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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诗歌，回归文化 1976年，是朱健人生的一个重要拐点。已担任长沙铝厂革委会副主任的朱健，下决心不再当官。他主动要求参加当时湖南的《辞源》修订组，阅读了大量珍贵的线装旧书，大大拓宽了视野，觉得终于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天地。《辞源》搞完后，按原则是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但朱健下决心不回原单位。“当时组织上说安排个官，是县团级的干部。我说我不要，绝对不要当任何长。搞文化好像是我生命的一种本能一样，回归自我了。现在想起来，下决心不当官了，是我晚年，也是一生最重要、最正确的选择。” 1978年年底，主动辞官，“什么长都不要当”的朱健，成为潇湘电影制片厂的一名普通文学编辑。55岁时主动回归自我，回归文化的诗人，在时隔30多年后，终于迎来了崭新的创作喷发期。诗歌仍然是他的所爱，小说，散文，随笔也多有涉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70多岁的诗人宝刀不老，一系列发表在《读书》《南方周末》等报刊杂志上的随笔，或以潇洒的笔墨新颖的观点，评说《红楼梦》《水浒》，或以娓娓深情追忆昔人往事，亦与同城的七月派诗人彭燕郊先生惺惺相惜，往来频频。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朱健的浙江工业大学文学院教授子张认为，朱健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读书界视野中，别具慧眼的‘红迷’，文采风流潇湘的美文家”。但在他看来，朱健“仍是那位被胡风称做以深沉的胸怀孕育幻美诗章的才华横溢的诗人”。 诗人，才是朱健的文学生命中最重要的角色。他也从未放弃通过诗歌表达自己的追求。 1986年，朱健的第一本诗选集出版，收入其近百首诗作中的35首诗歌。1988年，子张发表《一位曾被忘却的诗人及他的诗》的文章，评价“苏醒了”的朱健诗歌，认为他的诗歌历经生命的磨砺之后，更见明亮：“1978年诗人再度惊蛰，一组记游诗标志着朱健的苏醒与升华……进入1981年初春，诗人则频频命笔，写出一组炫人眼目，触人心魂的诗稿——当此时，中国诗坛石破天惊，一批青年诗人正以其幻灭的悲剧促人反思，不意《噩梦》却同时出现在年近花甲的朱健笔下，《噩梦》以冷峭奇突的比喻极写丢失自我后的悲怆……但朱健仍富于理性，或者说，经过顿挫，他对信念反而更坚执了……诗人极写对美的向往，泪水只为昨天涌流，新的一天却明亮繁华，因此‘不要在早晨哭泣’，而要用心灵之网去捕捉那些传播幻想的精灵。” 2008年，由常德女诗人杨亚竹整理的《朱健诗选》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诗选从朱健200多首诗歌作品中挑选了86首。 晚年朱健曾自问自答：“有一个问题我时常在想，七月派的这些人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但没有一个人跑到香港，或者跑到国外去骂共产党。这是为什么？我想有一个原因，真正的作家诗人是不能脱离开自己生长的土地的。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们这些人和胡风一样，都把政治诗化了，就是把现实的政治当成了现实的诗，理想化了，诗化了，谅解了，而且一辈子都是这样子。因为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难免有一些曲折，我们要求得一种谅解，把现实里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一些负面的东西放下来，不让它们成为自己的包袱，认为这是难免的，这才是现实的本质。” 漫长的跋涉之后，籍由诗歌铺就的诗化之径，主动辞官、回归文化的朱健，抵达“找到了自我”的精神自由。晚年的朱健多次强调：“我不是学者，不是专家，就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而已。在文化的领域与天地里，找到了自我。”哪怕对于研究者把他归入“七月派”诗人群体，他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现在的‘七月派’，是一个文学研究的统称的概念了，其实严格说起来，‘七月派’又有所谓拉进来、打出去的人。我其实算不上七月派圈子里的人。当年胡风就写信跟我说，不要混到圈子里去。我是边缘人，一进到圈子里就有利害有利益。我没有功利的东西，对于做业余作者这一点非常满意，不靠写作吃饭，真正有一种自由状态。” 很快就满94岁的朱健，安居于长沙一隅，每天仍坚持洗冷水澡，上网浏览天下大事。中、晚餐必来一小杯白酒，自己剥几粒炒花生下酒，其乐融融。 在老人的梦中，也许还有躺在妈妈怀里的那个清晨，跌落眼中的第一颗星星吧：“让我用星星编一个花环，中间写你的名字；用星星铺一个太阳，绣上你的胸像，用星星穿一根琴弦，琴弦永不碎，做你的项圈。”（朱健诗歌《青羊河小曲》） “你”，是诗歌，是青春，是恋人，是真与美，是诗人一辈子追求的“生命全发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