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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域都提出了本土化研究的要求。在西方现代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观念引进中国近百年之后，民间文学研究界提出“中国特色”或本土化研究的要求，似乎合情合理。但这多半并非出于对学理的缜密考虑，而是出于近代以来我们一以贯之的情绪化与本土主义价值观的态度和要求。对于这一现象，户晓辉在《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1期撰文提出了民间文学本土化研究的限度问题。 文章指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一直是外来理论与相对意义上的中国本土传统相互碰撞和对话的产物，本身就天然具备“中国特色”。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和西方民俗学或民间文学一样，自一开始就与民族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也渗透了情感因素，是民族自救和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同的是西方的民间文学研究主要立足于现代民族国家，中国的民间文学研究则起步于现代民主革命。民间文学研究在西方和中国都命定式地成为现代性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其中的内涵有所不同。可以说，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一直有着自觉不自觉和时隐时显的本土化倾向。从“五四”的歌谣收集到20世纪80年代规模空前的“三套集成”，其田野调查的方式，主要是继承了《诗经》的采风传统，与西方民俗学和人类学的田野作业多有不同。 文章认为，当前，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理念、范式和方法都需要接受现代性的反思，这可能是我们进入国际研究界不得不经过的一场“入会仪式”。我们还需要充分而主动地学习和借鉴国外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并以此来认真整理和研究中国的民间文学资源，寻求中外视野的融合。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特色会在跨文化比较的视野中逐渐清晰和凸显出来。只有在这种跨文化的互认、互识和相互矫正逐渐深入的过程基本完成之后，只有在与国外同行的不断交流和开放性对话的过程之中，我们才能逐渐清楚自己的位置，才能真正构建中国特色或本土化的理论和学派。否则，在这个过程刚刚开始或远没有结束的时候提出本土化研究的要求，过早地封闭自己，将不利于学科自身的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