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的一生充满崎岖坎坷，随着近年来研究者对沈从文人生经历及性格的关注，人们对其下半辈子放弃写作的原因也有了更多的认识。这里，我们试图通过沈从文时隔50年的两篇文章，从对其中两个比喻及相关内容的分析，窥一斑而知全豹，了解沈从文一生心路历程和文学观念的变化。  

 
    “一只挨打的狐狸”和“无从驯服的斑马”，分别是沈从文在其1931和1983年两篇文章中对自我个性进行反省时所做的比喻。众所周知，“狐狸”和“斑马”是两个形象特性完全不同的动物，而“挨打”和“无从驯服”也意味着截然相反的含义，那么，沈从文为何做此比喻，其中又体现了作者一种什么样的人生感悟？在此，我们试图由这时隔50年的两篇文章，从“狐狸”、“斑马”两个动物的比较及由此反映出的内涵差别，从一个侧面来了解沈从文在人生不同阶段对自我定位认识的差异，探讨50年沉浮曲折人生在沈从文内心折射出的无奈历程，也由此比较沈从文一生文学创作观念的变化。

一、

     1931年，沈从文在其创作杂谈《甲辰闲话二》中写道：“我的疑心病到近来真已无药可以医治了。让我作一个比喻，一只被人打过一次的狐狸，平生仅只被人打过一次，从此对于人自然就不大放心了的。尤其是对于那些仿佛很有一点不同气概的人，它总愿意同他远一点。我许多地方都好象一只狐。过去生活并不止打过我一次，所以我把享受别人的友谊同尊敬的权利完全失去了。……”1
    这里，沈从文将自己比喻成是一只“挨打的狐狸”——被“生活”打，且在同一篇文章中多处提到自己的“病态”、“多疑”：原本和人聊得好好的，而一旦别人提到自己的文章便总疑心那是“一种圈套”，是别人存心“娱乐我这寂寞寡欢的人”，“结果我便看到了另外一种生活，十分觉得可哀。习惯于穴居独处的理由，除了我自己能明白，此外是没有可希望了的。”虽然作者本人也意识到是自己的思维有问题，“把自己看得太小，把别人看得太大”，2但他还是无法克制内心这种强烈的自卑、病态的感觉。
    分析从文这时的精神和生活状态，笔者以为无疑与跟他的出生及经历有关。
    众所周知，沈从文出身一个“汉苗”杂交的家庭，他身体里流有苗人的血液，这在现在看来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却是十分忌讳的事。加上年幼时家道中落，让自小淘气却还懂事的沈从文不得不为自身考虑，并因为可以“有机会考一份口粮”的原因弃学从了军，这些都直接促成沈从文的早熟。而沈从文在童年的另一段经历也是不容忽视的：他曾经连日目睹杀戮、砍头，“每天必杀一百左右，每次杀五十个人……河滩的尸首总常常躺下四五百，”3算来，沈从文那时不过10岁左右，而在《从文自传》中他回顾少时的这段经历时，文字却十分平静平淡，仿佛被杀的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只是萝卜青菜。笔者曾惊异于童年沈从文的处“乱”不惊，以为这简直有违一个10岁儿童的天性，同时，这种场面似乎也与他笔下湘西乌托邦似的理想世界不符。然而仔细分析沈从文日后的性格、人生主张，我以为在这矛盾之中也包含着必然的成分，那就是沈从文终生摆脱不掉的“孤独”、“多疑”、包括他解放初期的“发疯”行为实则与他少时性格有着直接关联：他的顽皮背后、处变不惊背后预示的是一种过度“隐忍”，以至在他写于30年代的《长庚》一文中也承认：“我正感觉楚人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生命中储下的决堤溃防潜力太大太猛……”  
    15岁即入兵营，成天和粗俗、野蛮乃至是杀戮打交道，终日穿梭在生命与死亡的空隙间，沈从文少年老成的个性在从军时期愈加向前迈进了一步。特别是兵营生活耳闻目睹的许多事情让沈从文明白“坚钢易断”的道理，无形中坚定了他日后远离政治、斗争、强权，抛弃一切容易带来生命折损东西的信念，让他选择了“水”的生活状态和处事风格，哪怕他自己也承认这种外表的平静往往是一种假像，“我表面生活的变更，还不如内部精神生活变动的剧烈”4。
    1923年，怀揣着一颗求学之心，沈从文来到北京，在这个文化荟萃、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城里，沈从文憋闷许久的呼吸似乎才得以顺畅，他压抑心中许久的话也才敢通盘说出，在同一个亲戚谈话中说到来北京原因的一番话，无疑便是沈心头多日“隐忍”积淀的一次总发泄：“六年中我眼看在脚边杀了上万无辜平民，除了对被杀的人留下个愚蠢残忍印象，什么都学不到！……人越聪明也就越纵容愚蠢气质抬头，而自己俨然高高在上，以万物为刍狗。我实在呆(待)不下去……我想读点书，读好书救救国家，这个国家这么下去实在要不得!”5然而，诺大的北京城似乎并不在意这么一个来自偏远湘西的年轻人、对其鸿图大志也并不领情、更无接纳之意。在现实生活的浪潮中沈从文很快就呛足了水，先是考试失败、入学梦难圆；接着是手头拮据，面临生存窘境，以至不得不写信向和他“一样穷”的文坛名人郁达夫求救；不仅生活无着，创作道路也十分艰难，其间饱尝一个新人投稿所会有的冷落无奈。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沈从文硬是以自己一个未受到高等教育的“乡下人”身份“写”出来了，他成功了。这是沈从文的幸运，然而为了获得这一幸运沈从文所经历的辛苦、其内心所有过的煎熬怕也是旁人难以体会，这一经历也注定他内心的更为敏感易伤，如沈从文在北京寄生篱下、动辄得咎的生存状态便让他在《三人行》一文中发出感慨：“寄生的草类或虫类，照例最触忌讳处，就是人家说他是‘寄生’一类东西。”6沈的这一孤独敏感个性在其作品中也体现了出来，其早期作品中人物的精神状态多“孤独凄凉”，体现出漂泊人生的境遇，这无疑都是作者自身状态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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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写于1931年的这篇文章，以及把自己比作挨打狐狸的这个比喻，虽然是他对以往经历的一次总结回顾，但这句话在无意中也成了一个谶语，成了他日后人生路途的一个预言。的确，在沈从文充满沉浮曲折的人生中，很多时间他都是处于“挨打、被排斥”的状态，这不仅是因为他作为一个文学家一生大多时间都显得十分落寞、作品缺少知音——在30年代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中，沈的文章没有一篇被采用，便足以证明他的创作在当时不入主流的状态；同时，这种被排斥也表现在他在文艺圈中的际遇：虽然沈从文一生都害怕卷入政治、纷争，但他却总是被纷争找上门来、成为斗争的焦点和靶子，从30年代被左翼作家指责“怯懦胆小，容忍那帮朦胧暧昧的为艺术而艺术作家的资产阶级倾向”7，到抗争时期卷入文学“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论争、并被诬蔑与陈铨的“战国策派”是一伙，而在40年代初期沈从文发表小说《看虹录》、《摘星录》后，他更是受到了铺天盖地的批判，被郭沫若等戴上“粉红色的作家”的帽子，并贯以“反动文艺”的性质被一棍子打倒，直至解放后他躲在文物堆里“研究胡子”也依旧被人指责脱离实际、文革时他被安排打扫厕所、后下放，寂寞无助几乎成了沈从文一生的主色调。
    然而，正如人的“孤独”有主动与被动之分一样，从另一个方面、即主观上来看，总是处于“挨打”地位的沈从文在经历种种曲折、坎坷之后，也从一开始被动地处于孤单、被排斥，到主动地选择类似狐狸的做法，回避热闹与世人，崇尚孤独并渐渐地乐在其中：他下半辈子沉湎于文物研究到几乎忘乎所以的地步，便是这一主观选择的明证。沈从文在其《沉默》一文中提出了生存个体证实自己存在的不同方法：“一个人想证明他的存在，有两个方法：其一从事功上由另一人承认而证明，其一从内省上由自己感觉而证明。我用的是第二种方法。我走了一条近于一般中年人生活内致以后所走的僻路。”8由此可见，选择走僻路，是沈从文的主观选择，是他用心体验的、有别于其他身处“得意、热闹”中作家的另一番人生。而性格和主观追求的这一因素又直接影响到了沈从文文学创作内容及风格特色。
    加缪说过：“一切在荒谬的稀薄空气中维持的生命都需要某种深刻而又持久的思想用以使自己富于生气。否则，它们就不能继续下去。”9在远离尘嚣的处境里，在对孤独寂寞的独自咀嚼中，沈从文所选择的让自己“富有生命”的办法就是沉浸在他自己的文学世界里，与翠翠为伍，和三三作伴。现在一般研究者都注意到沈从文对家乡、对人性美的讴歌称颂，是出自他对都市喧哗、人际关系的逃避、恐惧，以及多年来潜意识恋乡情结的作用，然而他们却不约而同忽略了另一点，那就是在那远离尘嚣的乌托邦世界中，在那没有纯真纯美的人性故事里，于现实生活人事交往上颇感寂寞失意的沈从文能够获得自信和快感，能够重树另一个自我。
    “我好单独，或许正希望从单独中接近印象里未消失那一点美。”10这是沈从文创作动力的一个自白。可以说，在现代文学史上，没有哪个作家能象沈从文这样把创作看得如此神圣崇高，这样以一种宗教的朝圣之心看待文学、对待创作。可见，自比是一只“挨打的狐狸”的沈从文，在寂寞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世界，寻着了让自己内心安宁的一份事业。这份事业，先是文学，后来，改成了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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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无从驯服的斑马》是沈从文写于1983年春一篇未完成的作品。在这篇文章里，沈从文对自己一生的性格再次进行了总结：“就我性格的必然，应付任何困难，一贯是沉默接受，既不灰心丧气，也不呻吟哀叹，只是因此，真像奇迹一样，还是仍然活下来了。体质上虽然相当脆弱，性情上却随和中见板质，近于‘顽固不化’的无从驯服的斑马。”11一向以来人们都认为沈从文做人低调驯良、与世无争，正因如此他也才会在40年代后期受到外界紧张逼迫时精神崩溃，在故宫工作时他才能心甘情愿地为参观文物展览的观众充当解说员，在文革中默默无闻、尽心尽力地做好打扫厕所的工作且把这视为本职。然而在这篇文章中，沈从文却“公然”宣称自己的“无从驯服”，这未免令人有些诧异，他的这一说法，究竟意为何指？
    通看该文，笔者以为沈从文宣称自己的“无从驯服”，主要指以下几点：
    首先是指自己做人的态度，那就是“对人从不设防，无机心。且永远无望从生活经验教育中，取得一点保护本身不受欺骗的教训，提高一点做个现代人不能不具备的警惕或觉悟。”12的确，谦和平易、善良仁慈，即使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依旧安身乐命、保持一份孩童般的天真，这就是沈从文；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沈从文性格的另一方面，那就是在他表面的驯服背后，一旦他遇到不符合他道德准则、行为规范的人或事，他也决不迎合迁就，表现出“无从驯服”的一面、“板质、顽固不化”的一面。据了解，文革初一位沈从文曾费心指导过的年青人，曾用颇具功力的画笔，在厚纸板上画一个汉代铁钱做成牌子挂在他的脖子上。还有的翻脸不认人，诬他为“反共老手”，给他加上了这类有倾家之祸的罪名。大风暴时这些人道德人格的滑坡，曾引起过他的鄙薄。七O年沈从文在咸宁乡下，写了《双溪大雪》为这样一些人物造了像：  “亦宜若有人，应世巧为客，乘时忽鹊起，终举鼎绝踵。亦宜若有人，拙诚如老农，廿载锥处囊，澹然忘穷通。偶逢机缘巧，附凤即凌空。亦宜若有人，材质凡鸟同，善自饰羽毛，展翅成大鹏。一举高冲天，飞飞入云中……”13其举刀割席、不与此类人等为伍之心溢于言表。这就是沈从文：生活虽然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却终究没能改变他做人做事的态度风格，让他没有象那些他所不齿的人物一样向权贵低头，向世俗弯腰。当然，依沈从文的性格，这样的“板质”也并非是以“倔强、刚直不阿”的形式表现，80年代当有记者采访他，问及文革时打扫厕所一段经历时，沈从文突然“号啕大哭”起来，弄得记者和在场所有人不知所措，14在我看来，沈从文的这一哭便是他对多年遭受委屈不平，“隐忍”的一次爆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沈从文正是借多年的“隐忍”实现了人格的自保，借承受委屈完成了内心的“无从驯服”。老子曰：“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水的个性，成就了不曾屈服的沈从文。
    其次是对权力、政治的态度，沈从文说自己“政治水平之低”，“凡是文件中缺少固定含义的抽象名辞，理解上总显得十分低能，得不出肯定印象，作不出正确的说明。”15这也不假，沈从文很早就认识到专制霸道的“残忍私心”的特征，并打心眼里“厌恶”政治，同时，他也一向主张作家应该特立独行，反对将文学与政治等同看待，反对作家成为政治家的清客和家奴。沈从文这样主张，也身体力行，以一个对政治“迟钝者”形象在文坛踯躅缓行，虽然他把这归结于是自己“对火辣现实害怕与逃避”16，但是，回过头来反思历史，也正是由于沈从文所采取的这种对政治游离、超然的态度，才使他相对同时代很多作家而言，更能够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使他所具有的独特声音能够传播久远，轻盈空灵、令后人景仰，瑞典汉学家马悦然曾经称沈从文是“在同一辈中是唯一拒绝让自己的笔服从政治需要的作家”17，便是明证。
    再者是对事业的追求。文章中沈从文避口不谈文学，倒大谈他人生第二职业，即文物学家对“坛坛罐罐花花朵朵”的兴趣喜爱，这里，一向谦逊低调的沈从文倒也坦白自己“过去看杂书多，机会好，学习兴趣又特别广泛，”加上对文物痴迷到“像个旧北京收拾破衣烂衫的老乞婆”的地步，因此心甘情愿“每月把个人收入四分之一，去买那些‘非文物’的破烂。甚至于还经常向熟人借点钱，来做这种‘蠢事’”18。他对周围人所采取的不予理睬、决不驯服的个性，让他终于在继文学家之后，成就为一个文物大家。当然，在《无从驯服的斑马》这篇未写完文章的最后部分，沈从文也提到了他久已回避的“文学实践”问题，并似乎希望借助文学对一些“依附权势”的新式官僚的做法“仔仔细细作十年八年调查研究，好好写出来，”19这里，沈从文于无意识中再次流露出他对文学改造社会功能的认同，可惜的是对文学这个话题的探讨沈从文仅仅刚刚开了个头便戛然而止，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对今天喜爱沈从文及其作品的人们来说，沈从文弃文从学无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件憾事，人们也把他的转行简单归咎为外界政治的打压，然而，在笔者看来，沈从文对文学的放弃，实则是他对来自强权批判“无从驯服”却又对无力反抗的退守，其根本是为坚守文学纯洁性、决不妥协的一种“宁可玉碎、不为瓦全”的“坚钢”之举。
    综上所述，从“一只挨打的狐狸”到成为“无从驯服的斑马”，沈从文在其充满矛盾困惑的一生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为人处世态度和文学创作风格，那就是沈由长期外表的处于“挨打”掩饰并维护了内心的“无从驯服”，从表面暂时的放弃实现了永恒对文学和理想、信念的坚守。两篇文章，从自卑懦弱到果敢坚定，从背人处的伤感无奈到直面真实的自白与真诚，让我们看到一代文学大师风雨50年的心路历程，而它也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思想史的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 
    1沈从文：《甲辰闲话（二）》，《沈从文文集十二 文论》，第89页，花城出版社和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
    2 同上，第89-91页。
    3   沈从文：《沈从文自传》，第27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4 同上，第110页。
    5   [美]金介甫：《沈从文传》，第113-114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
    6   同3，第133页。
    7   同5，第287页。
    8   转引郭国昌：《沈从文人格形式嬗变述论》，《西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9   ［法］加缪：《西西弗的神话》，第111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0   沈从文：《烛虚》，《沈从文文集十一 文论》，第278页，花城出版社和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版。
    11   沈从文：《无从驯服的斑马》，《沈从文自传》，第376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12   同上，第376-377页。
    13   转引刘一友：《沈从文现象》，《吉首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１期。
    14   余杰：《沈从文的嚎啕大哭》，《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10期。
    15 同11，第377页。
    16 同3，第302页。
    17 [瑞典]马悦然：《沈从文——独立的人格和骨气》，凌宇编：《名人笔下的沈从文 沈从文
    笔下的名人》，第211页，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18 同11，第377页。
    19同上，第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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