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週討論卜袞‧伊斯瑪哈單的《山棕月影》，該書分為二卷，卷一為布農語詩和中文詩創作，卷二為布農族生活諺語的成果。首先，報告人解釋了「山棕」、「月影」在布農族脈絡中的意義：「山棕」是布農人射太陽時用來阻擋烈陽的物體，「月影」則是太陽被射中眼睛的變身。報告人藉由布農族射太陽的神話，領導我們思考原住民文學的重要命題：一、如何觀察原住民的神話。二、原住民作家如何運用這些神話。
    報告人以卜袞＜界＞詩作，詳細地描述射太陽的神話如何從「先人的英勇」、「構成宇宙秩序的原因」等詮釋，轉變為「人對世界的過渡界入」，這層意義的翻轉，是作者的自我表現與反思。詩句是這樣表現的：

是人類的箭
    將天界分成白晝與黑夜
    ……………..
    地球是完整的被天製造的
    不過，人以其小小的心
    將地球小塊小塊地界出自己的世界。 卜袞＜界＞

報告人指出以「界」的概念觀察卜袞之詩作，便可發現作者在維護傳統 / 悖離傳統、傳統 / 現代、自然 / 人為破壞之上，有著焦慮和不安，而神話中天原本是完整的，後來被人類一分為二的「逆天」之舉，和詩作裡對於原始秩序崩解的「逆天」，有所互涉。不過，正如評論人所言，這兩種之間互涉的證據稍嫌單薄，而這兩種「逆天」的概念是否相同，也應商確。
    這些討論，引發了幾個問題。首先，讀者應將神話與作品中的神話運用置於不同的位置。神話反映初民生活與價值體系，而神話的語言是象徵、比喻的表述，因此，卜袞在詩作中引用了神話的語言：「我們去征伐主宰亮光的太陽哥哥 / 因為 / 他曬死我們的農作物 / 把人曬成蜥蝪」，在此所逆的「天」，與＜穆爾和拉格夷的嘆息＞、＜粉墨的臉＞感嘆原始傳統崩解的「逆天」，就有脈絡上的差異。神話中的「天」，我比較傾向萬物有靈的詮釋，而＜穆爾和拉格夷的嘆息＞、＜粉墨的臉＞所逆的「天」，相對於現代化，則是從傳統文化、自然的角度來關照。因此，不同層次的「逆天」描述，實則神話與作家作品之間張力表現。
    順著上面的推衍，當＜穆爾和拉格夷的嘆息＞、＜粉墨的臉＞詩作中批判現代化、資本主義破壞了原住民傳統文化、自然秩序時，此說法容易讓讀者將原住民與自然兜在一起，即原住民與自然和諧的一種狀態。不過，虹吟質疑了「和諧」的說法，她指出如夏曼‧藍波安與海的關係，除了冷海「情深」之外，文本中也敘述了人面對湧浪的恐懼，人與自然真的和諧嗎？孫老師對此作了解釋。老師認為「自然」的意義並非單面，可從相對的一面來釐清自然之義。有一種自然，比較是從生活方面而言，人與自然之間會遭遇到各種情感，包括對山林海洋的眷戀，也會包括對自然力量的攝震，夏曼‧藍波安對海的愛恨情愁，即屬於這個範圍。另一種自然，則是相對於貨幣邏輯、商品化的物而言。這種原初的生命經驗、珍惜部落傳統文化的「自然」，就是孫老師發表於＜捍衛第一自然：當代台灣原住民文學中的原始生命力＞(2006.11政大「台灣文學藝術與東亞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所謂的「第一自然」。
    再者，原住民為無文字的族群，歷史記憶與秩序全靠口傳而來，神話傳說便因此流傳下來，胡萬川老師於＜民間文學集體性之質變與發展＞表示，民間文學有三個主要特徵，即口頭性（或口傳性）、變異性及集體性。相對於作家文學的以文字傳達，民間文學以語言口傳。口傳靠記憶，記憶卻常只能記重點，而不易記細節，因此經聽聞、記憶之後的再傳述，通常就不可能是完全的複述。特別是篇幅較長、內容較多的作品，更不可能完整地重述。加上講述人（傳承人）個人情性的差異，講述時空、情境的不同，都會使作品在流傳過程中有種種變異。至於集體性，民間文學能夠傳承下來，一定不會是當初的原樣，而是經過不知多少人的加工、感染而成的結果，因此它代表的就不是某個個人的思想，而是傳統群體中的集體認知或情感。(胡萬川：2000)以此來思考原住民神話傳說的氛圍，便能呼應孫老師也提醒我們閱讀神話的方法：口述者的背景(包括家族、成長歷程、職業)都會影響神話的紀錄與轉譯。諸如布農族有卓社群、郡社群、卡社群、丹社群、巒社群、蘭社群等六群，卜袞的氏族、部落的背景就會影響神話傳說的內容，而變異性與集體參與的特質亦影響著神話的「成長」。
    作家的族群特質、生活經驗是形塑作品中神話運用的一個元素，如何運用這些素材，運用的型式產生了什麼樣的效用？則是後續的開展。夏曼‧藍波安於文本中常說：「從我膝蓋出生的兒子呀！」是和達悟族群的起源神話有關，該神話中有一男shi-garan從牠的右膝，和有一女shi-sasapo從牠的左膝，生了出來。此種名稱敘述上的運用，不同於卜袞在內容上有所轉化的樣態，這之間細微的參照便形成許多討論的空間。
    最後，想談一下語言的問題。孫老師提醒當讀者把不流利的中文視作一種「漢語番化」或是具備誘惑中文邏輯的條件時，還要去思考作家的中文程度。浦忠成(2003)對這些原住民的漢語書寫提出反思，他指出原住民文學作品中仍難免有一些並非是源於族群文化的差異，而純粹是基本語法和修辭上的錯誤，可能和原住民作家對漢語表達的能力有關。僅管傅大為＜百朗森林裡的文字獵人＞的論述賦予了原住民漢語文學能動性，不過此反省的把握，筆者認為也需留意。

    參考書目：
    胡萬川(2000)＜民間文學集體性之質變與發展＞
    「台灣文學研究工作室」
    http://ws.twl.ncku.edu.tw/hak-chia/o/ou-ban-chhoan/chip-the.htm
    傅大為(2003)＜百朗森林裡的文字獵人＞
    《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評論卷上》台北：印刻出版社。
    浦忠成(2003)＜原住民文學發展的幾回轉折＞
    《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評論卷上》台北：印刻出版社。
    後記：
    孫老師提到卜袞時，總愛說他們一群原住民到內蒙古進行交流時，因為無聊，所以大家就在那邊重演了西安事變。卜袞因為光頭，就虎虎生風地演起蔣中正……。現在是台中縣后綜高中老師的他，或許也是那群孩子心中的大頭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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