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省最贫瘠的麻山深处，苗家东郎(歌师)们在千年如一日地传承着古老的英雄史诗《亚鲁王》。只是，文化界对此全然不知。直到2009年春天，《亚鲁王》才“闪入”了文化人的视野。它仿佛横空出世，震撼了民间文学界和苗学界的学者们。从发现至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仅用了三年时间，就使《亚鲁王》正式翻译出版了。这是十年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又一特别行动和丰硕成果。 十年来民间文学的奇迹 罗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 “绝代有佳人，幽居在深谷。”大约与《诗经》同时代的一部史诗在贵州麻山地区的西部苗族中至少口头传唱了2500年以后，今天终于以文字记录的形式出版面世了。《诗经》是源于民间的口头诗歌，后经升华成为中国文化的经典，而这部《亚鲁王》是至今仍在民间口头传诵的活态史诗。 这颗在贵州麻山偏远地区崇山峻岭中埋藏的民间文化明珠，历经上千年的风霜雨雪，于2009年由民间文艺工作者的执著发掘而惊现于世。记得当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掌门人冯骥才得到消息后，曾斩钉截铁地说：把抢救工作放在第一位，在第一时间奔赴田野第一线，立即对这一具有丰碑意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紧急抢救。2011年，《亚鲁王》以其珍贵的文化价值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发现至今，我们仅用了三年时间，就使这本书正式翻译出版了。这是十年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又一特别行动和丰硕成果。 《亚鲁王》是典型的口传史诗，又是一部复合型的史诗，具有创世、迁徙、英雄多种史诗类型，具有翔实生动的叙事性，是西部苗族历史的诗化，也是西部苗族诗性的历史。它代表了西部苗族在文学方面的杰出成就，是苗族从远古时期一直传承至今，在当代苗族人生活中存活、由苗族人集体丰富的智慧结晶。在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很多文化人都在不断追问“我们从哪里来，向哪里去”这一文化本源问题，《亚鲁王》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西部苗族的“源头”。它体现了苗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基因密码和精神图谱，也是我们今天了解认识苗族的百科全书。这其中凝聚着的民族性格和精神，是值得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文化象征和人类文明的丰碑。 无疑，《亚鲁王》的发现是本世纪民间文化遗产抢救的一个奇迹。《亚鲁王》的活态传承也是现代化社会中的一个奇迹，而杨正江的出现实现了西部苗族历史和现代的对接，更是一个奇迹。我们不愿意总发现有“非遗”濒危，我们愿意书写抢救的“奇迹”。目前，《亚鲁王》的歌师中年龄最大的已经93岁。而既能通晓西部苗语又能以拼音式苗文笔录并译成汉字的人只有一位，他就是《亚鲁王》的收集翻译者杨正江。苗族民间史诗研究人才稀缺、传承者甚少，不仅体现出《亚鲁王》这一古老而濒危的口头苗族史诗的学术价值和珍贵的文化价值，而且使我们倍感今后的工作时间紧迫、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我相信，这颗璀璨的文化明珠一定会因更多人的赏识，长久绚丽地绽放在人类文化史册。 《亚鲁王》出版的意义 刘锡诚(中国文联研究员) 以西部苗族方言流传于贵州麻山地区的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苗汉双语对照文本和汉语整理文本，经过三年的调查、记录、整理、翻译工作，今天终于和读者见面了。它的出版，至少有三方面意义。 首先，《亚鲁王》是苗族文学史上迄今发现的第一部英雄史诗，苗族文学史乃至我国多民族文学史将被改写。这样一部英雄史诗不仅是在麻山及周边地区第一次被发现，而且即使在更为广阔的西部苗语方言区也是第一部。故而，这部《亚鲁王》在苗族长篇叙事诗作品中尤为珍贵。 其次，英雄史诗《亚鲁王》在20世纪历次调查中均被忽视，此次普查中被发现，从而填补了民族文化的空白。紫云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中发现了这部史诗后，立即邀请专家进行指导，对这部史诗进行了抢救性记录。尽管我们看到的还仅仅是这部口传史诗的第一部，但就其内容和篇幅来看，它应是历年来在贵州、云南、四川三个苗族主要分布区搜集到的长篇叙事诗、迁徙史诗和英雄史诗中规模最为宏大的一部，比此前篇幅最长的《逐鹿之战》要长得多，堪称是苗族民间叙事作品中迄今篇幅最为宏大的一部英雄史诗。 最后，《亚鲁王》的问世，为中国文化多元化增添了新的元素，为已有的世界史诗谱系增添了一个新的成员。尽管《亚鲁王》的形成时代还有待以唯物史观的科学态度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作出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但就目前我们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它在传承过程中虽然受到汉民族文化的影响和道教文化的浸染，却与儒家思想无缘。故而我们有理由说，《亚鲁王》与已有的大多数英雄史诗不同，它为世界史诗谱系增添了一个新的家族。 发现《亚鲁王》 冯骥才(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 始自上世纪初，中国文学和文化界的有识之士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民间口头文学调查活动，并不断有新的收获。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文学蕴藏之深厚真是无可估量。 苗族人关于亚鲁王的传说，广泛流传在其聚居地。在其他地区多以故事、传说和短诗的形式传唱，唯麻山地区以长诗传唱。现在出版的《亚鲁王》只是第一部，凡12000行。调查重点为紫云县的六个乡镇，也是《亚鲁王》活态存在的中心地区。紫云县这六个乡镇属于麻山地区，而麻山地区又涉及六个县。另外，苗语西部方言区的不少市县也都有《亚鲁王》的传说。显然还有大量的搜集整理工作尚待去做，其规模尚无法估计。目前，人力与财力的缺乏使工作力度不尽如人意，特别是从已调查的资料来看，在数百“东郎”(歌师)的口中，其保存内容不一、版本不一，甚至说法都不一。如何记录与整理，是日后工作的难点之一。 《格萨尔》为藏族史诗，《江格尔》为蒙族史诗，《黑暗传》为汉族史诗，这些民族皆有文字，诗歌也有手抄本。《亚鲁王》为苗族史诗，却既无文字，也从无抄本，一切都是由“东郎”口口相传。由于记忆的内容各异，或传唱中各自发挥的水平所限，致使流传的“版本”与内容纷繁多样。这也正是口头文学活态存在的特征。我想，当前急迫的工作应是对《亚鲁王》做更彻底和全面的普查与存录。存录的主要方式是用文字和音像记录，将其原始生态原真地保存下来。这样说来，该书的出版仅仅是《亚鲁王》搜集整理的开始，而非大功告成。 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作品是《诗经》，即民间口头文学集。这表明，口头文学是一个民族文学的源头。此后，虽然我们的文学史向着文本化与精英化发展，但直至今天，口头文学在民间仍充满活力。然而谁曾想到，与“诗经时代”差不多久远的一部口头文学《亚鲁王》居然还“活”在田野里，而且还没有进入我们的文学史。该书的出版，标志着《亚鲁王》的“一只脚”已迈进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会因此而增添分量。 发现《亚鲁王》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在它舒缓沉雄、铿锵有力的诗律中，清晰地呈现出苗族这个古老民族的由来与变迁的全过程，活生生地见证了中华民族在上古时期相互融合的曲折进程。这部口述的诗化的民族史，也是苗族精神与生活的历史经典，是其民族文化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峰的见证，令人叹为观止，其意义远远超出文学本身。 《亚鲁王》的抢救传承前景 余未人(中国民协顾问) 《亚鲁王》传承的特点决定了它生存的极度艰难。 《亚鲁王》在民间的流传看不见、摸不着，甚至没有一个文字的抄本，它实实在在地以“非物质”的状态在苗族人的口口相传中存在数千年。它不是人人都能学，也不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唱诵，更不是大众都会的。习艺者需要有学唱的愿望、天赋、良好的记忆力，才有可能通过艰苦学习成为东郎。 《亚鲁王》的一大特色是它不仅在送灵仪式上唱诵，而且要与仪式的各个步骤紧密结合，引领仪式的进程。何时出殡，决定于《亚鲁王》何时唱毕。东郎如果没有唱完《亚鲁王》，是不得举行出殡仪式的。《亚鲁王》的唱诵在仪式上具有不可撼动的权威地位。这是其显著的特色，也恰恰是许多传统史诗所不具备的。 而当下的现实是，积淀厚重的东郎大多年过古稀，渐渐被边缘化;葬礼上出现了汉族地区主持葬礼的道士先生，道士的意志得到尊崇。这样，东郎们在仪式开始之前必须思量，自己的唱诵该如何在道士设定的“大限”之前结束。因而原先要唱数晚的《亚鲁王》史诗，如今大多只唱一夜甚至三四个小时。史诗的唱诵变得越来越粗糙、简略、缺少细节。 要更好地保存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深入山寨田间的搜集，文字、音像的记录就显得特别重要。2011年11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是《亚鲁王》的第一部，而亚鲁王的子辈、孙辈的征战史还需要下苦功夫搜集。粗略估计，大约能够整理出三四部。 除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已做的工作外，当下，贵州省文化厅、贵州省“非遗”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紫云县都在探索和研究《亚鲁王》史诗搜集、发掘、研究、传承的下一步工作。在已有的工作团队中，东郎陈兴华和青年知识分子杨正江是杰出代表。现在急需的，是各级领导的决心和科学的工作方法。2009年以来，紫云县开了一个好头，下一步需要突破县域，在更大范围内做普查、搜集工作。如果能够把《亚鲁王》余下几部都搜集起来，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了。 希望能够在三五年内，培养一批热爱苗族文化、会用苗文来记录史诗的人才。有人才，这项工作就能得以持续有效的推进;没有人才，只能是纸上谈兵。 21世纪是文化的世纪。在21世纪，期待《亚鲁王》的抢救、传承能够有一个新的希望、新的局面，为中国和人类的文化宝库增辉。 关于收集整理方法论的思考 李云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以贵州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为中心的麻山苗族地区传承的英雄史诗《亚鲁王》能得到发掘、收集、整理，是苗族的幸事，能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得到保护，更是苗族的幸事。但是，《亚鲁王》的真面目尚未全部揭开，仍有很多艰苦卓绝的工作要做。 苗族是无传统文字的少数民族，因此，苗语也就成为苗族民间文学、口述传播文献的唯一载体。要调查、收集、整理苗族民间文学、口述传播文献，首先要懂得苗语或者懂得语言学田野调查方法。语言学田野调查方法可以极其准确地记录苗族民间文学、口述传播文献，懂得苗语则可以进行准确地编译、调查、收集。如果调查者既是懂苗语的人，又是语言学田野调查者，那么，他所调查、收集、整理、编译的苗族民间文学、口述传播文献就会有极高的价值。所以，必要时，可对《亚鲁王》的收集、整理、编译者进行语言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培训。 贵州麻山地区的苗语主要属苗语川黔滇方言，对《亚鲁王》进行收集、整理时，也可依据国家创制的以贵州省毕节大南山苗语为标准音的川黔滇苗文系统作适当的增损。依据川黔滇苗文系统，不是仿照，更不是相似套用，必须根据当地苗语的实际语音来确定。初期对《亚鲁王》进行的记录、整理就犯了相似套用的毛病，成了只有整理者才懂的符号。在《亚鲁王》的主干部分出版之前，尽管我们试图完全解决相似套用的问题，但是否如愿，仍有待对已出版文本作考察。所以，必要时，可对收集、整理、编译者进行进一步的苗文培训。 如果不能根据当地苗语的语音对川黔滇苗文方案作适当的增损来记录包括《亚鲁王》在内的苗族民间文学、口述传播文献，那么，最准确记录苗语的方式就是用国际音标标记，如果还不行，则可以根据录音、录像将苗语直接翻译成汉语。这样至少还能对包括《亚鲁王》在内的苗族民间文学、口述传播文献所蕴涵的人类学、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等内容进行研究。而最好的版本是，苗文、国际音标、汉文对照直译及汉文意译，将来有条件还可增加其他文种直译及意译。 关于《亚鲁王》的文本类型 吴晓东(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从民间搜集到的史诗文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现场录音文本、加工整理文本和手抄本。现场录音文本指通过科学的田野作业得到的，具体某一次在实际语境下演述的文本。史诗《亚鲁王》的搜集面世，同样面临着采取什么类型的抉择。加工整理文本是指搜集整理者将异文汇编、加工、修改、调序过的文本，就是我们所说的综合本。手抄本是指有本民族文字的艺人为了便于记忆等原因，用本民族文字固定下来的文本。《亚鲁王》流传的苗族地区原来没有文字，因此，没有由歌师用文字固定下来的手抄本。 《亚鲁王》这一史诗具有“树状”的特点。其流传地区的苗族内部有许多小的支系，这些支系传说是从一个总的根源分化而来的，因此，该地区的苗族历史就像一棵大树那样，有一根主干，其末端分化出许多枝丫。与此对应，史诗《亚鲁王》的前部分演述总的根源，这部分好似大树的主干。但在实际的演述中，当演述到各个支系的繁衍与迁徙时，每个演唱者就只演述属于自己这个支系的情况，有时也演述比较接近本支系的支系情况，但都不会完整地演述所有支系的情况。因此，怎样巧妙地将各个支系的演述人的演述综合起来，形成一棵完整的史诗“大树”，呈现出史诗的全貌，展现出南方史诗的叙事特点，也就成了《亚鲁王》搜集整理时所要重点考虑的。 以往的综合本受到批评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些文本对演唱的语境关注不够。虽然有一些文本的前言或后记里也论及这些史诗是在什么场合下演唱的，但由于不是某次演述的具体记录，也就无法呈现具体的演述过程。因此，《亚鲁王》的文本还是应该以某一个演述者的某次演唱为底本，这样才能充分还原演唱的场域。同时，应采用与以往综合本不同的文本方式，要巧妙地加入其他演述，即在某些节点告诉读者另一个演唱者在此省略或增加了什么内容，或者内容上在此一环节有什么不同。 其实，综合本并不可怕，关键在于整理者是否对这种综合过程进行了说明与交代，学者之所以对这种综合本产生一种恐惧，认为它不可靠，不能作为研究之用，主要原因就是他们不知道这个综合本的形成过程，是完全来自民间还是添加了自己的创作。如果以某个演唱者的某次演唱为底本，再以一种新的方式“综合”其他演唱者的内容，可能就能比较好地呈现《亚鲁王》的叙事特点，同时也能解决以往综合本的一些缺陷。 深入挖掘《亚鲁王》黎盛翔(贵州省文化厅副厅长) 现在，第一部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已经问世，但以后的工作量还很大，要做的工作还很多。贵州省文化厅非常重视《亚鲁王》的保护抢救工作，在前期工作中，给予紫云县录音、录像、照相等设备支持，《亚鲁王》列入省级名录以后，财政上还解决了《亚鲁王》的保护专项经费。在新的一年和以后的工作中，我们将继续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原则，深入推进《亚鲁王》的挖掘、整理、研究、保护、传承和利用工作。 2012年，我们计划做两件事：一是举办一期培训班，组织《亚鲁王》流布地区工作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歌师调查和史诗记录翻译整理的技术培训，全面推进贵州省《亚鲁王》流布地区的田野调查和搜集整理工作，调查亚鲁王子辈、孙辈的征战史，厘清《亚鲁王》的脉络支系和传承谱系，丰富和完善现有成果的内容，争取出版史诗的第二部、第三部;摸清《亚鲁王》的传承现状，制定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促进《亚鲁王》的保护传承。二是利用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这一出版成果，举办一次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会，深入开展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的研究工作。 (2月21日，《亚鲁王》成果发布会在京召开，会议由中国民协主办。本版图片由徐岫鹃提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