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上海正月初五接财神习俗于道光年间开始流行，并形成了自身的一些特点，同治年间接财神已经成为商家市民都热情参与的节日活动。上海人所接财神有多种，各种人接财神的方式也有所不同。民国以来，由于来自西方的科学文明话语对传统民俗的批判以及政治革命话语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干预，接财神习俗活动一直处于被抑制状态。解放后，政府采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政治革命和破旧立新，造成接财神习俗活动在“文革”期间完全停顿下来。改革开放以后，政治高压解除、市场经济发展、宗教政策宽松，接财神习俗得到重新恢复和流行，并形成了当下上海人接财神活动热情高涨的局面。 关键词：接财神习俗； 科学文明； 政治革命； 抑制； 复兴 第一次在上海过新年的外地人，大都对正月初五子夜传来的密集鞭炮声感到意外，也对上海市民接财神的热情感到吃惊。上海市民接财神的热情不亚于迎接新年。一位上海本地的民俗学者描绘道：“从初四夜至初五凌晨，全城除严禁放爆竹的地方外，必定鞭炮大作，四野响成一片，连绵不断，其声势与除夕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环卫部门打扫烟花爆竹残屑的数量也证实这一点。2005年除夕清理炮屑1100多吨 ，初五数量与除夕大致相当；2006年除夕和初五清理炮屑近2500吨，除夕与初五大致相当，各1200多吨。 2007年除夕清理炮屑1450吨，初五清理炮屑1400吨。 初五接财神产生的炮屑与除夕大体相当，可见上海市民接财神热情之高涨，声势之浩大。 那么，上海人何时开始接财神？接哪些财神？怎样接财神？接财神习俗活动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当代接财神习俗复兴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都是本文试图要考察清楚的问题。 一、上海人何时开始接财神 近年上海市民正月初五接财神的热情非常高涨，声势之大大有超过除夕接年的趋势，但是，考察接财神的历史却发现，这种习俗活动比之除夕接年要晚得多。明朝万历年间编修的《上海县志》没有提及正月初五接财神，清朝康熙年间编修的《上海县志》也没有提到，乾隆十五年（1750）续修《上海县志》也没有记载，乾隆四十九年（1785）刻本《上海县志》仍然没有见到这种记载。与上海县比邻的奉贤（现为上海市下辖的一个区），乾隆年间刻印的《奉贤县志》也不见有这种习俗。历史上的上海县属松江府管辖，嘉庆年间（1796—1820）的《松江府志》对正月的各项民俗活动记载较详，但也未见初五接财神。乾嘉时期的华亭人陈金浩《松江衢歌》描述包括上海县在内的松江府民间节令习俗，其中有过年、元宵、清明、端午、乞巧、中秋、重阳、冬至、除夕等节日，甚至还描述了千秋节为皇帝祝寿、暮春游山踏青、六月卖凉食、八月看潮头、深秋看红叶等民间习俗，却没有提到正月初五接财神。 乾嘉时期杨光辅的《淞南乐府》，描绘上海地区的名胜风物、街市商贸、风俗习尚，也只字未提正月初五接财神。道光之前的其他上海竹枝词也未提及于此。鉴于接财神习俗首先是在城市和商贾中间流行的习俗，这时虽然并不排除个别商贾之家已有接财神活动，但是可以断定的是，道光以前正月初五接财神作为一种习俗仍未在上海流行起来。 在江苏省南部环太湖地区的其他城市，如苏州、无锡、常州、宜兴等地，正月初五接五路财神的习俗比上海出现得早，有的地方早在清初康熙年间就有记载了。康熙三十四年（1696）《常州府志》描述正月习俗时说：“祀五路神，祈利达也。” 五路神，就是路头神、五路财神。雍正九年（1731）《昭文县 志》载：“（正月）五日祀五路神，以祈利达。” 乾隆十六年（1752）《无锡县志》载：“（正月）五日祀五路神，以祈利达。” 嘉庆二年（1797）《宜兴县旧志》也载有：“（正月）初五日，俗传‘路头生日’，具牲醴致祭，大小户皆然。” 这种习俗发展到“大小户皆然”的程度，可见已经蔚然成俗，十分流行了。 上海县距离太湖将近200里，位于环太湖地区的东部边缘，在地理位置上偏居海隅；然而沟通内地、连接海外也正是上海的优势所在。从明朝开始，尤其是嘉靖三十二年（1553）筑城以后，上海商贸活动日益频繁。入清以后，来自苏州、宁波、福建、广东以及日本、吕宋的商人纷纷在上海造房租店，开市经营，上海成为人物荟萃、货品杂陈的“东南名邑”。嘉庆年间的《上海县志》载：“自海关通，贸易闽粤浙齐辽海间，及海国舶卢（舻），浏河口淤滞，辄由吴淞口入舣，城东隅舳舻尾衔，帆樯如栉，似都会焉。” 上海与其他地方的人员货物往来非常频繁，尤其是苏州、无锡等地。这些地方与上海有多条河道相通，航运便捷，联系密切。实际上，环太湖地区同属吴方言区，很多风俗习惯都是相似的，民间崇拜的神灵也都相差无几。明末《云间杂志》有四处述及五通神惑淫人妇也致人钱财的事情，其中一处云：“镊工张姓者，其妻为五通神迷惑。夫每出，必向床祈祷往何方得利，稽之于笤，不爽毫发。然每日所得银，不过五六分耳。妻告神曰：‘胡不多与，以满其欲？’神曰：‘此人福薄，多则祸至矣。’” 松江府的这种崇拜五通神情况与苏州很接近。康熙年间江宁巡抚汤斌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说：“苏、松祠有五通、五显及刘猛将，五方贤圣诸名号皆荒诞不经，而民间家祀户祝，饮食必祭。” 这里汤斌把苏州与松江并列起来介绍五通神崇拜情况，在风俗上也将两地视为一体。上海与苏州、无锡等城市同属于环太湖的吴文化区，而上海“偏处海陬，风气颛朴，人仰耕织而食” ，相当长时期内在文化上相对落后，很多文化习俗都是后来从苏州、无锡等地传播而来。上海正月初五接财神习俗也不例外，也是从这些地方传播过来的。 那么，正月初五接财神习俗是何时开始在上海流行的呢？可以初步断定为大约道光年间。上海县诸生张春华刊刻于道光十九年（1840）的《沪城岁时衢歌》最早描述这一习俗： 三日新年息曳裾，觅闲窗下觉颜舒。 忽闻吉语听来切，元宝一双金鲤鱼。 张春华在这首诗下自注道：“俗于初五子分，备宝马牲醴极丰盛，为接财神。必用鲜鲤极活泼者，为元宝鱼。先一日，担鱼者呼街巷，有以红丝扣鳍踵门而来者，谓送元宝鱼。”从诗注可知，到道光十九年，正月初五接财神习俗已经开始在上海流行了。或许是受修志周期的限制，上海地方志对这一习俗的记载要晚三十多年，直到同治十年（1871）《上海县志》才有这样的记载：“（正月）初五，接财神，用鲜鲤，担鱼呼卖，曰送元宝鱼，至暮轰饮，曰财神酒。” 这个记载跟张春华描述的情况基本吻合，不过又多了晚上众人一起狂饮“财神酒”的枝节，可见当时上海人接财神的热情已经很高了。 二、接哪些财神 上海所接财神与苏州、无锡、常州、宜兴等地一样，都是路头神、五路神、五路财神 。至于哪五路神，说法也有多种，大多数人以为是赵公明等五位财神，或者杜平等五位财神。不过近代以来上海的财神也在变化，关公、比干、范蠡、沈万三、文昌帝君、利市仙官等也都曾被当作是要接的财神。上海开埠以后，作为一个高度移民化的城市，来自不同地域、不同职业的人，所信奉的神祇有很大差别，所接财神也未必相同。 五路神的前身应该就是五通神，也即五显神。 五通来自佛教，本为鬼类，唐代已有记载。 《龙城录》云：“柳州旧有鬼，名五通。” 两宋时期，五通崇拜开始盛行南方各地，且多有五通致人财货、淫惑妇女的传说。洪迈《夷坚志》载：“临川水东小民吴二，事五通神甚灵，凡财货之出入亏赢，必先阴告。” 又有长沙人孔思文，因家祀五通，“金银钱帛，赠饷不知数”。 新安人吴十郎，避灾荒流落到舒州宿松县，也因家祀五通而“家业顿起，殆且巨万”。 五通给人带来财货的传说，一般都伴随五通神夜间盗窃他人或官府钱财的情节，以此解释财货的来源。元明时期，各地出现了很多五通祠庙，有树下小庙，也有规模较大的庙。元末农民起义将领陈友谅就“以采石五通庙为行殿，即皇帝位”。 既然可以举行登基大典，这个五通庙规模应该比较大。五通祠庙香火最旺当数苏州上方山五通神祠，《清史稿》记载道：“苏州城西上方山有五通神祠，几数百年，远近奔走如鹜。谚谓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少妇病，巫辄言五通将娶为妇，往往瘵死。” 汤斌奏折中描述道：“苏州府城西十里有楞伽山，俗名上方山，为五通所踞，几数百年，远近之人，奔走如鹜，牲醴酒牢之飨，歌舞笙簧之声，昼夜喧阗，男女杂遝，经年无间歇，岁费金钱何止数十百万。商贾市肆之人，谓称贷于神可以致富，重直还债，神报必丰。” 对于致力“敦本尚实，使民还淳返朴”的汤斌来说，这种荡民志、耗民财、败坏风俗的淫祠是一定要治理的，所以他对上方山五通神祠采取了严厉措施，将木偶神像付之一炬，将泥塑神像投之湖底。他还督责所属各级官员查毁此类淫祠，并责令巫觋改业，不得再散布邪说诳惑百姓，并奏明康熙皇帝同意：今后敢有兴复淫祠者，严加治罪。经过汤斌这次毁禁淫祠的打击，五通崇拜渐趋寝衰，遂更名为五路神，其致人财货的功能也逐渐转移到五路神身上。顾禄《清嘉录》云：“康熙间汤文正斌巡抚江苏，毁上方祠，不复正五显为五通之所讹，而祀者皆有禁矣。因更其名曰路头，亦曰财神。” 也有当代学者据此推测五路神即五显神，“以清初汤斌巡抚江苏，禁其祀，遂更名”。 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其实，五通神更名，也是其脱胎换骨的神格转变过程。当代学者范荧说：“尽管五路与五通之间存在渊源关系和颇多同一性，然而，由五通演化为五路，并不仅仅是名称的转换，其神格也出现了重要的改变。最突出的是，五路凸现的是比较单纯的‘财神’性格，所以民间也径称其为‘财神’。神格上的这一转化，既与官方的态度有关，也由民间的社会心理使然，‘淫人妻女’的邪行毕竟有悖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社会规范，难以为人接受。” 五通神虽致财却又好淫的表现，不能不让崇拜者有所顾忌，也给官方打击淫祠提供了口实，更名五路神之后，则尽擅其致财之利而避其邪淫之患，五通信仰因此没落，近代趋于泯灭，而五路神因致财功能被放大，信仰者日趋众多。 民间社会习惯于给神灵敷衍故事以解释其来历、特性和功能。五路神脱离五通神原型之后，也脱离了旧的传说，同时敷衍出一些新的传说。在清代出现的《财神宝卷》中 ，五路财神被说成五位结拜弟兄，他们是大财神杜平、二财神李泗、三财神任安、四财神孙立、五财神耿彦，生活于商末周初。杜平居住在朝歌城外南岭村，三春时节，他乘船到扬州城琼花观烧香游春，恰遇四个贤弟，皆是同一年的正月初五子时出生，于是他们在神前结拜为弟兄。杜平将四弟兄带到家中居住，五人“日间猜拳行酒令，夜来比武做将军”，过着快乐的日子。两月之后，杜平说与其坐吃山空，不如经商赚钱。五弟兄凑齐本钱，开始到各地贩货，每一次都大赚数倍，赚得“铜钿银子斗来畚”，银子堆山积海，无处存放。杜平决定做蚀本生意，向天下散财。他们夏天贩卖烘炉，冬天贩卖扇子，不料由于出现反季节天气，仍然大发利市。最后，他们向皇上献金龙宝扇，皇上问金龙宝扇有何好处，他们大肆夸耀金龙宝扇能给人带来好运和财富，如：“万岁扇了金龙扇，上朝文武官，金銮殿上参,干戈永息万民安。文武官扇了金龙扇，尽忠保国安,食禄正能干,代代儿孙做朝官。” 皇帝（或玉皇大帝）敕旨，加封他们为五路财神（或五路大将军），掌管天下财富，降福消灾受天下人供养。 杜平、李泗等弟兄五人合伙做生意发大财，又转而故意蚀本散财，散财不成反而发更大的财，后来被加封为五路财神大将军，这对市民，尤其是商人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故事情节。请人宣讲宝卷表达对财神的崇奉，宣讲人也以吉语满足听众的求财心理。如《小财神宝卷》开头道：“清香明烛炉内焚，五路财神到门庭。双手托子金元宝，财利元送斋主门。今朝宣了财神卷，斋主生意不必寻。不多几日铜钱多，库内金银若地平。” 《喝彩财神宝卷》开头道：“焚香点烛，财神赐福；各公洗耳，元宝进屋。” 这种吉祥好话市民商家爱听，而宝卷中的传奇情节也很吸引人，连小孩子都爱听。上海有一首题名《宣卷》的竹枝词道： 道人宣卷唤先生，演讲仙家做苦成。 闺阁娇娃多爱听，清谈娓娓对孤檠。 连“闺阁娇娃”都爱听，可见宣卷是有一定影响的。然而，杜平、李泗等人的名字并非民间道士或巫觋随意杜撰出来的，在元代《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四中有“五盗将军”，他们分别是杜平、李思、任安、孙立、耿彦正，据介绍他们原为南朝宋废帝时期的五位盗寇，在一方作乱为盗，后被官兵捕杀。这五人死后又作怪，继续在当地为盗，祭者称他们是“五盗将军”。 “五盗将军”能以盗致财，明清时期也被民间奉为财神。 《财神宝卷》正是借用他们的名目来敷衍故事情节的。上海城隍庙财帛司，有人称所塑财神姓杜，名叫杜学文，这显然是受到宝卷影响的结果。 另一组五路财神是由赵公明（又称赵玄坛）和他的四位部下构成的，其广为人知的故事则是从《封神演义》中生发出来的。小说中的赵公明隐居峨眉山罗浮洞修炼，应闻太师邀请下山助战，攻打西岐。他骑黑虎、执铁鞭来到阵前，给姜子牙造成很大麻烦。姜子牙用收魂术除掉了赵公明，最后封他为“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之神”，率领四位部下迎祥纳福、追逃捕亡。他的四位部下：萧升被封为招宝天尊，曹宝被封为纳珍天尊 ，陈九公被封为招财使者，姚少司被封为利市仙官，都跟招财宝、发利市有关，民间把他们当作财神。赵公明作为他们四人的顶头上司，当然就是主财神了。然而，赵公明是一个古老的神仙，早在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文献中就已经出现了，不过他是一个令人生畏的瘟神。以前不少研究者都认为，受到《封神演义》的影响，赵公明摇身一变成为财神。其实，《封神演义》是宋代以来在勾栏瓦肆中广为流传的《武王伐纣》讲唱文学的基础上，由文人加工编撰而成，其中的人物和情节大具有深厚的历史、宗教、传说的来历。就以赵公明为例，元末明初编成的《道法会元》中他已经具有了财神的特征： 元帅姓赵名朗，一名昶，字公明，终南山人。秦时避乱山中，精修至道，功成圆满，被玉帝旨召为神霄副帅。 按：元帅乃皓庭霄度天慧觉昏梵炁化生，其位在乾，金合水炁之象也。其服色，头戴铁冠，手执铁鞭者，金遘水炁也；面色黑而胡须者，北炁也；跨虎者，金象也。故此水中金之义。……驱雷役电，致风呼雨，除殟剪祟，保病禳灾，元帅之功莫大焉。至如公讼冤抑，神能使之解释，公平买卖，求财利宜和合。 刘仲宇对“其位在乾，金合水炁之象也”分析道：“依后天卦位图，乾卦位于西北，依五行说，西方属金，北方属水，所以称他乃是‘金合水炁之象’。” 按照五行说，西方属金，其兽为虎，其色白，北方属水，其兽玄武，其色黑，我们可以在今天道观内的赵公明塑像(面生黑须、头戴铁冠、右手执铁鞭、左手拿元宝、披金甲、跨黑虎)当中看到很多“金合水炁之象”，这个形象来自道教对赵公明的塑造而不是《封神演义》的加工。道教对赵公明形象的塑造，并非仅凭幻想，而是依据“其位在乾”这个基本定位，按照五行、八卦之说加以元素对应，从而构成了赵公明的基本形象特征和功能特点。相比关公、文昌帝君等兼职财神，近代以来赵公明可以说是一位专职财神了。上海市民认为财神就是赵公明的情况最普遍，有竹枝词云： 灯烛辉煌供牲醴，玄坛到处受欢迎。 神权是否随人愿，滚滚财源济苍生。 这首竹枝词明确点出财神就是赵玄坛。还有其他一些竹枝词、地方志也都持这个说法。上海近代小说中提及财神，也总是把财神等同于赵玄坛。 上海正月初五所接的还有一位五路神，名叫何五路。《重辑张堰志》（民国九年金山姚氏松韵堂铅印本）载：“五日为路头神诞，神姓何，名五路，元末御倭冠（寇）死。市肆于初四夜张灯悬采，陈以牲醴，争先祀之，谓之接五路。” 五路神为元末何五路的说法最早见于《无锡县志》，而对于这个说法，顾禄予以否认，他说：“今所祀财神曰五路，似与此五路无涉。” 倭寇之患在明朝中后期，不在元末，这个说法于历史失据。它是后人编造出来的财神溯源传说的一种，用于解释身世不明的五路财神的来历。 需要说明的是，上海市民正月初五接财神一般都不言明接哪一位或哪一组财神，泛言接财神，并不在乎接来的是哪些财神。笔者曾经在社区、街头和道观向市民了解他们要接哪位财神，一般得到的回答总是说不管哪位财神，接到就行。他们看重财神利市发财的功能而不管具体是哪位财神。我们可以运用普罗普《故事形态学》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普罗普认为民间叙事中一个人物可以被其他人物所取代的，而功能项保持不变。他说：“类似于神灵的特性和功能从一些神转到另一些神，最终转到了基督教圣者身上那样，一些故事人物的功能也正是这样转移到了另一些人物的身上。……功能项极少，而人物极多。” 财神信仰及其传说也是如此，表达的功能只有一个，那就是表达追求财富的愿望，而财神却有很多位。对于接财神的人来说，接到哪位财神都一样，都具有相同的功能。 [分页] 三、怎样接财神 上海接财神是从苏州等地传来的，要说清楚上海怎样接财神，首先要考察一下苏州等地是如何接财神的。首先，接财神要赶早，如蔡云《吴歈》有竹枝词：“五日财源五日求，一年心愿一时酬。提防别处迎神早，隔夜匆匆抢路头。” 本来是五日接财神，四日夜就开始行动了，因为怕别处行动更早，把财神先接走了。大家都提前接财神，都提防别处把财神提前接走，于是形成了众人在初四夜甚至傍晚就“抢”财神的局面。其次，接财神很热闹，要摆设祭品，祭完还要放鞭炮，有的人还请优伶班演戏，如《同治苏州府志》称：“（正月）五日祀财神，或于四日夜半陈蔬果牲醴，然（燃）烛焚香，画纸为神。祭毕爆竹，聚而饮福，或设优戏。” 第三，有些地方还有财神出巡活动，如《盛湖志》（民国十四年刻本）也对接财神活动有较多描绘，其中还提到了初四夜有财神出巡活动：“初五日赛路头会，预于初四夜迎像巡行于市，列绛炬，设馔于堂中，爆竹于户外，谓之接路头。” 初四夜财神出巡时，街道两边火炬高举，所到之处，家家堂上摆设祭品，户外燃放鞭炮，可谓有声有色，盛况可观。 道光年间接财神在上海地区流行之后，地方志、竹枝词、小说、笔记、新闻报道有不少对接财神活动的记载和描写。总的来说，上海接财神与苏州等地很相似，如也要抢早，一般从初四夜晚就开始了。光绪《松江府续志》载：“正月四日夜，市肆祀财神，通衢遍列灯火，喧阗竟夕，曰接五路。” 摆供、放鞭炮、饮酒还有财神出巡活动，非常热闹。但上海接财神也有本地的一些特点。前文引同治《上海县志》载有“接财神用鲜鲤，担鱼呼卖，曰送元宝鱼，至暮轰饮，曰财神酒”。接财神用鲤鱼，还把鲤鱼称作“元宝鱼”，鱼贩担鲤鱼沿街叫卖称作“送元宝鱼”，这是上海的特色，为苏州等地所无。到晚上众人聚饮所谓“财神酒”，在苏州等地叫“饮福”。财与福不能分拆，但是二者有区别，在侧重上显然不同，即上海更注重钱财。这种有上海特点的接财神方式在川沙、青浦、宝山、嘉定各厅县都是如此。光绪《川沙厅志》载：“五日，商贾家接财神，用鲜鲤，曰元宝鱼，至暮轰饮，曰财神酒。” 光绪《青浦县志》载：“五日接财神，用鲜鲤鱼，曰元宝鱼；轰饮，曰财神酒。” 民国十年《宝山县续志》载：“正月五日，迎五路财神。祭品以雄鸡、鲤鱼等为必需，此唯各商铺举行之。” 不少地方志都称是“市肆”“商贾”“商铺”才举行接财神活动，似乎其他市民并不接财神，其实不然。由于上海开埠以来商家如云，大至公司洋行，小至挑担小贩，每逢正月初五都一齐接财神，其声势自然十分壮观，一般市民同样希望碰到发财鸿运，也积极加入到接财神的行列中，于是形成全民性的接财神习俗。 在描写正月初五接财神的过程方面，竹枝词因为兼备文学的生动性、叙事的纪实性和民俗的本色性等优势，跟地方志相比显得更加细腻翔实。上海地区道光以来的竹枝词对接财神的描绘很多。如海上钓侣《过年竹枝词》道：“爆竹相连不住声，财神忙煞共争迎。只求生意今年好，接送何妨到五更。” 袁翔甫（1827－约1900）《海上竹枝词》写鱼贩送元宝鱼和商家用鲤鱼祭财神：“元宝高呼送进来，财东今夜又招财。鲤鱼不跳龙门去，也逐金银上供台。” 东家听到门口有人叫卖元宝鱼，立即就叫送进来。接着鲤鱼就被摆上祭财神的供台，用于接财神仪式。接财神一般要用猪头、鲤鱼、雄鸡为三牲，还要有蜜枣、桂元等精细干果。当然，对这些祭品也是有讲究的，“雄鸡颈上用红纸卷裹，口中衔青大蒜。鲤鱼背、胸、双眼上均贴以纸剪红元宝。” 至于猪头，有的人家用羊头而不用猪头，究其原因，秦荣光（1840－1904）《上海县竹枝词》道： 拜年未了接财神，爆竹通宵闹比邻。 鲤尾羊头增价倍，那知穷汉甑生尘。 作者在诗后有注释曰：“五日接五路财神必用羊头，俗谓天下财神黑虎赵元坛奉回教故也。鱼必用鲤，取与‘利余’音近相谐也。”秦荣光这里揭示了上海接财神用鲤鱼的缘由，取的是谐音双关的吉利含义； 接财神用羊头而不用猪头，因为赵公明是回民，所以用羊头上供。这就牵涉到财神形象的历史积淀和叠加问题了。 我国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流传胡人识宝的传说，唐代又有大批胡人在长安做珠宝生意，关于胡人识宝、觅宝、贩宝的传说更加流行开来，西域胡人与宝物建立起某种内在联系，胡商一定程度上被当作财宝的化身。 于是，到明朝就出现了回回财神塑像。邓之诚先生说：“丙寅冬，于法兰西人亚当处，见回回财神像，高三寸许，深目高鼻，卷发作头陀状，跪一足，手持一宝瓶，座侧有文曰：襄阳府竹山县巡检司舍人□□，成化十年敬造。知是时回回财神之教盛行，且竹山尚属襄阳，舍人犹袭宋元之称，极可珍异。” 这种异域面目的回回财神的一些特征，到清代融入赵公明身上，使他带有了回民的特点。顾禄也说：“（三月）十五日为玄坛神诞辰，谓神司财，能致人富，故居人多塑像供奉。又谓神回族，不食猪，每祀以烧酒牛肉，俗称斋玄坛。” 秦荣光竹枝词中“鲤尾羊头增价倍”，正是当时普遍以赵公明为回民，所以祭财神用羊头而不用猪头的现实描绘。 上海开埠以来创刊的不少报纸每逢正月初五前后也对接财神有所报道。光绪丙子年（1876）正月初七，《申报》新年复刊第一天就报道财神出巡： 正月初四日，上海城隍庙前财神出会。此财神白面黑鬓红袍，即财帛司也，而俗谈以为即五路财神，不知五路则五神，此一神，非五路也。神高六七尺，坐显轿，执事咸备。初四夜财神出会，此风他处所无。 上海城隍庙财帛司中的这位财神虽被有的人称做杜学文，但在造形上“白面黑鬓红袍”，已经受到赵公明形象的影响。从“坐显轿，执事咸备”的出巡场面来看，与上海城隍“三巡会”时的出巡活动相仿。 不过，这则报道也有不确切之处：其一，财神虽称五路，主神只有一位，抬一位财神出巡并无不可；其二，财神出巡并非“他处所无”，如上文引《盛湖志》也有财神出巡活动。 对着张贴或悬挂的财神像焚香叩拜的祭祀形式于清末光绪年间已经开始在上海出现了。《申报》光绪丁丑年（1877）正月初七有一则报道可见端倪：新年初四夜居民商户接路头，俗称接得着路头必发大财，所以众人极其诚敬。然而每年究竟路头菩萨到否，实亦无人眼见，大抵临以神不必见以形。有一个名叫祝阿忠的人，竟买得三尺高的财神像准备拿回店内焚香敬拜，以求发个大财，路过法租界时被巡捕盘查羁押，后经会审开释。 祝阿忠拿大幅财神像行走竟然让巡捕感到可疑，说明当时租界内还不流行或者很少见财神画像，也恰好说明这时正是对财神像焚香祭拜的开始阶段。 到民国初年，悬挂财神像祭拜的情况就很普遍了，这在小说中也有详细描绘。民国元年正月初五《申报》刊出一篇题名《财神语》的小说，详细描绘了挂财神像叩拜的情形，小说描写虽非写实，却也是接财神民俗活动的直接反映。小说以财神赵公明的视角来观察接财神时的社会百态。 昨晚，我带了部下的招财、利市、财童、运神，跨上黑虎，驾起祥云，径往下界。不一时已抵上海，下落云端。只见大家小户香烟缭绕，灯烛辉煌。我下了坐骑，拣一家狠（很）体面的大厦走将进去，只见那家主人正在预备设供，见一张黑脸虬髯的神模，谅为我的小影。我想借此休憩，便把神灵就附上去了。片晌，觉得很不舒服，那知他们将神模折叠了，用浆糊黏牢我的手足。我被他黏住了，动弹不得。回头见部下招财、利市等，仿佛做了陪绑，也黏牢住在旁边。……那主人穿了一套西洋厚呢的大衣，獭皮的袖领，襟缀了一个光复纪念的徽章。看他点烛烧香，忙个不了。点罢香烛，戴上一顶外国的罗骚帽，深深朝我拜了几拜。……他跪在红氈毹上，暗暗通神祝告说：“财神菩萨，望你保佑我发大财，使那橡皮股份、合蓝格子飞涨，买空卖空得手，我再办了两付三牲来祭献祭献。” 这是一位买办资本家接财神的情形，他祝告的内容都是让财神保佑物价飞涨，让自己买空卖空得手之类，企图大发不义之财。赵公明拂然离开这位买办的家，来到一个乐户家里，看见一群姣滴滴的妓女跪在自己神像前，要求保佑她们发财。 再看乐户家接财神的情景： 当时那主人（乐户）膜拜已毕，他上来敬了一巡酒。……台上陈设的三牲，什么肉啊、鸡啊，都没有煮熟的，怎样可以吃呢？一尾鱼完全是生的。又有一只盆盛满了水，两尾活的鲤鱼，那主人呼他为元宝鱼，在水中泼剌剌的跳，溅得我一脸的水，好没趣味。我谅那家主人穷昏了心，所以台上陈设的没有一件不称作元宝，如元宝肉、元宝蛋、元宝橄榄，至于用几张铜箔锡纸把面糊成一个玩意儿，也呼他是元宝。……忽听得主人说：“阖家来叩头，要送财神了！”我见他们的仆人，掇了一个炉放在庭间，添了些冬青、柏枝之类，又加了些铜箔锡纸做的元宝，将我与部下的招财、利市等一同仰天睡在那些东西上，仆人点上一个火，便觉得烘烘烈烈地烧着了。那主人又将一杯酒、一盅茶一举手就对我们身上泼来，弄得满头满脸浑身的茶酒淋漓。 接下来小说又描写了前清的知县、市场上的米贩子等人接财神的情况。小说的情节是虚构的，但是细节描写上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如送财神时将酒浇到火上，看火势上窜的高低占卜一年生意兴盛情况，就是上海妓女当中普遍流行的做法。这些描写让我们可以看到清末民初上海各阶层正月初五接财神的大致情景。 四、上海接财神习俗的兴衰演变 正月初五接财神习俗在上海流行不到两个世纪，其间有过快速发展，也遭受过抑制和打压，甚至一度消失得无影无踪，后来又逐步得到恢复。今天的接财神习俗与清末不同，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也不尽相同，其间有其自身嬗变的因素，更多是社会文化、政治话语不断干涉接财神习俗活动的结果。下面拟分为三个时期对这一习俗的兴衰演变做一些讨论。 第一个时期，从道光年间到辛亥革命这大约八九十年，是接财神习俗从初步形成到普遍流行的时期。自从上海诸生张春华在道光十九年（1840）刊刻《沪城岁时衢歌》第一次描述接财神活动，此后上海地方志、竹枝词、新闻报道、文学作品多次对这一习俗进行记载、报道和描绘。可以看到，最初只有商家才举行的接财神活动，几十年间迅速转变成一种全民性的习俗活动。1873年农历新年期间，《申报》于正月初六报道了一则由市民接财神引发火灾的报道，由于水龙队和众人及时扑救，火灾并没有延烧其他人家。接下来《申报》评论道：“火者，旺相。敬财神而得旺气，知今岁申地生意各行必旺相加倍矣！” 1910年新春到来之际，接财神引起的火灾更是达到十几起之多，《申报》有人著文道：“初四日夜迭报火警，或谓是夜系接财神之期，被焚户则接着财神。” 文章仅有寥寥数语，但在新年刚接完财神之际，句句都是吉语，顺应民俗人心，颇值得玩味。 这一时期也有人对接财神习俗进行批评，如《申报》曾有《接财神》一文道：“正月初五俗传为财神日，故各商家皆于初四之晚具牲帛接财神，以卜一年之利市。顾合中国二十二省之商家无一家不接财神，而接财神者什九不发财，则财神也徒餔啜耳，未必有权真能祸福人也。” 秦荣光的竹枝词“拜年未了接财神，爆竹通宵闹比邻；鲤尾羊头增价倍，那知穷汉甑生尘”，一方面是商家富人为接财神通宵燃放爆竹，鲤鱼、羊头都价格成倍上涨，另一方面却是穷汉无米下锅，日子没有办法过。竹枝词用对比手法批评接财神活动表现出来的贫富差距和社会财富不均。袁翔甫的竹枝词也有“鲤鱼不跳龙门去，也逐金银上供台”的嘲讽之意，表面上针对鲤鱼，实际上针对的是人，讽刺人不走读书作文、博取功名的正途，而于生意场上营营苟苟以求金银财利。此时对接财神的批评主要依据的是儒家正统思想，也有以求道义为清高、以求钱财为粗俗污秽的传统观念 ，以接财神为迷信而批判之尚属其次。但总的来说，批评、嘲讽丝毫不能阻止接财神习俗活动的进行。 第二个时期，从民国元年（1912）到文化大革命结束（1976），这六十多年是正月初五接财神习俗不断受到批判的时期。先是以西方的科学文明话语为主导，给接财神贴上迷信、愚昧的标签而加以批判；接着又以文化革命、政治革命话语为主导，把接财神当作宣扬封建迷信、追求资产阶级腐朽生活的表征，给予批判和抑制。这个时期又可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12年到1926年为文化批判时期，第二阶段1927年到1949年为文化批判－政治干预时期，第三阶段1950年到1965年为政治干预－文化批判时期，第四阶段1966年到1976年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停顿时期。这四个阶段行政当局的文化政策虽然各有不同，但是总的来说对包括接财神在内的传统民俗的否定力度在加大，国家行政力量不断强化介入对接财神习俗的抑制和打压，最终造成了接财神习俗在上海完全消失。 民国初年首先在历法上“破旧立新”，停用农历，行用西历，这势必严重冲击主要以农历为载体的传统节日。1911年12月31日，南京参议院决定改用阳历，并通电各省知晓。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于翌日发布文告，下令以1月15日补祝新年。时任沪军都督的陈其美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发布通告，宣布民国改用阳历，以便与世界各强国同进文明。尽管政界、商界大力宣传，并于1月15日停止办公，然而上海补祝新年的活动仍没有多少人参加，只有总商会、商务公所发动商人举办灯市，商团士兵组织起来到大街上列队游行，算是对临时大总统号召的响应。 由于大众生活仍习惯采用农历，民国初年不少书商印制日历时采用新旧历对照，以方便使用。 每逢阳历元旦政府规定的新年，民众毫无过节气象；而到了农历过年，政府机关虽只放假一天，民间却与以往一样停止生产商贸活动多日，专事庆祝新年。各家报馆一般都除夕前几天停刊，大年初五以后复刊。租界内的外国人也尊重民俗，沿旧制在农历新年到来之际封闭海关放假四天。 在官方推行的阳历得不到普遍认同的情况下，民间的农历新年活动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大年初一相见“恭喜发财”仍是最常见的祝贺语。新年戏院演戏也讲究吉祥发财，避讳含有失败、死亡情节的不吉利剧目。《申报》曾载文道：“梨园规则，本已烦琐，至新年尤甚。熟于此道者言，新年所唱之戏，不外《财源福凑》、《摇钱树》等吉祥戏。在元宵以前，例不能排归位戏，如《洪羊洞》、《李陵碑》等，而《空城计》亦在避讳之列，因空字不祥，倘排戏后，开戏院者，脱偶亏蚀，即当归咎排戏者，严加交涉。” 有一家取名“民鸣社”的剧院，还曾别出心裁地在正月初四大家准备接财神之际演出《三笑五路财神》剧目，其广告宣称：“恭喜恭喜，恭喜发财，新年见面，总有这目一来！……，民鸣要大家今年大发其财，所以做这本五路财神的戏，……诸君观之，不但灯彩好看，而且可以见见活财神，得着发财的好法子。” 各种活动把正月初五接财神的氛围渲染得十分浓厚，此情此景跟辛亥革命以前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对新年期间国民的种种“迷信”，有人认为主要是没有彻底废除旧历。“当此科学昌明时代，而我国种种之迷信仍未破除，何耶？由于日历未能统一耳。统一日历，即改用阳历，废除阴历之谓也。” 有人号召国民不要搞接财神活动，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创办义务学校，加强对国民的科学教育。 有人则直接讽刺财神赵玄坛的虚无和无能。 有人把阴历新年习俗称作“恶习”，提倡坚决破除。 这种以西方文化为标准审视和判决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的观点一时非常时髦，但是对民间社会的影响比较有限。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以后，透过行政权力加大在文化上的控制力度，并在政治上把废除包括旧历年在内的旧习俗提到“革命”的高度。南京政府采用行政措施取消了过去保留的旧历年一天的假日，甚至让警察在城市的主要街道上劝阻民众的拜年、贺年行为。但是，民众过年的热情并未因此降低。1928年旧历年期间，有人在《申报》介绍上海过年已变和不变之处：“……三十年来，阴历年节风气亦有一成不变者。则送灶神之必用纸轿，祭祖先之必悬神影，接财神之必用鲤鱼，年夜饭之必食豆芽，谓为如意，年初之必食菜心，谓为彩头，则三十年如一日，未之或变。” 接财神习俗在一成不变之列。来自国家的自上而下的干预力量在传达到社会基层的民间社会的过程中阻力重重，民众生活受到一定的干扰，但并没有发生很大改变。1934年初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主张以中国固有的“礼义廉耻”为基本道德准则，从改造国民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入手，企图以此“改造社会、复兴国家”，然而其效果仍然十分有限。反映到上海过年习俗上，小辈对长辈还是要鞠躬或者叩头，“平辈第一回碰见，也须拱拱手，叫声‘恭喜发财’、‘新年得意’等吉利话。一般摩登新人物，也有不拱手和说吉利话的，不过究属少数。” 过年能够摆脱旧俗的人“究属少数”，接财神也不例外，仍然从初四晚上就开始摆供放鞭炮。“到了初四晚上，必要恭恭敬敬的接它一接，意谓这么一来，财神爷爷鉴你虔诚，降幅赐财，生意兴隆，大得其利。” 即便日本人占领上海以后，接财神习俗活动仍然在进行。1939年过年期间，《文汇报》报道说：“到年初四夜，家家商店摆酒接财神，锣鼓喧天灯烛辉煌。瘪三假扮着鬼脸，挨家挨户唱着‘乌龟到，生意好’的急口令，还有白相人组织的龙灯锣鼓队，见谢年接财神的商家，逐户奏乐，索取陋规。” 不过，在日本人占领时期，城隍庙正月初四的财神出巡活动跟每年的城隍“三巡会”都停顿下来，从此再也没有得到恢复。 1949年上海解放以后，由于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组织方式也发生了很大转变，新政府对民间的控制能力空前强大，一次接一次的群众运动此起彼伏，直接对民众的思想观念造成影响。从文化政策来说，新政府与民国旧政府在移风易俗、破除迷信方面有一脉相承之处，只是更加激进和坚决。通过群众性政治运动对过年期间的旧习俗进行劝阻和禁止，将烧香、祭祖、送灶、接财神视作封建迷信予以打击，不少被视作陋俗的旧习惯迅速消失了。就以上海城隍庙为例，这里过去一直是上海人正月初五接财神的主场地，解放后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譬如1951年春节期间已经异常冷落： 今年城隍庙的春景，比往年更闹猛了；所不同的是那些“善男信女”们在“现实的教育”下，很少在那座封建色彩的殿堂里干无聊的勾当了。……城隍庙的香火冷落，原来是预料中的事。踏进城隍庙，映入眼帘的是：前门飞檐的匾额下面，今天挂起了红布横幅，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首恶必惩，协从不问，立功受奖”！卫国保家、防匪防特的标语，在这里特别显得有力量。 报道的结尾说“卫国保家、防匪防特的标语，在这里特别显得有力量”，暗示着把城隍庙这座“封建色彩的殿堂”以及其中的道士们、前来膜拜的善男信女们都当作了革命和专政的对象，把前来进香膜拜的“善男信女”当作了教育和转变的对象。群众运动对民间习俗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1951年春节期间还有报道说：“今年农历新年，有许多旧习惯已经无形地消失和改变：①城隍庙烧香的人，减少了许多。②马路上掼炮已少。③兜喜神方人甚少甚少。④扮财神、乌龟、蚌壳精的职业乞丐绝迹。⑤街头也看不到掷骰子、打牌九等摊头。” 过去民国时期上海市政府多年治理收效甚微的“社会顽症”，新的上海市政府很快就基本治愈了。 随着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政治口号越提越“左”，政策越来越激进，政治干预民间习俗也日益广泛和深入，作为“党的喉舌”的新闻媒体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批判也更加肆无忌惮。主要报刊在新年期间已经不再满足于提倡移风易俗、破旧立新、勤俭节约、加班增产，而是充斥着提倡开忆苦思甜会、大讲革命故事、焕发革命精神、广传革命思想、不忘阶级斗争等方面内容。如1964年春节前后，除了跟以往一样宣传破除迷信的主题之外，发扬革命精神成为一个重要主题。上海的《文汇报》就连续在显要版面刊登了《家家户户都用革命精神过春节》、《移风易俗过春节——兴无灭资，破除迷信，迎接新春》、《大演现代剧目，大唱革命歌曲，大讲革命故事——上海春节文娱活动充满战斗精神》、《上海春节文娱活动充满革命气息》、《今昔对比激发阶级感情——破除迷信，给观众以形象的无神论教育》等。 文化大革命前夕的春节期间，有人提出“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的口号，要革除一切封、资、修的命。 群众在一片革命赞歌声中过年，那些被称作封建迷信的东西很难再公开显露，送财神、挂财神像早已不见，给财神摆供、叩头以及见面时恭喜发财也销声匿迹。接财神与送灶、祭祖还不太一样，它不仅是一种封建迷信，还是资产阶级生活观、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想的体现，还是关系到一个人的阶级立场的问题，在当时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坚决消灭的东西。不过，尽管如此，每当正月初四夜到初五早上，个别市民或商家店铺燃放爆竹的声音仍不时传来，这算是接财神的唯一残存形式。 第四阶段是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接财神习俗在一派革命高潮中被“消灭”了。在当时物质供应十分贫乏的条件，所谓“革命造反派”号召群众“节约闹革命、节约搞生产”，还出现了抵制改善物质条件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倾向。如《文汇报》在1967年春节来临之前曾发表《不得提前发放工资》的社论，把提前给工人预发工资的行为当作反革命阴谋加以批判。 “文革”期间红卫兵还专门针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进行“破四旧”活动，春节旧习惯是破除的重点之一。在这样极端的革命氛围中，正月初四夜的放鞭炮声完全停止了。 在写作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访谈了几位上年纪的上海市民，让他们介绍一些“文革”接财神的情况。今年68岁的朱某告诉我：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人接财神，连放炮都没有了。除夕放炮是迎接新年，还说得过去，初四初五放炮肯定就是为了接财神，那可不允许，谁放炮谁就是在搞封建迷信，还有拜金主义，要挨批斗的，在邻居当中、学校里都抬不起头。 65岁的吴某“文革”期间曾在居委会工作，她说：当时的居委会发动群众破除封建迷信，接财神跟祭祖宗一样都是要破除的，发现有人接财神居委会干部要去阻止，如果不悔改还要开群众会批评。 59岁的李某“文革”期间在浙江慈溪居住，有时回上海过年，她说：那时上海过年也放炮，初四、初五就没有了。 刘仲宇教授在书中也谈到：“接财神的鞭炮，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岁月里已经渐渐稀疏，却也不绝于耳，完全噤若寒蝉，则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接财神活动在当时被当作搞封建迷信和追求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双重同意语来对待，在政治干预和文化批判的双重高压作用下，这种曾经盛行一时的民俗活动完全停顿了下来。 第三个时期开始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7年，一直延续到今天。大略说来，这个时期上海接财神习俗变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77年到八十年代末为恢复期，九十年代初到现在为兴盛期。 随着“文革”结束，政治文化高压逐步解除，人们对回归传统生活的忌讳和恐惧心理逐渐消失，传统的过年习俗开始复苏。根据市民的回忆，也就是从1977年开始，上海正月初四夜开始出现鞭炮声了。63岁的童先生说：“文革”一过去，（接财神）放鞭炮的声音就回来了，那时候声音稀稀拉拉的，不像现在那么多，后来就一年比一年多起来。 1979年大年初二，《文汇报》刊出了题为《豫园商场展新貌》的报道，虽只有豆腐干大小，却介绍了豫园新年格外热闹，高楼墙上挂出“恭贺新禧”四个大字，商场门口挂出十只大宫灯等消息，这些曾经被视作“四旧”的东西现在得到正面报道，透露出一股冬去春来的暖意。1980年春节前夕，《文汇报》刊登的介绍过年习俗的文章多了起来，仅2月13日（腊月二十七）第三版就刊出了《爆竹声中话爆竹》、《少数民族过新年》、《最早的一幅木版年画》等多篇介绍新年习俗的文章。接财神已经不再是一个禁忌话题。1978年春节期间《解放日报》还刊出杂文，批评新年相见相互恭喜发财是不健康思想意识在作怪。 但是到1980年春节期间，情况就发生了微秒变化，《文汇报》刊出题为《恭喜发“才”》的文章，一开头就说：“‘恭喜发财’，这是过去人们在新年第一天见面的客套话，现在又被旧话新提，却充满了新的含义和祝愿……。” 这篇文章中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新年见面不仅有人重提“恭喜发财”的旧话，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认可。既然可以祝愿“恭喜发财”，初四夜、初五早上也可以放鞭炮，即便道教宫观还没有恢复开放，也见不到财神像，但人们心里的财神已经开始复活了。经过上海道教界争取，1982年起道教组织陆续收回被占用的钦赐仰殿、白云观等道观，并于翌年举行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场道教法事。 财神重新回到道观，赵公明、关公、文昌神像前香火逐渐兴旺。纵观整个80年代接财神习俗稳步恢复。 1990年代，上海经济发展驰入快车道，社会文化事业全面推进，历史上著名的宗教活动场所相继落实政策恢复开放。这个时期，上海市民对财神的信仰恢复到1949年以前的水平。上海道教学者刘仲宇教授对此深有体会，他在书中写到： 20世纪80年代，白云观刚修复时，在灵官像背面面向庭院塑了座赵公明像，座下黑虎，黑脸虬须，一手持钢鞭，一手持金轮，正是“金轮如意赵元帅”的传统造型。然而在90年代的某一天，走进庙去，忽然觉得赵元帅变了样，仔细一看，才发现那只金轮上面，添加了一只大元宝！而且就在金轮居中的位置上，金灿灿，好不醒目。 赵公明形象的变化是宫观适应民众宗教需要而采取措施的结果，这一改变使他管理财富的功能更加突出。市民对财神的热情高涨，在家里祭拜财神，到道观请财神，正月初五接财神，敬奉财神的方式多种多样，不拘一格。 解放前上海城隍庙是接财神活动最热闹的地方，财神出巡也从这里出发。在中断40多年之后，1994年上海城隍庙落实了宗教政策，经过修葺的城隍庙重新开放，在新年期间来自上海、外省市乃至海外的信众前来烧香接财神的人年年增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老百姓的生活日益富足，对金钱和财富的追求也日益强烈，对财神的崇拜越来越多，越来越虔诚。为了顺应信众祭拜财神的需要，从2001年起城隍庙每年都举行隆重的财神开光和接财神仪式。每年新开光的财神都有名字，2001和2002年接的是“四季财神”，2003年接的是“武财神”，2004年接的是“金财神”，2006年是“聚宝财神”。本人于2004年（乙酉年）正月初四、初五在上海城隍庙观礼了财神开光仪式以及市民接财神的全过程。下面是笔者应邀为《上海道教》所写文章的一部分： 正月初四晚上十点不到，也就是距正月初五子时还有一个多小时，前来接财神的香客已经蜂拥而至，聚集在城隍庙大门口静静等待了。十点三十分，庙门开启，香客依次进庙。十点四十五分，大殿里的香客已经显得拥挤，而前来烧香的信众还源源不断涌进来。为了防止香客拥挤发生意外事故，前来维持秩序的警察和工作人员一起在大殿门口设置一道安全线，疏导人流。……大殿里，用合金铸造、外表镀了一层黄金的500尊“金财神”摆放在一起，在灯光和香火的映照下熠熠生辉。 午夜十一点，子时到来。在悠扬的仙乐声中，城隍庙住持陈莲笙老会长精神焕发地引领参加开光仪典的众道长走进大殿正厅。 陈老会长亲自为开光仪典开坛洒净——洒法水，涤尘埃，三上香，奉请诸神降赴坛庭。当一滴滴法水洒向坛场，香客纷纷摊开双手，承接法水。据信接到法水的人，一年之内财运发达；身上沾到法水，就等于沾到了财气，也可保一年之内财源滚滚。前排的香客有的还虔诚地跪下，伸手接水，用身体沾水，希望得到尽量多的财气。 接下来开光仪典正式开始。在一位法师的带领下，年轻的道长拈香诵经，颂神威灵。有些香客也合掌当胸，与道长们一起诵经。此时钟磬齐鸣，木鱼声声，丝竹悠扬，诵经之声四起，形成一派肃穆的宗教气氛。 法师步罡踏斗，元神飞升天庭，上表通真，递表文于神前，请天上诸神光临。众神应邀来赴，云冉冉而下降。法师向诸神献茶，通疏，焚疏。 法师带领两位道长为财神像照亮，擦面，用香火（代朱笔）给神像点七窍。接着，法师和道长手持明镜，将灵光灌注神睛，于是财神两眸明耀，金光覆映，神通万化，永远福佑生民，赐人财富。 最后，道长们齐声诵经，送圣回向（恭送诸天神回宫）。十一点四十五分左右，开光仪典结束。 在整个仪式进行过程中，不少香客与道长们同步活动，随道长们一起念经，鞠躬，叩拜，气氛肃穆庄严和谐，令人感动。仪典结束后，仙乐声中，众道长回馆。这时，虔诚的香客静立廊道两旁，静默相送。不时有香客把手伸到道长的道袍上摩挲一下，这叫沾仙气。香客们相信，这样沾上仙气的人本年内万事吉祥，福寿双全。 这时，在大殿右侧，接财神的信众排起长长的队伍，等待着按照自己选择的吉祥号码接新财神回家。……有一位退休教师说自己开了一个杂货店，几年下来赚了百把万。“我从来没有指望会有这么多钱！”他抱着请来的财神说，“我从开店就挂了一幅财神像，我想是财神显灵了，让我赚这么多钱。今年接一尊开光金财神，它会保佑我赚得更多。” 人们陆续都接到了新财神。有的抱着，有的抬着，把财神“请”回家。 子时请财神活动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钟。据城隍庙宣道李纪道长介绍，今年初五子时来接财神的香客达2000多人，接回了200多尊金财神，还请走了2000多张平安符和镇宅符。 现在上海市民不仅正月初五接财神，平日到庙里烧香也可以“请”一尊开过光的财神，摆放到家里或商店里。很多商店都有财神龛或财神台，摆放着镀金的赵公明、关公，有时也可能是观音、弥勒佛。后二者主要具有保佑平安的功能。 当然，现在上海接财神与清末民国也有较大不同：虽然还是抢早接财神，今天一般不再用鲤鱼羊头，而是多用荤素果品（如猪肉、香肠、巧克力、果冻、水果）；烧送财神画像的少了，对着财神雕像叩拜的情况多起来了；城隍庙仍然是接财神最集中的地方，虽没有财神出巡活动，却增加了财神开光仪式，开过光的财神塑像供信众“请”回家供奉；挨家挨户送财神的叫化子也没有了，出售各种开光财神、菩萨的假和尚、假尼姑却多起来。 五、当代接财神习俗复兴的原因 上海地区的财神信仰日益流行，正月初五接财神习俗也水涨船高，一年比一年红火。曾经一度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接财神习俗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恢复，重新走向兴盛，其原因何在？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文革”以后国家极“左”政策全面调整，对传统文化进行了重新审视和定位，长期抑制接财神习俗活动的外在压力解除，是接财神恢复并重新走向兴盛的直接原因。“文革”期间正月初五接财神习俗陷于停顿状态不是其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在政治文化话语系统贬斥接财神习俗造成的一种后果。近代西学东渐，科学文明的文化观念传入我国，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将一些激进文化观念宣扬成我国必须遵循的真理指南，同时动辄把我国传统文化贬斥为必须抛弃的愚昧落后的迷信。这种文化观念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1927年蒋介石建立的南京政府在制定文化政策的时候，在指导思想上基本秉承了这种观念，将大量传统宗教和习俗视作迷信，希望通过移风易俗来破除迷信，后来更是通过政治力量来革新社会生活。1949年以后，虽然国家政权发生了更迭，但是在文化政策上仍然秉持“五四”新文化运动奠定的基调，甚至更加激进，在破除迷信方面动用更多的国家行政力量，采用发动群众的方式对传统文化进行革命，因而也取得了空前的成效。但是，这种依靠外力扭断传统民俗正常传承的做法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上海属于吴文化区，两千年来一直就有“重巫鬼好淫祠”的传统，对财神的崇拜曾经非常盛行，接财神曾经是一种全民性的新年习俗活动，依靠文化批判和政治干预将财神信仰抑制乃至“消灭”后，这种民俗却并没有死亡，而是依然根植于民间记忆；一旦外力解除，民间记忆很快就复活，形成传统习俗“春风吹又生”的局面。潜伏在民众内心的回归传统生活方式的需求在外在压力解除之后产生反弹的力量不可低估。我国很多传统民俗，如拜神佛、祭祖、看风水、抽签看相等曾经一度在大陆地区消失的东西，最近一些年得到持续恢复和兴盛，实际上可以说这是一种激烈的报复性反弹。我们今天在上海所看到的接财神的情况也是如此。 第二，近三十年来，上海的市场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分配方式急剧转变，人们面临多种获取财富的机遇和挑战，通过崇拜财神、接财神表达对财富的追求和渴望，是接财神习俗复兴的内在推动力。市场经济是从商品经济发展而来的，也是商品经济的高级阶段，其主要特点是以市场手段配置资源，操作和运行极其活跃。当人们从过去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中解脱出来，运用市场手段获取社会财富的时候，市场经济瞬息万变的特征让人们感到了社会的异化和自身的渺小，于是在竭力追逐财富的过程中人们把财神当作财富的象征，通过膜拜财神、接财神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和内心的安全感。接财神造成一种自己与财神同在的精神幻觉，从而增强自己在经济活动中的决断能力和活动力量。 另外，在上海宏观经济环境迅速改善，市民收入年年增多的情形下，接财神给人一种财神真的带来了财富的表象，这反过来促进对财神的崇拜，刺激接财神习俗的火热和兴盛。 第三，改革开放之后，上海市较好地落实了国家宗教政策，一大批著名宗教场所得到恢复，市民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保障，为接财神习俗复兴拓展了广阔的空间。财神在传统上是民间信仰的神灵，后来被纳入到道教神谱，解放前上海不少道观都有财神殿，有一百多座大小道观，它们是财神崇拜和接财神习俗的重要依托。道教作为本土宗教，包容了传统神秘文化的多种成分，一向也是毁禁淫祠、破除迷信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解放后，特别是“文革”期间，上海所有道观被关闭，道士被强制劳动（譬如陈莲笙道长当时被遣送到锯木厂做木工）。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宗教政策逐步在上海得到落实，著名道观钦赐仰殿、白云观、城隍庙、崇福道观、老陈王庙、三元宫、虹庙等陆续归还上海市道教协会并对信众开放，这些道观无一例外地都有财神殿。佛教寺庙原本没有财神殿，也不给财神塑像，接财神也不再寺庙里进行。但是，近些年由于接财神活动的兴盛，上海的著名寺院也举行接财神活动，如玉佛寺在正月初四夜晚出售“接财神烧头香”的特别门票，比普通门票价格要高出很多，但前来接财神的市民仍然很多。七宝古寺还专设了一座财神殿，塑赵公明金身神像，吸引信众到寺内烧香接财神。 宗教政策的宽松为上海市民的信仰自由提供了保障，进庙烧香不再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过年烧头香，初五接财神，为生者祈福，替死者超度，都不受任何人的干涉和歧视。在家里或商店里摆一尊财神像或关公像在今天是很常见的事情。市民完全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式生活，无论在家里、商店或者道观祭拜财神都不会受到干涉。现在越来越多的市民不再满足于在家里或者店里表达宗教信仰，而是乐于到宗教场所参与集体性宗教活动，包括到道观寺庙里参加财神开光和接财神活动。当然，今天道观寺院数量还比较少，佛道僧侣人数不足，文化水平和宗教修养还不够，仍然难以满足市民对传统宗教的需求。从这个方面来说，佛道二教仍需进一步落实宗教政策，加速培养宗教从业人员，提高自身的宗教文化素质，以满足市民包括正月初五接财神在内的宗教民俗生活需要。 （待定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