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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南方，史诗的出现和研究都是晚近的事情，对南方史诗的搜集整理也经过了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其多元的形态在国际史诗学研究领域中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早期的南方少数民族史诗搜集 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史诗的搜集可追溯到清末时期。早在1896年，英国传教士克拉克与贵州黄平籍的苗族人潘寿(秀)山合作，记录了苗族史诗《洪水滔天》、《兄妹结婚》以及《开天辟地》中的一些篇章，这是目前可追溯的最早的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史诗搜集工作。20世纪20年代，在滇东北与黔西北一带，以杨芝为代表的一批苗族知识分子开始利用英国传教士创制的苗文搜集记录了大量的苗族古歌，这些古歌包括了创世、战争、迁徙等史诗内容。1941年，陈国钧发表了《生苗的人祖神话》一文，其中包含了用汉语翻译的488句黔东南的苗族史诗，其内容包括了后来搜集出版的《苗族古歌》中的“十二个蛋”、“兄弟分居”、“洪水滔天”等三部分。 1944年，昆明北门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光未然搜集的阿细人(彝族支系)创世史诗《阿细的先鸡》。光未然是一位诗人，也是著名歌曲《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光未然虽然是一个诗人，但在搜集整理《阿细的先鸡》这一史诗时，他受到1918年《歌谣》征集民歌原则的影响，并没有混淆搜集和创作的界限，没有把民间材料作为自己创作的思想源泉而对原文大加修改，他在搜集整理过程中始终忠实于原文。 由民族识别工作开始的史诗整理 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首先进行了民族识别工作，之后又为各个没有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创造文字。为了调查语言，搜集语言材料，一些语言学家开始搜集记录民间史诗。南方很多少数民族史诗的搜集一开始并不都是出于史诗研究的目的，而是出于语言学研究的目的。1992年出版的萧家成的《勒包斋娃——景颇族创世史诗》是作者于1963年用景颇文和国际音标记录的，当时的目的主要是进行语言学方面的调查研究。马学良先生在1983年出版的《苗族史诗》序言中也说：“这部史诗的收集与调查工作，早在1951年就开始了。那是在贵州黔东清水江一带。为了调查苗语，收集语言材料，我们请歌手为我们演唱史诗的片段，其后断断续续地收集加工，翻译整理，迄今定稿，已近三十年了。”南方少数民族中除了彝族、壮族、傣族、京族等几个民族之外，其他的民族原先大都没有自己的文字，而有文字的民族中，由于方言的差别，其文字也没能在整个民族中通行。所以，绝大多数南方民族的史诗靠口耳相传。早期南方少数民族史诗的搜集，大多是在一些语言学家的指导下进行的，要先归纳出当地语言的音位系统，然后再进行记录。在创造文字之后，搜集口头文学则改为用民族文字记录。不过，虽然这期间学者们做了很多搜集整理工作，但其成果一直难以出版，很多史诗这时期是以内部资料的形式与大众见面的。比如彝族史诗《阿细的先鸡》出版之后，时隔九年都没有南方史诗被整理出版，直到1959年，才有三部史诗出版，其中一部还是在《阿细的先鸡》基础上重新搜集出版的，改名为《阿细的先基》。另外两部分别是彝族的《梅葛》和壮族的《布伯》。 1958年到1960年，文艺界开展了一次大规模搜集民间口头文学的运动。其间，出版了前文提到的《阿细的先基》、《梅葛》和《布伯》。1966年至1967年间，搜集工作几乎中断。因此，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史诗，其实都是在这一时期搜集的基础上整理完成的。 20世纪80年代对史诗文本的搜集与综合 1983年开始，我国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搜集运动。这一时期搜集整理的史诗，几乎都是由多个搜集文本综合而成的。2001年，广西巴马县县志办公室的蓝正祥在《布努瑶创世史诗〈杠葩众〉初探》中描述了他搜集整理创世史诗的过程：“布努瑶创世史诗《杠葩众》是经历41年的寻觅、搜集、录制、翻译、整理，向21位有名望的歌手、师公录制译成的，草稿重量有23公斤，共117000多行，经过五易其稿浓缩成三篇128章25000行。”萧家成也在《景颇族创世史诗与神话》一文中说：“整理时，以我的记录稿为主，同时还参考了民间流传的几个版本，进行了若干补充。”20世纪80年代初的史诗搜集整理中，搜集者们有着忠实原文、出版可供研究之用的科学版本的愿望。 1983年中国进入了搜集民间古籍的新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抢救古籍。国家民委成立了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各省市也分别成立了各级少数民族古籍出版规划小组或办公室，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力量，广泛搜集，有选择有步骤地进行翻译整理和出版。这一时期搜集出版史诗的工作，大多是按照“供研究之用”的原则来进行的。目前，我国各地区的民族事务委员会依然设有民族古籍办公室，工作者依然在做着搜集民族古籍的工作。 由于出版的局限，早期的史诗大多只有汉译，没有少数民族文字的原文。1983年之后搜集出版的史诗都尽量附加原文，即使翻译不到位，在研究的时候还可以再参考原文。目前史诗的出版大多采用保留原文，并附有直译、意译两种翻译方式的做法，还有一种翻译方式就是民族文字、国际音标、直译、意译对照的方式，比如1996年巴蜀书社出版的《四川苗族古歌》。目前所见到的最为繁琐的方式是1998年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布依族古歌》，是采取方块布依字、拉丁式布依文、国际音标、直译、意译对照的方式。 在大规模搜集民间古籍阶段，曾有过关于“古籍”定义的争论，最后确定了古籍不仅指成文的书本，而且也指存在于民间的口头文学。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大批民间文艺工作者才得以陆续发掘出大量史诗。在这些史诗中，主要是创世史诗，其次也有少量的英雄史诗。 新时期多媒体搜集方式的介入 1983年开始的大规模搜集出版工作曾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因为这些文本有的对演唱的语境关注不够。“鱼是要放在水里看的”，史诗也是一样，史诗文本如果仅仅是一篇脱离语境的文字，这些文字是怎样被艺人演唱出来的，在什么场合下演唱，观众的反应如何，我们就无从知晓。只有了解史诗文本的语境，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史诗文本本身。为此，目前中国的学者们多数认为最理想的文本便是现场录音本，即在真实仪式中将其演唱录音或录像，然后将其演唱文本整理出来，并将演唱时的语境也同时再现出来。目前还没有理想化的史诗以纸媒的形式出版。 不过，这种理念已经影响到了搜集工作的实际操作，比如2007年出版的《“梅葛”的文化学解读》就有了很大的改观。其第六章“《梅葛》的吟唱方式和文化氛围”就详细地描述了宗教祭仪上是怎样演唱《梅葛》的，在丧葬上又是怎样演唱《梅葛》的，以及在婚庆、节日、建房、娱乐场所是怎样演唱《梅葛》的。这极大地弥补了《梅葛》演唱语境介绍的缺乏。 目前，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史诗的搜集工作依然在继续，而且正在加大音频与视频资料的搜集，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口头传统资料库的建设、文化部百部史诗工程的实施，都是采用音视频的方式来搜集史诗的。音视频资料的优点很明显，它能比较完整地呈现艺人演唱的状况，但这也取决于拍摄者与剪辑者的学术理念，例如，有的视频自始至终只是拍摄演唱者，丝毫没有反映出演唱时的场景、受众等情况，更没有交代演唱的原因，是特意请艺人来演唱的，还是自然发生的仪式。这些情况，如果视频本身没有反映，与之相关的资料则应该有所交待。随着技术与学术理念的进步，中国南方史诗作为中国史诗乃至世界史诗的一员，其搜集工作将会得到不断完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