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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观既往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研究，有相当部分尚停留于微观评介、作品鉴赏这一层面，包括一些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著述，几近单一作家作品评介的机械相加，缺乏文学史应具的通观审视与全史意识；也有一些学院派批评家，惯作“宏大叙事”，理论高蹈，概念先行，以致批评与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日趋疏离。 以上摘自笔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举办的首届“多民族文学论坛”所呈发言提纲，后因故未能成行而搁下。此次回应第二届“论坛”征文，原拟继续沿着上述框架展开思考；却因偶然于网上读及姚新勇《萎靡的当代民族文学批评》一文，其基本思路与上述提纲不无重合遂变易。 所以改弦易辙，一定程度上还缘于不能苟同姚文对当代民族文学研究“近乎全面的否定”，包括“萎靡”一类的判语。我认为当代民族文学批评与其说是因过熟而导致“萎靡”；不如说是因学科过于年轻而难免稚拙、粗浅。“萎靡”理当重锤反复擂击，而稚拙却谨防因过度针砭以致窒息于萌芽状态。现既然已有姚文之贬，笔者拟反其道而行之：更多地关注民族文学研究的既有建树，以褒代贬，自然贬亦在褒中。 一、 学科中坚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发展至新时期，概而言之有两部著述引人瞩目：一是关纪新、朝戈金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①，另一部为李鸿然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②。 《多重选择的世界》尽管成书于九十年代中期；但至今仍不失为当代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的学术标高。全书既持高屋建瓴的姿态，又不像近期某些著述那样一味理论高蹈，而游离创作实践。书中的问题意识多为民族文学创作而生，其思辨成果又反过来为民族文学创作指点迷津。如由某位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宁肯欧化，也不汉化”一语敏感到，若不能摆脱“汉化”的有力惯性，将致使少数民族文学丧失自己的独立品格。考诸少数民族作家汉语写作，“汉化”不仅表现于美学层面，亦波及思想层面。“汉化”每每表现为“儒化”，以致束缚了边地民族犷放不羁的自由之魂。在此意义上“欧化”有助于激活边地民族的一些同质因素，成为少数民族作家反拨“儒化”的助力。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则代表了当代民族文学史研究的最新水平。如果说，既有民族文学史近乎“史料长编”，且仍停留于“事件的历史”阶段，远未达臻 “结构的历史”，研究模式机械，理论色彩淡薄；那么，《史论》则具备了自觉的结构意识。尽管由于每章的概论过于简要，未能对文学发展的进程作更其深入的通观审视、学理思考；但在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中，仍能见出作者潜在的全史意识。 既有民族文学史奢求“全面、系统”，却限于时间、精力，故过多地借助二手、三手资料，未能深入第一手资料、尤其是文本中，每每如伍尔芙所谓的“解剖了青蛙，可抓不住生命”；《史论》作者则二十年如一日地沉潜于研究对象中，不仅“解剖了青蛙”，更洞幽乃至激活其“生命”。在对蒙族诗人牛汉、满族诗人巴音博罗、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回族作家张承志等的读解中，均可见出这种灵肉毕现的境界。全书之可贵在于既不乏全面地扫描；亦追求纵深的开掘。虽则缘于体制恢宏，偶有力不从心处，部分章节似流于平面绍介，有失专深；但此类微瑕显然无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准百科全书”之美誉。 二、 新生代批评 有别于八十年代崛起的学者十年沉潜、十年磨剑那种稳健审慎的学术姿态（学科中坚中，除李鸿然等出道较早外，关纪新、朝戈金、汤晓青、尹虎斌、李洋等大都于八十年代脱颖而出）；九十年代某些更其年轻的学人的冲上前台却是以分外激烈、莽撞的方式得以实现。彜族学人罗庆春（阿库乌雾）的《生命的突围与审美的重构──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先锋诗人的文化策略》与白族学人栗原小荻的《精神的觉悟与创造的突变──试评中国少数民族先锋诗人的态势》等两篇诗论的发表③，标示着某种“先锋评论”的萌生。此处所谓“先锋”，与其说指称其艺术观念前卫；不如说更多地标明文化观念的反叛。 栗原小荻的一系列文章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批评主体的扩张以及对创作者主体性的强调。这既可视为“纯然的个体”意识的苏醒；也未尝不可放大为民族主体意识的自觉。虽则缘于既有汉儒文化、集体意识的长期压抑，一旦挣脱便往往不无逆反地导致主体的极端膨胀、自我的极度宣泄；但不矫枉何以“突围”。栗原小荻的另一异端是对“儒家文化为轴心的汉语诗歌”已有困境的敏感与正视。他不无乐观地构想，当下“少数民族先锋诗人”（准确地说意指少数民族新生代诗人）的诗歌创作应能力挽颓波。然而，这一构想多的是诗人的激情、想象；缺乏的却是学者应具的学理建构能力。 就在栗原小荻渐次陷入理论困境之际，彝族学者罗庆春、回族学者马绍玺等诗歌评论家却锲而不舍、继续拓进。与栗原小荻一样，他们也是民族诗歌的实验者；只是前者甘居民间，后者栖身“学院”。新生代诗人的身份，使他们平添了学院体制下少有的原创力与反叛性；学者的职业，又使他们兼具专业学术训练成就的学识与理性。栗原小荻文章中大都是一些诗性断想，如称少数民族先锋诗人的“骨子深处，天然就长有一种被称作前卫意识的植物”，“诗歌的创造成了他们整个生命历程和生活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发见一个学术生长点，在罗庆春他们的演绎下却每每能长成一棵理论之树。 有感于少数民族古典文论典籍，“如举奢哲的《彝族诗文论》、阿买妮的《彝语诗律论》、布麦阿纽的《论彝诗体例》这样的书面理论典籍都采取‘以诗论诗’的方式完成”，罗庆春的《灵与灵的对话──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诗论》、马绍玺的《背靠凉山的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的诗歌创作》等诗评著述亦大都采用诗性话语运作④。但这种诗性批评显然已超越了前述不无零乱的诗性断想；也区别于过度煽情的诗性宣言。它既是诗的，又是哲学的。栗原小荻文中常见的思想火花在此却能引燃更其夺目的穿透性光束；栗文中不证自明的简化判语亦被代之以一种富有弹性、柔韧性的表达式，后者更其冥合神契地逼近研究对象，避免了对诗歌复杂、曖昧的内蕴的损伤。 三、 非本业“偏师” 如前所述，在当代民族文学研究领域里，有不少学者倾其一生，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从事专业研究与学科建设，恰是因着他们的拓荒性工作，奠定了这一学科的基本建构。当着当代民族文学研究益趋专业化之际，我们不妨在对学科建构尚欠粗疏萌生“近忧”的同时，及早对专业化可能导致的门户之见多些“远虑”，警惕因过度专业化（学科化）可能产生的画地为牢、自我封闭，思路狭窄，情趣单一。为此，应努力与本业非民族文学研究的学者沟通，将非专业研究的成果亦纳入民族文学批评史视阈。 80年代初，美学家朱光潜曾写过两篇谈沈从文创作的专文：《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凤凰>序》。虽形似随笔，无学术论文之宏大构架；却于言简意赅中直指本心。文章分外注意沈从文的少数民族族属，“他的性格中见出不少的少数民族优点”；并指出“少数民族是民间文艺的摇篮，对文艺有特别广泛而尖锐的敏感。从文不只是个小说家，而且是个书法家和画家。他大半生都在从事搜寻和研究民间手工艺品的工作，先是瓷器和漆器，后转到民族服装和装饰。……谈到从文的文章风格，那也可能受到他爱好民间手工艺那种审美敏感的影响，特别在描绘细腻而深刻的方面，<翠翠>可以为例。这部中篇小说是在世界范围里已受到热烈欢迎的一部作品，它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翠翠>似显出从文自己的这方面的性格。他是一位好社交的热情人，可是在深心里却是一个孤独者。他不仅唱出了少数民族的心声，也唱出了旧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⑤ 《边城》山美水美人性亦美，却不知怎的暗含着悲剧的意味，对此评论者多有诠解；终不如朱光潜“它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一语中的。如是神悟在一定程度上固然有赖于朱光潜那丰厚的西方哲学、美学、文艺心理学功底；但更值得注意的则是他作为一名有着“汉民族文化身份”的研究者却对少数民族研究对象始终抱有深切的“了解之同情”。恰是因着他的体贴入微、将心比心，从而发见了一个极富学术生长点的“真问题”，一个少数民族文学批评里将反复运用的关键词语。朱光潜由对少数民族颇具独特性的文化心境的考掘入手，延伸至对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性的文化境遇的思考，显示了其连通文化独特性与普遍性之才秉。 相似于朱光潜的“贴心”；新时期以降陈思和对少数民族青年作者的创作也多有会心之论。所以写作“青年作者”，意在强调不止是为张承志、扎西达娃、阿来等已成名作家锦上添花；更对无名作者的成长时期雪中送暖。后者尤为感人。如先后为拉祜族青年作者娜朵、彝族青年作者纳张元召开作品研讨会，把来自大山的不无稚拙的山野之作引入复旦的大雅之堂。 有别于某些学者的指手划脚、自说自话；陈思和研讨会的精髓在于“对话互动”。这应可包括他与娜朵等关于创作的“书面对话”──通信。与其说这是其惯有的谦和性格使然，故在与习作者的探讨中多取平等的“对话”姿态；不如说缘于他对少数民族文化发自内心的尊重。他曾对娜朵如是说：“故事写的是拉祜族与汉族青年男女的婚恋故事，既然涉及到两个民族之间文化和风俗的比较，就应该是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展开，不要写拉祜族比汉族优，也不要写汉族比拉祜族优，只有用平等的眼光才能真正地写出民族文化的意义来。”又称，就精神审美而言，“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身的审美特性，在美的意义上没有高低之分，也没有先进落后之分”⑥。正是因着上述文化相对主义识见，促使他尤为珍视“少数民族文学的异质性”，不时在思考着文化发展（包括汉语写作）的“别一种可能”。他提醒纳张元说：“你汉化得非常厉害。这种山歌能不能用彝文原有的语言结构来表达？如果仅仅凭借故事和民俗描写，你并没有和其他的汉语作家拉开距离。要对汉语言的优势予以颠覆，尽可能将土生土长的家乡语言的特征如实转换出来，给读者提供一种陌生的新鲜感”⑦。 缘于“尊重”，陈思和对少数民族作者创作的指导分外细致、体贴。在他对习作的细读中，可以感受到倾注在研究对象上的一种切肤的“爱抚”或“抚摩”感。 与陈思和相类的还有丁帆，他对到南京大学作家班学习的彝族青年作者毕然也悉心指导，直至毕然写出并出版了三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今夜火把到我家》。 有感于既有的“中国当代文学，是残缺的当代文学”，它空缺了少数民族文学空间，陈思和、丁帆不约而同地在其文学史编撰中着意弥补。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专辟“多民族文学的民间精神”一章⑧；丁帆则编撰《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⑨，勉力填补被既有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忽略、遗忘乃至掩埋的西部多民族文学史的诸多空白。 已有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述虽则也曾对西部多民族文学有所涉猎，但大都给人以一种“拼贴感和隔膜感”；即便是某些少数民族学者撰写的少数民族文学史，也因缺乏撰史应具的自觉的价值系统，而每每纠缠、迷失于普遍性问题，未能凸现史实的异质性意义。《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之可贵，在于首先对编写者自身所持的价值理念有所省察：时时警惕勿在文化中心主义的惯性下，有意无意地用汉文化价值观去判断和裁剪异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史现象；而努力以文化多元共生的理论构架来统摄多民族文化形态的每一部作品、每一个文学现象；以文化相对主义的价值理念去解读那些异质文本生成的意义，包括鲜有被阐发的富有民族意味的形式感，包括“文化西部”独有的审美底色。正是因着上述价值理念与文学史实之间的相契，“重写”西部多民族文学史的可能性才得以生发。 以上对民族文学研究“偏师”的点检，似高悬了一把双刃剑：不仅旨在穿透本业民族文学研究的学者因过度专业化可能产生的学科隔阂；也意在破除本业非民族文学研究乃至兼具汉民族文化身份的学者可能含有的文化隔膜。如文章开首提及的姚新勇《萎靡的当代民族文学批评》一文。问题并不在于本业非民族文学研究或兼具汉民族文化身份的学者能否对当代民族文学研究予以尖锐批评；而在于批评者是否已具有朱光潜对民族文学“了解之同情”、陈思和的平等对话姿态、丁帆的文化相对主义价值理念等前提。与姚新勇相类，笔者也属跨学科的客串者，故而，上述批评理应视作自省、共勉。 注释： ①关纪新、朝戈金：《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②李鸿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云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③阿库乌雾：《生命的突围与审美的重构──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先锋诗人的文化策略》、栗原小荻：《精神的觉悟与创造的突变──试评中国少数民族先锋诗人的态势》，《民族文学研究》1995年第4期。 ④罗庆春：《灵与灵的对话──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诗论》，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版；马绍玺：《背靠凉山的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的诗歌创作》，《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3期。 ⑤《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收入朱光潜《艺文杂谈》，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2页。文中所称《翠翠》即指《边城》。 ⑥陈思和：《谈<魂毛><绿梦>及其他──致拉祜族女作家娜朵》，《边疆文学》1993年第9期。 ⑦《漫谈大山里的文学──纳张元作品研讨纪实》，《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3期。 ⑧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⑨《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