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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已故著名史学家翁独健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的综合性学术专著。该课题是国家社会科学“六五”规划民族学学科重点项目，1983年立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历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集体撰写，其成员是：翁独健、田继周、白翠琴、马大正、陈佳华、林荣贵、罗贤佑、杨绍猷、杨学琛、郝时远（以所撰写章节先后为序）。 撰写这样一部综合性民族关系史专著，是民族史研究发展到新阶段的要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史研究进入一个新时期。在树立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学风的基础上，许多过去被视为“禁区”的领域得到开拓，不少错误的看法得到纠正，新的观点、新的成果不断涌现，大大促进了民族史研究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契机。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是中国民族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学术界曾对中国民族关系史问题展开过讨论，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深入下去，一些认识也带有当时的局限性。进入新时期后，为了对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的探讨，由翁独健、白寿彝、谭其骧等人发起，1981年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规模的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130多位专家学者对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诸如历史上的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少数民族政权和历史疆域、民族战争、民族英雄，以及如何以平等的原则对待历史上民族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研讨的重点又放在怎样理解历史上的中国和什么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这两个问题上。经过广泛的讨论，大家看法渐趋一致，普遍认为：历史上的中国不仅包括中原王朝，而且包括中原王朝以外的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和政权。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就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此后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变化，在清朝完成统一后，疆域和民族大体确定，在这个疆域内居住与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因此少数民族的历史应该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尽管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有战有和，也曾出现过统一和分裂的局面，但各民族之间，还是互相依存，逐步接近，经过共同努力不断将中国历史推向前进，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这次会议阐明了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在较高的理论层次上取得许多共识，标志着民族关系史研究的新起点。由此，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全面、客观地深入研究的阶段。 正是在这种社会学术背景下，翁独健教授经过深思熟虑，决定组织人力，编写出一部比较系统、全面的中国民族关系史专著，以进一步推动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发展。作为主编，翁独健教授为此项研究成果提出的质量要求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下，实事求是地做到科学性与理论性的统一，史论结合，论从史出。1983年下半年至1984年底，经过反复磋商讨论，确定了全书的格局与框架，拟出了比较详细的编写提纲。1985年进入撰写书稿阶段，1986年完成初稿，又经过广泛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经多次修改加工，于1987年定稿。1990年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后该书被列入该社精品图书，于2001年1月再版。 《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作为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民族关系史著作，既有学术价值也有现实意义。该书绪论指出，所以要编写这样一部专著，就是为了适应社会和各族人民的需要，全面探讨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阐明阶级社会的民族关系与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的联系与根本区别。在研究和编写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努力贯彻实事求是与民族平等的原则，结合历史事实，重点阐述关于民族形成、中国的概念和含义、国家的统一和分裂、民族平等与压迫、民族间和好与战争、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民族同化与融合以及民族关系的主流等问题。通过具体而深入的研究，正确揭示和反映历史真实，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探寻民族关系史发展的规律。 正是在以上总的思想原则指引下，全书分为五编（即从远古到秦汉的统一；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统一；五代宋辽金西夏到元朝的统一；明清时期的民族关系和清朝的统一；近代民族关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对数千年中国民族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进行系统论述。本书主要的学术贡献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和民族平等的原则，既注意清除历史上封建王朝和大汉族主义的影响，又冲破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偏见的束缚，在建立富有特色的民族关系史理论体系方面向前迈出一步。在撰写过程中，各编均突出了各民族共同创造祖国光辉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事实；同时，将少数民族政权放到应有的位置上，无论是对十六国及北朝时期的匈奴、氐、羌、羯、鲜卑、柔然等族建立的政权，还是对宋辽金时期契丹、女真、党项建立的政权，皆给以客观的评价；尤其是对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大一统中央王朝进行了详尽评述，既充分肯定了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和满族建立的清朝在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奠定祖国疆域方面的重大贡献，又对其实行的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论析。书中以大量篇幅介绍了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技等方面的成就及其对汉族的影响，在论述民族间的融合时，则强调相互吸收、相互促进，正是在长期的彼此交融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性与不可分割性。 此书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依据确凿的史实，对一些民族关系史上的问题进行重新审视，提出不少独到的见解。书中以是否促进民族的发展和进步来衡量历史事件和人物。例如高度评价十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君主，如苻坚、慕容氏、北魏孝文帝等在仿效汉法、启用汉族人才进行改革，促进民族发展中的作用。对这一时期北方民族融合的社会条件、步骤及对汉族的影响等问题作了准确的论述。历代边疆民族政策的成败得失，不仅直接影响到朝代的兴衰存亡，而且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该书对此作了充分的论述。例如，隋唐是继承秦汉王朝之后，中国又一个较大规模的统一时期，也是我国民族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民族关系得以较为和好的发展，是由于隋唐王朝实行了较为开明、宽容的民族政策。这一政策的内容主要包括：羁縻州府设置、德化政策、和亲政策和拓边政策等。这些政策的推行，客观上有利于调整民族关系，巩固国家的统一，不仅在其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于后世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元、明、清等王朝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因俗而治”，因时、因地制宜地采取相应的政策。这些政策措施尽管有其消极的一面，但在客观上缩短了各民族间的距离，促进了政治的统一，增进了民族间的交往，从而使我国各民族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有了更为深厚的社会历史基础。 该书对于民族间战争与经济的关系，也提出新的见解。例如，明代民族间的战争，不仅反映了争夺统治权益，统一与割据等政治问题，同时也反映了我国各民族之间在经济上互相依赖，不可分割的历史特点。蒙古瓦剌部与明朝发生的“土木之变”，其直接导火线就是因为明朝没有满足蒙古方面通贡互市的要求。俺答汗发动的“庚戌之变”，目的是以战求和，要求与明朝互市。北方或南方各民族频频向明廷派出朝贡使臣，不仅反映了政治上的臣属关系，而且也是一种经济、文化交流。正是有明一代各族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进一步加强，才为以后清朝的大统一创造了条件，奠定了根基。 上层建筑如宗教等因素在民族关系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关系密切，往往交织在一起，难以剥离分割。该书将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分析，除注意到宗教的消极作用外，也实事求是地指出它对加强民族关系所起的积极作用。回族的形成固然是民族交往的结果，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伊斯兰教起了重要的纽带作用。蒙古族俺答汗从西藏传入黄教，大大密切了蒙古、藏、满、汉等民族之间的密切联系。清代蒙古土尔扈特部从俄国长途跋涉返回故土，共同的宗教信仰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该书的另一个理论建树是，认为历史上民族关系和我国社会性质一样，可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作为分野。1840年前，我国民族关系是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条件下发生的，其基本内容是历史上中国内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而自1840年以后，我国的民族关系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特定条件下发生的。随着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其内容除国内民族关系外，又加进了我国各族人民与东、西方列强的矛盾，而后者日益占据重要地位。正是反抗外侮的共同命运，加强了中华民族的观念和中华民族意识。外敌当前，中国各个民族不论大小，都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在共同的斗争中，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各族不可分割的关系进一步巩固与发展。这正是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关系的显著特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民族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随着剥削制度的消灭和社会主义的确立，民族间的关系从不平等关系发展为平等的新型社会主义关系，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民族关系史是我国民族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中国通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既要从宏观角度，将民族关系放在中国各个时期历史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又不能混同于一般通史；既要阐述各个民族自身发展的情况，又不能与民族史等同。作为一部纲要性著作，要求作者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披沙拣金，取材适宜，资料翔实，详略得当。总的来说，该书成功地达到了以上目的。 《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出版问世后，产生了比较广泛的社会影响。许多高等院校历史系将其作为教科书和报考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之一。《民族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中国民族史研究通讯》等刊物相继刊载评论文章。著名史学家戴逸教授在《人民日报》特为撰文《一部独具匠心的著作———读〈中国民族史纲要〉有感》。文中强调指出：“《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一书，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探讨了中国民族关系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立意新颖，结构严谨，内容丰富，史论兼述，上下五千年，搜罗详备，提纲挈领，自成体系”；“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的综合性学术专著，它的问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1992年，《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1996年，该书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1999年，该书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