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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的进一步开放，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全球化与保持本土文化的独特性问题，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问题，日益已成为文化艺术界和媒体普遍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 经济转型给中国文化带来的深刻变革 在总结改革开放20年的前后，文艺理论批评界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经历了20年的发展变革之后，“新时期文学（艺术）”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业已结束，一个被称为“后新时期”的时期开始了。开始，我对此论，不大能够接受，也不以为然，认为作为目击者，感到新时期文学仍然“气数未尽”，而在我的观念中，过去的沉痛教训是把文学与政治捆绑得太紧了，二者固然无法截然分开，但文学毕竟是文学，我们不必再人为地用政治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来亦步亦趋地套文学的发展历史。但近十年来，即进入90年代以来，文艺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不管你承认与否，总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而且越发显示出不可阻遏的趋向。对照“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下文学艺术乃至文化的发展历程和被称为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的兴起，不能不重新审视自己既往的看法是否正确。文学艺术确实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些文化（文艺）新现象是什么呢？ ——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渐解体，及其在文艺上的种种影响的逐渐消除，高举批判和反思旗帜、在统一的主流意识形态下和以人的解放为思想指归的新时期文学艺术，经过20年的发展演变，已经为多元的文艺格局所取代。回想新时期初期，大家写文章提倡文艺要“多样化”，力求抛弃和彻底消除计划经济时代以及“左”的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文艺教条主义和种种思想藩篱，特别是文革时期在强权下形成的文艺作品的“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局面。“多样化”成为当时老一代和我们这一代批评家们思想武库中的主要法宝之一。而“多样化”这个词汇所标识的，其实是被限定了的，仅限于题材、文体、风格、表现手法、笔法、技法等方面。那时，一旦越过了主流意识形态设定的这个“多样化”的“雷池”，而出现“多元”或“多元化”这样的字眼的时候，就会受到某种指责或批评，我们这些做编辑的也会以既定的思维定势“守土有责”，把住这个关。“多样化”与“多元化”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有如隔着难于跨越的一道天堑。而如今，“多元化”已经冲破了精神的封锁，闯过了思想的禁区，而成为经济和文化阐释中的一个使用频率很高词汇，成为一个公认的文艺理论原则了。西方文化研究家创造的“关键词”这个术语，已被我们所吸收并广泛出现在各种媒体上，而“多元化”这个“关键词”的背后，确也蕴涵着或遮蔽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在其构成上，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中华文化自然也是多元一体的文化。炎黄二帝也好，炎黄蚩三祖也好；喜玛拉雅文明也好、黄河文明也好、长江文明也好、辽河文明也好，总之是“一体”中有“多元”（或“多源”）。这一点，尽管文艺界人士关注不多、谈论较少，而在政治界和学术界却是没有什么疑义的。从制度的层面上说，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其所有制形式、社会阶层、社会组织、生活方式乃至宗教信仰，都呈现出多元化。我们的国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受经济构成多元化的影响和制约，意识形态上当然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只要对我们现阶段的文化（文艺）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当代中华文化是由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共同构成的，是多元一体的文化（文艺）。 ——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崛起。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左翼文艺人士中曾有过一次规模不小的文艺民族化和大众化的争论，这个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延续到一批大陆进步文化界人士撤退到香港，还在以方言文学为题继续进行这个讨论。而在延安和其他解放区，在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为作家们所广泛接受，作家下乡下厂，到火热的群众的斗争中去，与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创作，直到60年代末，文学经历了一个长达40余年的大众化文学和文学大众化的时代。这说明，大众文艺是我国几代文学家艺术家追求的一种艺术境界。在现阶段，中国社会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人们获得了持续20年的相对平稳时期，市场经济得到了一定规模的发展和繁荣，物质生活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人的个性得到了自由发展的一定空间，社会成员中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发生了不同变化，外来文化（主要是包括美国大众文化在内的美国文化）的大量侵入，在这种社会的和文化内部的不同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特别是在日益发达的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一种新的形态的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像潮水一样汹涌而来又无孔不入。就其性质而言，大众文化本身是一种商品，是与当代大工业生产密切相关、从而也必然与当代资本主义密切相关，并且以工业方式大批量生产、复制消费性文化商品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又反过来创造着和开辟着文化市场，如以公司的行为去组织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以期尽快获取最大利润等经济行为，其形式多样，诸如畅销小说、商业电影、电视剧、各种形式的广告、通俗歌曲、休闲报刊、卡通印象品、MTV、营利性体育比赛以及时装模特表演等等，是也。大众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有同有异，最大的不同是它只有在买和卖的商业关系中才能实现其文化价值。关于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勃兴的深层意义，小说家兼批评家李陀发表过一段很深刻的话：“（大众文化）不仅是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充分发达后的产物，而且是当代资本主义在文化上一大发明，它从根本上改造了文化和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关系。与传统的文化形式相比，大众文化具有一种赤裸裸的商品性，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根本目标。这样，传统的文化与经济的界限被完全打破，两者之间的分界变得含糊不清，人们已经很难辨别哪些是纯粹的文化行为，哪些是纯粹的经济活动。但正是这种兼有文化和经济两种性能的特殊品格，使得大众文化比起传统的文化形式，就更容易进入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1] 大众文化的特点是与大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相联系因而具有商品属性，。大众文化不仅夺得了原来通俗文艺和大众文艺的接受者——文化水平较低的普通老百姓，也夺得了原本属于所谓纯文学和高雅艺术的读者和观赏者的份额，更具深刻意义的是，它超越或突破了原来意义上的为工农兵的大众文学或通俗文学的含义，甚至使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的边界受到了历史性的冲击，并在悄悄地改造着传统文化并促使中华传统文化出现了转型和变革。“文学”、“文艺”、“文化”这些概念及其内在含义，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历史的产物。具体到中国的文化，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和所从事的“文学”和“文艺”及其概念的本身，是与19世纪末那些受到西方文化思潮影响的启蒙思想家和稍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作家、艺术家们的筚路篮缕之功相联系着的。然而，百年之后的今天所出现的新情况，再一次给传统的文学艺术观念提出的挑战，是他们所没有也不可能预见得到的。“文学”和“艺术”，乃至“文化”，还能固守得住旧日的老防线吗？ ——“文化霸权”的丧失和“平等对话”的出现。在一些文化批评文章中常常遇到“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这个词汇。这个词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A. Gramsci，1891—1937)在上世纪中叶提出并使用的一个概念。当下我国的文化研究者和文学评论家们使用这个词汇，来代替汉语中常用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领导权”。据最新的报道，2000年在美国举行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上，葛兰西的理论贡献得到与会者的高度重视。“葛兰西通过对人的实践活动、政治、领导权、意识形态的研究，把历史与哲学、历史与政治看作是同一的，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由对经济的关注转向了对政治、文化的关注，从而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系统，冲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单一化（过去翻译为‘一元论’——引者）的格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了开放。而且，今天当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把资本主义看作世界一体化基本形式的观点时，也必然回到葛兰西哲学，以此冲决把资本主义绝对化的教条主义，确立世界发展多元化的思想，从而证明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各民族文化多元发展的合理性。”[2] 葛兰西的理论概念使我们在文化（文艺）批评和研究上开阔了视野，就是说，文化领域、意识形态领域，是一个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对话的领域，“霸权”的取得和建立，不应也不能是通过政治的或行政的手段，而应通过对话和斗争的手段，“主流意识形态要在和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谈判和斗争’中建立自己的中心地位”[3]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与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提出的“百家争鸣”方针，其基本意思我想是相同的，艺术上的和学术上的是与非、正确与错误，要通过争鸣来解决，不能诉诸政治和行政手段。可惜，在很长的岁月里“百家争鸣”的方针没有能够得以贯彻实行，不得不走了很长很长的弯路。今天在新的环境下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的风起云涌，包括某些充满庸俗气味、美化帝王、宣传封建主义历史观的历史剧的流行，一些张扬庸俗世界观和游戏人生的所谓“痞子文学”、一些以暴露女性隐私为卖点的畅销小说，以卖当劳文化为代表的西方通俗文化的占领，在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里造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与主流文化（或主旋律文化）共存、对话和竞争（用葛兰西的话来说是“谈判和斗争）的新格局。在新文化格局中，文学艺术固有的批判品格被大幅度消解，消闲性和娱乐性的消费文化和文化的消费功能空前膨胀；而批判性从来是文学艺术之存在的基本品格，是文学艺术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重要特点。在这种新的文化构成格局中，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的“文化霸权”相对削弱甚至丧失，而要取得这种“霸权”即领导权，靠的不是行政命令，不是政治优势，而是蕴涵着深度艺术审美力量和隐蔽着强大意识形态魅力的艺术作品的对抗和竞争。 文化研究的兴起 在改革开放20年后，中国文化出现的新形态和新格局，为被称为“文化研究”的批评的“登场”提供了条件。有人指出，我国今天的文化环境，与上世纪70年代某些西方国家的所谓后工业社会语境下的文化形态十分相似，而当时西方的那种文化环境，曾孕育和催生了以英国伯明翰大学的马克思主义派的“文化研究”理论。这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研究”理论，在90年代我国的文化环境下，被引进我们的文学评论中来，力图以此改造我们的传统文学批评为文化批评。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其倡导者们还主要是一些西方文学翻译者、研究者、教授等学院派的学者，也有个别没有外国文学背景而早就从事创作或批评的人。这种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的兴起，在文学批评出现式微迹象的90年代，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把文化的因素引进文学批评中来，把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边缘学科、跨学科的方法和理念引进文学批评中来，的确有益于丰富变得僵化了的传统文学批评的手段。 什么叫“文化研究”？有很多种可供选择的答案。下面让我来引用其中的两个。 其一，英国斯太福大学的中国学者张平功先生在《文化研究的兴起与发展》一文中写道：“一般认为，文化研究是跨学科或多学科的文化理论，它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独立学科，它既在现有学科之中，但并非受制于某一学科或理论，学科界限也不确定。它本身没有一个界定明确的方法论，也不局限于具体的或界限清晰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借鉴了诸多人文与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如语言学、哲学、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和文艺批评等。文化研究的对象也十分宽广，如：以东西方不断变化的历史和文化关系为背景的‘东方学’及西方殖民主义批判；以赛义德、艾哈迈德、霍米·巴巴等人物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以女性主义批判为主的性别研究，主要涉及女性批评话语的构建、性别诗学研究以及怪异理论；文化工业、消费文化以及影视传媒生产和消费；文化全球化理论及其反拨等等。”[4] 其二，主持美国费正清中心“文化研究工作坊”的华裔学者李欧梵说：“美国的当代的‘文化理论’可以追溯到70年代的‘伯明翰学派’，那时在伯明翰大学成立了一个‘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特别研究的是通俗文化和媒体，原因是英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派，他们觉得在英国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鸿沟太大，应该为工人阶级做些事。但他们是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就是研究工人阶级的生活。主要的代表人物是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后来有一个从中美来的黑人，叫斯蒂瓦特·豪(Hall)。”“他们是新派的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文化是至关重要的东西，而生产与消费是他们理解文化的两个主要方面。他们把文化生产看作是生产方式之一，这样就把文化从上层建筑拉回到基础中来，与社会经济生产和结构相联系。他们十分重视消费问题，因为现在的英国的中产阶级、下层阶级，无不受到消费文化的影响。基本上，他们所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后者主要指跨国公司、由媒体带动的消费、在咨询系统影响之下的新的剥削模式。”[5] 其实，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的介绍，并不是自今日始，也不陌生。回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过一些介绍，如卢卡契等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艺理论，就是从1956年起，在当时中国作家协会领导人、著名文艺理论批评家邵荃麟同志的主持下，由邵荃麟、冯至、陈冰夷等同志领导确定选题，陆续翻译介绍过来了一大批著作，并由《译文》杂志社内部出版了白皮书。但那时是供研究批判之用的。那个年代，我们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只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及苏联革命领袖的理论和思想，以及苏联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对那些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有不同观点的一些被统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和理论是持批判态度的。卢卡契在中国的命运就是这样的。当然，后来我们发生了一些变化。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名义下出版了两卷本的《卢卡契文学论文集》，在前言中也历数了这段历史。那时的思想解放，还是初步的，标明“限国内发行”的字样，表示我们是不赞成并对其持批判态度的。对西方的文化理论，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理论，从80年代起再次陆续翻译介绍过来了一些，也开始以新的立场进行了一些粗浅的研究。如哲学研究所杜任之主编的《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三联书店1980年）及《续集》（三联书店1983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当前在我们这里很热门的威廉姆斯等也做了评介。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周宪、罗务恒、戴耘编的《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不仅收入了当代比较著名的西方文化理论著作（节译），也翻译了雷蒙德·威廉姆斯著名作品《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中的一部分，取名为《马克思主义与文化》，而且明显看出编者们意在建构名为“艺术文化学”的新学科。1988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陆梅林主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收入了西方各主要国家马克思主义者的文论，其中有威廉姆斯的名著《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写于70年代）中的几个章节和《长期革命》（写于1961年）的第七章《现实主义与当代小说》。等等。据报纸消息，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由王宁主编的《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对峙还是对话？》文集，《中华读书报》（2002年5月8日）已经发表了他为此书写的长篇序言。由于在全球化的形势下，目前我国的文化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历史性的嬗变，而文化研究却仍然主要是在一些外国文学研究者中开展，对大多数文学评论家来说，还难免不是隔岸观火，感到陌生和好玩，笔者期望这部书的出版，能对西方文化理论有较为全面的介绍。 我们自己的文化研究起步很迟。戴锦华教授说：“文化研究之于中国的意义，与其说是又一种西方、美国左翼文化理论的‘登陆’，不如说刚好相反，它不仅表现了我们对繁复且色彩斑斓的中国文化现实的关注远甚于对某种新学科、新理论的关注，而且表现了我们寄希望于这种关注与文化考察自身构成对既定理论与先在预期的质疑以至颠覆。我们借重文化研究的名字，并借助某些英美、澳大利亚和其他亚洲国家文化研究的理论与经验，更重要的是尝试以中国文化现象印证西方文化理论，而是努力对丰富而复杂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我们的解答。直面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对人文学科所提出的挑战，一个必须警惕的危险陷阱，便是再次创造或挪用一套全能的命名与玄妙的术语。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研究的前提之一，在于我们拒绝以理论的权威话语及‘元话语’作为唯一或‘唯二’、‘唯三’有效范式。对于现象的丰富性与事实间的差异性的关注，要求我们间或须借助某种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及成果。”[6] 尽管戴先生对我国文化研究的诗意的描述很令人鼓舞，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原则，如不能照搬照套外国人的什么“元话语”，不能拜倒在外国人的“范式”脚下而要有创新的精神，等等，但综观我们现在的文化研究，我们不能不说我们还只是停留在对“繁复且色彩斑斓的中国文化现实的关注”上，压根儿谈不上“已经对丰富而复杂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深刻的科学的“回答”；只是表现出了某些创新的意图——如拓展传统文学批评的方法和内容，引进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某些方法，但还谈不上在中国的文化（即使是当代文化）研究上已经有了什么实质性的、得到多数研究者或批评家认同了的创新成果。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范围来判断，当下报刊上发表的这类文章，充其量还停留在约略地介绍外国人的理论原则和企图构建作者自己想象中的文化理论框架上，而对中国文学、特别是对繁复、多样、博大、深厚的中国文化，则缺乏系统的和深入的考察（田野考察和个案研究是文化人类学也是文化研究的有效方法和工作模式）、分析和把握。有的论者说，我们的文化研究已经与国际接轨了，甚至受到了国际学者的好评。我对此论还难于苟同。文化研究这个命题的提出，是敏锐的、适时的，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不能把问题的提出当成问题的终结。 全球化和中国文化独特性 我们今天毕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现实地面对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的全球化，实际上，全球化的趋势和过程涉及到一切重要的领域，不限于经济。李慎之在一篇文章里说：“自从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使东西两半球会合起来之时起，全球化过程已经开始了。为什么现在才说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呢？这是因为在过去的500年中，我们看到的主要还是国家力量的伸张，民族利益的碰撞，宗教的传播，文化的渗透……总之，还只是局部力量的会合而引起的冲突和融合。而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超国家的、超国界的、全球性的力量在行动，全球性的问题在蔓延。从1989年柏林墙的坍塌到1991年苏联的瓦解，到1993年欧洲统一市场的形成和1994年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倡议纷纷出台，可以说是这样一种转折的分界线。……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应该说是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标志，还有许多其他的标志：环境污染的全球化，人口爆炸以及由之而来的移民问题的全球化，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所造成的对全人类的威胁，恶性传染病、毒品买卖与犯罪活动的全球化……甚至垃圾处理都成了全球性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1992年联合国日致辞时说：‘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时代已经到来了。’”[7] 全球化不止是经济全球化，制度上、法制上、生活方式上、价值观念上等多领域的全球化进程正在或快或慢的进行着，其影响也在日益显露出来。 在文化上，在日益频繁的国际交流中，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间的文化，有吸收、有融合、甚至有同化，也有对峙、排拒、磨擦，甚至对抗。近20年来的情况是：我们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积极开展文化交流，吸取一切于中国文化有益的东西，化为我有，以发展和推进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在文化交流中，我们又面对着西方（美国）“文化霸权”的入侵和威胁，21世纪之初的这次美国“文化霸权”，已不同于40年代的那次入侵，来了卖当劳文化、来了美国和日本的歌舞厅和迪斯克文化，来了好莱坞电影文化，以及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等，长驱直入地深入到了中国的腹地、甚至到达了相当闭塞落后的角落。这里显示出来的，无疑是全球化形势下的新的文化态势，在这一轮交流中，对中国人来说，既带来了吸收和交融的机遇，也伴生着排拒和担忧的心理。同时中国人也表现出了开放与宽容的文化精神与文化胸怀，深信有着几千年历史和富有活力的中国文化，不仅具有自我更新和不断创新的能力，也具有包容和改造异质文化的能力。重要的是保持和发展中华文化的民族独特性。一个不难回答的问题是：萌芽于五六百年前的昆曲体现着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魅力，还是迪斯克和摇摆舞体现着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魅力？保持文化的独特性，并不是像有的人所责难的，是一种虚弱的保守倾向，而是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表现。诚然，历史上曾有一些强大的古老文明，在历史的风雨中淹没无闻了，像我们常常称道的美洲大陆的玛雅文化。但在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断流的中国文化，不是可以轻易被西方文化吞没和消灭得了的。在中华文化史上，局部文明的消失曾经发生过，如六七千年前的良渚文化，七八千年前的三星堆文明之谜，前千多年前的西夏文明，等等，但这些文化的断流并没有影响到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一泄千里、后浪推前浪地向前流淌。中国的有识之士从来没有对自己民族的文化失去信心，他们相信中国人有一个坚强的胃，能够吸收和消化外来的文化，哪怕是比本土文化先进的文化。佛教传入后，势力很大，但还是被充分中国化（本土化）了。历史上如此，现代也将是如此。 要应对全球化、国际化，只实现经济现代化不行，还要有文化的现代化，但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离开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文化传统，即使凭空创造出了某种有现代特点的文化，那也是一种失去了祖根的文化，失去了独特性的文化。我们要在继承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加速发展和提升我国各民族的多元一体的中华现代文化，特别重要的是保持中华文化的核心——它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规范。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丧失了自己民族的道德规范和价值标准，那他就将失去规范全民行为和节制全民行为的机制，那么，这个民族和国家就将堕入一盘散沙的境地。诚然，一个民族的道德规范和价值标准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但它的核心部分肯定是不可丢掉的。现在中央已经公布了一个全民道德纲要，这是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正在全国宣传实施。 在谈到中国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对策时，王宁提出的命题是：“对峙还是对话？”以愚见，王教授的出发点和主观心愿是十分可敬的，但命题本身则未见得描述得十分准确。我们要开放，要交往，要学习和吸收一切进步的有益的东西，扬弃一切腐朽的落后的乃至有害的东西，相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古训，还可充任今日的文化原则，那就意味着必须以我为主。只要民族还存在，只要国家还存在，“以我为主”的意识就会继续坚持，就要“永不放弃”保持和发扬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美国人如此，中国人也如此。美国的国力和科技固然强大，美国的文化强势很强大，美国人自觉不自觉地要把他们的文化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甚至宗教强加于世界其他地区。这是我们要警惕的。如果把这种警惕也看作是“对峙”的话，那倒也无妨。这种警惕的心态，不是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有，甚至不只是发展中国家才有。但同时我们要说的，美国的文化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美国的文化政策也有宽容和开放的一面，它善于吸纳一切有益的文化。这又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已故台湾学者张光直教授前些年说过一句常被人们提起的话：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后来也有人对此作了修订和补充：21世纪将是东方的世纪。不管用怎样的词句表述，可以看作是人们对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在全球诸多文化及其发展前景中的信心。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加大，中国这块市场日益被国际资本所重视和青睐，中国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的加强，同时带来的不仅是汉语取得了从来没有过的世界性认同，而且是既有久远传统又富活力的中华文化，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理解、学习和传播。 文化批评和文艺批评 批评界对文化研究的引进和张扬，尽管浅尝辄止，特别是还没有提供出以新的方法评论、剖析和深度研究文艺创作、作家艺术家，以及中国文化的整体研究或分体研究的个案范例，连对90年代的大众文化研究，也还大半止乎于表层的描述上，但它毕竟为传统的文学批评拓展了眼界和疆域，提供了方法论的参照，成为当代文学批评在90年代以来以及21世纪之初发展和深化的驱动因素之一。 在文学批评中和艺术批评中引入文化批评的方法是文化批评的一种学术交融现象。尽管各民族和政党对什么是“文化”有不同的界定，但一个民族的文学和艺术，无疑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没有疑义的。一个民族的文化，既是共时的，又是历时的，绵长而深厚的传统是割不断的。任何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任何一个时代的复杂的文学现象，都毫无例外地蕴涵着大量的文化信息，离开这些文化信息，只对作品和文学现象做静止的形象分析或审美的与社会政治的分析评价，就必然会将其中的丰富的文化信息进行了人为的过滤，这时，读者所能得到的，充其量只能是干瘪的形象和理念而已。引进文化批评的因素或模式，就会拓展文学批评的空间，从而使文学批评得到某种深化，果如此，便可引导作家艺术家全面地理解文艺作品的构成上的种种必要因素，改善自己的创作。现在我们有些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之所以缺乏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原因固多，但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作者对文化的无知或对作品的文化内涵的轻视。这一偏向至今并没有受到作家艺术家和批评家们的重视，追根究底，还是长期以来狭隘的政治功利的文艺观对文艺创作的遗毒未能消除的一种表现。因此，开展文化研究在指导艺术创作上将是有益的。 我很欣赏王宁先生的这样一段话：“一般人总认为，文化研究在中国已经定了型，它一味向大众文化献媚，因而丧失了文化研究在西方语境下所固有的批判性特征。这种批评虽不无偏激，但对我们却是十分中肯的。在西方语境下所具有的批判性、意识形态性和解构性的文化研究，在运用于东方语境时会不会与传统的文学研究形成对立呢？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在从事文化研究实践时，我们要正确看待文化研究与传统的（人文）文学研究的关系。在这方面，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绝非对立，而是一种对话和互动关系：文化研究扩大了文学研究的范围，而文学研究的扎实的文本知识使得文化研究者不至于脱离文本实践而空谈大而无当的文化。应当承认，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不同方法结合起来，将有助于扩大文学研究的领地，使之在广阔的文化语境中游刃有余。”[8] 他在这里提出的是文化研究的批判性和文化研究与传统的文学研究的关系问题。批判性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理论的精髓，而我们现在的介绍和发挥，其缺点是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理论，不加区分地一股脑儿地介绍过来，推荐给读者。这并不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每一个论点都是值得借鉴的，也不是说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文化理论任何观点都是应予警惕或排斥的，而是要充分重视和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理论中的批判性遗产，而这一点是对我们建设自己的文学批评所必须的。 中国文化研究的当务之急，我看不是什么与国际接轨的问题。引进了外国的某种理论、附和了外国的某种文化理论，在某次国际会议上得到某个外国学者的赞扬和首肯，并非就意味着我们与国际接轨了。与国际接轨，最重要的是把外国理论本土化，至少是择其善而从之，即吸取其适合于中国文化的东西加以改造。而且并不是任何方面都能与国际接轨的。在这方面，世界文化史上的例子很多。民间故事是文化研究领域里的一个最具国际性的课题，美国学者斯蒂斯·汤普森(Stith Thompson)在1928年出版了他在芬兰学者阿尔奈编制的《故事类型索引》的基础上补订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他的体系几乎成为各国学者研究世界民间故事和文化移动问题的范本和案头必备书。其间，批评和质疑者也不乏其人，最著名的莫过于前苏联学者普罗普。原因很简单，贯穿在汤普森索引里的一个中心思想，是那个时代很流行的“欧洲中心论”，“一元发生论”，所以它不适用于一些非欧民族的文化。在我国晚清末年，这种来自西方的“欧洲中心论”也曾颇有些信徒，但科学的发展和文化的研究，业已将这种观点否定了。以“欧洲中心论”为主导思想的汤普森索引，与独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民间故事），更是南辕而北辙。我们怎样与它接轨呢？他们所创立的方法，尽管带有形式主义的特点，但还是极有参照价值的，所以它能在世界范围内延续80—90年的学术生命，但其根本的东西，却是我们难以接受更难于吸收的。我们今天引进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和理念，重点应在以西方文化研究的参照下，将其精髓化为自己的血肉，通过自己的批评实践，梳理当代中华文化的谱系，研究当代中华文化的心态，探讨蕴涵在表象之后的深层含义，而在这方面的工作显然更为艰难，不是一蹴而就的。 中华文化不仅是源远流长的，而且是博大宏富的。在当代，经济转型推动着中华文化处于较快的发展时期，已经呈现出新的多元的现实存在形态。大众文化的出现就是一例。我们的文化研究还远没有深入到这些现实的领域中去。比如： ——中国的传统经典文化，主要是在儒家的思想体系影响下生成的，在文化学上被称为上层文化或精英文化，而现在从台湾到香港到大陆都很热的“新”国学研究，也不外是在旧国学的路上以新的思想继续着整理、研究、阐发这类经典及其思想的工作。而与之对立的、蕴藏于普通下层百姓中的口传文化或下层文化，与上层文化虽然同源而异流（来自中华大地上的原始文化和远古文化），在进入农耕文明之后便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由于历史发展的关系，二者也相互融合吸收，有许多共同的东西（如道德、礼俗面）。这种文化分裂和对立的趋势，现在还在继续着。2001年5月1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将昆曲列入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世界遗产”名录之中，对中国文化界带来的冲击波是巨大的。中国文化部已经制定了八项措施，可以预期，今后将会出现一个对全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搜集、保护、抢救、研究的热潮。相对于20世纪，21世纪的文化研究的总趋向，将会是对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这两种分裂和对立的文化进行整合。下层文化中，可能保留着更多更鲜活的中国传统文化因子。1999年我应邀到湖北省丹江口市所属的一个叫吕家河的小村子里去考察，那个村子地处武当山的后山山坳里，交通极为不便，我们还能看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红军的标语口号保留在小庙的大门上。据历史学家告知，那里的居民可能是古代被历代黄帝充军到此的罪犯的后裔和明代万历年间由全国各地派去修建武当山庙宇的20万民工的后裔，由于山区地理条件的封闭，他们至今还保留下来大量古代流传于各地的民歌曲调和长篇叙事诗。这些在中原地区早就消失了五到七百年的文化传统，却在这里被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而且也当然是当代活态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小村子的文化，既印实了“礼失求诸于野”的文化规律，也向今人的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提出了一些新问题。 ——民族文化问题是文化研究的另一个疆域。黑人文化和种族问题曾是西方文化研究者们所重视的一个领域，而在我们国家，民族众多，文化复杂，民族文化的共性和差异，个性和交融，特点和变异，延续和断裂，等等，从来是很艰难的文化研究课题。人种起源以及不同人种和地理环境带来的文化差异和流变，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曾经进入我国启蒙思想家们的视野，1903年蒋智由就在梁启超于东京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中国人种考》。人种问题，民族起源和民族迁徙问题，文化传统和文化移动问题，礼俗和礼制问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刀耕火种与退耕还林还草问题，旅游开发与民族生存问题，……这诸多的问题，除了本民族的人士和专业的学者们而外，似乎还没有进入我们今天的文化研究视线之中。中央提出了开发西部的战略任务后，西部问题又突出地提在研究者面前，尽管西部不等于少数民族，但在那里广袤的国土上居住着众多的民族和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因而这个问题的双重特殊性和迫切性，不是显得更其重要了吗？ ——随着生产方式的转变，城市的发展，出现了大量农业人口向城市大转移的浪潮。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这次人口大移动，不仅反过来促进了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的发展和繁荣，而且宣布了曾经延续几千年之久的小农式的农耕文明转型的开始。随着打工仔（妹）大军新群体的出现，打工仔（妹）文化、打工文学和打工仔作家，应运而生。城市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地位的差异和文化的差异，传统的差异和现实的差异，使城市文化出现了新的景观。而这种文化新景观的养成，以及这种现象带来的诸多现实问题和未来影响等，我们的文化研究者们也还没有来得及做系统的研究。1996年，广州中山大学文学系教授黄伟宗及其研究生率先召开了“打工文学座谈会”，对打工文学开展了研究和探讨，不仅讨论了一般作者的作品，也触及了一些如张欣这样的“白领”打工者的创作现象。[9] 去年，深圳文化部门邀请北京等地的评论家参加，又召开了一次内容更加广泛的打工文学研讨会，并出版了专著和作品文集。就笔者看到的材料，评论家们的眼光，似乎还只是停留在传统的文学分析上，而缺乏文化学的视角的介入。打工文学的出现，与打工仔现象，不仅在文化发展上具有历史性的意义，而在传统的文学观念所重视的作品的题材、构思、思想、艺术等等以外，所提供的传统下层文化、地缘文化、文化移动以及群体归属心理等文化内涵，也许更为文化研究者和文学研究者们所瞩目。与此有关的特区文化的研究，已经起步并取得了一些成就。不同地区作者的参与，特别是比较研究的介入，使特区文化的研究，在我们面前掀开了一片新的天地。但我们看到，特区文化的研究中，移民文化的时代特点和不同阶层的价值观念及其变迁，固然是必须予以重视的，但多少有些轻视了或忽视了传统文化以及不同地域的文化传统的交融和碰撞及其所产生的文化变异。所以出现这样的不足，盖源于研究者的立场的不同，较多地着眼于政治研究的层面，而较少地关注文化研究的层面。特区文化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不同文化的交汇之所，某个特区，从地域和民族的角度来说，可能成为中国固有的多种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汇合点，杂交中是否存在优势、或出现优势文化和新种文化，政治对文化的发展所起的影响，外来文化对文化发展所起的作用，传统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大众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改造，等等，其研究的空间是十分广阔的，问题在于首先要定位自己独特的立场和视角，然后决定采用什么样的文化研究方法，缺乏科学方法的研究往往难于取得预期的效果。 ——女性研究和女性文学的研究，是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令人瞩目的领域，也是一个取得了一定成绩的领域。笔者涉猎较少，不敢置啄。只列出题目，聊以备录。 文化研究，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 2002年5月13日写完 （发表于湖南文联主办《理论与创作》2002年第4期，长沙） -------------------------------------------------------------------------------- [1] 李陀《大众文化研究的兴起》，《清华大学人文日新网》，转自《世纪中国》2001年6月18日。 [2] 《2000年美国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纪要》，《国外理论动态》，中共中央编译局主办，2000年 [3] 马驰《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文艺理论的发展》，《文艺报·文学周刊》2001年11月20日。 [4] 张平功《文化研究的兴起与发展》，《东南学术》2000年第6期。 [5] 李欧梵/汪晖《什么是“文化研究”》，采自《清华大学人文日新网》，转自《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上网日期2001年06月18日。 [6] 戴锦华《文化研究的理论旅行与现实关照》。 [7] 李慎之、何家栋《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又见《世纪中国》网2000年8月21日。 [8] 王宁《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对峙还是对话？》《中华读书报·国际文化》2002年5月8日 [9] 李红雨整理《一种走向泛化的文学现象——关于打工文学的对话》，《南方日报》1996年2月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