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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我国蕴藏的异常丰富的活形态口头史诗传统相继被学术界发现，其中的“三大史诗”——藏族史诗《格萨尔》、蒙古族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更是因打破了黑格尔“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史诗”的断言而闻名于世。迄今为止，我国数以千计的英雄史诗、创世史诗和迁徙史诗不断被发掘、整理和出版，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民族口头传统，也引发了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 6月9日至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主办的“首届国际史诗学与口头传统研究系列讲习班”吸引了全国18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80多位学者、研究生和留学生来京交流。其中包括从越南社会科学院专程赶来的3位史诗学者、来自美国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的史诗专家约翰·弗里(John M. Foley)教授与其早年的得意门生阿伦·泰特博士等。他们与朝戈金、塔亚、罗庆春和尹虎彬4位中国学者一道，在为期两周的专业集训期间，就口头传统、史诗学等方面的前沿话题，进行了一次跨越国家、跨越语言和跨越师生之界限的畅快交流。 在此次讲习班主持第二阶段“青年人文学术讲座”的阿伦·泰特博士十多年来一直专攻古希腊史诗和抒情诗，兼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口头传统的比较研究。当他听到来自内蒙古大学的塔亚教授用蒙古语唱起著名史诗《江格尔》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此次中国之行必将满载而归。 “我对塔亚教授的发言印象非常深刻。”阿伦·泰特博士说：“他从代际传承的角度，在几代蒙古族史诗艺人之间做了详细比较，研究步骤也非常完善。他是著名的‘江格尔奇’（即《江格尔》歌手）冉皮勒的外甥，自己本人也堪称是一位《江格尔》歌手，因此他的讲演非常生动。”接下来的数日，泰特博士通过与各民族研究生和青年学者的互动与交流，深刻地感受到了诸多活形态的口头传统及其生命活力。 从北方的满族“说部”到南方的苗族古歌，当学员们用各自的工作语言和民族志诗学的表述方式，通过幻灯片将中国多民族的口头传统活生生地展现在泰特博士眼前的时候，他惊喜地感叹道：“傣族、白族、维吾尔族、满族、苗族、回族、壮族……中国有如此多元的民族、语言和传统，有那么多的民族自治地方，与美国等在早期对本土少数民族敌视杀戮的政策而亲手毁了许多本土文化形态的国家完全不同。就人文资源的学术价值而言，恐怕只有印度的口头传统研究能有一定的可比性，中国的口头传统和文化多样性的学术空间必须要用‘广博深厚’来形容。比如仅就《蒙古秘史》而言，其成文的历史就比美国本身的历史还要长很多。蒙古族、藏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字的使用者超过百万人口……这都使中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有着难以超越的学术价值和创造力。只要能够长期保持文化多样性，中国必将成为属于全人类的一支重要文化力量。” “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国外的学者对中国如此丰富的口头传统知之甚少，他们的目光大多停留在三大史诗的前期研究上。”阿伦·泰特博士说，他很想把此行在中国所见证的蒙古族、彝族、壮族等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引介到欧美的学术视野中。他还前往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一带，针对科尔沁蒙古族口头传统进行了短期的田野考察，访问了多位《格斯尔》史诗艺人和“乌力格尔”故事歌手。 阿伦·泰特博士说：“在中国的实地考察确实深化了我的学术体认。过去我的古典学研究大都基于文本分析，比如《荷马史诗》早已成为沉寂无声的文本。现在我接触到了中国少数民族极具生命情态的口头传统，得到很多启发。我还亲身感受到了当下蒙古族的传统史诗，印证了一些关于口头史诗演述的基本理念。回国以后，我将把这些实例运用到许多地方，例如与《荷马史诗》、塞尔尔维亚－克罗地亚史诗及其他口头传统的比较研究中。” ［交流与对话］ 记者：对于这些口头传统，你更关注它们的内容还是形式？ 阿伦·泰特：在美国，早期的学者大多关注口头传统的内容。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开始，学界形成了一个普遍的转向，大家开始更多地关注口头传统的活形态研究。也就是说，聚焦于这些口头传统是如何流布、变化和运作的，又如何最终形成今天这样的状貌的。我过去主要围绕文本来研究语言本身和语言前后继承的关系，但基本不做内容之间的比较。因此可以说我的注意力没有太多地放在文本内容本身，我的切入点更多地基于形式，同时关注音乐、格律、传播等口头传统的存在要素，以及它们如何影响着这些活态口头传统的形态和传承。 记者：在现代化进程中，这些口头传统受到了多方面的冲击，对此你有怎样的看法？ 阿伦·泰特：这个问题其实一直萦绕我心，很多场合也总被人问起。我想，如果口头传统是来自人们内心的一种动力，就不会成为博物馆里失去功能的“展品”；如果人们能够为它的存在和传承构建一种良好的精神环境，那么现代化反而会成为推进其发展的有力途径。 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那时在内蒙古还有不少年轻人把当地的口头传统誊写成手抄本，拿去卖钱，客观上就使得口头演述能在民间流传开来。如今美国的青少年会自己动手将自己的音乐录成CD，还有不少年轻人喜欢创作“过时”的诗歌或小说等，他们寻找一些志同道合者，分享和传播自己的作品。如果年轻人具有这样的动力，那么这些传统就可能延续下去，而社会需要做的只是为他们的文本构建一种存在的语境。 但口头传统如果只是成为博物馆里的摆设，而失去其现实的功能，那就只剩下空壳了。这就好比要避免一个少数民族语言的濒危，最好的方式就是多应用一样。其实口头传统本身就蕴藏着生成新的价值的潜力，我们需要让年轻人发现口头传统在现今社会里的新内涵。 当然，关于现代性对于口头传统的影响，我们也不妨换另一种积极的眼光来看待。比如现代性带来的社会性别意识的改变，使得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地的妇女也可以进行史诗的传唱，这就丰富了口头传统的演述者角色，并为其存活和传承增加了保障。 我还联想到技术的变革与传统的再创。上世纪的50年代到90年代，美国大型音像公司控制着从唱片录制、生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但新世纪到来之后，技术的发展、成本的下降，让科技成了普通人更容易掌握的工具，这让不同的文化形态有了继续传播下去的现实基础。比如通过电子设备的翻录和网络传播的运用，现代化科技再现并延伸了原来口头传统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 另外，现代化带来的全球化趋势也同样体现在学术领域。比如，一个美国学者现在可以方便地投身于中国白族歌会的研究，一个法国学者也可以去研究中国壮族的布洛陀史诗。这样就突破了地方性研究的局限性，不仅学科由此得以形成国际化的研究格局，也能推动产出优秀而严肃的知识产品，对于口头传统的发展也是件好事。因此，现代化对于口头传统的影响似乎不只是危害性的，其间产生的助力作用也是很显著的。 记者：你提到国际化的学术研究格局，就中国少数民族活形态口头传统而言，这与本土化的研究相比有哪些优势？ 阿伦·泰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大规模的教育普及带来了学科的细分、学术研究机构的增加，却也造成了当下的人文学术长期处于一种各自为政的局面。美国的口头传统研究一般设于英语系、人类学系，或者说民俗学系。但口头传统研究本身涉及到的领域非常广泛，包括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心理学、历史学、民族音乐学等等不同的学科，然而这些学科之间的交流非常少，甚至常常是不对话的。我们下一步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打破学科壁垒，整合知识，并在有相同旨趣和研究目标的学术机构之间促成相互合作。像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美国密苏里大学口传中心，以及荷兰莱顿大学之间就有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这样就为学术生产构建了全球化的知识网络。 就欧美的学术领域而言，口头传统的研究相当于一个边缘学科，好比一个学界的“少数民族”。在中国情况好很多，还有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这样的专门机构。但不管对于哪个国家，建立一个能让各个国家的学者联合起来共同攻克难题的国际化学术网络，是非常必要的。比如在我们刚刚举办的这个讲习班上，世界各地的学者和学生将口头传统研究的一些基本理念和方法论拿出来讨论，大家达成共识后可以将其运用到各自的口头传统研究中。这样方能让口头传统研究在教学、科研等环节上都能共同使用这个跨学科领域的术语系统、概念工具，让这个边缘化的研究领域成为一个科学的、严肃的国际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 ［学者出镜］ 16.jpg) 阿伦·泰特(Aaron P. Tate)博士十多年来一直从事古希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相关语言传统中的口头史诗和抒情诗的比较研究，曾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学习和工作过数年，在克罗地亚民族学与民俗研究所工作过一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专攻古希腊语、荷马时代的古希腊语和印欧语语言学，完成博士学位。他长期活跃在国际国内的学术论坛上，今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口头传统研究特聘的荣誉研究员。 ［新闻链接］ 作为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范畴的口头传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指口头交流的一切形式，后者则特指传统社会的沟通模式和口头艺术。一般的学术研究中所指的“口头传统”多倾向于后者。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度，不仅拥有绵延数千年的书写文化，还有更为源远流长、更为丰富多彩的口头传统。如今在我们辽阔的疆土上，仍有许多地方、许多民族的民间文化维系并发展于活形态的口头传统之中。 在学术界，人类学与民俗学对口头传统的研究有着长久的历史，二者都注重对口承文化本体的研究。人类学向来注重无文字社会的历史，并由此积累了研讨各族群的口头传统及其长久传承的诸多研究经验。民俗学的范畴之中，也同样将史诗、神话、传说、歌谣、谚语、谜语等民间文学或口头文学视为该学科研究对象的核心。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了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口传的民间文化遗产成为世界性的文化财富。口头传统在提倡文化多样性的国际环境下也必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