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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与理论认识是两项相互影响的工作。若有理论认识的引导、理论上的掌握，搜集工作将会取得良好的效果。相反，搜集资料将是理论研究工作者补充、整理，甚至完全改变原有的理论认识之基础。 史诗是一种民间叙事文学载体。“越南少数民族的史诗经过神话思维方式、淳朴而充满浪漫情怀的想象力的折射之后，真实地反映了历史，同时也不乏成功塑造了一幅壮丽之社会画卷的作品”。 然而这些史诗作品的价值应该不仅于此。其最大价值体现在通过神与英雄的业绩，展现了劳动人民善良纯朴之性格、聪慧灵活之头脑、团结一致之精神、期望于社区极为强大的能力之信念等良好品质”[1]。 君主时期，越南尚未有民俗学研究学科。然而，越南儒家学者（同时也是官吏）对民间文化、文学的关注早已在由李济川编纂（1329年撰写序言）的《越殿幽灵》以及15世纪由武琼、乔富编纂的《岭南摭怪》等著作中体现出来。《岭南摭怪》是一部收集民间故事的总集。编者们认为，这本书原来由李陈时期的才高博学者编作出来。这本书里遍有《夜叉王传》。这个故事就是印度《罗摩衍那》长篇史诗的简要概括（这是一部书写在蒲葵叶上并由一万五百片段组成、全书逾6000页的史诗作品）。潘登日教授分析指出，虽然《夜叉王传》只有140字（越文译本），但已准确地写出了《罗摩衍那》史诗的主人公及重要事件[2]。 这是一个很值得留意的事情，但未能肯定《夜叉王传》是一部史诗作品。 越南史诗研究及公布始于1927年。越南对于史诗的理论认识及搜集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1927年至1955年 最先搜集、编译并出版越南史诗作品的是法国人。 1927年，Léopold Sabatier搜集、注释《Dam Xan》史诗并将埃第语版译成法语版，作品序言由P. Pasquier全权与Roland Dorgelès作家撰写并在巴黎出版。书中附有多张精致插画，印刷精美。在序言部分中，Roland Dorgelès 作家写道，这是埃第人的最后一部文学作品， “但无奈的是，摩依人的第一个文学凭证也是最后的”[3]。除了这样一条不准确的评价，写序言者都对《Dam Xan》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特别是，当提到这部作品的时候，他们多次使用“史诗” (épopée)一词。如同潘登日教授所评价的那样，“在意识里，他们将《Dam Xan》与希腊人的《伊利亚特》、《奥德赛》，法国人的《尼贝隆根之歌》等欧洲当时较为熟悉的英雄叙事诗视为同一个类型的作品[4]。 1933年，第二次出版了《Dam Xan》作品并刊载在法国远东学院的杂志上。在此次出版中，“印有埃第语，逐字翻译，全部翻译了注释及介绍部分。这是一个很全面的研究课题”[5]，据潘登日教授所言，越南的其它史诗作品很少有如此详细的论述。 1955年，在法国远东学院的杂志上，Dominique Antomarchi搜集、 Georges Condominas 公布并撰写了《Dam Di》的序言。Georges Condominas 使用“英雄叙事诗-史诗” (chant épique) 词组为《Dam Xan》、《Dam Di》命名。因此，法国人的史诗搜集及出版之举让人们知道西原地区的民族拥有史诗[6]。 目前，在越南民俗学研究学界里，“史诗”、“英雄叙事诗”是两个相同的术语。 “英雄叙事诗”术语用得比较少，但出现得更早。 1943年，在《知新》杂志上，黄少山学者对被“法国学者称为épopée”的英雄叙事诗体裁提出了很值得注意的看法[7]。 受N.Boileu (1636-1711)和法国20世纪文学批评家思想的影响，黄少山教授对英雄叙事诗体裁做出以下界定： 1、英雄叙事诗是“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诗歌类型”[8]。 2、“一篇英雄叙述诗并不是一个诗人的想象力所创造出来的单独著作，它必须有一个事迹，这个事迹大部分是历史上发生的重要事件：一次外侵、一场胜利、一位英雄的悲惨死亡、一位君王的冒险旅程等”[9]。首先，民间作者将围着这些事迹创作一些口传、佚名的歌曲。后来，“一位天才，一位 Homère 出现并被这些口传诗句所感动，诗人就把这些点点滴滴的天真诗句收集起来，赋予它们一个悲壮的灵魂，为它们增添许多艺术色彩，为后世留下一篇永垂不朽的英雄叙事诗”[10]。 黄少山教授认为，并非每个民族都有英雄叙事诗。越南民族没有英雄叙事诗，因为这个民族是 “一个正直的民族，不喜欢那些夸大的吹嘘之言，不想为那些铁的事实添油加醋”；“因为东亚人的生活是内心、隐秘而深沉的生活“。黄少山教授认为，《大南国史演歌》不是英雄叙事诗之作，因为“由于其缺乏信心而缺少雄壮的气氛。诗人不相信那些荒唐情节和神迹，虽然那些神迹养育了国家精神”[11]。 如果将越南民族理解为越人（京族人），那么黄少山65年前所提出的越南人没有英雄叙事诗之看法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意见[12]。遗憾的是，当时他没有谈到已由Xabachiê出版的英雄叙事诗《Dam Xan》。 总之，1927年至1955年期间，法国人搜集并出版了埃第语版与法语版的西原两部史诗作品。法国学者对确定体裁这一问题尚未给予太多的关注。一位越南学者对史诗体裁（他称其为英雄叙事诗）提出了相当正确的意见，但没有对西原史诗进行分析。 二、1957年至1976年 1957年，在河内，陶子志将法语版的《Dam Xan》史诗翻译成越南语并在《文艺杂志》上发表了名为《Dam Xan少年之歌》之作。后来，1959年，文化出版社印刷成书并出版了这部作品。 1960年，在《文学研究》杂志上，朱春延副教授撰写了一篇有关这部作品的全面论述。朱春延是最早用越南语为《Dam Xan》的体裁名称定名的学者，他写道：“Dam Xan是一位英雄人物，《Dam Xan少年之歌》是一部英雄叙事诗，是埃第族的一部史诗”[13]。 1963年，《西原长诗》一书在河内出版，书中包括《Xing Nhã》、《Đăm Di》、《Khinh Dú》、《Đăm Đơroan》、《Y Prao》等5篇作品，大部分是埃第族人之作。由于国家仍处在分裂、动乱、战争当中，作品的体裁本质尚未得到全面的认识，搜集工作也不完整，出版问世时没有民族语拼音版[14]。 1964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在河内出版了由黎登榜、成世太平、杜春霞、成世燕拜翻译的亚里士多德的《诗歌艺术》著作。在这个译本里，史诗这一名词用来指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伊利亚特》、《奥德赛》等[15]。 1969年，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俄语、法语、越南语文学美学术语》只写着：“ínoc、épopée、史诗”。 1969年，在《藤筐村的英雄》一书里，高辉鼎认为，英雄叙事诗与民间史诗是两个意义相同的词语。虽然他的看法有些零乱，但相当准确[16]。 1972年，柯文进将傣族的《Ẳm ệt luông》史诗翻译成越语并在和平省出版。 1973年，在《民间文学》一书里（第二集，与朱春延合编），丁嘉庆教授写道：“史诗不是记录历史的诗篇。史诗是一个文学术语，特别是民间文学，(......) 。如同英雄叙事诗、壮士诗、长诗一样，史诗常被用来指人类步入文明社会历史时期的民间叙事体裁。这四个名词的用法具有相同的意义。（我）以为有必要把它们区别开来。作为具有诗歌意义的长诗不能反映文学体裁的任何特点，因为不应该以长度作为确定体裁的标准。长诗是一个泛称的名词，用来叫任何一部具有歌颂意义并有一定长度的诗歌作品而不是针对民间文学某个特定体裁。史诗是叙述国家、民族辉煌的诞生历史的诗篇。这些诗篇将各地方，各民族，各部落的传说与神话故事总结起来并组成一个庞大的篇幅以描写民族之根源和历史黎明时期建设、捍卫国家之事业。长诗与史诗之间的相同之处是都叙述英雄的伟大事迹以及他们的英雄业绩。然而这个术语应该用来叫那些描述某位英雄人物的诗篇”[17]。 1975年，由王英、黄英仁搜集的《生地生水》（《Đẻ đất đẻ nước》）史诗在青华省出版。1976年，由裴善、商艳、郭瑶搜集的《生地生水》史诗在和平省出版。 总之， 1957年至1976年期间，西原各民族的史诗作品陆续问世。这些作品的越南语版首次问世。北方少数民族（芒族、傣族）的史诗作品也开始与读者见面。只有在青化省出版的《生地生水》史诗的另一个版本印有民族语部分。长诗、叙事诗、史诗是用来指这种文学载体的术语。河内综合大学出版的《民间文学教程》已对长诗、英雄叙事诗、史诗做了明确的界定。 三、1977年至2000年 1975年4月30日越南祖国统一之后，史诗搜集、编译、出版工作以更为科学的手段顺利开展并获得了更多的成果。 1977年至1979年12月期间，我们还记得，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时任越南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室副主任的潘登日教授同农国胜一起赴刚刚解放的西原地区进行一次实地考察。 1980年，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越南文学史》第一集。这是在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直接指导下所撰写的一部著作。少数民族文学部分由农国震诗人与潘登日教授一同撰写。他们用“长诗”一词来指《Dam Xan》以及其它史诗作品（当时仍存在一个偏见的看法：越南不可能有《伊利亚特》、《奥德赛》等） 1980至1981年期间，由苏玉清教授率领的艺术研究所（下属文化部）的干部团已搜集到了许多嘉莱省安溪县巴那族的史诗作品。一年之后，《Đăm Noi》史诗被翻译成越语并在河内出版。 1981年，在《1945年- 八月革命之前的越南少数民族文学》一书里，潘登日教授使用了“史诗“、“英雄史诗”、“史诗-mo”等术语[18]。 1981年，武光燃副教授以《论西原各民族的英雄史诗》为题的论文参加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论文的内容以及作者有意识地在其所编写的大学教程《越南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里（1983年出版）继续使用了作为民间文学体裁的“英雄史诗”术语[19]。 1982年，在《文学杂志》第4期上，马江麟教授提出把《Dam Xan》称为“英雄史诗”的建议。 1984年，在《民间文化杂志》第2期上，潘登日教授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西原史诗与西原的历史现实》（署名文章）；另一篇是《史诗-巫》（笔名为郑玉鸾）。 1986年，潘玉教授发表了题为《〈生地生水〉- 越芒文学的第一篇史诗》的文章。他肯定：“史诗体裁存在于越南文学，也存在于傣族文学、埃第祖文学与本地区其他文学体系中，《生地生水》具有史诗所必需的四个条件[20]”。 1984年至1987年期间，民间文化所与得乐省文化厅联合组织了多次采集史诗的活动。在杜红旗博士、苏东海硕士、裴克长先生、阮大量先生等同仁们的协助下，时任民间文化所所长的潘登日教授对采集工作进行指导。潘登日教授收集到了《Dam Xan》作品的若干版本。这些都是帮助他成功地通过了1988年在保加利亚的博士论文答辩的重要资料。 1988年，阮文环副教授详细地证明了《Dam Xan》是史诗作品[21]。邓文龙副教授也对《生地生水》作品进行同样的工作[22]。 1988年末1989年初，民间文化研究所与得乐省通信文化厅联合组织了由吴德盛教授、在杜红旗博士、苏东海硕士、阮迅得教授、姜学海硕士、陈迅永硕士、衣庸、阮克语等学者组成成的专家团赴得乐省Dak Min县 Dak Môn乡 Bu Dốp村进行实地考察并发现了墨侬族的史诗作品（ot ndrong）[23]。 在《民间文化杂志》1989年第4期和1990年第1期上，潘登日教授发表了题为《越南史诗-khan的若干特点》。我们发现，1981年至1990年间，潘登日教授用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术语名称：史诗– mo, 史诗 – khan。他称，这种术语造词法是他从国外学来的：一个术语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指共同性质（史诗），一个是指共同性质之部分的定语（“mo”或“ khan”）。 1990年，在《民间文化杂志》第3期上，杜红旗博士发表了题为《ot ndrong – 墨侬族的初古史诗》的文章。 1991年，潘登日教授撰写的《埃第史诗》开始问世。这本书的内容基本上是1989年末、1990年初在《民间文化杂志》上刊载的文章之内容。这本书的新颖之处在于，接受了苏联科学家Mêlêtinxki之论点，作者已对初古史诗与古代史诗进行区分：“国家之形成是造就了史诗的基本特点的历史里程碑。因此，人们将史诗分为两种类型：初古史诗 (épopée archaùque)：是指那些在国家形成之前诞生的史诗作品，正如（......) Prốp对其丰富的数量所指出的那样；古代史诗（épopée antique) 或者古典史诗 (épopée classique)：是指那些在国家形成之后诞生的史诗作品”[24]。潘登日教授认为，《Dam Xan》是初古史诗，而《伊利亚特》、《奥德赛》、《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等是古代史诗作品（或者称为古典史诗）。如此看来，1988年阮文环学者所提出的看法与1988年至1991年间潘登日所提出的观点基本上有些不同，阮文环学者将《伊利亚特》、《奥德赛》视为初古史诗类型并将《伊利亚特》、《奥德赛》与《Dam Xan》史诗一同视为“同一个类型”之作品。 1991年，在《越南民间文学》第一集一书里，在对民间文学进行分类的时候，杜平治教授将史诗放在民间文学体裁框架中[25]。在对越南民间文学历史进程进行考察的过程中，杜平治更倾向于肯定古代越人具有“英雄史诗的某个形式”之回答[26]。他认为，之所以我们祖先没有《伊利亚特》因为我们没有荷马（Homère）[27]（这个解释与1943年黄少山学者所提出的观点有些相似）。 在分析《Dam Xan》作品的时候，杜平治已搞清了史诗体裁的各种特征[28]。 总而言之，到1991年，越南各所师范大学的语文系已正式使用了史诗这一术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因为1961年至1978年间，《越南文学史》教程五次出版中，由师范大学裴文原、杜平治等作者编写的《民间文学》一集中，大部分都用“长诗”一词来分析《Dam Xan》作品[29]。从这个里程碑起，普及12年教育的语文教科书上，杜平治副教授已可以将史诗列入作为民间文学十多种的主要体裁之一。他定义道：“史诗是那些概括在广大范围中人民生活的故事，而其核心是族群形成初期，对于社会群体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30]。 1992年，由黎伯汉、阮克飞、陈廷史等多位学者合编的《文学术语词典》一书中，史诗术语出现并得到了详细的解释[31]。 1992年，民族文化出版社在河内出版了张仕雄撰写的《芒族神话史诗》一书。 1994年，杜红旗作者以《墨侬族的神话史诗》为题的论文参加博士论文答辩并出版于 1996年。作者写道，1990年，在《Ot ndrong – 墨侬族的初古史诗》一文里，“由于缺乏资料”，因此“作者不敢明确肯定Ot ndrong是神话史诗”[32]。到此，作者证明了Ot ndrong是神话史诗。从杜红旗下面一段文字，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史诗分类的看法：“在体裁方面，需要指出神话史诗演变成为英雄史诗的转折点。完成这样的任务，不仅可以解决体裁史问题——一个被视为民俗学科中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而且还可以为西原史诗的内涵增加说服力，避免片面性、牵强性的理解”[33]。 1993年至1997年，许多史诗作品出版问世，1993年，民族文化出版社在河内出版了埃第族的《Chilơkok》；1994年，占族的《Deva Mưno》在河内出版（1989年法语版的《Deva Mưno》在马来西亚出版问世，Inrasara 编写的《占族文学概论-文选》第一集； 1996年，得乐省文化通信厅出版了由Điểu Kâu、迅永搜集编纂的《Tiăng山寨的种植期》（墨侬族），1996年，民族文化出版社在河内出版了由潘氏红搜集编纂的《贫穷少年Giông的八个妻子》、《Tre Vắt 嫉恶Giông》（巴那族）；由杜红旗、Điểu Kâu、Nơ Yu、 Đăm Pơ Tiêu 搜集编译的《墨侬族的神话史诗》在河内出版问世（附有墨侬族拼音版）。在这些作品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民间文化所的编者们用 “史诗”这一术语来为作品命名，而不属于民间文化专业的其他作者，如 Ka Sô Liễng、潘氏红则用“长诗”来为作品命名；占族诗人Inrasara 则用“故事诗”、“壮歌”等词语。 1997年5月20日，国家人文社会科学中心（目前是越南社会科学院）与得乐省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了“越南-西原史诗”研讨会。会上发表的论文有：丁嘉庆教授的《史诗在越南》、潘登日博士后教授的《回顾越南史诗背景下的西原史诗搜集、研究过程》、吴德盛博士教授的《西原史诗区域（若干基本意见》、杜红旗博士的《墨侬族的神话史诗》、苏玉清博士后教授的《Hơmon——嘉莱省安溪县巴那族的一种民间演唱类型》、阮春径博士教授的《史诗术语在越南的使用过程》、Niculin博士教授的《埃第、马来史诗中的英雄式求婚》等。1998年，社会科学出版社在河内出版了名为《西原史诗》的研讨会论文集。 在众多参会论文中，我们注意到了越南对于史诗分类的问题。武光燃副博士教授以及其他学者认为，越南拥有英雄史诗和神话史诗两种类型。而潘登日教授则认为，如果以历史-社会特点为分类标志，那么世界上就有初古史诗及古代史诗两种史诗之分。越南的所有史诗作品均属初古史诗范畴。在《东南南文化背景下的越南民间文化》一书里，丁嘉庆教授也对初古史诗和古代史诗加以区分[34]。潘登日教授称，若以作品中心人物的职能、任务为分类标志，那么就有创造世界的史诗（简称为创世史诗）和社会体制史诗（简称为体制史诗）。创世史诗这一术语源自中国学者，更确切地说是由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农冠品评论集《民族文化论集》[35]。关于创世史诗的定义如下：记录每个民族对天地、万物之起源、演变、发展的基本观念。中国学者称以下史诗作品为创世史诗：《郎正射日》、《Telu射日》、《Dingluo》、《密罗陀》、《布伯》、《盘古歌》、《开天辟地歌》等。在请教并接受丁嘉庆教授的建议之后，潘登日教授写道：“社会体制史诗与创世史诗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为了稳定社区而进行斗争的任务，主要是为了能够摆脱长期饱受战争之苦的局面（导致社区衰退的危机）、统一力量、统一领土、将社会从氏族部落状态步入部落联盟状态，进而进入民族状态而进行斗争”[36]。 潘登日教授认为，在越南，傣族的《Ẳm ệt luông》、芒-越族的《生地生水》属于创世史诗；傣族的《Chương Han》，埃第族的《Đam Xăn》、《 Chilơkok》、《 Khinh Dú》、《 Đăm Đơroăn》、《 Y Prao》、《 Mhiêng》，嘉莱族的《Hđiêu》、《 Chin chiêng》、《 Jông》，巴那族的《 Đăm Noi》、《 Xing Chi Ôn》、《 Diôông》等作品都是社会体制史诗的代表。对于墨侬族的史诗， 1997年，潘登日教授还犹豫不决未进行分类。作者预言道：“越南各民族的史诗作品中，很有可能有一些像《Kalêvala》那样，同时蕴藏着创造世界以及体制社会两个内容的初古史诗作品”[37]。 1996年至1998年间，潘登日博士后教授主持完成了部级社科研究项目《西原史诗区域》。项目完成后，1998年末顺利通过了验收，等级为优级，荣获了越南民间文艺学会颁发的二等奖。1999年，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名为《西原史诗区域》的著作。 1999年，民族文化出版社在河内出版了由玲娥 Niê Kdăm音乐家和Y Khem 搜集、编译的《Đăm Xăn之童年》。 2000年，嘉莱省文化通信厅出版了由武玉平、阮光慧、文公雄、陈锋等搜集、编译的《Dyông Dư – 巴那族的史诗》。 1996年、2000年期间，邓严万教授（一位民俗学者）认为史诗是书面文学（而不是民间文学）并且将《生地生水》、《Đăm Xăn》、《 Xing Nhã》等作品收入《越南文学总集》。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民间文学研究学界中，没有一个人持有这种观点[38]。 总而言之，1977年至2000年期间，越南搜集、研究工作者完成了很多工作。占族的史诗作品出版问世；许多史诗作品，除了越语版，还有民族语版。研究理论工作比过去大大得到了改进和加强。很多学者以越南史诗为题材撰写博士、博士后论文报告。虽然搜集、编译、出版工作还有待提升，理论认识、作品分类定名工作等方面还有一些需要继续讨论的问题，但中央、地方机关、专家研究学者、基层文化工作者等的刻苦努力，少数民族艺人的巨大贡献都为史诗搜集研究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为新时期酿造出一个开阔的新局面。 四、2001年至今 2001年3月，越南政府批准了《调查、搜集、保管、编译与出版西原史诗宝库》课题项目，该项目由国家人文社会科学中心（目前是越南社会科学院）、西原各省及附近地区联合承担。该项目的执行时间为2001至2007年末，由越南社会科学院院长杜淮南博士教授担任项目指导委员会组长。前半期，吴德盛博士教授担任项目执行主任。2005年4月25日起，文化研究所所长阮春径博士教授被任命为项目执行主任。 该项目的任务为：1、对生活在西原地区及附近地区的少数族群的史诗储量进行大规模调查；2、组织搜集那些正被艺人们留存在记忆中以及以口传形式存在的史诗作品；3、编译、出版少数民族的75篇史诗作品，共有越语版和民族语版；4、以录音带、录像带、文本等形式进行保护西原史诗宝库。 在调查方面，项目已在平福、得乐、德侬、嘉莱、昆嵩、宁顺、富燕等省份进行数次调查，就埃第族（Ê Đê）、墨侬族（Mơ Nông）、巴那族（Ba Na）、舍登族（Xơ Đăng）、拉格莱族（Ra Glai）、占族（Chăm）、斯丁族（S’tiêng）、骂族（Mạ）等民族设立史诗名录、会说唱史诗的艺人名单（在不同水平上）。通过调查，项目发现了以下能够说唱史诗的艺人： 墨侬族的Điểu Klung、Điểu Klứt、Điểu Mpiơih、Điểu Glơi、Điểu Plang、Me Luynh、Me Jéch等艺人。 埃第族的 Y Nuh Niê、Oi Chun、Y Ju Niê、Y Djao Niê、Ma Oi、Oi Đức 等艺人。 巴那族的A Lưu、 A Đen、A Hon、A Bek、A Đen、A Hon、A Bek,、Bok Păh、Yă Hơt、Bok Pơnh、Bok Anep、Y Nheo 等艺人。 拉格莱族的 Pinăng Thị Thanh、ChamaliaqThị Jiêng、Katơr Thị Sính, Katơr Thị Cuống、Pô Pâr Thị Ría、Chamaliaq Cường等艺人。 舍登族的A Ar艺人。 占族的Ma Mơ Lan、 Oi Săng等艺人。 担任翻译史诗作品工作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有：墨侬族的 Điểu Kâu、埃第族的YWơn Kna、Y Jek Niê Kdăm、 Y Kô Niê Kdăm、 Ama Bik、Y Điêng等、舍登族的A Jar、巴那族的Y Hồng、 Y Tưr、 Y Kiưch、 Siu Pêt等、占族的Ka Sô Liễng、拉格莱族的Chamaliaq Riya Tiểng等。 在搜集方面，项目搜集到了5，679盘90分钟的磁带,共录制了801篇说唱作品。 拍摄了优秀史诗艺人所演唱的15部资料片，其中包括5部艺人所演唱的埃第族史诗资料片、3部艺人所演唱的巴那族史诗资料片、3部艺人所演唱的拉格莱族史诗资料片、3部艺人所演唱的墨侬族史诗资料片、1部艺人所演唱的舍登族史诗资料片。 在实施项目的过程中，拍摄了6，000张有关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演唱史诗以及其它活动的照片。 进行音译123篇作品，意译115篇作品。音译、意译工作由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担任，没有一位京族科学家们能够独立完成这项工作。然而，史诗作品需要进行文学编辑才能成书出版。30多位京族学者就6个民族（巴那族、墨浓族、埃第族、舍登族、拉格莱族、占族等）的80篇史诗作品进行文学编辑。对于嘉莱族的史诗，至今仍未有人担任意译工作。 总的来看，意译和文学编辑工作只是初步努力，让史诗作品可以成书出版。在国外，有些史诗作品，从搜集到出版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在越南，几乎人们都知道民俗家阮友透经过15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对《Đăm Săn》史诗的翻译、注释工作并成书出版。在每卷史诗作品的序言部分，越南社会科学院院长杜淮南博士教授写道： “编译部分由民族艺人与各位专家本着尽最大努力将史诗作品的内容翻译成忠实于原文的越文作品，最大限度保留了各民族富有文采的语言及思维方式等原则共同完成。由于能力有限，加之时间过于仓促，每一部作品的音译、编译及编辑部分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我们只好满足于第一次印版的粗糙水平。因为我们意识到，调查、搜集、音译、编译及编辑这套规模庞大的丛书并非一代搜集家、研究学者在未满十年的时间里所进行的工作，而是几代人在数十年所要进行的工作。希望未来的学者将继续对这一粗糙的作品加以整理、补充”。 2004至2007年，共出版了75篇史诗作品。所出版的每篇史诗作品共有以下内容： 一、艺人肖像 二、文学编辑者的介绍性文章，使读者易于理解作品。 三、民族语拼音部分 四、已经过文学编辑的越文意译部分 五、注释古语、地名部分 六、作为史诗主体的各族群的风土人情、文化生活插图以及项目实施过程中有关搜集、赠送书籍等活动的照片 一个民族或各族之间拥有篇幅不等的史诗作品。有的史诗作品一篇单独印成一卷（每卷约为1000页，实际尺寸为16 X 24 cm)、有的史诗作品两篇印成一卷（同一个民族的史诗）、有的史诗作品一篇共有两卷等情况。每一卷的开头部分都标明艺人姓名、搜集者、音译者、编译者、文学编辑者，附有项目指导委员会组长撰写的序言以及指导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名单等。 一套62卷，共收录了75篇史诗作品，页数长达 60，400的丛书确实是一件大事。越南共产党言论机关的《人民报》将出版75篇西原史诗作品一事评为2007年度十大文化事件之一，同时也是越南2007年度十大科学成就事件之一。 项目所取得的结果表明，西原及附近地区业已并正在保存着规模宏大、数量丰富、世界稀有的史诗宝库。搜集工作虽然为时已晚，但仍较为及时地保留了精神文化遗产。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有两位艺人去世（平福省的女艺人Me Jéch 和得侬省的艺人Điểu Mpiơih），两位搜集家、研究学者去世（文化研究所的苏东海硕士与庆和省的阮世创先生）。生于1935年的Điểu Kâu 先生是一名墨侬族的知识分子，他是唯一一名担任墨侬族史诗的音译、编译工作。非常遗憾的是，他已去世于2008年8月28日。假若10年后，虽有一笔充足的经费，类似于该项目的另一个项目得到启动，但也很难取得结果，因为届时几乎所有艺人都已去世。 让项目能够成功实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是政府的英明决定；第二是越南社会科学院和项目指导委员会的正确指导；第三是西原各省与附近地区领导和人民的极大支持和协助；第四是文化研究所集体、得乐、得侬、嘉莱、昆嵩、林铜、平福、宁顺、富燕等省份文化通讯厅的文化工作者、越南民间文艺协会会员的极大努力、河内国家大学、河内师范大学、越南文学研究所、胡志明市国家大学等单位的专家们之有效参与[39]。在此，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艺人们的帮助和积极参与。 西原史诗丛书已被寄到各省图书馆、各所高校以及西原同胞手中。 在项目仍未结束期间，2006年，越南社会科学院又批准了并为潘登日博士后教授主持的题为《西原史诗与当代生活——现状、展望与措施》的部级科研项目下拨资助经费，项目已实施了两年。 2008年，越南社会科学院批准了由阮春径博士教授主持的《让西原史诗回到西原各民族的一种方式》。该科研项目的任务是将史诗作品编成民族语版和越文版的小册子，出版后赠与西原民族的同胞们。除此之外，为了让西原史诗可以回到西原老百姓的生活中去，还有许多需要或继续展开的方式： - 为青少年开办培训班，向他们传授史诗的演唱技巧和风格（由艺人担任传授工作）。 - 将已被演唱的完整史诗作品分成小段并定期在地方广播节目上播放民族语史诗。 - 将西原史诗内容列入住读学校、西原地区高等院校的教育课程（即地方民间文学部分）。 - 将史诗作品改编成小儿书并赠与西原同胞。 - 除了西原史诗项目的实施之外，还有其他地方有关史诗的各种活动。2003年，越南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潘登日、阮玉俊合编的《傣族史诗Chương Han》。2005年，越南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潘登日博士后教授主编、韦文棋先生当顾问的《傣族英雄叙事诗 Khủn Chưởng》，这是一部在艺安省西部所搜集到的史诗作品。 目前，越南社会科学院已批准了另外一个项目，允许文化研究所在2009至2011年间，所对西原另外25篇史诗作品进行编译、文学编辑及出版。 2001年至今，在将近8年的时间里，所搜集、编译、出版的史诗作品数量较前一阶段大幅上涨。特别是我们已对西原史诗进行了一次规模庞大、覆盖面广的调查、搜集活动。除了国家的经费，此次搜集、研究史诗活动还得到了国外的资助。艺人的地位也被更加重视。不仅搜集、出版工作得到重视，管理者、科学家还为艺人们向年轻一代传授史诗工作提供便利。史诗概念愈来愈为学界以及社会生活所熟悉。 五、若干意见 1、至今、越南对于史诗的理论认识及搜集过程已经历了80年。第一份功劳属于法国人。他们让法国学界以及需要了解越南文化的人士认识了《Đăm Xăn》、《 Đăm Di》等史诗作品。 2、越南政府已对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民间文艺采取了非常正确的政策。对史诗搜集、出版工作的投资日益受到重视。 3、在已搜集、出版之作品的基础之上，在接受国外有关史诗理论成果的基础之上，越南科学家根据越南的实际情况，总结了一些理论并将史诗作品中所反映的知识列入普通中小学教科书和大学教材，强而有力地证明并让世界认识越南史诗宝库。1988年，潘登日教授将埃第族史诗列入人类初古史诗体系之举已为保加利亚科学家所公认。1997年，越南文学的俄罗斯（前苏联）专家N. I. Niculin 博士后教授(1931 - 2006)对潘登日教授的著作《埃第族史诗》作了一下评价：“攀登日《埃第族史诗》的考证著作有着难以言尽的意义”[40]。Niculin 教授也强调了武光燃副教授 (1929 - 1995) 1981年所答辩的关于西原史诗的博士学位论文之“重大意义”。这两位权威专家对越南史诗的极大贡献已为同仁们所乐道并被国家授予了荣誉称号。2001年，越南国家主席为武光燃副教授主持的《越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1983年）和《西原英雄史诗》（1997年）等科研项目授予了国家荣誉奖。2005年，越南国家主席为生于1931年的攀登日博士后教授主持的《埃第族的史诗》（1991年）和《西原史诗区域》（1999年）等科研项目授予了国家荣誉奖。 4、对于理论的认识（在接受世界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之上）已让近年来史诗搜集工作取得了比前一阶段更为良好的结果。同时，所搜集到的结果将有助于调整对于理论的认识并为学者们提出新理论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譬如，当越南学界尚未搜集并翻译大量墨侬族的史诗作品时，1997年，潘登日教授认为，越南史诗虽然数量繁多，但其篇幅却比世界史诗作品短得多。但目前所搜集到的资料让作者有了更新的认识。同样如此，只有对大量西原史诗作品（不敢说是全部）进行搜集、意译之后，研究界才能更为准确地回答有多少篇史诗作品。另外一个例子，朱春延副教授对于《Đăm Xăn》史诗之主题的认识是一个长达43年的过程：始于1960年（《文学研究杂志》，1960年），经过1983年（《文学词典》第一集），至 2003年（《高一语文教科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认识不断得到调整和完善。 5、虽然还有许多需要进行的工作，虽然越南研究史诗的专家队伍，无论是从数量方面看、还是从素质方面看都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但艺人们、专家学者以及基层文化工作者为越南史诗，包括西原史诗在内的搜集、出版、理论认识工作做出了不少的贡献。 2008年9月6日于河内 阮春径 注释 对于《Đăm Xăn》作品，存在许多写法和标音方法。在需要引用原文的情况下，我们将根据原文来标音。目前，对于少数民族的名称有许多标音方法，在此篇文章中，我们采用语言研究所黄批教授主编的《越南语词典》，岘港出版社，2002年。关于学位名称，我们采用目前的称法。 [1] 丁嘉庆：《史诗在越南》，载《西原史诗论集》，45-46页，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2] 潘登日：《越南史诗背景下回顾西原史诗搜集、研究过程》，载《西原史诗论集》，61页，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关于《夜叉王传》，请参见武琼、乔富 (15世纪)，《岭南摭怪》：丁嘉庆主编、阮玉刊编考、介绍，113页，河内，文学出版社，1990年。 [3] 潘登日，同上，63页。 [4] 潘登日，同上，64页。 [5] 潘登日，同上，65页。 [6] 潘登日，同上，65-66 页。 [7] 黄少山：《越南英雄叙事诗》，载《知新》，14页，第123期，河内，1943年。 [8]黄少山，同上，14页。 [9] 黄少山，同上，14页。 [10] 黄少山，同上，14页。 [11] 黄少山，同上，15页。 [12] 在越南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即谈到越南文学就是谈到越人（京族人 ）的文学。例如，1978年出版的丁嘉庆、裴维新、梅高章合编的《10世纪至18世纪前半叶的越南文学》第一集只涉及京族人的书面文学。为了指少数民族的文学，人们专门用“少数民族”等词语，例如武光燃 1983年出版的名为《越南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的专著。 1991年，潘登日教授尚未对黄少山教授的这篇文章给予正确的理解。 [13]朱春延：《论〈Đam San少年之歌〉的价值》，载《文学研究》，48页，第3期，河内，1960年。 [14]Y Điêng、Y Yung、Kơxo Blêu、玉英译，Y Ngông Niê Kđăm 介绍：《西原长诗》，河内，文学出版社，1963年。本书还收录了《Y Ban》作品，潘登日教授认为其不是史诗。 [15] 李登榜等译：《诗歌艺术》，1964年首次出版。越南文学协会的言论机关《外国文学杂志》1997年第一期对此书进行再版（由团子绚校订）。1964年出版的版本中， 第32页有“仿效艺术”、“仿效”、“媒介”等词语， 1997年出版的版本中，这些词语被换为“模仿艺术”、“模仿”、“手段”，载《外国文学杂志》，182页。 [16]高辉鼎：《藤筐村之英雄》，144-161页，社会科学出版社，河内，1969年。 [17] 丁嘉庆、朱春延 ：《民间文学》第2集，大学与大专出版社，河内，1973年。本书于1977年第二次出版，没有进行任何修改，和原本完全一样。在此我们参见第二版，53-54页。 [18] 潘登日：《1945年-八月革命前越南少数民族的文学》，220-222、227页，河内，文化出版社， 1981年。 [19]武光燃：《越南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大学与大专出版社，河内，1983年。 [20] 潘玉：《〈生地生水〉- 越南文学的第一篇史诗作品》，载《民间文化》，27页，第4期，河内，1986年。 另参见阮春径：《越南对于史诗术语的使用过程》，载《西原史诗》，1988年。 [21]阮文环主编，阮友透、河公才等：《Đăm Săn——埃第族史诗》，57页，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年。. [22] 邓文珑、王英、黄英仁等：《〈生地生水〉——芒族史诗》，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年。 [23] 杜红旗：《墨侬族的史诗》，载《民间文化》第4 期，21页，河内。 杜红旗作者认为，搜集组于1988年末发现了墨侬族史诗。而苏东海硕士则认为，搜集组于1989年初发现了墨侬族史诗。请参见苏东海：《有关墨侬史诗的新发现》，载《民间文化》第4期，31页，河内。 [24] 潘登日：《埃第族的史诗》，240-241页，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年。 [25]杜平治：《越南民间文学》第一集，46页，河内，教育出版社， 1991年。 [26] 杜平治，同上，103页。 [27] 杜平治，同上，106页。 [28] 杜平治，同上，195-205页。 [29] 本书1961年以《越南文学史教程》为名首次出版，第一集为《民间文学》。 [30] 阮庭注主编、杜平治：《高一语文》，21页，第一集，第2版，社会科学部，河内，教育出版社，1994年。 [31] 黎伯汉、陈廷史、阮克飞合编：《文学术语词典》，192-193页，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这些作者认为将《藤筐圣》、《山晶水晶》等作品列入与《Đăm Xăn》为同类作品之做法并认为这些作品“带有史诗体裁的鲜明特征”是不妥的。 [32]杜红旗：《墨侬族的神话史诗》，12页，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年。. [33] 杜红旗，同上，159页。 [34] 丁嘉庆：《东南亚文化背景下的越南民间文化》，250页，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 [35] 1994年底，与桥收获教授、苏东海硕士去中国广西出差期间，一位友人曾赠我这本书。回到越南后，我将这本书送给潘登日教授。 [36] 潘登日，同上，74页，1998年。 [37] 潘登日，同上，76 页，1998年。 [38] 由丁嘉庆教授担任编纂委员会主任的《越南文学总集》丛书中（共有42集，2000年进行修改、补充，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印出版）， 邓严万教授编写了第39、40和41集，共三集。《越南文学总集》的任务是介绍 10世纪至1945年9月2日的越南书面文学，但这三集的编者还收录了埃第族习惯法、墨侬族习惯法，傣族的《送别恋人》、傣族的《跨海》、傣族的婚礼之歌、《生地生水》、《Đăm Xăn》、《Đăm Noi》、《Xing Nhã》等史诗作品（这三集1996年首次出版）。 2002年，邓严万教授主编的《越南少数民族文学总集》（岘港出版社出版，共4集，6卷），邓严万教授仍继续肯定：将作为口传文学的史诗作品视为与“博学”文学体裁（非民间）具有同样价值是一个新看法。 我们已多次就这问题交换意见：载于《民间文化杂志》2000年第1期上的《〈越人民间文学总集〉编写工作中的若干问题》、载于《民间广源杂志》2002年第1期上的《越南史诗》、2003年的民间文化学术报告会上的论文《又谈民间还是非民间》等。2005年出版的《傣族英雄叙事诗Khủn Chưởng》一书的23-26页中，潘登日教授和我们持同样的观点，同时不赞同邓严万教授的说法。 [39] 除了政府下拨经费的西原史诗项目之外，文化研究所还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并已进行了以下工作： 1、2002年 举办两个有关音译和翻译方法的培训班，培训班共有40多位学员，主要是少数民族人，另外两位外国专家（美国和匈牙利）也参与学习。 2、特别是为了致力于培养高水平的人才，在国外经费的资助下，文化研究所为西原地区少数民族的12名大学生开办2003-2005届硕士研究生班。他们一边学习一边参与史诗项目，将来他们将成为保护和弘扬西原地区文化遗产，包括史诗遗产在内的接班人。 3、试开史诗传授班，让高龄艺人向青年传授史诗的演唱技巧和风格。先后开了5个传授班，吸引40位拉格莱族、墨侬族、埃第族、巴那族、舍登族等的男女青年参加。（参见吴德盛博士教授：《三年实施〈调查、搜集、保管、编译与出版西原史诗宝库〉项目总结报告），2005年。 [40] N. I. Niculin：《埃第与马来史诗中的英雄式求婚》，载《西原史诗》论文集， 143页，同上，1998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