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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辈子简单，但不单一。前半生当“蜡烛”，做了十八年的孩儿王；后半辈子做“缝工”，当编辑匠。告老还乡后我又干了十年，都在为人作嫁。经年累月煮字码句，用双色笔在稿纸上刀耕火种，人也在纸润墨香中渐渐老去。现在想想，我一点也不后悔：就像红蓝铅笔的两头，互补互利，也如西哲所言，“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我成全了师友，他们更是玉成了我，具体地说，成就了这本小书——《我为他们照过相》。 我喜烟、好酒、嗜茶，也爱把玩翰墨丹青。友人调侃说我是一介“雅士”，我自知骨子里是俗人一个，与今之小青年追星族一样，从小便膜拜名人（作家）。不惑之年，跻身出版界，有缘走近名人时很想与他们照张相，满足一下虚荣心。无奈那年代太穷，衣帽周全就很不错了，哪敢想有奢侈品照相机。1988年，我终于从牙缝中挤出一部傻瓜相机，开始圆梦。此生用过五部相机，一律“傻瓜”。因我从不研究拍照艺术，“咔嚓”一下雁过留声，足矣。我生性愚钝、疏懒，胶片年代，我连装卸胶卷都请人帮忙，怕自己装不好。某年，我兴致勃勃进京拜访文坛前贤，为五位师友拍了照，回来到照相馆冲洗时才发现，帮忙装胶卷的同事没把胶片装上，闹了场大笑话。 近四十年的编辑生涯，我积累了一大批文坛师友的书札和照片，这是此生最大财富了。虽说退休十多年了，一直处在退而未休状态，直至甲午秋日，方着手整理老照片，重温那些渐行渐远的书人书事。当我翻检到为周而复、浩然拍的最后一帧照片，令我震惊（那是我征得家属同意并承诺不公开示人的照片），让我对生命有某种感悟：人生无常；也应了浩然写给我的那句话：“清心乐道，自然人生。” 生命是什么？是碧荷上的一粒露珠。在无风无雨的日子里，她静谧地躺在荷叶上享受阳光；倘一遇风吹草动，或疾风掠过，她或会倏地跌落、消失。生命是脆弱的、无常的，如周而复先生——2004年元旦我收到他寄来的新年贺卡和短简，思维清晰，只是字迹发飘。八天后，我去探视时，呼他已不应；浑身插满管子，心脏监护仪上的绿色电波在微微颤动，下午便停止了呼吸。从北京医院出来，我去同仁医院探视浩然，他也在沉睡，浑身同样插满管子。护工拍拍他的胸口：“老朋友来看你了！”浩然吃力地睁开眼，他已认不得我了。看得出他想辨认，眼盯着我送去的花篮上的小卡片。我挪动花篮把小卡片移入他的视线，他似乎仍不识。我在另一张纸上把我的名字写得大大的，送到他的眼前，这或许唤起他记忆角落里的我，他的眼角湿润了。即令这样，浩然在病榻上与死神搏斗、煎熬了一千五百个日日夜夜方告别人世。生命是什么？犹如荒山悬崖绝壁上的老葛藤，貌似枯朽一拉即断，却坚韧不折……幸乎，悲乎？ 那是我见到他俩的“最后一面”，由此，我想到拜会苏雪林、王映霞和范用等十位前贤师友的最后一面，距他们挥手人间的日子都很近，便产生了将他们最后的音容及其照片背后的故事记下来的欲望，于是《最后的素描——我所见到的文坛前贤最后一面》就应运而生，即本书目录中的前十位。文章发表后，读者李君建议我以一图一文的形式一路写下去，我觉得有点意思，于是又有了这本小书。追忆故人，诚如董桥所言，他们的昔日言笑藏在心中是一缸陈酒，思念深舀一勺尝一尝，越久越香醇。我拍过照的文坛师友有一百五十位之多，与其过从深浅不一，无必要一一罗列，便以1949年前出生者划线，于是便有了后面的八十位。其实，在“线”后的张抗抗、舒婷、叶兆言、朱苏进、苏童等，我都曾为他们编过书，一度过从较密，有故事可写，限于篇幅割爱了。 全书以齿德为序。但前十位（“最后的素描”）是本书的原点，为保存它的原始形态和独立性，我没有按齿序纳入全书。必须要做说明的是最后九位，我称之为“有痕无影”者，也独立成一单元。这九位前辈我没为他们照过相，但因当年编书或某种之需，与他们有较多的电话、书信往还的印痕，不乏精彩故事，实在不忍舍去，故收于此。至于照片缺失的原因有多种：一是“天不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没有相机，如茅以升等自然无照可存；二是“地不利”，山阻海隔天高地远，如夏志清等；再就是“人不和”，主人不喜照相、拒见生客，如钱锺书、杨绛，或主人因病不便而失之交臂，如华君武、杨宪益。细细想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因书缘我还与一些名人有过从，如科学家钱学森、杨振宁、苏步青、袁家骝，语言学家吕叔湘，作家孙犁、马识途以及诗人臧克家等。他们都是我生命中高山仰止的过客。 “故人恰似庭中树，一日秋风一日疏”。 如今，书中的像主，十九已“化作春泥更护花”了。林语堂先生说过：“我们都喜欢古教堂、旧式家具以及绝版的旧书，但大多数人却忘了老人之美。古老的东西，饱经世变的东西，才是最美的东西。”书中的这些照片虽未全发黄褪色，毕竟也有二三十年历史了，如果说“一位老人就是一部历史”的话，从这些照片本身或背后的故事的字里行间，或多或少能窥见那个时代的文化人的生存状态及某些社会信息的雪泥鸿爪，也可谛听到时代前进的足音。（《我为他们照过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