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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构成，到当代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的崛起；从确立少数民族文学的基本理论，到开展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半个世纪里书写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篇章。尽管由于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弱势和边缘化的现状，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内部的诸多原因，使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处于一种弱势和边缘的地位，但多年致力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钟进文还是认为，无论是从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需要还是从繁荣文学创作的角度出发，少数民族文学都是不可或缺的。 民族文学创作及其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 张雪薇：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实现了很大的发展，请您就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历程作一个简单介绍。 钟进文：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少数民族文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举个例子，目前中国作家协会有800多名少数民族作家，约占会员总数的13%，而建会之初这一比例仅有1%。现在各个民族几乎都有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民族文学出现了百花齐放、多元共生的繁荣景象。如裕固族作家铁穆尔的散文集《星光下的乌拉金》展示了游牧民族与当今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苗族作家向本贵的小说《生活如歌》、藏族作家梅卓的散文集《人在高处》、回族作家阮殿文的散文《一个漫游者在迪庆高原》等都传达出作家对生活、人生和时代的思考与感悟；佤族作家聂勒的诗歌《大地上的部分细节》意蕴悠长，展示了身处都市的他精神上的还乡。 国家近年来十分重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努力培养各民族优秀的文学创作人才，并设立了专门表彰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骏马奖”。民族文学刊物的发展，为少数民族作家提供了表达和对话的空间。这些措施都极大地激励了民族文学创作人才的成长。他们凭借对本民族文化的深沉热爱，注重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并结合时代特点，推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如阿来创作的长篇小说《格萨尔王》，继承和发扬了阿来对文学民族性和普遍人性的追求，通过民间说唱艺人晋美的经历重述格萨尔王的神话故事，侧重于从人性立场出发展示格萨尔王作为人的普遍性生命体验与思想情感，使原本充满史诗意味的内容具有了穿越时空的历史普遍性。这部作品不仅是少数民族文学的重大收获，也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提供了新的可能。 少数民族作家除了用汉语写作外，很多还致力于母语文学的创作和推广。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民族在历史上就有母语写作的传统。彝族作家阿库乌雾从20岁时就开始用彝文创作，出版了诗集《冬天的河流》、散文诗集《虎迹》。他的母语写作受到各界的高度关注。2005年，阿库乌雾应邀访问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威拉姆特大学等高校，并于2006年出版了彝族文学史上第一部彝英文对照版诗集《Tiger Traces》。可以说，当前民族文学以多元性、民族性和鲜明的时代性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 张雪薇：有这么一大批从事民族文学创作的群体，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也一定更为深入吧？ 钟进文：是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产生，对它的相关研究也随之开始，两者的发生、发展具有同步性。随着民族文学的多元化发展，民族文学研究也开始向纵深、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首先，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队伍不断扩大，很多关注汉民族文学的专家也开始将研究目光转向这个领域。比如南开大学文学院的刘俐俐教授就很关注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她不仅自己进行了许多这方面的研究，她带的很多学生也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其次，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正在不断成长壮大和成熟。专家学者在吸收借鉴国外文学理论的基础上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诸多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多层次的解读。除了大量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论文出现外，研究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及文学理论的著作也在不断涌现，如马绍玺的《在他者的视域中——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龙潜的《圣殿之廊》、关纪新与朝戈金合著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等。 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一些学者在论著中提出了许多富有学术生长意义的话题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如在后殖民语境中当代民族文学面临的困境及可能采取的批评策略问题、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审美价值问题、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角色定位和身份定位问题等等。 民族文学研究的多重追问 张雪薇：您刚刚谈到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角色定位和身份定位问题。当前，民族作家的文化身份认同是一个相当热门的话题，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钟进文：对于文化身份有很多种观点和理论。著名英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认为，对于文化身份的定义有两种不同的维度。第一种维度是把文化身份定义为一种共有的文化，认为它是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藏身于许多其他的、更加肤浅或人为地强加的“自我”之中，共享一种历史和祖先的人们也共享这种“自我”。第二种维度是把文化身份视为既是“存在”又是“变化”的问题，认为它属于过去也同样属于未来。它不是已经存在的、超越时间、地点、历史和文化的东西。文化身份是有源头、有历史的，与一切有历史的事物一样，它们也经历了不断的变化。 据相关专家学者研究，从社会过程来看，文化身份是通过性别、种族、血统、地理、家庭、伦理、语言、宗教、民族、国家等一系列要素和纽带获得认同的。如果说民族是一种现代的文化的人造物，是一种集体认知层面上的想像的政治共同体，那么民族文化身份就意味着一种民族文化只有通过自己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才能确认自己真正的文化品格与文化精神。这种与他种文化相区分的身份认同，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向心力，也是拒斥文化霸权的重要保障。民族文化认同是区分他民族文化的显著标志。这一点在全球化的历史大背景下，在不同文化相互碰撞交融的过程中尤为凸显。全球化浪潮对传统的民族文化认同产生了压力与冲击，并反弹式地引起了各个民族对传统文化认同与重构的新潮流。 张雪薇：我们知道，当前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使用的许多理论概念都是从西方借用过来的，比如“后殖民主义”、“民族想象”等等，您怎样评价这一现象？ 钟进文：如今，的确是有越来越多的西方理论概念被运用到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这些概念的运用是否得当是值得探讨的。比如，后殖民主义理论提出了“边缘人”概念，认为边缘人生活在两个世界中，面对两个不同甚至是冲突的文化范畴，在有着原来的种族血缘和文化根基的同时，也被注入了新的文化特质和价值取向，然而却始终无法被任何一方彻底接受。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在与汉族文化一起发展的过程中常处在相对边缘的地位，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愈发强烈，两种不同文化的包围使得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逐渐游离于汉文化与本民族文化之间，他们面临着文化身份重塑与价值选择。这种境况与世界范围内的边缘人境况相似。我国对于少数民族作家身份问题的探究，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作家本身与创作的边缘性的探讨。然而，少数民族作家与边缘作家是存在差异的，西方概念运用在少数民族作家身上不是那么贴切。问题在于如果我们抛弃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概念，又该如何把反映在文学中的现象阐释清楚？这是今后需要解决的问题。 张雪薇：您是怎么看待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研究的？ 钟进文：传统的研究认为，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只能在国与国之间进行比较。这种研究范式显然不适用于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多文学的国家。中国除了汉族还有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文学异常繁荣，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很高的思想性。 不少从事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认为，通过比较研究这一方法和途径，将会更好地揭示少数民族文学本身所固有的价值，挖掘其内容和形式上的特殊魅力，显示其特有的风采。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必须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可比的层面很多，某个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比较、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文学的比较、文学的横断面比较、文学的纵向比较等等，都很有研究价值。从不同角度探寻我国多民族文化背景下各民族文学相互影响、互相渗透的关系，有助于更好地阐释我国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