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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贾植芳先生于今年4月25日谢世，永远离开了我们，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随着时间的推移，伴着我们的思念和回忆，先生作为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学术思想的价值和意义，将会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 大概在1991年前后，先生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我还是他的一名硕士研究生。暑假过后我带着喀什师范学院中文系几位教师翻译的《比较文学导论》（卢康华、孙景尧著）的维吾尔文译本，去见贾先生。当时自己还很年轻，只是觉得应该带给导师看看。但没有想到先生很重视这件事，他当时让我留下这本他根本看不懂得维吾尔文译本。不久，《中国比较文学通讯》上就发了这个书讯（很遗憾记不清是哪一期）。紧接着，在1993年中国比较文学第四届会议上，维吾尔文译者之一的阿布都热苏鲁教授被邀请参会、少数民族比较文学学会分会成立，那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历史上参会的民族成份最多的一次。先生本人当时并没有到会，想必他已预见到会有这样的盛况。今天想来先生把《比较文学导论》的维吾尔译本作为中国比较文学事业的一件大事，设想中国的比较文学若要形成自己的风格和气派必须构建跨文化的文学研究空间，从中国多民族文学这一自身特性中求得突破。先生的洞见在费孝通先生在此前后提出的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中得到验证。由于先生的努力，中国比较文学原有的研究空间极大的拓展，中国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作为中国国比较文学发展的新鲜血液，证明了作为中国比较文学长期以来所有的中西参照系之外另一个参照系即中国各民族文学与是文学这一系统的存在，这是一个十分广阔的领域,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加以建设。这些领域的开拓和建设，将体现中国比较文学事业发展的内在张力，是中国比较文学的中国气派和风格的根本。但是其后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的发展并没有如先生所愿，中国各民族共享的文学研究空间的形成还需要一个心理准备和认同过程。 由此想到了一些细节，在近一两年去看望先生时，90高龄的老人依然那样才思敏锐。他似乎很不经意地告诉我他家里有《新疆经济报》，我再一次去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家里有新疆的作者写的书，送给我看，同时他还不忘加上一句，不过作者不是少数民族，是汉族。当时我不仅没有想想先生为什么会送我这些书和报纸，而且还自以为是地觉得先生年纪大、身体又不太好，不应该和他说太多。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还是十分狭隘，并没有理解先生的用意。先生十多年前就有的对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的开拓和关注、对比较文学的整体发展的构想依然萦绕在心。十多年后他依然想通过我了解新疆乃至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状况。由于自己偏狭和无知，我失去了向这位智者讨教交流的机会、了解他在这十多年来对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的再思考。这就使我对先生的怀念带着更多的反省和自我批评。如果我的这种心理在少数民族研究者中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的话，我和贾先生之间的希望和回避的关系，似乎就带上了一种象征含义，当一个多元格局思想要去包容个体、促成整体发展时，由于个体对自己身份的担忧和回避而失去了对话和交流的机会，结果不仅自身没能得到应有的发展，而且中国比较文学的整体发展也因缺少这些内在的异质因素提供新鲜血液而显得陈旧。这一象征恰恰是问题的关键。今天,虽然先生已去，但我还是想谈谈我对他这一思想的理解，这样的心智交流，却也让自己感到先生还在我们中间。 做贾植芳先生的学生这么多年来，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博大的胸怀和超越单一民族之上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概念。贾先生思想上体现出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自觉并由此产生强烈的责任感，是最值得我们继承的精神。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五十六个民族就已经组拥有一个共同的“中华民族”意识和共同的民族精神，每一个民族不仅认同国家，而且相互认同、相互负责。单一的少数族群对应的不是主体民族汉族而是中华民族；而汉族对应的也不是那一个少数族群也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的整体格局因为各民族的共存而显得熠熠生辉，保持旺盛的生机与活力。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这个整体都会暗然失色。 在他的思想深处，中国文学是中华民族整体的文学。每一个民族都应为中国文学的整体繁荣承担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具体到比较文学研究来说，则体现为各民族要打破封闭和单一的格局，特别是要打破“中国文学研究”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之间的界限，建立一个各民族共同拥有的学术空间，共同为中国学术的繁荣和发展努力。由于我们一直没有处理好整体与个别的关系，不同民族的研究者过于强调自己的族别身份而忽略了对中国文学整体的发展肩负的责任，强调自我言说而忽视了彼此的对话语与交流，甚至自我封闭，使自己的研究限制在较为狭小的学术圈里，这无论对自身的学术进步抑或是中国比较文学整体的提高的进步都没有好处。而相对客观的态度是，像贾先生所追求的那样，构建各民族共享的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空间，就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如何创建自己的本土特色、如何从各民族传统中挖掘学理依据，使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能够形成凝聚五十六个民族精华的比较文学风格。虽然各民族的研究者都有非常丰富的的地方性知识，但由于学术视野的限制，包括我自己在内不同民族的学者所从事的研究应该说说是一种“描述性”研究，即将那些民族历史和文学史中业已存在的事实冠以比较文学的名称加以描述，如从我自己熟悉的维吾尔文学来说，俄苏文学对维吾尔现代文学的影响、波斯文学对维吾尔抒情诗的影响等等的研究虽然很多，但因为不足以形成学术理论话语而显得没有意义。这使我想起200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土耳其作家帕穆克在小说《伊斯坦布尔》中说的一句话：“其实营养的吸取不再根部，更在于无根性”。虽然他的这句话要在现代性语境中理解，但根的追寻一方面虽然会使我们拥有丰富而宝贵的关于民族文化传统知识，另一方面也会遮蔽我们的学术视野，放大本民族文学的特性和重要性而陷于自我陶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我们在中国学术研究中的整体责任感。 作为中国多元一体格局中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可能都有双重身份，即国家身份和族别身份。因此，在我们的文学研究中，不能忽略“多元一体格局”的存在，即一些学者说的“中国的在场”，在这个大的格局之内用各民族不同的方式从事学术研究，这不仅不可能消融差异性，反而能使差异性在更高层次上得到彰显。我们应该避免狭隘保守的自我保护主义，冲破单一文化视野的限制，为中国比较文学整体水平的提高进行富有建设性意义的探索和研究。而探索的过程和方式完全可以是民族化的、本土化的，就像贾先生用浓重的山西口音、用他特有的自己的方式为我们教授比较文学一样。最重要的是能够像贾先生那样，拥有中国学者应有的气魄和胸怀。 导师贾植芳先生在十多年前对中国比较文学中的少数民族研究者的期待，意味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每一位参与者都是主体，都应该为此有强烈的主体意识，不论身处文化或地理空间的中心还是边缘。如果不张扬主体意识而自认为是他者或非主体，就只能产生学术的偏见和疏离，甚至造成沟壑或堡垒，无法沟通与交流，无法拓宽领域彼此相协共同发展。 一篇短文，实在无法尽述对导师的崇敬和怀念，更无法全面探讨他的思想和理想。也许我们应该做的是不断吸取前辈的精神养料，继承他超越一己之身份而追求中华民族文化整体发展的博大与气度，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使他们的构想经过我们的努力来实现，这应该是对先生最好的追念。 （姑丽娜尔，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少数民族文学系06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