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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民族文学创作在作家们的寂寞耕耘中出现了发展的好势头，出现了十分令人欣喜的好局面。在50年代成名的老一辈作家中，著名彝族作家苏晓星推出了他的长篇小说《末代土司》，结构恢宏，气度不凡，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力作。著名苗族作家伍略则以《虎年失踪》为代表的系列中篇小说编织了一个熔风俗、文化及政治于一炉的魔幻故事，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美丽快乐的意象性审美空间，提供了一个与以往小说风格完全不同的文本。著名布依族诗人弋良俊在写了雅俗共赏的《面对被拍卖的苗家女》等长篇小说后工作繁忙之余又推出了《冬至》等短篇小说。可以这样说，贵州的老一辈少数民族作家随着时代的前进在不断探索不断寻求创作上的新突破。著名彝族作家龙志毅虽然成名比上面所提到的作家晚，他是60年代才登上贵州文坛的，但近年来的创作成就却是令人注目的。在出版了《厂长的私生活》、《省城轶事》两个中短篇小说集之后，又不断有中篇小说问世。他在中篇小说创作上不论就数量还是质量在贵州也是名列前茅的，在题材的开拓上在艺术视野的扩大方面，无疑展示了他的优势，这是贵州一些汉族作家也望尘莫及的。在70年代末80年代成名的少数民族作家中，苗族作家吴恩泽的长篇小说《伤寒》是颇有轰动效应的作品，书尚未出版，在贵州文学界就已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彝族作家安文新在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神树·树神》之后，以旺盛的势头不断推出新的短篇小说，他的创作题材已不再局限于黔西北彝乡，而是以其独特的艺术眼光关注城市生活。他在创作中用民族的眼睛看城市、用民族的感触写城市，才取得了诸如《夜韵》等小说的成功。布依族作家罗吉万、王运春都曾出版了有一定影响的小说集，罗吉万的《龙·蛇·人》还在全国第4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中获奖。布依族女诗人张顺琼的诗集《绿梦》也在全国第4届少数民族文学评奖中获奖，她是一位勤奋的诗人，之后又出版了诗集《古井》。张顺琼不但写新诗，旧体诗词的底功也很不错，她的词集《秋笺》即将付梓。我们这里不能不欣喜地谈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步入文坛的年青作家、诗人。侗族作家潘年英曾荣获庄重文文学奖，他在散文集《我的雪天》之后又推出了《大月亮，小月亮》、《不虚此行》、《落日回家》以及《连年家书》等中篇小说，这些作品崇尚体验，思考人生，表现了社会转型期作家精神矛盾的丰富性，渗透了理性的批判，表现了作家不媚世俗的风骨。苗族作家龙岳洲出版了长篇小说《武陵魂》，讴歌了革命先烈周逸群的光辉业绩。仡佬族作家戴绍康出版了中篇小说集《塬上风》，仡佬族青年作家赵剑平的小说选集亦已出版。还应当看到贵州黔东南正形成一个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群。我们相信他们会以作品他们在贵州以至全国民族文学创作的地位。这里还要提到的是土家族青年诗人喻子涵，他已出版诗集《行云》，散文集《雨天作文》和散文诗集《孤独的太阳》。他从那些返回庸常的诗作中超脱出来，重新审视生命，评价人生，寻找价值，以其独特的意象、新颖的手法实现自己对人生、对生命的体验思考，实现自己在创作上的突破与超越。布依族作家罗大胜在出版了长篇小说《将军被刺之迷》和《金三角风云》之后，又出版了影视文学剧本集《铁马烟尘》，不但拓宽了题材领域，而且寻求新的艺术样式，也拓宽了艺术表现领域。 也许这里对贵族民族文学创作情况的描述不尽全面，还受到笔者眼光的局限。但毋庸讳言，贵州民族文学创作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对这些作品如何评价?对这些作品的成功程度作怎样判断?是评论界应当关注的问题。在前不久召开的贵州省民族文学第12次讲习会上有一个热门话题，那就是贵州民族文学的地域文化特色问题。笔者这里就从贵州民族文学创作与地域文化生态来谈自己的一些看法，求教于关心贵州民族文学创作发展繁荣的文学界的领导和朋友们。 谈到民族文学创作的民族文学特色，人们都比较称道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等等，乌热尔图的《七岔犄角的公鹿》等三篇作品曾蝉联三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鄂温克族是我国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世世代代生活在大兴安岭林区和呼伦贝尔草原。鄂温克族的“雅库特”人，以狩猎为业，是一个直接由原始公社的狩猎部落制跨入社会主义历史队伍的人们的共同体。封闭的民族经济生活和文化传统造成了长久以来鄂温克人难以为外界了解。乌热尔图依凭自己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刻体认和炽热情感，如实地用文学手段表现了鄂温克族雅库特猎人们的独特生活、劳动和异彩浓烈的感情世界，便取得了在中国文坛上的“轰动效应”。可以看得出民族文化间长期以来的相互隔离状态以及不同质文化的相互陌生，为乌热尔图创造了成功的契机和殊荣。扎西达娃也是如乌热尔图“挖掘独特的财富”，他们的作品“是他那个民族的精神和意识的花朵和果实”(雷达语)这种“乌热尔图模式”被我们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界错误地看重，认为只有那样才有民族特色或地域文化特色，并且在国内知识界中持续很长的“文化热”的讨论中被赋予了某种民族的地域的文化特征称谓。于是就有了以蒙古族为代表的“草原文化”，以藏族为代表的“雪域文化”，以回族为代表的“穆斯林黄土高原文化”之类。这样，我们撇开了较为极端的个别例证可以看到一些民族文学的宏观倾向。藏族作家文学作品中普遍表现出来的富有艺术想象力，维吾尔族作家文学作品普遍表现出来的富于思维机敏性，满族作家文学作品中普遍表现出来的富于人生幽默感，以及蒙古族作家文学作品普遍表现出来的集“苍狼”与“白鹿”两极文化为一体的刚柔相间的审美方式……。一位少数民族作家江浩在《散散淡淡地想》一文中说过：“我们少数民族文化，没有像中原文化那样被历代君王规范到僵死地步；我们少数民族风俗仍然保留着人类精神未被异化的一面；我们边疆的经济结构，鲜明地有别于内地；我们的意识，没有像汉族受儒家文化制约而积演那么多封建污垢，我们的心灵，也没有长城内人们担负的沉重历史因袭……”正因为如此彝族诗人吉狄马加断言：“在中国我可以预言，最杰出的诗人产生在更接近于自然和具有独特文化的地域上，将产生在文化冲突反差大的地方。”(《火的独白及片断》)应当说这些论述都是极有见地的。可是，如果我们以此作为一个参照系来观照我们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我们就会发现不但“乌热尔图模式”并不能普遍适用，因为在贵州相当多的少数民族在文化上并不如鄂温克族，甚至不如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缺少可资少数民族作家充分利用的文化“陌生感”；而且那种单一民族的地域文化特征在贵州也不浓烈，那种民族文化间长期以来的相互隔离状态以及不同质文化的相互陌生在贵州也并不突出。甚至也难以找到沈从文当年笔下湘西地域文化特征。这就启发了我们从贵州民族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研究贵州地域文化生态。 苗族作家吴恩泽在谈到他的长篇小说《伤寒》的创作时，提出了他在创作时关于“边缘文化”的思考，这是极有见地的。也许在贵州一些地区还保留着某些独特文化的地域，显示出某些边缘文化特征，可供我们“挖掘独特的财富”；但从总体上来看，贵州的地域文化却是跨文化的特征。 本来世居贵州的各个少数民族都有着丰富的各具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时至今日这些民族传统文化也并未泯灭，还在相当程度发出其独具的光彩。这是由于民族文化的隔离机制保护着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历经数千年绵延不绝。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没有文化隔离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民族文化的隔离是造成维护民族文化成为独立的定型的文化形态的机制。因此，我们不能不看到文化隔离机制是使文化在变动的环境中得以凝聚而不致湮灭的首要条件。 应当指出，文化隔离的形成需要一个时间过程。民族文化交流造成的各种文化变体在隔离机制的作用下，绝大部分没有能形成传统或没能加入到传统中而自行消亡。结果只能是这样：隔离机制加强了文化传统，文化传统促发了隔离机制，这种作用到最后阶段变得更加强化。交流的各种文化变体被淘汰的情况，取决于文化间相隔离的强度。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贵州组成隔离机制的诸要素却不断受到冲击，而最终导致封闭式的社会结构被打破。 在诸多隔离因素中自然隔离是最直接的存在，是非文化产生的。而自然隔离因素则是文化产生的根据。贵州高原山岳对文化接触的障碍作用必然形成有利于保守而不利于交流的情势。但贵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要打破这种山岳的障碍。因为贵州是中原通向西南边隆的要道，历代各封建王朝要扩大疆土巩固边陲就必须打开贵州这个通道，从秦开“五尺道”到明代开龙场九驿，无不为了这个目的。另一方面社会隔离是在所有隔离因素中最强的，在贵州少数民族中社会结构的特点之一的家族主义如彝族的家支观念，具有牢不可破的结合力；社会结构刚性特点之二的阶级观念也在贵州少数民族中存在。再就是民族间的战争，中央封建王朝多次发动了征服贵州各少数民族的战争，这一切必须打破贵州各少数民族的封闭式的社会结构，使得贵州各民族文化传统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是，历史的遗传性并没有丧失掉，它以变换的形态出现在文化的各种表现形式中。 战争带来文化之间的冲突，冲突影响了贵州各少数民族社会结构，也影响着民族文化。于是贵州在地理位置上的通道，使贵州形成一个跨文化地带，不但中原文化、巴蜀文化，甚至云南广西的边陲文化也同样冲击着贵州各民族文化。对于贵州来说中原文化、巴蜀文化是强大的外来文化，必然引起冲突，一方面在这些外来文化的紧逼下，保留民族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心理激剧增长，促使了文化隔离要制强化；另一方面封闭的社会结构被打破，也就不能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各民族文化包括汉民族的中原文化、巴蜀文化以及兄弟民族的楚文化必然交融互渗，促进了文化交流。这样贵州的地域文化的跨文化特征就表现为多元、多样、多层次的特点。 这种多元、多样、多层次的跨文化特征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也很大，形成了反差很大对立统一的心理结构。诸如大山般坚强的性格与山沟沟里的偏狭心理，开放与封闭并存，自卑带来的强烈自尊，夜郎自大与崇外媚外，如此等等，异常复杂。文化对抗与文化交流形成复杂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复杂的地域文化特色，显然有别于上述民族的“草原文化”、“雪域文化”之类。随着封建社会结构的解体，中国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社会，真正的外来文化即西方文化对贵州地域文化的影响就更大了，这更增加了贵州地域文化的复杂性。 在这样一种跨文化特征的地域文化生态环境影响下，贵州的民族文学创作绝不可能是乌热尔图式的，也不可能是扎西达娃式的，只能是异彩纷呈多姿多彩的，而不会表现为相对陌生的异质文化特征。 当然这样来认识贵州的地域文化特征并不否认我们贵州民族文学创作的民族文学特色。虽然随着对抗，随着交流，损失在所难免，民族文化的外在表象逐渐模糊，外在民族文化特质部分丧失，就是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核也在渐变。但是如果我们的民族作家寻根溯源地重新找到民族文化的原生形态，并以文学形式展现其有价值的内蕴，不能不说是有意义的探寻。如果我们贵州的民族作家有效地回归到本民族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基础之上，发掘并获取以文化原初美以人性原初美为内核的艺术基因，点染泼撒，仍然可以绘制一幅幅我格独具色彩迥异的文学图卷。这里我们可以说苗族作家伍略的中篇小说《虎年失踪》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表现出独特的艺术价值。侗族作家、评论家潘年英认为《虎年失踪》“从人认虎作父相伴生活与洛里乔神秘失踪的双重变奏中，伍略得心应手地编织起一个熔风俗、文化、政治于一炉的魔幻故事，这故事古怪离奇，却又完全照见人类的生活”。庄重文学奖获得者苗族文学评论家徐新建以《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为题评述《虎年失踪》，正是看到伍略这部中篇小说“深藏于民间活土的神话思维 ，或曰浪漫传统。”他还认为“从沈从文到伍略，他们的创作中所包容的是有跨地域意义的文化内涵，并感受到漠视‘中心——边缘’那种截然对立后，世界文学自身所拥有的相通话语。”吉尔吉斯民族杰出作家艾特玛托夫曾指出过：“神话和传说是人民的记忆，是人民生活的结晶，是用神话——幻想形式表达人民的哲学和历史的结晶，是人民对子孙的遗训。”(引自《艾特玛托夫论神话创作》)伍略的《虎年失踪》正是把历史与传说巧妙结合起来，展示神话思维与浪漫传统拥有的独特而深厚的精神价值，展现了整个民族在精神文化上的活生生的主体形象。 而彝族作家苏晓星的长篇小说《末代土司》则在较广阔的历史画面上展现了贵州地域文化的跨文化特征。《末代土司》已不局限于对本民族民间文化传统的感知和表达，也不依凭自己民族的感情系统和审美定势。地域文化的跨文化特征使苏晓星在创作时获得了多重文化参照系，用多种文化眼光审势本民族的历史、社会、现实，表现出对民族传统的辩证态度。这样在《末代土司》中我们既能看到作家与自己民族文化本源保持血肉相连、休戚与共的关系，又能以较开阔的文化视野和理性判断审视自民族传统文化，给予较为全面的价值评判。作家在作品中展示的是末代土司龙源海的命运史，也是一群彝族同胞的命运交响曲。但作家的成功并不在于这故事本身，而是表现了作家对人生现实的深切关注和对现实人生的理性审视。作家在开掘自己脚下的“文化岩层”的同时着眼于重建民族文化。我们不仅看到一个饱经沧桑、坎坷一生的末代土司的灵魂跳动，而且能看出作家真诚、深刻、独立、直面人生的灵魂，从关心自己有民族到关心人类终极存在的命运，关心人类终极存在的意义，这正是现实和灵魂的深度。而对贵州特别是黔西北的跨文化地域文化特征，作品作了极其丰富而有特色的表现，这比之于单一的展现本民族传统的异质文化的征服力又强大得多了，丰富得多了，跨文化地带的地域文化特征同样具有独特的艺术力量。贵州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实践证明了贵州地域文化的多元、多样、多层次的跨文化特征。正是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生态环境塑造了贵州民族文学创作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满族学者关纪新和蒙古族学者朝戈金在他们合著的专著《多重选择的世界》一书中指出：“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文化学视野内一个基本的也是常见的现象，就是各民族之间(向外看是东西方民族之间、不同国度的民族之间，向内是我们国家的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呈现出空前广泛异常鲜明的对峙、碰撞和互动状态。作为诸民族文化派生物与载体的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在现时发展中，尤其充分地感受到了这一点”。这种各民族文学互动状态上的多元发展，在贵州这一跨文化地域文化生态环境中表现更为突出，因为历史上的封闭早已打破，何况当今的中国社会，与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其发展的速度是异常迅猛的，不但在地理上的相对隔离状态被进一步打破，而且各民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涯在内容和形式上日益显示出越来越多的趋同性，于是贵州民族文学在创作上默默地衰减着与汉族文学之间的差异性；溶汉族文化因素在内的创作中的共同性与坚持自己民族的本体意义，维护民族自己传统的审美意识在单一传统守护下自足发展的特异性，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其实在少数民族作家进行创作时，面临着复杂的文化选择机制，这是跨文化地域文化生态带来的。文化选择的首要意义是对变更着的环境的适应。传统的民族文化要作出历史的科学的研究才能作出反应；外来的新文化形态也未必是适宜的、最好的形态。文化的选择带有强烈的主观性特征，同时又是一个复杂的多功能的活动，甚至需要试探性的实验。跨文化的地域文化环境产生了稳定选择、歧化选择、定向选择等多种可能。在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实际中也就出现了不同的类型。有代表性的有三种：第一种是本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习尚主宰了作家的思想行为，在创作中始终与自己民族文化本源保持着血肉联系休戚与共的关系，即使有异质文化的强烈影响他们也能够属守自我，抵御干扰，如伍略、苏晓星、弋良俊、刘荣敏等；他们以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价值尺码，去衡量和评估本民族社会乃至他民族社会和各种客观事物，建有开拓性的历史功勋。第二种作家他们形成的社会思维和艺术思维，并不是以本民族的传统方式为基础，他们已经拥有了一副他民族看待世界的习惯性文化眼光，由于他们获得了多一重的文化参照系，往往表现出一种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辩证态度，既要对民族自身的固有文化基因做出判定，又要对本民族受汉文化影响而产生的追加文化成分进行甄别。像熊飞、吴恩泽、安文新、罗吉万、王运春等作家，他们从整体上出现较晚。有一些青年作家如潘年英在一些作品中明显地是第一种作家那种文化“自恋”倾向，在另一些作品中又有第二种作家那样的双重文化眼光。第三种作家的创作很少受本民族文化的系统影响，虽然他们有顽强的民族自我意识，但从题材、语言、表现手法到审美方式上有更多的当代意识，更多一些汉文化影响。如老一辈作家龙志毅，他的工业题材的作品可以说是远离了民族文化传统的横向开拓。布依族作家罗大胜的军旅题材的作品和边塞生活的篇章，也是远离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苗族作家石定，仡佬族作家戴绍康、赵剑平，则并不着眼于本民族文化传统，而更侧重对所生活地区的地域文化的审视。又如青年诗人喻子涵的诗作，则更多一些现代意识。这种判断和划分也许并不十分准确，作家们也许并不一定接受，只不过以这种粗疏的划分来表述跨文化地域文化生态环境中在文学创作上的发展态势。贵州的民族文学创作充分体现了地域文化的特征，既不再是本民族传统文化单质遗传下的产物，又在基本发展方向上保持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关系，只能是在多种文化体系作用下多元发展。这种情况只能使贵州民族文学创作反映出各种文化兼容并存的大格局。 但是，必须指出，跨文化的地域文化环境并不是要毁灭自己民族文化的个性，贵州老、中、青三代少数民族作家他们肩负着振兴民族文学的命命，渴望民族文学自立自强，已经强烈地意识到建立民族文学独立品格的重要性。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贵州地域文化生态促进了民族文学的多元发展，这有利于当今文坛多样性的发现和展开；另一方面各民族文学创作又希望在当代文学的整体包容下独立成篇，自成一格，努力创造出毫不逊色于汉族作家创作的优秀成绩。如前所述，他们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令人为之鼓舞。相信在贵州这一特殊的地域文化环境的影响下，我们的少数民族作家在继续葆有自身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审美意识的同时，在创作活动中更加主动更加大度地溶入别民族的多项优秀文化成分，使自己在宽容中逐步走向博大，谱写贵州民族文学创作的辉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