奥斯曼突厥语民族卷）由I.库诺斯(I. Kunos)搜集并翻译成德文，1899年；第9卷（乌梁海、阿巴坎鞑靼（塔塔尔）等南西伯利亚民族卷）由N. F. 卡塔诺夫（N. F. Katanov）搜集并翻译成俄文，1907年；、第十卷（噶高斯(Gagauz)卷）由V. 莫什考夫（V.Moshkov）搜集并翻译成俄文，1904年。 [14] 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等客观因素，属于突厥语族的乌兹别克、土库曼和卡拉卡勒帕克等民族的民间文学没收入拉德洛夫的十卷本中。 [15] 《<玛纳斯>大百科全书》，第二卷，吉尔吉斯文，比什凯克，1995年，第160页。 [16] 《人类的<玛纳斯>》哈萨克斯坦“拉万”出版社，阿拉木图，1995年，第128页。 [17] 同上，第129页。 [18] Nora K. Chadwick and Victor Zhirmunsky, Oral Epic of Central 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19] Hatto, A.T. Plot and Character in Mid-Nineteenth-Century Kirghiz Eoic, (Ein Symposium), ed. W. Heissig. Asiatische Forschungen, 68. Wiesbaden, 95-112; The Marrriage, Death and Return to Life of Manas: A Kirghiz Epic Poem of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Turcica.Revue d’Etudes Turques,12,66-94[Part one];14,7-38[Part two]; Epithets in Kirghiz Epic Poetry 1856-1869, in Hatto,Hainsworth 1980-89; The Manas of Wilhelm Radloff. Asiatische Forschungen,110.Wiesbaden. ets. [20] Zirmunskij, V.M. The Turkic heroic epic, Leningrad,1972. [21] [美] 约翰迈尔斯·弗里 《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朝戈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1-27页。 [22] Nora K. Chadwick, Victor Zhirmunsky; Oral Epic of Central Asia, Cambridge,1969. [23] 同上，第20-21页。 [24] 同上，第20页。 [25] Nora K. Chadwick, Victor Zhirmunsky; Oral Epic of Central Asia, Cambridge,p.28.1969. [26] A.T.Hatto, ed. Tradition of Heroic and Epic Poetry, The Modern Humanities Research Association,London 1980. [27] 同上，第300—327页。 [28] 同上，第71-93页。 [29] A.T.Hatoo，ed. The Memorial Feast For Kökötöy-Khan;A Kirghiz Epic Poem edited for the first time a photocopy of the unique manuscript with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Oxford,1977, London Oriental Series Volume 33. [30] K.Reichl, Turkic Oral Epic Poetry: Traditions, Forms, Poetic Structure, Garland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 London, 199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