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歌仔冊是流行於二十世紀初（約1920－1930年代）閩南、台灣的通俗讀物，它通常是薄薄幾頁的小冊子，基本上以七字一句、四句一韻的形式構成流暢的說唱文本。本文想探討的是題為「打某歌」、「打尪歌」（某，閩南語指妻子；尪，丈夫也；打某、打尪，以當今俗話說，也就是打老婆、打老公的意思。）等的歌仔冊文本，分析其中所呈現的夫妻相處之道，以了解在通俗文學中，社會大眾怎樣運用性別政治，建構通俗社會的性別文化。研究發現，社會大眾對打老婆的惡夫容忍度較高，對打老公的悍妻則嚴重譴責；對鰥夫寄予同情，對離婚婦人則充滿鄙夷與嘲諷。這些現象可證明，歌仔冊在提供大眾娛樂與勸世道理之外，也隱含性別政治的運作，對女性的道德標準較嚴，希冀女性遵守既定的性別規範。
關鍵字：歌仔冊 打某歌 打尪歌 俗文學 民間文學 曲藝 性別政治
歌仔冊是流行於二十世紀初（約1920－1930年代）閩南、台灣的通俗讀物，它通常是薄薄幾頁的小冊子，基本上以七字一句、四句一韻的形式構成流暢的說唱文本；它的內容有承襲著名的小說戲曲故事（如王昭君故事、梁祝故事、白蛇故事等），也有說唱民間生活瑣事，或是抒發男女相思戀曲的作品。其中有涉及夫妻相處之事的，題為「打某歌」、「打尪歌」等──某，閩南語指妻子；尪，丈夫也；打某、打尪，以當今俗話說，也就是打老婆、打老公的意思。這類歌仔冊在嘻笑怒罵的文字間，傳達了什麼樣的性別意識？打、跪的字面底下，是否有著不同的權力在互相角力？以下就以「性別政治」的角度批評這類文本的內容與主題，分析男女雙方，甚至是通俗社會怎樣看待妻子、丈夫的角色，以及二者之間相處的模式與規則。
一、 相關文本介紹
民國十年（1921），廈門會文堂書局發行歌仔冊《最新打某歌》，內含＜新刻打某歌＞、＜新樣死某歌＞、＜新樣打某歌＞、＜新傳厘某歌＞與＜新刻手抄跪某歌＞；民國二十二年（1933）廈門鴻文堂書局發行歌仔冊《重改打某、跪某、厘某、打尪合歌》，內含＜新樣打某歌＞、＜新樣打尪歌＞、＜最新厘某歌＞與＜新樣手抄跪某歌＞ 。兩者比對，文字大多雷同，但會文堂本為石印本，鴻文堂本為鉛印本，且題「重改」，可見係重排翻印前者。但會文堂本第三篇作「新樣打某歌」，依內容看，即是鴻文堂本第二篇「新樣打尪歌」，而且「打尪歌」才是正確的。
「打某歌」（＜新刻打某歌＞、＜新樣打某歌＞）共七言四十四句三○八字，開頭即分別以妻子與丈夫的口吻，互相抱怨，妻子說：「人人嫁尪飯尪子，開阮嫁尪即呆命」 ；接著丈夫則說：「人人娶某真顧家，恁父娶某真業債」 ；第五句起即從旁描繪這對夫妻吵架，丈夫對妻子惡言相向，外加木槌、鋤頭、菜刀打擊威脅，十分兇惡；妻子受了氣，暗咒丈夫早死，更惹得丈夫揚言一腳就會踩死她；而鄰人連忙在旁邊勸說，直到婆婆出來勸架，兩人才和好。
「打尪歌」（＜新樣打某（「某」誤為「尪」）歌＞、＜新樣打尪歌＞）共七言五十二句三六四字，全篇以「新唱打尪一歌詩，說來真正有處味」開始，以旁觀者的角度敘述一個性情兇惡的女子嫁人以後，整日吃飽沒事做到處遊玩，對丈夫十分嚴厲，丈夫若無賺得錢財給她，她就拿起掃帚、木槌、石頭猛打，打得丈夫身上多處頭破血流，叫苦連天。最後跪地求饒，才說動妻子，答應和好。
「死某歌」（＜新樣死某歌＞）凡五十二句，每句四到七字不等，全篇約三百字，描述男子喪妻的痛苦心情，開頭：「正月是新正，人人娶某人人成，開阮娶某死無命 ，我某阿吪 。二月春草青，開我某死幼子兒，我今無心冥日啼，阿某阿吪……」係以月令起興，從正月到十二月，依序感歎妻子死後，自己很孤單，幼兒乏人教養，也羨慕別人有妻子真好。
「跪某歌」（＜新刻手抄跪某歌＞、＜新樣手抄跪某歌＞）全篇約四二八字，說的是某人被妻子罰跪在房內，他一直請求妻子讓他起來不要再跪了，他已經跪得憂悶無心情，但妻子不允，還罵他是「臭短命死去」，「臭烏龜汝去死」；最後妻子才叫他起來，全文以「謝聖恩」作結。「跪某歌」和「死某歌」在句型上頗相似，也是以月令串起情節，但句型為不整齊的形式，從開頭：「正月正，跪某真歹命，在房內，引某吪不通給我治塊跪 ，跪教真歹命，引某吪，吪，臭短命死去。二月春草青……」一直到「十二月是過年」，十二個月令底下接上六七個句子，表示跪得很辛苦，求妻子不要再罰他跪，而妻子則回答「臭短命死去」的話。
這兩本歌仔冊尚收有「厘某歌」（＜新傳厘某歌＞、＜最新厘某歌＞），厘通釐，厘某就是釐婦，釐又通嫠，本指喪夫的寡婦；但「厘某歌」或作「離某歌」離某，離婦也；離婦則指離婚的婦人，就內容看，「厘某歌」應取離婚婦人之義 ，因此這篇講述的是離婚婦人祈求再嫁順利的心願，但係以挖苦諷刺的口吻，列舉各種類型的丈夫，又諷刺離婚婦人終致流離失所，被人嫌棄。全篇一一一句，七字句為多，但有二到十一句不等的句型，共約四九六字。
二、 惡夫、悍妻與世道人心
上述歌仔冊文本，「打某歌」與「打尪歌」分別塑造了惡夫與悍妻的形象。
在「打某歌」中，那位惡霸丈夫不僅言語兇狠，還拿起木槌打人，打老婆像在玩遊戲似的 ，因此其妻也無法忍受，暗自求神許願「保佑丈夫早過世，單身娘子好行宜」。但這些話都被其夫聽到，於是出聲恐嚇：「手拿鋤頭活滑死」，意謂妳膽敢如此，我就拿起鋤頭活活將你掘死。接下來又有一段衝突，經過鄰人、親友的勸慰，妻子詛咒他不得好死：「姿娘心內不愿意，罵伊狗拖著拔死 ，上山飼虎兼瘟病」，其夫自外回來又大聲回嗆：「乾埔 入門就聽見，恁父大腳就撻死，有錢有銀在身邊，驚無水某 訂阮意」，意謂妳再吵鬧，老子我就一腳踹死你，我有錢在身邊，還怕娶不到合我意的美妻嗎！最後惡夫拿起菜刀逼近，妻子拿著鑊蓋當盾牌，兩相對峙；直到婆婆出面勸止，雙方才和解。
這個打老婆的歌謠，宛若今日家暴案的實錄。文本中的丈夫一直以暴力的方式加諸妻身上，就算是言語上的威脅，也是以「打死你」來恐嚇。而妻子只能藉求神托佛來舒解痛苦和恐懼，或者藉言語的機鋒來出一口氣。但這都沒有太大效用，當丈夫拿菜刀相逼時，她也只能拿起鍋蓋（根本無效地）防衛自己。尚可注意的是，文本中還舉出了幾種打老婆的情形，用來和這個惡夫比較，凸顯惡夫的罪行。這些情形包括「人人打某舉芒冬 ，短命打某犢骨縫 」、「人人打某扭頭棕 ，短命打某真項重 」、「有人打某舉竹篙，短命打某舉菜刀」，雖有輕重之別，但也透露了彼時夫妻不和，丈夫往往以暴力相向；則，試問做妻子的，如何逃過劫難！除了忍耐，大概也只有用咒罵的方式消氣。從文本「保佑丈夫早過世」句可知，她也不能出走，只有祈求丈夫早死。
由於歌仔冊的編撰者大多是民間藝人，聽眾、讀者也以一般民眾為主，因此歌仔冊文本敘述者的口吻，應很能夠代表社會大眾的處世態度。文本一再用「短命」來稱呼那個惡夫，可見敘述者對他的厭惡，而敘述者對這個挨打的妻子是同情的。敘述者還說出了勸勉的話：「人人驚某大丈夫，少年打某豬狗牛」，「驚某大丈夫，打某豬狗牛」甚且成為台灣民間的俗語，意謂怕老婆才是大丈夫，打老婆者如同豬狗牛，連禽獸都不如；怕老婆的訓誡，俗語甚至還說「聽某嘴大富貴」，意謂對老婆言聽計從，萬無一失，必可大富大貴。敘述者提出的夫妻相處之道，不無禮遇女性的意義，但我們看文本的結束方式：「乾家出來即勸伊，勸恁媳婦莫受氣 。恁今二子著和順，夫妻和順值千金。雙人當天同咒詛，但願夫妻到百年。」婆婆出面勸架，但她是要求媳婦不要生氣，以和為貴；「和順」二字是對著媳婦──女性角色說的，只有媳婦忍耐不生氣，不回嘴不還手，才能停止這場夫妻間的戰爭。
對照之下，「打尪歌」塑造的是一個悍婦的形象，而且兇悍的程度不亞於上述的惡夫。在文本中，悍婦拿竹掃帚打丈夫打到他皮破血流，又用木槌打傷他的腿，還有扭頭髮、用針刺等手法，最後還拿石頭作勢要砸。挨揍的丈夫只能痛得哀哀叫，流淚跪地求饒。文本還如此形容悍婦的威權：「惡某惡性一下起，因尪 驚得半小死。一時性起大聲喝，因尪尿水直直擦 」，足以把丈夫嚇得屁滾尿流，比起上述的惡夫，可說旗鼓相當。最後和解的方式是，挨打的丈夫跪地求饒，他向悍妻說：「人說尪某著和好，不通打尪打敕桃。我今愛某無代志 ，說汝打尪會現世 。」於是「惡某即時就聽伊，從今不敢只事誌 。雙人一時相叫好，夫妻和順到百年」。這裡仍然以和為貴，但卻是以「我今愛某無代志，說汝打尪會現世」來勸說的，換言之，這做丈夫的以為自己是愛老婆的（所以可以忍受被打），但老婆打他，傳出去對老婆自己來說是很丟臉的，「現世」一詞有丟臉、出醜的意思，也可引申為現世報的意思，那麼在悍妻聽來，就充滿了道德勸說的意含，也帶著點「必遭報應」的威脅。是這樣的求饒詞說服了悍妻！再看文本中對眾人的描述：「厝邊姆嬸勸不聽，看見打尪人人驚」、「厝邊人人不愿伊 ，搬唆 因尪共打死」，悍妻打老公的舉動使人震驚，但干犯眾怒，大夥兒竟起哄叫她丈夫打死她！
比起「打某歌」中的惡夫，儘管他一再被稱為「短命」，但也只是口頭上的譴責，不曾有「打死他」的呼聲 ，何以悍妻卻會被人喊著「打死她」？「打某歌」說「少年打某豬狗牛」，固然有價值評斷，但比起「打死她」還是比較寬鬆的譴責。由此可知社會大眾對惡夫與悍妻的不同標準，社會對惡夫的容忍度遠遠超過對悍妻的容忍度；由此也可證明「柔順」之道正是對女性的嚴格要求。
繼續延伸來看，「跪某歌」其實也塑造了隱形的悍妻。當被罰跪的丈夫哀求妻子讓他起來，妻子反而一再罵他「臭短命死去」、「臭烏龜汝去死」，一副潑婦罵街，不可商量的樣子。文句描寫得愈誇張，更烘托了一個唯唯諾諾的懼內者形象，也使人更加同情他，而只有簡短台詞的妻子，雖然沒有正面露臉，卻難逃「悍妻」的惡名。雖說「人人驚某大丈夫」，「怕老婆」使男人贏得「大丈夫」的美名，但他的妻子卻不一定獲得「賢妻」的美名，反而可能落得「母老虎」、「兇婆娘」的封號。
三、 鰥夫、「離婦」的形象與評價
「死某歌」（＜新樣死某歌＞）塑造一個癡情男子的形象，對於亡妻思念不已，聲聲呼喊「我某阿吪」，確實令人動容。從正月到十二月的節令，觸景傷情，說出男子對妻子的種種依賴，例如：
四月人挽豆 ，開阮某死冥日 哭，放得幼子在腳兜 ，我某阿吪。
五月爬龍船 ，人人有某去遊江，開阮無某守空房，死某阿吪。
十月人收冬，開我無某愛冥夢 ，夢見老某入阮房，我今伸手摸無人，我
某阿吪。
十一月是冬至，家家厝厝人梭員 ，大子小子卜 討錢，開我無某顧子兒，
我某阿吪。
像這樣的日夜哭，守空房，夢醒無處尋覓，果真是深情不移，對亡妻有深厚的情感。而這樣的感情有時也必須藉由幼兒乏人照顧的理由，使之更加強烈。每逢節日時形單影隻，家中無主婦的情景更是倍增淒涼。
歷代文學作品中，有「悼亡」的主題，元稹＜遣悲懷＞與蘇東坡＜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可謂名作，但比起文人的修飾含蓄，「死某歌」是樸實而生活化的，它以十二月令起興，也是民間歌謠常見的模式，在物換星移中，自然流洩對亡妻的思念，而強調小孩沒人看、生活沒人照料等，也將此情此意落實在生活的層面。換個角度比較，歷代雅俗文學中，也不乏相思怨別、守望歸人的作品，但大多是以女性為敘述主體，述說她對離鄉或死去的丈夫的思念之情；民間小調「五更調」、「十二月調」也常見這類題材。然這本歌仔冊不選望夫哭夫的文本，卻選哭妻的文本，考量點是什麼？篇名裡的「新樣」，是否暗示著這是新近流行的歌謠，因此在常見的哭夫歌謠中，顯得獨特新鮮？在大量望夫哭夫的「五更調」、「十二月調」之外，「死某歌」的出現，應是別有意義的，它昭告世人，世間不獨女人癡情守分，也有男人若是；男人喪妻，照樣失魂落魄，值得同情。
相較於「死某歌」中的鰥夫，「厘某歌」對離婚婦人就不是那麼認同了。古代習俗並無離婚二字，只有休妻，被休離的婦女，社會地位甚低，即使有自動求去的，處境也不會很好。即便進入民國以後，有新式婚姻觀念，出現離婚現象，但離婚婦女的處境仍然不見改善；譬如經濟上的問題，一向以丈夫為主的婚姻活，被休離的婦女，為求經濟上的支柱，除非娘家收容，似乎也只有再嫁一途。因此「厘某歌」（＜新傳厘某歌＞、＜最新厘某歌＞）中的離婦，就不斷求神拜佛，祈禱自己再嫁如意郎君：
走去石碼下翁公 ，翁公翁公，雙目金金 保庇阮再嫁，嫁的一个郎君子弟
不高不低，肥肥白白。也下日日爻 讀書，也卜暝暝靠床土乾，也卜食了
烏煙 ，兩人久久恩愛。
這個理想丈夫是個白面書生，又會讀書又陪她吸鴉片，兩人恩愛不渝。但這不表示敘述者對厘婦是同情、祝福的，因為整首歌仔是以諧謔的口吻在調侃她，她在前文被塑造為「鄉里下姿娘 」，即粗鄙的鄉村婦女類型，說她三十九歲才學纏腳，一雙大腳足足有二尺八，雖然愛漂亮，卻邋遢無比；加上好吃，屢次偷拿人家剛蒸好的糕粿，藏在褲頭，燙得差點燒掉屁股。這樣的婦人若想再嫁白面書生，無疑是天方夜談，也可見歌仔冊的敘述者是以嘲弄的眼光在描述這麼個婦人。
此外，就在「鄉里下姿娘」祈求「兩人恩恩愛愛」的文句之後，文本的後半部也塑造另一個厘婦「無用姿娘」的角色，而且命運坎坷，再嫁無望，到處流離失所：
春無用姿娘總著厘 ，厘去興化大城，大嶺，小嶺，風亭，峻嶺，惠安，
泉州城，小山城，大山城，福州，……厘到無人知，虷江，大漏，去石獅，
行到無路徑，石碼隔溪，行到目滓流，安海地兜，參水頭，行到心歡喜 ，
行來陳隸漏聖乾，行到尋無路，返來寮仔街，折破布。
這個「無用姿娘」幾乎走遍了閩粵兩省的大城小鎮，「厘到無人知」說她被休離後，東飄西零，無人知其去向；「行到目滓流」、「行到尋無路」兩句，可知其辛苦萬分，走投無路的困境，最後只好再回到「寮仔街」。但歌仔的敘述者並沒有同情她，因為接著是：
唱歌是唱歌，出來相牽又相拖 。是恁大家甲我唱，我但的無奈何。無用
查某聽一見，短命鼓脹著大病，漏屎症路旁屍 ，七吐八吐念了歸大篇 。
敘述者連忙推托責任，說是大家要他唱的，他是無可奈何的。但這首歌仔已被「無用姿娘」聽見，她氣憤得一連咒罵他「短命」，會得大病，得拉屎症，像無人掩埋的路旁屍。這又是個潑婦駡街的形象，儘管其頭她歷盡滄桑，但被塑造為惡語咒罵的無理婦人，是不可能引起旁人對她的同情與憐憫。
敘述者一直是以活潑、輕恌、嘲弄的口吻在說唱這個文本，從開頭的「東邊出日西邊烏，和尚無某尋厘姑，尼姑本是和尚某，和尚偷提尼姑褲。明山嶺後一叢匏，風吹包葉吼夫夫。大漢娘子嫁小婿，恰是牧童騎水牛。」等句，就顯現了詼諧、諷刺的風格，接著述說各類丈夫的優缺點，也是採取逗笑嘲諷的手法，例如：「嫁的穩龜翁，困去被底能格空。嫁的白頭翁，一冥牽被塞鼻空」，說的是嫁給駝背丈夫，睡覺時棉被會被架空；嫁給白髮的年老丈夫，整晚上都會拉被子塞住鼻孔，蓋因老人身上有體味。在這樣的基調下，敘述者對「鄉里下姿娘」是嘲諷的，對「無用姿娘」當然也是嘲諷的，對整個尋覓良婿的歷程與願望也是嘲諷的。
「厘某歌」針對「厘婦」的身分，透露的是輕蔑的眼光，也醜化「厘婦」的形象。彷彿也在告誡婦人，切莫不賢慧而被休離，也不要輕易求去，免得落此下場。
四、 娛樂、勸世與性別政治
歌仔冊是流行一時的通俗讀物，其中也有民間藝人說唱的底本。在一九三○年代，歌仔的說唱藝術還一度和唱片工業結合，使之流傳更迅速 。可以說，在一九二○、三○年代歌仔冊的影響力是相當廣大的，當時的人們從中欣賞故事與歌謠，既獲得娛樂調劑，也聽取勸世的道理。
娛樂與勸世，允為通俗文學的兩大功能。以「打某歌」、「打尪歌」的歌仔冊來看，當毆打的戲碼上演，唇槍舌劍，拳打腳踢，經誇張的手法表述，其實是具有吸引力的，如同兩人打架時，有人勸架，也有人圍觀叫好，現場情況再經轉述，更是閒談的好材料。尤其是夫妻吵架，本是閨房內的隱私，既公開在眾人面前，惹得親友勸架，鄰人議論，不啻提供一場鬧劇，經眾人欣賞評點，終於以夫妻和好收場，好事者難免「津津樂道」，傳揚出去。歌仔冊的敘述者就如同那個好事者，當他形容惡夫如何大聲叱喝妻子，拿起木槌、菜刀打人、砍人，歷歷如在眼前，讀者聽眾一方面可憐挨揍的妻子，一方面也會在心理上激起情感的振盪，與情節一同起伏，獲得心靈的洗禮。同理，在講述悍婦毆夫的事情時，敘述悍婦不僅拿木槌、石頭歐夫，還強調她有時會以抓頭髮、針刺等較陰險的手段對付丈夫，使讀者聽眾的印象更加深刻，加深了閱聽的心理感受。
「跪某歌」與「死某歌」的表演性更高，更具有戲劇化的趣味效果。一聲聲的「引某吪」、「我某啊吪」，彷若哭調中的高聲吶喊，在戲劇表演中這時的人物往往有搥胸頓足、涕泗縱橫的舉動，本應激起同情，但表演過頭，太誇張的時候，也會引人爆笑。如同「跪某歌」，丈夫一再求饒，妻子也一再咒駡他，兩者對話間總插入「引某吪」，形成一種特殊節奏，增添了詼諧的趣味。而「死某歌」裡的「我某啊吪」則具有加強鰥夫深情形象的效果；然而試想一個「大男人」思念亡妻，聲聲哭喊，實非比尋常，如果不是戲劇的誇張，現實中應該很難看到實例，甚至於現實也可能根本不允許他這樣哭喊的。這不禁使人猜想，歌仔冊假設的讀者群是女性，因此企圖用唱哭調的方式來打動女性讀者的心。
「厘某歌」一開始就是戲謔的台詞，拿和尚尼姑開玩笑，後面的一堆丈夫類型也都不對味。「鄉里下姿娘」的邋遢形象和她祈求再嫁的願望充滿了落差，有滑稽突梯之感；「無用姿娘」最後使出咒駡無辜的潑婦勁，直叫人噴飯；這都促成了「厘某歌」的娛樂效果，而使人忘記去同情被休離、無依無靠、歷盡滄桑的苦命婦人。
歌仔冊中的勸世思想，有的已藉字句表出，如「打某歌」所言「人人驚某大丈夫，少年打某豬狗牛」、「恁今二子著和順，夫妻和順值千金」，「打尪歌」也強調「雙人一時相叫好，夫妻和順到百年」。這種以和為貴、家和萬事興的思想，也是民間經常倡導的觀念。
但未曾表諸文字的，則尚有探討的空間。特別是對於男女兩性的看待標準，有無差異？「以和為貴」是不是對女性的片面要求？有無抬高、鞏固男性的優越位置？這都是極需從細微處探討，以窺見其間性別政治的運作。
性別政治的觀念來自於女性主義學者凱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在其《性政治》所提出，她所謂的政治，不只是政府統治人民的問題，而是泛指「指一群人用于支配另一群人的權力結構關係和組合」，在兩性之間呈現的是「男人按天生的權利統治女人」，「性支配」是人類文化中「最普遍的思想意識，最根本的權力概念。」 此處的「性政治」，我們也可將之擴展為「性別政治」，因為男性對女性的支配權力，不僅源於生理上的「性」（sex），也借力於社會文化所建構出來的「性別」（gender）。「性政治」或「性別政治」為我們在分析兩性關係上提供相當新穎的角度，有助於我們更清楚地看見兩性抗衡權力的脈絡。
歌仔冊流行於通俗社會，說唱歌仔的民間藝人擁有的也是俗世的觀念，在他身上累積的是傳統的道德觀與價值觀；而為迎合一般民眾的口味，也增加一些誇張的、趣味的細節。在傳統男尊女卑、男性中心的思想下，歌仔冊並沒有偏袒男性，盡是指責飆悍的女性，反而相當公平的出現了惡夫與悍婦兩個對照的形象，「打某歌」與「打尪歌」中的暴力書寫與勸世觀念也是勢均力敵。這表示歌仔冊是採用普遍觀照的眼光，既發現有暴力行為的男人，也發現有暴力行為的女人。可注意的是，被虐打的對象他們的反應不同，被惡夫壓迫的妻子，以言語（包括求神祝禱、向來問候的親友訴苦）宣洩苦楚，但仍然遭到惡夫的恐嚇，終至以菜刀和鍋蓋攻防。而文本有云「親戚五月得知機」，這樣的家暴情形已經歷經多時，但靠妻子的言語還擊並無法阻擋惡夫的行為，而是要靠婆婆出面，並且要求她原諒丈夫，不再與他賭氣，以和為貴，才收拾了殘局。而遭遇悍妻的丈夫，雖然一再出糗，但經過下跪哀求妻子不要再暴力相向，終於解決問題。從文本中「暗靜舉針就來刺」句看，這樣的虐夫行為也不只一次，但其夫自力救濟的方式顯然有效。看來兩個文本都顯示了夫妻吵架，「床頭打，床尾和」的道理，總要有一方隱忍下來，才能彼此相安無事。
如是，通俗大眾對於家暴事件似乎也還是「以和為貴」，並不能像現代社會立法制裁 ，但社會大眾對惡夫與悍婦，到底對哪個比較包容，哪個譴責較重？有兩個差異點可以比較，一是對人物形象的刻畫，二是看改變行為的人是誰。
對人物形象的刻畫方面，在「打尪歌」中，一開始就描寫這個悍妻的負面形象：「新唱打尪一歌詩，說來真正有處味 。正是內山 人民氏，此人在家真惡姓 ，嫁著一尪小字姓，一日食飽走東東。品伊真正爻肴打尪，趁無錢銀交伊手，打尪舉起竹掃宙帚，打教因尪結成留。 一日食了嘴哄匕 ，品伊真正爻拍尪」，據其形容，這悍妻來自內地，可能是個大姓、大戶人家，向來個性就壞，嫁給一個小字姓的丈夫，家族地位不如其娘家，於是更加驕慢，每天吃飽擦擦嘴就走，到處東家長西家短，丈夫賺錢不夠多，不能交錢給她，就開始打丈夫。這些描述，無疑已使人對此悍妻產生厭惡，加上她的惡形惡狀，難怪到後面會出現人人喊打的局面（「厝邊人人不愿伊，搬唆因尪共打死」）。相對的，「打某歌」中的惡夫，並沒有這樣的背景描述，只見雙方互相怨嗟；這似乎暗示這對夫妻吵架是司空見慣的事，所謂一個巴掌拍不響，惡夫以暴力相向，顯得強勢，妻子以言語對抗，顯得弱勢，但夫妻雙方都是有缺點的；因此被當作「清官難斷家務事」來處理，只要雙方和解就好，並不特別苛責這個惡夫。比較之下，悍妻的確是比較受到責難的，打老公的女人之被社會唾棄，不只因為她打了人，更因為她是個不合婦道的惡妻。
就改變行為的人這點看，「打尪歌」最後是悍妻收斂起來，接受丈夫的懇求與勸告，兩人和好。「打某歌」是妻子接受婆婆的勸告，不再對惡夫生氣，因此兩人當天立誓，和諧到百年。「打某歌」的結尾收得有點倉促，不知道惡夫聽了其母勸說的反應是什麼──可能他也氣消了，所以與妻子和解；但他有沒有把「人人驚某大丈夫，少年打某豬狗牛」的話聽進去呢？歌仔冊文本的省略，會不會也表示這些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妻子要能容氣吞聲，要聽婆婆的話，才能止息這場戰爭？如果是，我們就很有理由說，歌仔冊所代表的世俗觀念仍然是以男性為中心，所以要防止男人毆妻，最好的辦法就是要女人閉嘴，忍讓，處處以家和為前提，而不是她身心的痛苦。
再看歌仔冊對失婚者的態度。「死某歌」裡的鰥夫令人同情，「厘某歌」裡的厘婦則受到恥笑。傳統社會裡，女性以婚姻為依歸，從一而終的觀念下，再嫁本來就比再娶困難。歌仔冊塑造深情的鰥夫，使人感動之餘，更加強死了老婆的男人應該續弦的想法，否則誰來替他照顧幼兒，誰來替他料理生活，誰來安慰他寂寞的心呢？相反的，傳統社會對寡婦可沒有這麼體貼，寡婦就應該含辛茹苦的把孩子拉拔大，贏得一座貞節牌坊 。至於被休離的婦女，如果要得到眾人的同情，大概也需要靜默孤獨地過一生，如果像「厘婦歌」這樣想要再嫁個如意郎君，必定遭人訕笑，人們並不祝福她會尋得生命的第二春。由此可見，歌仔冊所透露的，仍是男性優於女性的社會地位，女性的生命境遇並沒有開拓的機會。
如前文所析，歌仔冊透露了社會大眾對打老婆的惡夫容忍度較高，對打老公的悍妻則嚴重譴責；對鰥夫寄予同情，對離婚婦人則充滿鄙夷與嘲諷。這些現象可證明，歌仔冊在提供大眾娛樂與勸世道理之外，也隱含性別政治的運作，對女性的道德標準較嚴，希冀女性遵守既定的性別規範。通俗文學往往不能突破傳統社會的價值觀，相反的，它擔任傳遞與鞏固的角色；在欣賞大眾娛樂之外，我們也應察覺它所蘊含的性別政治，俾便對女性的處境寄予更多的理解，提供另類角度的審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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